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觊觎青岛

正当年幼的青岛艰难发展并初具规模之际，帝国主义列强已经盯住了这方风水宝地，乌云逐渐逼近了胶州湾。

除早期关注并闯入过胶州湾的英、法外，俄国和德国对胶州湾也极感兴趣。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曾联合“劝告”日本放弃马关条约规定的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事后，俄、德即以曾帮助中国为名，图谋在中国攫取海口作为其海军基地。当时，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威海卫都被日军占领，胶州湾便成为俄国的目标。1895年冬季，俄国太平洋舰队未经中国同意，强行闯入胶州湾，长期驻泊，清政府一面令驻俄、德公使许景澄与俄政府交涉，一面照会俄国驻华代办喀西尼，要求俄舰撤离。喀西尼狡辩说，俄国在太平洋没有可以过冬的不冻港，舰队到胶州湾是“越冬”。虽经中国一再交涉，俄舰队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驶离胶州湾。

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奉贺使到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在接受了俄国的巨额贿赂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出卖了东北主权和中国海口。《密约》内容规定：“俄国于东洋方面，尚无不结冰良港，为防近时有战争，使俄国太平洋舰队自由运动之故，中国以胶州湾租借于俄国，十五年返还。”自此以后，俄国舰队更加频繁地进出胶州湾，大有赖着不走之势。

继俄国之后，德国的侵略目光也盯向了胶州湾。其实，最早关注和鼓吹占领胶州湾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国人。早在1868年，普鲁士柏林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各省调研时，对资源丰富的山东省极为重视。尽管李希霍芬从未到过胶州湾，但他从各种资料中认定胶州湾是天然良港。他向普鲁士政府建议：“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领胶州湾不可。”由于当时德国海军较弱，李希霍芬的阴谋没有得逞。

19世纪末，德国势力急剧膨胀，争夺世界霸权已成为德皇威廉二世的战略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威廉决定尽快在中国夺取一基地。于是，德国的海军部、外交部、驻华使领馆、天主教会以及在中国供职的德国人等都被调动起来，为选择一处基地而忙碌。黑鹰的目光扫遍中国沿海各海口，一大批名单提出来，又一个一个被否掉，最后只剩下厦门、三门、舟山和胶州湾。德国驻华公使和驻上海领事力主占领胶州湾，既可作为海军基地，同时又能发展商业。但海军部认为胶州湾太大，水太浅，位置偏北，又远离贸易路线，不同意选择胶州湾，双方发生了争执。

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威廉二世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两位部下来中国任职。1896年4月，海军少将梯尔匹茨被任命为远东舰队司令，威廉下达给他的命令就是：“要在中国沿海寻找德国能够建设军事基地和经济基地的地方。”5月，威廉又任命海靖为驻华公使，其使命与梯尔匹茨相同。威廉叮嘱海靖和梯尔匹茨：“你们二位应该干出点名堂来，不要让我失望。”

梯尔匹茨来华后，逐一勘察了候选名单上的厦门、三门、舟山，认为都不理想。8月，梯尔匹茨乘军舰来到胶州湾勘察后，认为胶州湾是最理想的目标，是中国沿海仅有的天然良港，地理位置优越，极宜发展商业贸易。从军事角度看，胶州湾湾阔水深，建港条件优越，虽有中国军队驻防，但德军很容易就能夺取胶州湾。梯尔匹茨的报告使德皇夺取胶州湾的决心终于确定。为此，他一面命令海靖向中国提出“租借”胶州湾的要求，一面派海军工程师佛朗求斯到胶州湾实地考察。海靖的无理要求被清政府以“恐各国援照，碍难实行”为由予以拒绝。清廷于震惊之余，决定将胶州湾辟建为海军基地，让新从英、德订购的8艘军舰驻扎胶州湾，并命北洋大臣和山东巡抚制订建设计划，但未及实施胶州湾即被德国占领。

佛朗求斯在胶州湾进行了5天的考察，作了建设港口码头的详细报告，从技术上解决了德国海军部最关心的建港问题。德皇遂下令远东舰队做好武力占领胶州湾的准备，择机攻占胶州湾。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教堂，被当地反洋教组织大刀会所杀，这一事件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

