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引狼入室

1914年6月28日上午9时整，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正在被奥匈帝国控制的波斯尼亚观看一次军事演习，其假想敌直指邻近的塞尔维亚。演习结束后，当兴冲冲的斐迪南大公夫妇乘坐敞篷汽车进入萨拉热窝市区时，却遭遇塞尔维亚一个秘密组织派出的多名杀手连续两次突袭，最终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当时仅有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连开数枪射杀。这一重大事件就是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事件”。

正想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怒不可遏，立刻摆出了与塞尔维亚决一死战的架势，于1914年7月23日在获得德国全力支持下正式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逼迫塞国立即拘捕凶手、镇压反奥活动，并罢免反奥官员。

塞尔维亚预感到大难临头，只好屈从求和，除对涉及内政的有关条件予以保留外，悉数接受奥国提出的其他无理要求。然而此举并没有让奥国息怒罢休，反而迅速将外交层面的行动升级到战争层面。

此时，德国得知俄罗斯帝国正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出手援助塞尔维亚抵抗奥匈帝国，德皇威廉二世立即要求俄国停止一切备战行动，同时在德国本土积极备战，全力为奥国撑腰打气。

欧洲各大强国早已因利益争夺而分为以德、奥、意为一方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两大阵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都纷纷显示强硬外交，对自己国家军事力量也都自命不凡，咄咄逼人，相互较劲，一场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在俄国和英法等协约国的支持下，塞尔维亚也表示出强硬态度。在外交上没有得到满足的奥匈帝国遂于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也向奥国宣战。战火首先在历来被称为“火药库”的巴尔干地区爆发。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随后，俄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多国纷纷对德、奥宣战，德、奥等同盟国也向英、法、俄等国宣战，战火笼罩欧洲大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交战的一方为同盟国，有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4国。

另一方为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帝国，以及支持这些国家的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国。原属同盟国的意大利，从自身利害关系考虑，又选边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

一战的烽火迅速波及亚洲乃至中国，中国面临参战不参战的选择。到一战爆发时，德国已在青岛实行了长达17年的殖民统治。其间，德国派兵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这是中国一段忍气吞声的耻辱历史。

按照常理，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民国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首选积极参加对德作战，以雪前耻。当时德国深陷欧战已无法分身，不可能再派兵固守青岛，德军守备青岛的驻军仅有5000人，孤立无援，北京政府的兵力打败德军收回青岛应该不成问题。如果这一步果断跨出去，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因此而被改写。

不过此时的袁世凯，真的没有那份精力和胆识，他的心腹之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最大的盘算就是恢复封建帝制，荣登皇帝宝座，一统中国，因而抵御外侮的事情就被他扔到了脑后。

袁世凯早年因在朝鲜任职而显名，甲午战争以后因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而发迹，后因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向慈禧告密导致光绪被囚禁，戊戌变法失败，从此获得慈禧和李鸿章等人赏识。袁世凯曾在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尤其利用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使出浑身解数逼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清朝统治被一举推翻，他因此代替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取掉“临时”二字，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1913年镇压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扫平了阻碍其独掌大权的异己势力，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5月1日，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共分10章、68条。主要内容包括：规定国家实行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除拥有一般元首享有的职权外，在制定官制、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方面无须征得国会同意，总统甚至可以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紧急命令。这些特权为袁世凯实行大权独揽、复辟帝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内部曾展开秘密讨论，在要不要参战的问题上争论激烈，主战方力主应趁德国缠身欧战无暇东顾之良机，一举派兵赶走德军，强行收回青岛。

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是积极参与袁世凯胁迫晚清皇室退位的干将，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实属清末和民国初年非常活跃的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他作为主张中国参战的代表人物，认为中国牵扯到一战参战各国的利益，注定会被拖入到一战中，中国主动参战更为有利，同时断定协约国必胜，同盟国必败。他力主应该尽快同英国签署相关条约，并与德国使节进行接触磋商，同时果断派军队围困青岛德军，双管齐下逼迫德国交还青岛，让蠢蠢欲动的日本措手不及。这一着虽然是步险棋，但确有胜算的可能。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于1897—1912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于1912—1920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记者、旅行家及政治家。他力劝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断定协约国一定能胜利，待到胜利之后，中国就可以参加战胜国会议，就可以在会议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据莫理循回忆，袁世凯曾经有过策划攻取青岛的想法，但几名受德国影响或曾在德国深造的将军反对对德宣战，认为德国是中国的朋友，盲目参战会引火烧身。

