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马基雅维利的《兵法》叙述了一场发生在庭园的对话，这一庭园属于他的朋友鲁切拉伊，以奥里切拉里花园（Orti Oricellari）知名。科西莫及其朋友扎诺比（Zanobi Buondelmonti）、巴蒂斯塔（Battista della Palla）和路易吉（Luigi Alamanni）作为对话者，负责向来访者兵法权威法布里奇奥提问。尽管这一朋友圈中也包括马基雅维利（他将《李维史论》献给扎诺比和科西莫），但他并没有参与这一对话；他保持沉默，仅仅叙述了这一对话。他显著地标明自己是前言的作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公民和秘书”，且在卷一的引言重复使用了“我相信”“我知道”“我承认”。接下来，他在前言中向斯特罗齐（Lorenzo di Filippo Strozzi）陈述了自己的意图，并在卷一开头设定了场景，之后就抽身而退，既不以叙述者的身份继续存在，也没有亲自出现在谈话中。借口重复“他说”之类的交代太麻烦，叙述性的对话变成了表演性的对话；角色们像在戏剧中那样自己发言。

马基雅维利小心地引入自己又主动引退。因此，我们必须把他等同于整部对话而非某个特殊的角色——尤其不能等同于法布里齐奥，经常有学者认为这一军事权威是马基雅维利的代言人。马基雅维利在献词中以这种说法为自己申辩：他在写作时犯的错误能够得到改正而不损害任何人，可是那些行动者犯的错误，除非帝国毁败，否则就无法得知。但马基雅维利当然没有直接给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将其放入一位行动者、一位军事专家的口中，其结果是，他赋予自己的看法以更多的权威，也减轻了自己在他所警告过的错误上的责任。马基雅维利以自己的名义谈到“恶劣看法”（sinister opinions）使得人们仇视军队，避免与军人为伍，但在对话中，法布里齐奥既没有认同这些看法，也没有设法反对或替换这些看法。他自己是个模棱两可的人物。也许，马基雅维利要让此人来代表人文主义者和他们对未付诸行动的古代思想的复兴，呈现他们如何赞美那向君主和教会势力妥协的共和主义，又如何勉强承认如下这一点：若要回归古人，就得向现代人引入革命性的新秩序。法布里齐奥不是马基雅维利，毋宁说是马基雅维利的半心半意的同盟者。

在卷一的引言中，马基雅维利描述了鲁切拉伊家族的庭园，但没有提到它的名字，他也没有说，那里经常发生他将要开始叙述的这类谈话。根据当时的记述，奥里切拉里花园是哲学和政治讨论的中心，不仅在写作《兵法》的1520年代，至少从那个世纪初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场景设置意味着人文主义者的思考，主题却是战争，法布里齐奥是从事战争的人。角色们据说刚结束一顿丰盛的午餐，天气很热，他们前往科西莫家庭园“最为隐蔽多荫之处”。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有心情聆听专家法布里齐奥的话。提问者都很敏锐，经常对法布里齐奥全面钦佩罗马人的方式表示怀疑，但他们没有挑战他，也没有尝试提出替代性的观点。讨论发生在古树的荫凉下，科西莫说，这些树都是祖父所栽培。但法布里齐奥回答说，最好在“强劲严苛而非娇弱温柔的事情里，在他们头顶烈日而非藏身树荫所成就的功业中”争取向古人看齐（《兵法》卷一，页331）。法布里齐奥提醒他们，“我的罗马人”由于学习娇弱温柔之事而遭到了败坏。

因此，法布里齐奥旨在给人文主义者的花园沙龙一个卡图式（Catonic）的责难，这使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开篇就抱怨，人们在方方面面而唯独不在政治方面模仿古人。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观点似乎与法布里齐奥的观点有些不同。马基雅维利并不完全鄙视荫凉。他利用自足的、有教养的绅士们的闲暇，为战争这一不闲暇、不文雅的行当辩论。他声称“古”树的保护者——古人——属于一种严苛的政治，古代哲人想要谴责这种政治，而在必须接受这种政治的地方则会进行掩饰。