“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巨野县张家庄教堂传教士薛田资(Stenz Georg Maria)在当地发展教会势力，指使教徒欺压平民，引起当地民众和大刀会的不满。1897年11月1日，天主教山东教区主教、德国大特务安治泰(Jean Baptist Anzer)差遣邻区的传教士能方济(Nies Fyanciscns)和韩·理加略(Hen Ze. Ricanaus)，跑到巨野县去搞一些鬼鬼祟祟的勾当。二人途经张家庄夜宿德国传教士薛田资卧室，被当地群众和大刀会发现，大刀会当夜将外来的两个传教士杀死，薛田资则因宿他处而幸免。

“巨野教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世界列强把垂涎中国变成侵略的实际步骤，派出大量“马前卒”传教士从精神文化上奴役中国人民。据统计，当时仅山东一地便有大小教堂1300余处，外国教士150余人，遍及全省72州县。天主教势力最大，在济南、兖州、烟台3地分设北境总堂、南境总堂和东境总堂，并以这些总堂为巢穴，指挥和联系散布在全省各地的教堂，作为进行侵略活动的据点。

胡绳在1952年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揭露说：“连续发生太平天国、义和团暴动，中国人民已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而外国教士则是普通人民所直接接触到的外国人，他们正是假慈假悲，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人，所以教会成为群众愤怒的对象。”

每发生一次“教案”，帝国主义就强迫清政府和地方官吏镇压一次群众，勒索一次赔款，扩张一次教会势力，也引起更加广泛的愤怒和仇恨。据史料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义和团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交界地区活动，焚烧外国教堂22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奉命派兵“会剿”，但没有能加以消灭。

在“巨野事件”刚刚发生时，昏庸的清政府就已经按照德国使馆的要求，逮捕了十几名所谓“凶犯”，处分了州、县官员，其办理速度远远超过其他教案。其中两人在圣诞节刚过就被刑斩。为了警示他人，砍下的头被涂黑了，在城东门上挂了好多天。

德皇威廉二世接到“巨野事件”的报告后，兴奋异常，狂叫着“中国人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占领胶州湾的机会”。他谕外交大臣布洛夫电称：“我决定立即动手。因为根据从东亚旅行回国的人所作的书面或口头的报告，毫无疑问，我们现正站在一个增强我们整个威信势力及商业发展的转折点……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当他们知道德国的战舰在他们跟前；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当他们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后已在东亚取得了一个坚强的据点；成千上万的华人将发抖，当他们感觉德帝国的铁拳沉重地压在他们的颈上；而全德国人将欢迎他们的政府作了一个英雄的勾当。我已令海军提督立即开往胶州，胶州将是我们的。希望全世界人们从这件事上永远取得这个教训，我可以说‘逆我者亡’。”

11月7日深夜，威廉二世密令停泊在上海的新近代替梯尔匹茨担任远东舰队司令的棣特利希海军少将：“全部舰队立即开往胶州，占领合适的据点和村庄，而且以你认为最好的方式，使用最大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去获取最充分的满足。此行目的必须保密。”

棣特利希接到密令后，命令在上海的德国舰队立即进入战争状态。10日，棣特利希率领满载陆战队和军火的3艘军舰从上海驶往胶州湾。13日下午，棣特利希率舰队驶入青岛前海。青岛炮台的清军发现德舰后，报告章高元，章高元派人前去询问德舰来胶州湾的目的。棣特利希以“游历”为名欺骗清军。章高元以为德舰此次仍和以前一样短暂停泊“游历”，遂放下心来，未做任何防范。

棣特利希骗过章高元后，立即布置偷袭青岛的计划，命令一艘军舰驶入胶州湾，在后海停泊，旗舰和另一只德舰停泊在小青岛南面和西南面，挡住总兵衙门和青岛炮台的视线。14日清晨8时，德国各舰同时行动，兵分9路，从前后海乘小艇登陆，分头占领了清军的军火库、电报局、栈桥、青岛炮台和大石头山（信号山），包围了总兵衙门和4个兵营。在做好上述动作后，于9时向章高元发出通牒：“本司令受德皇陛下的旨意，占领胶州，限3小时内将驻防官兵全部退至女姑口、崂山之外，不准携带火炮，限48小时内退清，过此即作为敌军办理。”

章高元事先毫无防范，事发后惊慌失措，在德军炮口下彻底屈服，只好一再请求德军不要相逼，要求延缓退兵，以便等待上级命令。但棣特利希表示：“如再不退兵，就要开炮攻击清军。”虽然清军激于义愤，纷纷要求抗敌，但章高元早已丧失抗敌的勇气，在德军武力威胁下仓皇率军撤出青岛，退往四方。所有炮台、兵营军火库及野战火炮全部沦入德军之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胶州湾事件”。