此时战火缠身的德国有意识地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将青岛归还中国，但要求中国政府给以建设青岛的资金赔偿，并要求重新为德国选择一个适宜的港口。德国这种“归还”青岛的形式对自己来说并不吃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最好的缓兵之计。

袁世凯政府与德国就此问题进行了秘密接触，日本得知消息后，向袁世凯政府发出警告，指责中国站到了德国一边，后果很严重。胆怯的袁世凯政府再也不敢提及此事，怕引火烧身，祸从天降。

举棋不定的袁世凯为了逃避战火，竟然不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反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又派人紧急与美、日协调立场，完全是在瞎忙活。袁世凯已经察觉日本对德国和青岛的动作频频，他于1914年8月3日请求美国遏制日本的行为，责令其不要在包括胶州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和领海展开军事行动。

8月6日，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紧急向日、美提出，中、日、美应联合起来，劝告欧洲参战国不要扩大战局，尽量缩小战祸，以维护东亚和平。但袁世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游说却碰了满鼻子灰，被心怀鬼胎的日本断然拒绝。

在8月6日与美、日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袁世凯当日即作出不可宽恕的决定：中国拒绝参战，恪守中立。对此日本在背后敞怀大笑，兴奋不已。莫理循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袁世凯当时对军队有很强的控制力，独揽北洋政府大权，任何决策都显示他的意志，不参战完全是袁世凯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法左右，也怨不得任何人。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袁世凯所谓的恪守中立、不参战的决策，不仅导致中国失去赶走德军收复青岛的良机，最可怕的后果是引狼入室，让日本先下手为强，他们不是派兵远征欧洲参战，而是直冲占领青岛的德军挥刀而去，使预谋从德国手中夺占青岛变成了现实。这笔账只能记在袁世凯的头上。

日本为什么极力反对中国参加一战？因为日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是中国参战，向盘踞胶州湾的德军发起围攻，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就会破灭，这是日本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同时，如果中国军队战胜德国军队，袁世凯政府就会进一步亲近英、美，疏远日本，这显然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战略背道而驰。

一战爆发之初，日本认定欧战是实现独占中国美梦的天赐良机，当然不乐见中国参战并从中得到好处。据莫理循说，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希望中国参战的动议后，袁世凯竟然摆开了大架子，声称只有英、法、俄、日4国共同提出邀请，他才考虑中国参战问题。但当英、法、俄3国驻日使节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动议时，日本政府却一口回绝，随之频出先下手为强的恶招，于8月7日通过了对德宣战的决议，让中国始料不及，把中国逼进了死角。

软弱的中国政府在失去了先发制人对德宣战的机会以后，面对日本的狂妄态度和侵略行径，一退再退，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交战区域，美其名曰限制战火在中国蔓延，这仅是自欺欺人，无济于事。

野心勃勃的日本根本不予理睬，警告中国不得进行任何抵抗，于9月2日悍然出兵，在山东省龙口港登陆，不仅占据了黄县、莱州、平度、胶县、即墨、潍县等交战区各个城镇，并无视中国政府划定的“战区”界线，沿胶济铁路长驱直入，占领山东省会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城镇，最后于11月7日攻占青岛，自编自演了一场“贼喊捉贼、强盗打强盗”的恶剧。至此，中国政府自食“不参战恪守中立”的苦果，青岛刚刚跳出火坑又坠入深渊。

山东是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隔海虎视了10年之久，终于利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把德军打出了青岛，进而取代德国控制了山东全境。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战前幸灾乐祸地说过：“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珠宝店着火了的时候，住在珠宝店旁边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现在，这个趁火打劫的盗贼终于如愿以偿了。

紧接着，中国更大的噩梦接踵而至。日本对从德国手中抢夺来的青岛不但没有一丁点儿“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的意思，更进而厚颜无耻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7日，中国北洋政府以日、英两国已在山东结束对德战事为理由，请求日、英撤销交战区域，并商请沿胶济线的日军撤至胶州租借地内。北洋政府的想法多么天真可笑！梦想已久好不容易到手的果子，日本哪肯轻易放弃。

1月10日，日本给北洋政府复照，坚决拒绝中国的请求。日军当局匆忙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建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话联络网，把青岛的中国海关官员全部换为日本人。