柏拉图《王制》（Republic）中的阳光代表智慧探究的对象，与此形成对照，马基雅维利则允许法布里齐奥将待在阳光下等同于士兵在野外的生活，而非哲人的渴望。这是激烈的人文主义，正与温和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人文主义相对立，构成后者的修辞术和哲学由早马基雅维利一代的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和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引入佛罗伦萨，并为很多不大知名的人物所践行，比如法布里齐奥提到的奥利切拉里花园中这位科西莫的叔叔贝尔纳多（Bernardo）。马基雅维利对关于古人的流俗看法提出申诉，似乎意在将欣赏对象从希腊的文学转向罗马的事功（deeds）。这一转变可能伴随对古人的真诚钦佩，但这样一种尝试，只是为了达到以一种古人不会赞同的方式满足当代需求这一目标。奥里切拉里花园中的树代表为现代人创造荫凉的古人（《兵法》卷一，页330）。荫凉既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障碍：是帮助，因为它提供了现代信仰的一种权威替代品；是障碍，因为它软化了现代人。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对话场景起着与主题对位的作用。对话是一场荫凉下的争论，以鼓励阳光下的行军和战斗。

尽管如此，为了回答科西莫——他为他叔叔在荫凉庭园中的讨论申辩——法布里齐奥说，他介绍的方式不是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而是“更加人道”（piu umani）的方式。法布里齐奥想介绍的古代方式是什么呢？“褒奖美德，不鄙薄贫穷，尊重军纪风尚和军纪规章，迫使公民互爱，不拉帮结派，敬公甚于敬私，还有其他能轻而易举地伴随我们当代的事情。”（《兵法》卷一，页332）

法布里齐奥的回答，听起来像是最近史学家们称作“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与文学人文主义（literary humanism）相对——的总纲。根据他们不大确切的描述，公民人文主义调和了道德德性和爱国主义，使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向对方提出过分要求。公民的道德德性意味着自我牺牲，即一个人可以为共和国或公共利益放弃什么。这与亚里士多德对以下两者的强调相对立：因有德而产生的愉悦，和在道德自我完善中产生的合理自豪（《尼各马可伦理学》1099a7，1102a5，1124b6）。上述公民人文主义思想认为，爱国主义不需要不义或任何其他不道德行为，这一乐观视角下的爱国主义绝不会狭隘、残忍或狂热。这种公民优先性与德性的混合，从任何认真考虑过的视角来看都太美好以致无法成真，更别提从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的爱国主义的视角来考虑了。

根据巴伦（Hans Baron）的开创性说法，公民人文主义据说源自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74-1444）——佛罗伦萨秘书，他写过一本佛罗伦萨史，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比马基雅维利的《兵法》正好早一个世纪，布鲁尼写了一本关于军事的专著，叫《论军事》（De militia）。但那部作品与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的共和主义对贵族制有着强烈偏好。以对待罗马人为例，《论军事》赞美军中的骑士阶层并为之辩护——正与马基雅维利贬低骑兵而抬高步兵相反。布鲁尼的视野不只局限于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实际政制，他也极为看重军事荣誉，把这些政制的位置放在柏拉图和希波达摩斯（Hippodamos，亚里士多德称此人为第一位政治科学家）构想的最佳政制之中——这一政制，其实就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五章所拒绝的、作为一种政制模型的假想共和国。

布鲁尼对贵族和最佳政制的关心，与其文本的修辞形式和劝勉口吻一致，其最近的编辑者贝利（C．C．Bayley）已注意到这一点。作品致力于一个严酷的主题——战争的必要性，但布鲁尼把战争当作一个荣誉而非获取的机会。布鲁尼视战争为德性的舞台，而非将德性当成战争的工具。他在精神上远离马基雅维利，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在精神上远离马基雅维利，尽管这无疑是公民人文主义，但它也确实与人文主义的非政治传统一样讲究道德，并具有文学和修辞特征。我们可以说，它首先关心人的尊严和高尚。我们从《兵法》的献词中得知，马基雅维利的话题是保卫人和人的城邦。对他来说，问题变成了，保卫人是否就要求贬低或放弃人的尊严。

布鲁尼的《论军事》没有提到战争技艺，仅有的几处提到“技艺”，是为了区分战争技艺与士兵的德性和力量。但马基雅维利写的是与笼统的军事不同的战争技艺。既然被看成一种技艺，战争就并非必须是公民的（civic）或道德的。身怀此术的军事专家依其身份没有公民的公民动机（civic motive of the citizen），他怀有以不道德手段打败他人的技艺。战争技艺似乎难以跟公民人文主义或任何其他的人文主义相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