德军占领青岛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光绪皇帝一面电令驻德公使许景澄与德国外交部“论理”，要求德军撤出青岛；一面责令总理衙门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交涉。早在“巨野事件”刚刚发生时，清廷就已经按照德国使馆的要求，逮捕了十几名所谓“凶犯”，处分了州、县官员，其办理速度远远超出其他教案，对于德国以此一小小教案为由出兵占领青岛，则万万没有想到。尽管清廷意识到“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但又天真地认为只要满足德国在教案中的要求，就可换取德国退兵。因此，在给章高元的电报中命令道：“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恐喝，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殊不知德占青岛已经是挑起衅端，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清廷无视这一事实，真是昏庸之极。

德军的无理行径激起了清廷中有爱国思想的官员的愤怒。素以爱国著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坚决主张武力抗击德军，电令章高元坚守防地，不准撤退，一面调集兵力增援青岛，准备与敌决战。但光绪在主和派的包围下，电令李秉衡：“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为防止李秉衡“抗命”，光绪下令解除李秉衡对山东军队的指挥权，武力收复青岛的计划夭折。

在中德交涉期间，德皇一面电令青岛德军侵占胶州、即墨，扩大占地范围，一面组织远东第二舰队增援棣特利希。当德国增援舰队驶近中国时，海靖公然推翻了几经周折才达成的解决教案的办法，提出租占青岛的无理要求。俄国也趁火打劫，以帮助中国为名，出动舰队侵占旅顺，并提出租占旅顺、大连的无理要求。在德俄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彻底屈服。1898年3月6日，光绪派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有：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中国允许德国修筑胶州湾到济南和胶州湾经沂州府、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铁路沿线30里允许德国开采矿产；山东所有工程，德人有优先承办权等。从此，胶州湾及周边数十个村庄，共计约513平方公里的土地、胶州湾及前海576.5平方公里的海域以及8万居民沦为德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德国占据青岛，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完全是施行殖民地统治。

1898年4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发布一道命令，毫不掩饰德国侵吞青岛的野心，他称：“依1898年3月6日，朕之政府与中国政府在北京缔结之条约，其所指定之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之所占有。兹朕以帝国之名置该领土于朕保护之下。”

由于德国视胶州湾为控制中国和称霸世界的重要基地，德皇一反德国殖民地统归外交部殖民局治理的体制，将胶州湾划归德国海军部直辖，并在胶州湾租借地设置胶澳总督，为胶澳租借地的最高军政长官。胶澳总督由德皇钦命，充任此要职的是海军少将或上校，直接听命于海军部。总督职务设置之初，德国海军部和议会商定：不对胶澳总督过分约束，以保证总督有充分自主权。因此，总督权限很大，可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除海军远东舰队不受其指挥外，所有胶澳租借地内的军队、民政、司法、铁路、矿山均归总督公署管理。下面设置了军事部和民事部，民事部又分为内务部和华人事务部。在租借地内设立青岛（市区）、李村（农村）两个大区，下分若干小区。各部、区长官，均由海军校尉充任，形成了严密的殖民管理体系。

德国侵占胶州湾的目的是要把青岛建成德国在海外的重要军港和新型工商业城市，以满足德国争霸世界的需要。租界条约尚未签订，德国就公开宣布将青岛辟为自由港。1898年4月，德国开始建设大港码头，历时7年，于1905年建成了大港、小港和船渠港。青岛港建成后，为德国从中国掠夺煤、铁资源和向中国倾销洋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德国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青岛港的建成，为德国海军唯一的海外舰队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基地。为了巩固这块海军基地，德国向青岛增派大批军舰，使其远东舰队的兵力从“胶州湾事件”前的5艘老式军舰激增到16艘重型巡洋舰等新式军舰。德国不断加强这支舰队的实力，在青岛建立了海军工厂、亚洲最大的16000吨浮船坞等军事附属设施，巩固了青岛作为德国海上争霸亚洲和世界重要基地的军事战略地位。

在建港的同时，胶济铁路也于1898年7月筹建，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务公司也顺势成立。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后，山东完全成为德国势力范围。但德国野心绝不局限于山东一地，通过与英国的争夺，德国取得了修筑津浦（江）铁路北端天津—山东南境到镇江（后为浦口）的特许权。通过争建津浦铁路，德国势力从山东扩展到北京、天津，为控制中国和称霸亚洲增加了筹码。

