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想，如果俯视一个人漫长的生命走廊，带着任何程度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那扇门就是从这里开启的——这就是转折点，”那么这就有点儿太容易了，事实上是有点儿过于头脑简单了！毕竟，有谁可能知道实际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呢？例如，假如没有什么凯特姨妈，或者假如她不是那么奇怪的人，那扇门是否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打开，那条道路是否就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呢？也许如此。我不能确定。然而，我的姨妈确实有着独特的风格，她就像我的外祖父一样，身上有着像钢铁一样坚硬的东西，尽管在我的姨妈这个例子中，这种钢铁表现出的是一种孩子气的永恒的浪漫主义，它对于我正在觉醒的思维和感受的影响——尤其是在外祖父的离世给我留下的人生空白当中——是在我随后多年的青少年时期一个强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乍看上去，她即便不是一个荒谬可笑的女人，也一定显得有些愚蠢。考虑到她卑微的生活环境，她做作的姿态和不自然的举止近乎怪诞；但是，抛开她那病态的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恶化的偏执和迷狂不论，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想到这个病怏怏、总是穿着傻里傻气的装束的女人，其实是一个十分精明而敏感的人，这既令人伤心，也叫人感到惊奇。

我的姨妈身上这两种特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我在几年前坐在一家外地的剧院里，欣赏一出如今非常有名的戏剧的开幕演出，当舞台上那个女演员把剧作家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性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时，我不仅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而且感觉有些困惑。在舞台上这个女人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身上，有某种东西唤醒了我的记忆。我本人好像早就知道这个女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共鸣，使我想起我在自己的生命中所熟知的某个人。而且我突然知道，我正在努力回忆的那个人是谁。凯特姨妈。那个把她如此生动地带回到我的记忆中的戏剧是《欲望号街车》，而那个角色就是使人难忘的布兰奇·杜·波依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布兰奇的故事就是我的姨妈的故事，也并不是说，她完全像是那个饱受折磨而变得扭曲的布兰奇；可是，在我的凯特姨妈身上有足够多的布兰奇的影子，那是理智与荒谬以及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秘特征的动人组合，它们唤醒了那些长期被遗忘的记忆。我认为田纳西·威廉斯能够马上理解我的凯特姨妈——他在这方面的理解程度也许远胜于我，因为我承认，我在早些年曾一度为她感到难为情。对于当时像我那样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而言，她是一个太过奇怪的人，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她待在一起，我不可能完全感到舒适自然。当我们经过我认识的那些街道上的其他孩子时，我总是目不斜视，并且尽可能把我的不适感吞咽下去。

这是我愿意承受的一种风险，因为当我们一起外出时，我们几乎总是去看戏剧演出，这种令人愉快的前景，足以使我敢于接受任何挑战。我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她为了我和她自己的这些剧院之行，进行了多么细心的准备，而且我认为，她使用的方法正反映出她的典型风格。简而言之，她完全是通过敲诈手段才争取到这些机会的。我的外祖父过世以后，我的父亲继续迁就我那特立独行的姨妈的生活方式，说白了，也就是迁就她一向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虽然我们很贫穷，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迁就却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不会谎称我理解这其中的原因。

然而，考虑到现在我父亲是唯一的赚钱养家糊口的人，凯特姨妈的个人风格不可避免地要打个折扣了。这当中不可能包括戏剧和小说，这是她认为和空气以及进食一样重要的两种生活必需品。于是，她迅速坐下来，给她在伦敦的有钱亲戚写了一封绝妙的勒索信，我确信她在信中一定强调了她现在作为一个孤女的催人泪下的生活窘境，这封信使他们感到羞愧因而每月为她寄来一小笔津贴。这些钱她专门用来购买戏票和图书，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没有将其中的哪怕一分钱用于其他用途。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黑暗中上床睡觉的情形，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多余的钱点煤油灯；我甚至能够更加清楚地记得，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在吃晚饭时只能点蜡烛，而且晚饭后不久，凯特姨妈就会从她的房间走出来，穿着她认为适当的装束，去看戴维·贝拉斯科执导的作品《众神的宠儿》和当时其他大受欢迎的戏剧。尽管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她的确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放弃去看戏的机会，不管财政危机的状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在我看来，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也并不期待她放弃去看戏的机会。也许这当中的答案有些奇怪，但我的确认为，在那仿佛永无休止的单调而乏味的年代里，我们对于那小小的貌似愚蠢的光明之火心怀感激。正如她自己从未承认我们生活在贫困中一样，她也正是通过对于戏剧的热情，使我们也暂时忘记了贫困这件事。

