物勒工名 明确归属

古代工匠在其所制造的诸如陶器、漆器等器物的底部钤印记名，以示信用，也是玺印的主要功用。《礼记·月令篇》中，就有“物勒工名”的记载。存世和出土文物中，就有若干这样的实物。除了前举湖北清江香炉石商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两枚陶印，应是当时抑印铭记的陶印戳之外，类似的战国陶玺的遗存，已有若干可以认定的实物。

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说：“山东、河北等处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陶器钤有此种玺文者最多。例如，陈介祺《簠斋藏陶》、刘鹗《铁云藏陶》等书所著录的，多属战国遗物（图2-29、图2-30）。与此同时期的漆器上也曾有这类印痕发现过。如《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中，著录长沙出土漆羽觞底外木胎就有方形、三角形相叠制胎工人的名姓的烙印（图2-31）。”

民国时期周进所辑《魏石经室古玺印景》著录所谓“泥玺”数件中，就有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司工”（图2-32）。孙慰祖认为：“此玺印体如方柱状而不甚规整，形制亦更接近于‘郢爯’铜凿，有穿孔，应是制陶的印记。30年代，山东孙文澜亦获一枚六字陶玺，录入《古陶文释》中。其后又有数枚发现于临淄。这类战国陶玺，多系陶工所用的铭记。”

一般而言，古代在砖、瓦、陶器上戳记的印章，被称为“印陶”。古代朝廷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和防战御敌，常常举全国之力，兴建宫殿和防御工事，为了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强化市场管理和征税，要求作坊和工匠在其制品上标注印记，以备查验。图2-33为印有“左宫”印戳的秦瓦当。

《陈根远说印章》：“秦印陶主要发现于秦都咸阳（前350年至前207年）遗址和秦始皇陵遗址，印文主要是烧造砖瓦、陶器的官署名或地名、作坊名和陶工名等。而在秦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都城雍城（今陕西凤翔）中我们只发现少量刻画的符号或编号。秦印陶在战国中期以后的流行，可能与秦献公七年（前378年）后加强了对市井贸易物品的监督和管理有关。民间制陶手工业的产品钤印自己的印记，有利于市井官员的检验和征税。这种物勒工名的制度既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也可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外，有信心的优秀陶工在自己生产的陶器上钤印，也便于扩大宣传，招徕买家。”

陈根远还于其中将秦砖瓦、陶器上的印陶大概分为五类：

（一）中央官府制陶作坊的印陶。多见于宫殿及陵园建筑的砖瓦上，生活陶器较罕见。秦印陶所见中央官署有左司空、右司空、大匠，以及宫水、北司等制陶管理机构名。

（二）徭役性的官营制陶作坊的印陶。其印文包括地名和陶工名，如“美阳工苍”“新城邦”等。

（三）秦代市、亭制陶作坊的印陶，如“栎市”“安陆市亭”等。多见于日用陶器。

（四）秦代民营制陶作坊的印陶，如“成亭当柳恚器”“咸屈里角”“咸直里文”等。

（五）其他类印陶，如秦陶量印陶等。

印章在古代也被用来作为器物名称的图记。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战国时代量器“右里升”大小两器，铭文“右里敀”四字，并有田字界格，即是玺印形式（图2-34）。战国时代齐国标准量器上，也盖有“陈华右莫禀□毫釜”专用玺。这些都具有图记性质。

当然，玺印还有一种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常被古人用来明确器物归属。例如，古代人们就曾在钱币上施印，以明确钱币的归属。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纷纷铸造金属钱币。当时有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常见流通的有铜质的蚁鼻钱、银质的铲状布币、金质的郢爰（图2-35）等。“郢爰”，是楚国的金币。

楚金币可分为印子金、金钣、金饼等。其中“印子金”，就是因在金钣上铸有方形的印戳（铭文）而得名。金钣大多呈方形，上面由印戳分为若干个整齐的小方块，整块金钣形似龟壳，重约楚制一斤，即今天的250～260克。楚金币在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印戳铭文为“郢爰”“陈爰”（图2-36）“融爰”“卢金”等。其中，“郢爰”在楚金币中出现时代最早，是当今出土最多的一种，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黄金货币。已发现的整版“郢爰”印有戳记多在五十个左右。

郢，是先秦时期楚国都城的名称，始建于公元前689年，位于湖北江陵，后几经迁移，公元前278年秦将破郢，楚王迁都至陈城，即今淮安，至公元前241年考烈王又在寿春（今寿县）建都，仍名为“郢爰”。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使用时需要将整块金钣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再行交易。因此出土的楚金币，大都是零星碎块，大小轻重相差悬殊，而且有切割痕迹。这种金币制造过程是先用有文字的印戳打在泥范上，然后浇铸成型。

马匹在古代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饲养者通常用印烙于马的某个部位，以标明马的品种、养马的场厩、马的编伍或马的主人等。如传世的战国燕7厘米见方巨玺“日庚都萃车马”（图2-37），因为是用以烙马以明确其归属的，当然不适宜用于封泥，由此也足以证明马印至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马印还有“灵丘烙（骑）马”（图2-38）传世的汉代铁质6.7厘米见方的“遒侯骑马”（图2-39），也应该是当时的烙马用印。“遒侯”，景帝中三年（前147）所封功臣侯。

我国有饲养马匹的悠久历史。甲骨文中已见马字的多种写法。《易经》中有“乘马班如”“白马翰如”等语。《周礼》中除了有马质、校人、巫马、趣马、圉师、牧师、圉人等养马和畜牧管理的人员记载外，还记载当时已将马匹分成种马、戎马、齐（斋）马、道马、田马、驽马等六类。秦汉之际战乱四起，骑兵的数量激增。汉武帝十分喜欢宝马。张骞通西域，初得乌孙马以献，武帝名之曰“天马”。后来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比乌孙马还要高大壮实，遂将其命名为“天马”，而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因此有人认为，汉武帝为了获得西域的宝马，也是他屡屡派人征服匈奴开通西域的目的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征战，骑兵乃是不可或缺的兵种，由此也促使汉代养马事业得以发展。汉朝廷主管养马的官员称“太仆”，养马的场所称“苑厩”。当时各地各级马厩及其负责官员多颁有官印。如“北地牧师骑丞”（图2-40）、“昌县马丞印”（图2-41）等皆是。《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了不少这方面的印章，如“未央厩丞”（图2-42）、“梁厩丞印”（图2-43）、“左马将厩”（图2-44）、“厩印”（图2-45）等。传世的马印多为铜质，较偏薄，一般在6～8厘米见方，也有长方形的。

古代文献中，也屡见关于马印的记载。《北史》卷三《魏孝文纪》载：“延兴三年（472）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唐会要》卷七十二中除了《军杂录》：“贞元十四年四月，敕铸左右军征马使印各一纽”的记载之外，还有专论马印的《诸监马印》《诸蕃马印》等节。

唐代马印品种较多，用法有明确的规定，烙印的部位有诸多讲究。《唐六典》卷十一：“凡外牧进良马，印以‘三花’‘飞’‘风’之字，而为志焉。”并注曰：“细马、次马送尚乘局者，于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送尚乘者，以‘风’字印左髆，以‘飞’字印印左髀。”《唐会要》卷七十二《诸监马印》：“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辰印印左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注曰：若形容端正，拟送尚乘者，则不须印监名。）至二岁起脊，量强羽，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送尚乘者，于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齿上乘者，以风字印印左膊，以飞字印印左髀。经印之后，简习别所者，各以新入处监名印印左颊。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右颊。”难怪杜甫在《瘦马行》中有“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