为了确保这块远东殖民地的安全，德国加紧军事要塞建设，构筑了庞大的海陆防御体系。青岛前海一线修建了团岛、台西镇、衙门（原章高元的青岛炮台）、汇泉角和俾斯麦南炮台等海防炮台；沿山脊北侧修了俾斯麦北、伊尔奇斯北、伊尔奇斯东、仲家洼等陆防炮台；沿今太平山东麓和海泊河修筑了横贯前、后海的步兵堡垒线，即小湛山、小湛山北、中央、台东镇、海岸五大堡垒，亦即民间所说的一至五号炮台。

日德战争前，德国又驱逐数万中国人抢筑了11处大型临时炮台和众多小型炮台。整个青岛要塞共配置了130门台炮和数十门野炮，平时其陆防兵力2300人，战时达到5000人；德军在青岛还有两架飞机，加上远东舰队的16艘军舰，青岛已成为德国在海外最大、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对中国入侵的桥头堡，青岛名副其实地成为德皇威廉二世争霸世界的一张王牌。

1898年3月，在原章高元总兵衙门、时为德国胶州占领军司令部大门前，德国兵将东村西乡的中国人赶到这个被乡民视作阎王殿的地方，观看德军新发布的告示。只见告示上赫然写着：“现德中两皇帝间，已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妥租借占领地内的一部分。——租借地的界线由两国官吏会同划定之。租借地内的居民，若有不服从德意志官宪命令者必依法给以惩处，不予宽容。租借地内人民必须认清并服从之。”人们至此终于明白：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大清子民，从此落入德国人手中了。

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建立了胶澳总督公署，颁布了180余条军律法令，奴役和镇压青岛人民。侵占之初，德国当局为防止中国人民反抗，颁布禁止持有和携带军械的法令，对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进行全面搜查，凡鸟枪、土炮、腰刀、扎枪、弓箭等民间武器一律收缴。其法令规定：凡未有准照而持有军械者，判罚打100大板并处3个月苦役；严禁将军械弹药卖给中国人等。更在1900年规定，中国人在租界之活动，如聚众议事、张贴告示、搭台演戏、燃放鞭炮、民间各类游戏等，均须报经当局批准方可进行。居民住宅、店铺，当局无论何时均可任意搜查。更带歧视性侮辱性的规定有，中国人在晚上9点至清晨日出之前，上街时须打灯笼，否则即遭拘捕。

德国殖民当局在青岛实行的是残酷、不文明的法律。对于在青岛的外国人，实行西方的司法、行政分开，其司法实行二级裁判制，有陪审官，死刑必须由德国最高法院批准。而对中国人则采取司法、行政一体，且同等情事罪加一等，其刑法有鞭笞、打板子、监押、苦役、绞首、砍头、枪毙等。甚至将在西方早已废止的断头机运来青岛。当时有一匡姓青岛人被德军强加罪名，押解修筑总督官邸，因不堪忍受德国监工迫害，用工具击伤德人后逃走，但不幸被德军抓获后用断头机残酷杀害。

为在青岛修筑炮台、严密控制港口和奴役青岛人，德国殖民者从山东内地诱骗大批农民来青岛当苦力。令人发指的是，炮台建成后，德军为保守秘密，将劳工秘密杀害，仅汇泉角炮台一处就有数百劳工被害，尸体被抛入大海灭迹。此外，德军还多次越出“租”界，制造了胶州大辛疃惨案、高密芝兰庄惨案和昌邑克兰村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德国采取边建设、边掠夺的方针，对山东和青岛大肆掠夺。他们规定青岛区为欧人居住区，将原居民驱赶到台东镇、台西镇一带，将其土地全数强买，除一部分作为官用地外，一律高价出售，获取厚利。

掠夺矿产资源是德国占领山东和青岛的主要目的，他们将胶济铁路两侧30里内的矿产资源全部据为己有，开设了坊子、淄川煤矿和金岭铁矿，通过胶济铁路掠走了大量煤炭和铁矿石。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年到1913年的11年间，德国就从坊子、淄川二矿掠走煤炭341万余吨。

胶济铁路成为德国掠夺中国资源财富的吸管，从1905年到1913年，德国通过胶济铁路发运旅客812万余人，货物556万余吨，获利高达1950余万马克。德国利用各种手段让清政府将青岛海关（胶海关）设在租界内，聘用德国人充任海关要员，并规定德国每年从关税收入中截留两成用于租界开支，仅此一项，即掠走白银数百万两。

德国还在青岛设立了由14家德国银行联合组建的德华银行，发行纸币，掠夺中国财富。德国战败后，德华纸币成了废纸，给青岛和山东人民造成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