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字号 用法有别

虽说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然在元代以前对于私印的记载却并不多见。直到元代吾衍《学古编》才对历代的私印有所论及。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进一步论述了私印。私印中亦有明注“私印”二字的。如明代顾从德编选的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古玺印汇录《顾氏集古印谱》中收录的“樊农私印”（图2-46）、“原年私印”（图2-47）等。也有只用“私玺”二字而不著姓名的。如清代王石经《集古印隽》中著录的“私印”（图2-48）。沙孟海在《印学史》中为了说明“玺”字形写作“ホ”，也采用一枚“私玺”（图2-49）作为印例。

清代胡澍在《赵㧑叔印谱·序》中大致介绍了私印品类：“刻印之传旧矣，然皆施于爵士姓名。降及宋、元，兼有字号之称，斋堂之额，经史粹语，诗文断章，穷尽其态，以名其家。”朱象贤在《印典》中，又对历代私印的种类、用途和用法，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流传至今的古代玺印中，有大量的姓名印。相对于官印严格的规制，姓名印唯有习惯，并无制度。姓名印大体上出现于战国时代，而为秦汉以后社会所承袭，有身份的士人和工匠、商贾等，因社会活动所需，一般都会为自己刻制姓名印，以备证明身份、提供信用之用。

《左传·隐公八年》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说法，可见姓、氏本来是有所区别的。

姓，是用来标识母系氏族血缘关系的。《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可见，“姓”当为“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氏族社会时所拥有。诸如姜、姚、妫、嬴、姒、姬等这些中国最为古老姓中，构成元素都有女字旁。之所以要标人所出生的母系，与当时社会的婚姻关系以及财产的继承存在一定的关联。

氏，标明的是土地关系系统，即《左传》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一般认为始于夏代。《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史记》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姓氏合而为一了，所以他既说“用国为姓”，又称大禹之后形成的十二个氏族为“氏”。

在姓与氏有区别的时代里，未见后世那样既有姓又有名的人，唯见尧、舜、禹、启、太康、仲康、少康、羿等人名。殷商时代君王的名号中，通常仅有一个带有次序的天干名，说明殷商社会尚未形成如后世的以姓名称呼人的习惯。于史有证而又有固定姓名的是姬昌及其嫡长系的周天子世系，即姬昌、姬发、姬诵、姬钊等。虽然有人称周公旦为姬旦，但事实上周公旦的后代并不姓姬，而是采用“胙之土而命之氏”方法姓了周。《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伯禽之后则是以谥号加名，如考公酋、炀公熙、幽公宰、魏公溃、厉公擢、献公具、真公濞等，直到战国后期鲁国被楚国所灭。而鲁国国君的庶系却皆因其封地而得氏，又由氏转而为家族之姓，如孟孙、叔孙、季孙、公孙等，并随家族不断壮大、分裂所产生新的家族而出现新的氏，又由新的氏转化为新家族的姓，同时也有一支嫡系永远承袭旧姓。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概括了或以封地为氏，或以谥号为氏，或以父亲或祖父的名或字为氏，或以职官为氏，或以职业为氏等产生新姓氏的十种途径和方法。

名，通常作为一个人的符号，可能早于姓氏而出现。而一个人除了名以外还有字的风俗，则盛行于春秋时代，并为后世所习用。此俗的产生，一般被认为与谥号相关。谥号的本义，是为避免对尊者直呼其名。古代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谥法产生于周武王的时代。姬昌逝世，谥为文王，并追谥季历为王季，古公为太王。受谥法制度的影响，后来一些高贵而有名望的大臣也有了谥号。不过由于谥号一般在人去世后才可得，于是人们为了避免对活着的人直呼其名，便出现了与其名相应的字。《左传》中就记录了姓氏相混时代数以千计的人，多数既有姓，又有名和字。秦汉时代，基本上形成了姓氏为一、家族之姓固定的时代。尤其是东汉的门阀制度、曹魏的九品官人法，以及与之相应的修家谱、族谱的风俗，对于家族之姓稳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将姓名字号印的不同之处及其用法，分述如下：

姓名印 所谓“姓名印”，即把某人的姓名刻成印章。如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中收录的姓名印“司马从”（图2-50）“司徒平”（图2-51）等。

印学史上真正提出姓名印这一概念的，当推元代的吾丘衍。由他编撰的《学古编·三十五举》中的第二十六举，就是专门讨论姓名印的。不过，他于其中并没有界定姓名印的具体相关概念。明代甘旸则在《印章集说》中称姓名印为“名印”，并对其做了界说：“上古作印以昭信也。当用名印为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与闲杂字样俱不可用，用之则不合古体，亦且不敬耳。”由此可见甘旸认为，由于姓名印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下使用的表示个人的信用符记，因此刻制时不能将“氏”字或其他闲杂字夹杂其中。通过历代印谱著录来看，除了姓名下加“印章”印例少见之外，甘旸所说的在姓名下加“印”“印信”“之印”“私印”等，是符合姓名印历史事实的。如《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的“公孙榖印”（图2-52）、“刘峻印信”（图2-53）、“毕光之印”（图2-54）、“苏勃私印”（图2-55）等。此后随着时代变迁，也有人在名姓之下加“章”“玺”“记”“信”等。

除此之外，甘旸《印章集说》和朱象贤《印典》中，还列有“臣印”一类，仅见于秦汉魏晋私印。“臣”，乃自谦之词，且其本质与号印、表字印相同。如《十钟山房印举》在著录“张得”（图2-56）时，同时著录“臣得”（图2-57）；著录“关復”（图2-58）时，也同时著录“臣復”（图2-59）等。