我和我的母亲会一直等她回来，然后，她会让我们整个晚上剩下的时间充满生气。她是一个出色的报道员。她对于无关紧要的细节有着一流的洞察力，对于表演艺术的价值能够做出独到的分析。她对戏剧的热情并没有使她被戏剧本身所吞噬，她也不是一个盲目崇拜明星的人。

当然，她总是坐在剧院的顶层楼座上。她往往很早就赶到剧院，并且站在大厅里，看着观众鱼贯而入。正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这可以让她充分感受那种动感十足的现场气氛！实际上，只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才会站在大厅里，目光向四周扫视，全身心地“感受”周围的一切，如果她跟什么人说话，她的谈话就是克莱德·费奇和托马斯·哈代的一种混合物；她自己的着装，是对于进入剧院的那些穿着时尚的女士们的一种滑稽模仿。但是，任何细节都很难逃过她的眼睛，而她的描述——从走向被调暗的脚灯处的观众，到戏剧本身的故事——也会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她会把节目单在厨房的桌案上展平，而我们坐在那里，有时一直坐到凌晨两点，听她把戏剧重温一遍，大睁着眼睛注视着第二幕的高潮，就像那些观众本身一样准备对谢幕的演员鼓掌。

在拥有电视、电影、收音机和有组织的戏剧演出团体的今天，很难想象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快乐和奇迹之源，而且几乎把我的所有需求都结合到了一起。我记得我经常提出这样的恳求，“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呀？”后来，我的姨妈就做出了结论（我的父亲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思考力）：我的年龄已经大到可以去看戏了。我过去还太年轻，还没有资格被带到市中心去欣赏戏剧，但从我七岁的时候起，我在每周四下午放学以后，都会被带到阿尔罕布拉剧院——我的姨妈每年都会订购季节性套票。在那里，我会一脸严肃地欣赏那些优秀的滑稽通俗喜剧明星的表演。后来，当我在当地那家证券公司兼职打工时，我依旧背着我父亲去看星期六的日常演出，不久以后，我又到布朗克斯大剧院附近的旅游公司做过兼职。我顺顺当当地度过了那些完美的星期四和星期六下午，而在这两者之间，我会等待每一个夜晚的到来，因为我的姨妈会从百老汇那个更伟大的世界返回，并带来更加令人振奋的剧情描述。

所有这些，对于那个充满好奇心又与世无争的小男孩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当然，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对于身心健康未必多么有益，而且在成年以后，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一个孩子所需要的真正的爱，来自于他的早期生活的安全感这一基本需求，而就我的童年世界而言，它是一个在忠诚度方面存在冲突的扑朔迷离的战场。我的姨妈和我的父亲总是处于日常战争状态。我的母亲活着似乎只是为了安抚他们，这是一个我并非没有注意到的角色，而且即便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样的角色都非常可悲。就连我所爱戴的外祖父的形象，在某些方面也令我感到害怕。结果就是，我通过等待那两个精彩的下午的时间过滤器，去打量我的家庭之外的那个世界。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孤独的、不合群的人。首先，我的名字就有些奇怪，而孩子很容易产生疑心，并诅咒一切与他们自己不同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名字。其次，就是我在讲话时略带口音；我说话的方式，恐怕也有点儿文绉绉的，即便它们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语言——一方面，这是从我的家庭继承的一种遗产；另一方面，它们也是我在周四和周六下午在阿尔罕布拉剧院和布朗克斯大剧院的经历的遗留物。

这就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事实：我的姨妈是如何成为我对抗现实世界的一个避难所，以及戏剧这个幻想世界如何成为一种逃避和一种慰藉。渐渐地，相比于我生活的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戏剧世界对我来说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性，而且突然之间，我的两个庇护所——我的姨妈和剧院——在我的脑海里占据了主导地位。我那时是十岁，而且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仍然记得那个早晨的声音甚至气味。

当时，为了弥补我父亲那点儿微薄的收入，我们很早就接纳寄宿者了，而且我必须补充的是，那时的寄宿者每周交的房租，可以给他们带来一整套服务。除了住宿房间以外，还包括早晚餐以及洗衣服。所有这些都由我母亲负责，她还要照顾我和我弟弟，要格外把一份饭菜送到凯特姨妈自己的房间。当然，我的姨妈会不时地光顾那些流动性很大的各个寄宿者的房间，就像是王室成员造访一个贫民窟一样，她还会使这个家庭的生活变得复杂化，因为她不仅要在自己的房间单独吃饭，还会在最繁忙的上班时间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而且拒绝妥协——这是布兰奇·杜·波依斯的又一个特征。我认为，这是生活模仿艺术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在那个星期天早晨，除了我的姨妈以外——她又让自己牢牢占据了浴室——我们都在吃早饭，这时送来了一封电报，是给住在我们家里的一个寄宿者的。他必须马上回到圣路易斯市——他的一个叔叔生命垂危，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赶紧收拾东西，作为一种临别姿态，他给我的父亲留下了几本书（他对我的父亲印象很好）。我父亲很高兴。他自己不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但他在一生当中很少收到过礼物，以至于我认为，他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的概念：这几本书只能属于他，并把它们作为体现他的存在感的某种符号。

