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封缄 物件封藏

不仅任免官吏要以玺印为凭证，就是朝廷发布命令、往来公文，也需要玺印封缄才有效。

毫无疑问，涉及朝廷机密的各种物件和机要文件，当然要严加管理，玺而封之。《商君书·定分》中，对用印封禁机密物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其中就涉及禁印、禁室印、法令长印等玺印。王廷洽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中认为，战国“专室之玺”（图2-7）很有可能是《商君书》所谓的“禁室印”。不过，王廷洽并没有说明此印出处。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中也著录了一枚与之相仿的玺印（图2-8），但印文在具体写法上，与前者有些差异。这里一并录入，供读者参考。

简牍文书封缄，是玺印的另一重要用途。诚如汉刘熙《释名·释书契》所释：“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古人对于官方往来文书保密工作不仅具有严密的措施，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以保障。尤其是在列强争霸、战事频仍时期，各方对于自己有关军事谋划、作战部署的公文简牍更是采用密加封缄等妥善处置的方法，以明信杜奸，防止机密泄露。前面引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的记载，不仅说明当时表示国君和官员身份的官印已经产生，且官方往来的简牍文书也在采用玺印加以封缄之后，才传递的。

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如今人们写字、印书大多用纸，十分便利。然在纸发明之前，人们大多采用经过修正平整的竹简和木牍作为公私文书书写材料，也有一些是写在丝质缣帛上的。

古代采用书写短文的木牍，往往先在一片木牍上写上相关内容，然后于其上覆盖一板为盖，在这块盖板上写上收文和发文人的姓名，相当于现在人们所使用的信封。为了保守机密，防止他人偷看或篡改其中内容，便在这两块牍板的中央部位刻上几道绳槽，以便用绳子将其捆扎起来。然后又在盖板之上拟用绳子打结之处，凿一个方形的槽，称之为“斗”（俗称“封泥匣”），于斗内填入软湿并带有黏性的泥丸，并将玺印抑印在泥丸之上，泥面便显现凸出的印文，待将泥面烘烤至坚硬，然后传递。图2-9为汉代简牍封缄的背面、侧面和正面。图2-10为封泥封缄正面细部。这种封检形式，20世纪初以来在尼雅、居延、敦煌古遗址都有发现。1991年新疆尼雅遗址又出土公元3至4世纪佉卢文木椟（图2-11），采用的就是此种宽牍的形制。其上所覆的检中还存有封泥和麻绳。这种形式的书牍叫做“”。

还有一种书牍形式叫“囊”，所谓“囊”，即书囊，用于盛狭检。如遇书文繁多不能尽书于单牍时，则将所书数简用牛皮带子或绳子编联成册（或称为“策”）盛入帛囊之中，并用布贴封住布囊的囊缝然后封缄，以防人启拆。《汉官仪》说皇帝六玺，就是以“青布囊白素裹，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王献唐在《临淄封泥文字叙》中对书囊封缄方法说得更细：“将囊两端裹叠，加以检，适压囊之两端，再束绳着泥封。”

书囊封缄所用之检，通常分成两个部件：一为凹形的木块，凹处的尺寸取决于简牍的长短，此即所谓“方底”。《汉书·赵皇后传》：“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用一刻有与束绳直径粗细相当的槽口和封存绳结的方孔盖板，其尺寸与简牍等同。然后将盛有简牍的布囊装进凹处，盖上盖板，用绳子绑扎结实，并用黏泥封住绳结头，将印钤盖在黏泥上，然后将黏泥烘烤干硬，即可传送（图2-12）。这块钤有印章并经烘烤的黏泥，称为“封泥”或者“泥封”。

当然，也有不用书囊而径直束绳封泥于卷叠之书简之上的。传世封泥中有不少背面留有简痕，说明是直接封印所致。上述数式虽各有所宜，但都可达到防止辄自开启并表明封发之人的目的。

至于封检束绳之法，诚如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所说：“有纵有横，有十字形，而以横者为多。其迹自一周以至五周，皆有之。”《后汉书·祭祀志》载封禅用玉石检，“以金缕五周”，但从古代封泥实物来看，一般官民封泥背面绳迹有一周至八周以上不等，其式亦有纵有横，有交叉形，而以横者居多，规范又不同于帝王的祭祀之礼。