朱象贤《印典·臣印》：“甘旭云：汉印用臣某者，不独用于君前，其同类交接亦用之。臣者，男子之贱称，谓自谦也。盛熙明云：武琦六面印内有著臣字者。王应先曰：秦汉间人相语往往称臣，不于君前然后称臣也……怡轩先生云：古人名印内有臣字者，原非必于君前始用。今武琦之六面印臣字与言疏等并列，则于君前用之也。两说俱是，微觉其执耳。”

虽然有些私印或连官职一起铸刻，不过其性质仍是私印。如《十钟山房印举》著录的发见于明嘉靖年间的汉代玉印“婕伃妾娋”（图2-60），便是其中一例。此印曾被认为是西汉成帝时婕妤赵飞燕的用印，由此引得文人骚客为之竞声酬唱。实际上，“婕妤（伃）”乃汉代宫中女官名，与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容华、充华一起被称为“九嫔”，都是皇帝之妾；“妾”乃谦称；“娋”应为人名。

魏武帝《选举令》：“魏诸官印各以官为名印。”但这类印章传世不多。《顾氏集古印谱》中著录的“大（太）宰安国”（图2-61）、“大（太）宰长孺”（图2-62），应属此类。“太宰”，乃官名。西晋时为避司马师讳，改“太师”为“太宰”，秩一品。南朝宋、齐、梁、陈沿置。另外，《十钟山房印举》著录的“尚书散郎田邑”（图2-63）、“隃糜集掾田宏”（图2-64）等，也当归于这一类。

姓名印从汉晋时，已经比较规范。姓名之下加什么字，加几个字，通常视姓名字数而定，并从美观角度出发，既有采用朱白相间的形式者，也有采用回文排列者。

姓名印是表示个人凭信的符记，因此常在签署合同、法律文书，以及领取官俸等比较正式的场合使用。居延汉简中记录了当时在发放官俸时出现的以印章为凭信的情况。其中，282.4A,282.11A和282.4B,282.11B四简所记实为同一件事。大体上说的是一位名叫卿（或对某官员的尊称）的官吏，欠了史干1000枚钱，卿用自己的印章为凭信，让干到发放俸钱的机构去领取卿的1000俸钱，付给了干。

虽然居延汉简所见以印章为凭信领取官俸的资料并不多，未必在当时已成为惯例或制度，但毕竟是汉代使用印章的一种新现象。

有资料显示，汉代有些地方也曾出现过以个人姓名字号私印行公事的现象。所谓“行公事”，是当时的行话，指以刻有官职名称的官印作为处理政府机构各种事务时的凭信，如颁发通行证、下级向上级奏报政事的处理情况、军队奏报军事情况等。倘若将刻有个人姓名字号的私印在公文上钤用，就是“以私印行公事”，这也是当时出现的新情况。

表字印 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第二十六举中曾提及表字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随俗用杂篆及朱文。”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认为，表字印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之前并没有表字印。朱象贤在《印典·表字印》中对其则论议较详：“吾子行云，表字印只用二字为正式。近人欲加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某，非也。若作某某父，古虽有此称，系他人美己，尤不可入印。汉人三字印，非复姓及无印字者，非皆名印。盖字印不可以印字乱耳。汉张长安，字幼君，有印曰张幼君。唐吕温，字化光，有印曰吕化光。右一字，左二字，此亦表字印式也。甘旭云，秦汉止有名印，晋至六朝间有表字印，唐宋表字印始盛行也，非古制矣。如用，止宜二字，不可加印字。或用姓氏字犹可。近有用某人父者，讹谬特甚。父，通作甫，男子之美称。用印而自美，何耶？”

古人在刻治姓名印和表字印时，大多如同吾丘衍所说，谨遵古法古制。如，元代赵孟，字子昂，有感于当时印坛一味取巧求奇之风，曾摹辑《印史》一书，上溯汉魏印章，旨在匡正时弊，使矜奇者改弦易辙。《顾氏集古印谱》著录他的姓名印“赵孟印”（图2-65）和表字印“赵氏子昂”（图2-66）。又如赵之谦，字㧑叔，也曾经为自己篆刻姓名印“赵之谦印”（图2-67）和表字印“赵氏㧑叔”（图2-68）。当然，表字印也可以只刻字而不加姓，如赵之谦曾为自己所刻仅有两个字的表字印“㧑尗”（图2-69）。

尽管表字印的印面形式、所用材料都可以随意，但表字印一般不作为个人正式的信符，通常不能用于钤印具有法律效果的契约文书，仅可用于钤印图书和书画作品。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人以字号代替名的情况。有些名人往往以字行世，后来名声大了，原名在人们脑海中逐渐淡化，甚至有人将其原名忘却，此时则可将字、号作名，另外取字。如吴熙载，原名廷飏，字熙载，后以熙载行于世，则又字让之、攘之。皆有其自刻印为证。如“吴熙载印”（图2-70）、“吴氏让之”（图2-71）、“攘之”（图2-72）。此等例子，不胜枚举。

别号印 别号印，亦称号印，其性质和用途与表字印相同。文彭在《印章集说》中云：“昔用号印及别号印者，曰某道人、某居士、某逸士、某山长、某主人等字，古无此制，唐宋近代始有之。诗画间用之则可。”

由于起别号通常不受名、字意义的制约，因此不仅内容宽泛得多，而且起取的方法也有多种。但凡可以表达某人思想、志向、修为以及自己喜欢的某些词汇甚至地名等，都可以被用作别号，并刻治别号印。例如，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苏轼有“东坡居士”印等。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有多个别号。例如，赵之谦的别号，就有无闷（图2-73）、悲盦（图2-74）、悲翁（图2-75）等。商承祚、黄华为此曾合编《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以为人们检索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