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和苏格拉底论兵法

马基雅维利的《兵法》吸引了大量军事评论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研究该书时，没有达到、甚至没有尝试去达到研究他其他作品的人所具有的严肃程度。军事学者可能看好，也可能看轻马基雅维利的洞察，但他们只是将其视为一本关于战争的技艺或性质的专著，因为战争曾经进行且总在进行。这些评论家一贯忽视马基雅维利这一作品的对话形式及更深的思想意义，不过他们的直率使人耳目一新。这表明，兵法有其自身的完整特性，在战争领域，胜利显而易见，因此论点也总是很确凿，不像政制的优劣那样充满争议。但是，要恰当理解战争技艺的思想，我们理应比军事评论家们对其给予更多关切。

克劳塞维茨在一部早期作品中赞美马基雅维利“对军事有很好的判断”。他喜欢马基雅维利，因为后者领会了好战精神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warlike spirit）。接着，在《战争论》（On War）中，克劳塞维茨对任何战争技艺或战争科学表示怀疑，因为这些研究总是将战争中的人当成机械对象处理。克劳塞维茨似乎不确定，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的兵法能克服这一困难，马基雅维利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一封信中敏锐地评论说，马基雅维利的《兵法》缺少“他的其他作品具有的自由而独立的判断”。但理由可能是，如我们注意到的，马基雅维利在以“兵法”命名的对话中，没有赋予“兵法”以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相同的丰富意义。将兵法的内涵延伸，使之涵盖所有政治行为，这会赋予马基雅维利学说一个全新的心理层面的意义，使之摆脱传统和道德。在我们了解卷一如何提出问题之前，为了得出更完整的解释，我们需要在苏格拉底的传统中寻找这一问题的起源。

根据伯德（Burd）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兵法》的主要材料来源，通常被认为是弗龙蒂努斯（Frontinus）、韦格蒂乌斯（Vegetius）和珀律比俄斯（Polybius）的作品。他们为他提供了关于罗马军团和马其顿方阵的战斗队形、士兵的撤退、部队的行军和扎营、纪律以及武器的必要信息。马基雅维利将这些都称为古代“秩序”，他也希望让人去模仿这些秩序。但先于古代秩序的，是战争技艺的观念，事实上，这正是马基雅维利对话中的第一个话题。“战争技艺”源自古希腊，更确切地说是源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极其重视美德，尤其是正义，但战争可以成为一门技艺这个假设也应该归在他身上。但苏格拉底没有认为这个假设理所当然正确。

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有二十多处提到战争技艺或战争科学，其中两段可以说明上述假设的可能性和困难。我们从柏拉图《王制》中得知，战争技艺应该由那些只致力于此活动的熟练的实践者运用。与其他技艺一样，这种技艺包含能清楚表达并可教授的范围有限的能力，从中能见出卓越。没有什么东西阻止女人获得这一技艺。战争技艺拒绝考虑外部问题，比如说由谁运用、为了什么目的，由此维持其理性（《王制》374b4，比较397e8，422c6，456a1）。这是一门能清楚表达的技艺，不过，与柏拉图的描述形成对比的是，色诺芬讲述的故事扩大了战争技艺的范围，而不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军事能力来理解。苏格拉底鼓励他的一名年轻同伴学习战争技艺——如果他想成为一名将军。但当那个小伙子学成归来时，他承认自己的全部所学就是战术。苏格拉底提醒他，好的战术要求对人的细致管理，即要求关于人的性格的知识——实际上就是能区分好人与坏人的全部必要知识（《回忆苏格拉底》卷三，第1章）。在看似天真的提问之下，苏格拉底将兵法转换成了关于好生活这一哲学对象的知识。工匠对其技艺之边界的关心，顿时变成了哲人对作为整体的知识的爱。

讨论了兵法的本性之后，马基雅维利的法布里齐奥开始谈到挑选士兵的问题，结果遇到了相同的困难。善战之人能等同于好人吗？如果不能，我们如何保证兵法会用于好的目的？一场给胜利者带来腐败的胜利，真的毫无疑问是一场胜利吗？纯粹军事的观点消融在那激发了哲学的怀疑和不确定当中。

《君主论》第十四章说道，君主需要知道的一切唯有兵法，马基雅维利在这一章推荐了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copaedia），因为其中一个谐剧片段提出了关于上述问题的某种答案。在征服巴比伦这一最终目标达成之后，居鲁士对将要统治其帝国的波斯精英卫队的首领们发表讲话，他坚决认为，他们应该将维持自身优越性的“战争的科学和责任”保留给自己人，而不应与那些被征服者分享（《居鲁士的教育》卷七，5-79）。苏格拉底也有与居鲁士这一警告类似的说法，他声称人们乐意服从比他们优秀的人，人们相信这些人最好，因为这些人拥有知识（《回忆苏格拉底》卷三，第9章；比较《居鲁士的教育》卷一6.27，卷二1.20）。因此，最好之人的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将会——或者说应该——阻止战争技艺的滥用。自然正确通过使战争技艺合法化而将其限制在边界内，并使该技艺的表述与其对整全的冲击相调和。是否存在这样的自然正确，当然还可以讨论。法布里齐奥——这个名字让我们想起道德高尚的法布里奇乌斯——实际上滥用了这种自然正确。他引用的一句谚语反映了他的自负：“战争造窃贼，和平绞杀之。”（《兵法》卷一，页336）