不仅如此，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还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违反了照会应通过外交部递交的正常外交途径的办法，实际上逼袁世凯就范，要中国政府付出代价，价码就是“二十一条”。

日置益还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日本政府将支持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露骨地暗示日本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并强调要对“二十一条”和谈判内容要严格保密。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7条，是关于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保证山东半岛地区的任何地方不让与第三国，还要求得到各种新的特权。第二号4条，要求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租借旅顺、大连及南海、安奉两条铁路，为期99年。第三号2条，要求享有独霸汉冶萍公司及其附近矿产的权利。第四号1条，要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7条，要求享有操纵中国政治、财政、军事、警察机关的权利，并把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事实上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约。

据说，日置益向袁世凯呈递的“二十一条”文本，誊写在印有无畏舰和机关枪的水印纸上。日本将如此重要的外交文件誊写在这种水印纸上，绝非偶然。它暗示了日本政府将不惜付诸武力，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

袁世凯在了解了这些要求后，请日本公使与中国外交部的代表进行谈判。为此，急忙于1915年1月27日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任命臭名昭著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外交次长。日本公使日置益同中国代表第一次会谈时，拒绝讨论这些要求，坚持要中国政府回答是否同意全部接受这些要求。

3月8日，日置益再次要求曹汝霖给以满意的答复。同时，日本派遣3万军队到山东及天津大沽地区，为其蛮横无理的要求撑腰。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代表日置益于3月17日因坠马受伤。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暂停谈判或者由日方改派代表。但是，北洋政府没有要求这样做，而是应日方要求开展“床前外交”，派自己的谈判代表曹汝霖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日置益的床前去谈判，完全丢弃了国家尊严。

袁世凯当时正忙于称帝，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能否得到外国列强的承认和支持，对袁世凯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日本人的要价也实在太高了。如果这个条约实现了，中国就全部沦亡于日本之手了，而日本也就圆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征服中国的美梦。

由于这个卖国条约太露骨了，袁世凯政府在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得不顾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人民群众的反对，一再请求日本“原谅中国政府实在为难情形，勿过坚持”，“请留亲善余地”。而日本则野心极大，各号逐条毫不让步。所以谈判进展十分缓慢。

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袁世凯政府的犹豫，于1915年3月间增兵东北、山东、津沽等处，向袁政府进行恫吓，施加压力。4月26日，日本政府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款。这一修正案，在形式上和文字上有所变动，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内容没有摆脱“二十一条”灭亡中国之本意。

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限袁世凯政府在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袁世凯政府的奴才嘴脸，它深深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当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进行亡国谈判的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恨。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

当时正在日本学习的李大钊怒不可遏，立即与留日同学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组成归国请愿团。2月，李大钊起草了留日学生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以期唤醒民众，举国一致，共同对敌。《警告全国父老书》全文6000余字，25岁的青年李大钊慷慨悲歌，一开头便指出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他揭露了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一再侵犯中国主权、杀戮中国人民的桩桩罪行，呼吁全国人民对此要“镌骨铭心，志兹深仇奇辱”，并要以血肉之躯与日本抗争。他号召全国民众“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最后，李大钊“泣血陈辞”，痛呼：“九世之深仇未复，十年之胆薪何在！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愿我国民，从兹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李大钊起草的这篇战斗檄文，由留日学生总会油印散发全国，在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中起到了激励民心、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其团结奋起、自救自强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于4年之后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

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学生、市民纷纷集会游行，反对日本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丑行。

年轻的毛泽东闻知袁世凯答允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后，在课本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壮语，积极投身于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中国国会没有批准“二十一条”，条约的大部分内容未能实现。对此，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日本从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北京当局那里获得了某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特许权，但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古老的有组织的社会，比任何政府都强大得多，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同意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对其荣辱功过众说纷纭，相互对立的评说各持己见。但是有一点很明白，袁世凯的追求不仅仅是推翻清朝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梦寐以求的是恢复封建帝制、登基称帝。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此举引发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袁世凯勉强做了83天皇帝美梦之后宣布取消帝制，并忧愤成疾，于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身亡，归葬于河南安阳。一代枭雄灰飞烟灭，但其恪守中立不对德国宣战，失去从德国人手中夺回青岛的良机而引狼入室，放纵日本趁机夺占青岛，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得到历史宽恕的，必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