古代物件的属封方式，粗略而言，即以绳捆束所需护封的物件，于结扎处加捺泥团，再钤以印记。为防止封泥碎脱，于绳系结之处安放一斗（封泥匣），将封泥封置于斗内，然后钤印。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陶罐、竹笥上，较好地保存着三十余件封泥及封泥匣，足以为其形制之征。如“轪侯家丞”所封藏之物（图2-13）。

也有直接在属封容器时填泥于器口并加抑印章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只盛物的陶罐，口部用草填塞，草外涂敷泥，泥中有绳子，缚住一斗，斗上有封泥，上钤有“轪侯家丞”四字印痕（图2-14），并系有墨书竹签，写明罐内存贮物品的名目，尽管这是一件明器，但应该与墓主生前用品装置相同，这是至今见到的采用封泥封藏物件形式的第一件实物资料。

封物以表明信守，也是古代封泥的重要作用之一。《封泥考略》中著录的传世“严道橘丞”（图2-15）、“严道橘园”（图2-16）一类封泥，数量甚多。清陈簠斋、吴式芬两家藏有“严道橘园”封泥22枚，为当时园署公章；“严道橘丞”封泥16枚，为掌管橘园之官印。“橘园”，以今视之，即专门种植柑橘的果园。“严道”在今四川荥经县境，汉代属蜀郡，以橘为盛。从其职掌来看，这两种封泥，应属于汉时蜀郡转输或贡奉柑橘时署封所用。

封泥，是古代玺印使用的重要遗物。《吕氏春秋·适威篇》：“民之于上，若玺之于塗，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玺，即玺印；塗，则是一种黏性的泥土，是说在纸广泛作为书写材料即魏晋之前，玺印都是抑印在泥上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民之于朝廷的关系，就像印章抑印于封泥一样，方形玺印抑印在泥上，印出的便是方形；而圆形玺印抑印在泥上，则会呈现圆形形状。

由上可知，当时无论简牍文书封缄，还是物件封藏，都离不开封泥。“封泥”这个名词，始见于《续汉书·百官志》。但其具体样式，后世知道的并不多。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四川、山东等处发现古代封泥遗物，然由于当时金石家对封泥知之甚少，赵之谦还曾在《补寰宇访碑录》中，将其误认为“印范”。直至陈介祺、吴式芬合辑的《封泥考略》出版面世，方为大家所认知。

古人封泥所用之泥，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东汉刘珍等人所撰《东观汉记·邓训传》：“黎阳营故吏……知训好以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墣，至上谷遗训。”

古代人们的等级观念甚重，因此，不同阶层所用的封泥也有所不同。如《汉旧仪》载，皇帝的玺书用紫泥。《续汉书》载，皇帝举行封禅典礼时，还使用水银与金调和的金泥。一般人则用青泥。由于紫泥、金泥十分罕见，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封泥都是青泥。

马衡在《谈刻印·施用之方法》中谈及封泥时也说：“第一、第二时期，印以封检。其法已见上述。《汉旧仪》称天子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东观记》谓邓训好以青泥封书，其故吏举国过赵国易阳，载青泥一墣遗之。《续汉书·百官志》载守宫令所主有封泥，皆指封书之泥。其实即是地下之黏土，或更加以胶质，亦未可知。武都易阳所产，或尤为适用也。平时搓作小团，临用时以水湿透，黏于检上，以印钤之，印文即现于泥上。”

由于经用封泥的表面，通常留有较深的印章钤痕，封泥的背面，一般也会残留着捆扎绳子的痕迹，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存世封泥的实物形态，考见当时采用何种泥斗及其具体结绳方法。一般而言，检上刻方斗者，封泥多呈方形，例如“楚相之印章”（图2-17）、“文阳大尹章”（图2-18）。泥斗两侧有边两侧无边者，则在捺入封泥时，有边两侧成齐平状，无边两侧则呈自然外延状，如“灵关道长”（图2-19）。由此便可推知，若封泥平圆如饼状，则乃未用泥斗直接施泥于检绳。最为苟简者，如“齐铁官印”（图2-20）、“杜丞”（图2-21）。

此外，还有以竹篾编为巢状，以供盛泥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江关都尉章”封泥，形以团状，周边交错编织之篾痕历历可见，于上端平整处钤有印文。凡此又为就地取材而变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