马基雅维利从未明确攻击“自然正确”这一概念。他从不在其作品或通信中提及“自然正确”或“自然法”，从而可以尽其所能或所愿地谈论它们。这种明显的沉默，不可能意味着马基雅维利没有意识到苏格拉底传统奠立的道德和政治基础。在其残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他留下了很多故意拒绝这一基础的记号（我已给过例子），更别提他自己经常在引用和参考古代作家时故意不太明显地背离原意。那些视马基雅维利为公民人文主义者的人，应该严肃考虑马基雅维利思想中自然正确的缺席。他们似乎没有想过，如果自然中没有正义，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公民精神始终具有人道精神。

马基雅维利之后，自然正确以一种新的形式——作为一种平等的权利而非最佳者的权利——重新出现。两位17世纪的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将这种新学说应用于战争和国际关系，他们构想出一种基于国家间平等的国际法，至今仍规定着国际行为的合法性。国家间的合法平等源自一种主权学说，其中谁是主权者这一确定的考量，取代了谁是最佳统治者这一有争议的判断。因此，兵法用于保卫主权时既正当，又受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兵法的古代观念的重要推进，因为古代的看法无法为这一技艺的运用设置确定的界限。

但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代价是丧失了某种理解。这一学说制造了军事与政治之间法条主义的（legalistic）分离，不再承认苏格拉底和马基雅维利曾相当明确认可的统一性。结果，非但没有解决战争的道德问题，反而低估了道德问题，因为这一学说否认任何入侵的正当动机。那些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侵略诱惑的国家，总会惊讶于其他国家的侵略，且难以识别和抵抗侵略。而且，军事专家服从政治权威这一观念也夸大了战争的可控性。马基雅维利受到批评的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军事保守分子，他不仅否认炮兵、骑兵和堡垒的价值，而且没有注意到他那个时代现代军事职业化的开始。但是，皮耶里（Piero Pieri）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看到了总体战（total war）的可能。

马基雅维利摧毁和驳斥古典式的自然正确，就为现代自然权利的发展作好了准备，虽然这与他的本意显然相悖。对他来说，最佳者的自然优势（natural superiority）并不固定，至少在一些政治情形中，“最佳”会被理解为道德最佳者或绅士的统治，而他极其鄙视那些人（《李维史论》卷一，第5、55、58章；卷三，第20、22章；《君主论》第9章；《佛罗伦萨史》卷三，第13章）。当然，相对于现代国际法的平等，马基雅维利保留了最佳君主或首领，即最有能力的侵略者的自然优势。因此，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他敌视那些不为自身利益战斗的职业士兵，即雇佣兵。如果雇佣军首领像斯福尔扎那样，想成为一名君主并用兵法扩张自身力量，马基雅维利的敌视就变成了热烈的赞赏。这样，马基雅维利蔑视的雇佣武装就变成了“某人自己的武装”（他特有的格言）。后来，凭借霍布斯超常的天才，“某人自己的武装”便等同于自我保存的原则；马基雅维利式的征伐之君凭借同意进行统治，而他征服世界的欲望（《李维史论》卷一，第20章）则因上述国际法的产生受到了限制。因此，马基雅维利式的自私精神，重新导向一个非马基雅维利式的结论，这一结论为兵法设定了道德限制。

然而，在《兵法》中，马基雅维利的绅士雇佣兵法布里齐奥代表了对古典式自然正确的无知，因这种自然正确只是反映了道德之人的鲁钝。法布里齐奥赞美罗马人使用自己的武装（《兵法》卷一，页348-349），但他从未想过为自己做同样的事情；相反，他是为“天主教国王”带兵。关于这位绅士专家，或者说关于通常意义上的古典式自然正确，实际真相是为天主教国王打仗。法布里齐奥对自己的侵略满怀道德厌恶，同时尽职尽责地帮助别人侵略。在对侵略的迁就而非赞成上，马基雅维利想要使法布里齐奥前后一致。为了看到马基雅维利与法布里齐奥相反的判断，我们必须领会他使用法布里齐奥作为权威的必要性；我们必须理解，马基雅维利想要借他那个时代古典主义的复兴，来反对古典自然正确的传统。他通过一部对话达成两个目标：先将法布里齐奥立为权威，接着，通过马基雅维利的角色们——他们并不代表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提问逐渐削减其权威。随着对话的发展，马基雅维利推翻了法布里齐奥关于自然正确的假设，马基雅维利还暗示后者从未全然领会自然正确，最终，法布里齐奥被迫取消自己规定的对兵法的道德限制。为了看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响，我们必须紧紧地且充满敬意地跟随这一发展。为了理解《兵法》，仅仅引述法布里齐奥的孤立陈述，把这些陈述当成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显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