下午，我父亲去了市中心，在报纸上登“房屋出租”广告，当他回来以后，就直接去了那个已经离开的寄宿者的房间，去拿留给他的那几本书。它们不见了。凯特姨妈把它们拿走了，并且随意地送给了楼上的一个邻居。起初他不能相信她会这么做，然后，他就要求她上楼去把书拿回来。对于这一要求她做这种事的建议，姨妈只是一笑置之。没有人会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对于把不属于她的东西送人这件事，她并未看得多么严重，而且接下来，她自己拿出来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压垮了那头骆驼。“那只不过是尤金·德布斯一些老掉牙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她嗤之以鼻地说，“把它们从家里扔掉是好事。”

这既不公平，也不厚道，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激怒我的父亲。多年积压的愤怒和不满，变成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剧烈冲突。看到这个温和的小个子男人的心中积聚了那么多憎恨，并且一朝爆发出来，未免令人感到恐惧。实际上，它既令人恐惧也使人震惊。我以前对我父亲几乎没有多少认知。

但不管怎样，德布斯是他的英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名字是让我父亲的个人生活所有的羞辱和失败被激发出来的试金石。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反应那样激烈，而且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有过同样激烈的反应。他命令我的姨妈从家里搬出去，并站在一边监督她收拾包裹走人。这一次，我的母亲的眼泪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吓呆了的我看着这一幕时，我那不同凡响的凯特姨妈在我的眼前，突然变成了一个受到惊吓的上了年岁的单身女人，她把那些可笑的鲜艳服饰收集在一起，而她的那些戏剧节目单从她颤抖的双手掉到地板上，散落得到处都是。这是一个可怕的场面，我不知道我是否为此原谅了我的父亲，虽然时至今日，我似乎已经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她在那一天离开了这座房子，再也没有回来，而且在许多年里，父亲也不准我再去见她。

现在很难回顾那次吵架给我带来的全部影响。一个孩子的世界，是由眼前的事物和绝对的事物构成的。他不会关注超过今天或者明天以外的时间。当时的悲剧，把我的今天和明天的所有乐趣都抹杀了，实际上，我的姨妈的离去，代表着我的人生当中一场悲剧和一次危机的同时出现。它同时标志着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在我人生的那些早期岁月里，我与我的父亲或母亲都没有形成真正的亲情关系。我的人生当中首当其冲的两个主要人物，首先是我的外祖父，然后就是我的姨妈。不夸张地说，我相当于从一开始，就被其他人从我的父母那里接管了，这也使我与父母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我们——我和我的双亲——现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困境，我也不认为，我们曾为此付出过真正的努力。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是我第一次完全属于他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好像我一直是寄居在其他国家，此时刚刚回到他们身边似的。

我现在意识到，当时这种处境对于他们很艰难，就像它对于我同样很艰难一样，但在那时，我感觉自己被剥夺了一切，并由此产生了报复心理。我需要有人来做替罪羊，我把责任归咎于我的父亲。我觉得，我隐约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但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我的姨妈以及她为我打开的那个世界，对于我而言无比重要。现在，这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不管是她还是那个世界，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似的。我之所以要怪罪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放逐了我的姨妈，也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种贫苦状态。后来，我也因为另一个事实而怪罪他：我未能从公立学校毕业。当我进入八年级时，我在那个夏季开始打工，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很明显，我不可能回去了——我在那个暑假期间交给家里的钱，是一笔迫切需要的资产。我讨厌学校，可是我非常渴望顺利毕业；在当地，就连那些最贫穷的家庭也十分看重这件事：至少要让长子或者长女毕业。这和教育理念几乎没有多少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姿态，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姿态。它表明不管一个家庭有多么贫穷，也绝不会贫穷到供不起孩子上学的程度。我的苦涩感和羞耻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鲜活如新。每当有人问到我的教育时，我都会以谎言掩盖，而且当我每次说谎时，我都会再次把责任归咎于我的父亲。

孩子不是公正的动物——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对他人的褒贬。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直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未听说过弗洛伊德，他还是在那种残酷的现实环境中，付出了尽可能多的努力，以便为他的儿子做出补偿；然而伤害已经铸成，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只有一次，我感觉与他变得很亲近，不过，我并不能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或者让他知道我很理解他。

那是在我的姨妈离开家后的那个圣诞节，因为过去总是她为我和我弟弟准备圣诞树和礼物，因此，这个缺少了她的圣诞节变得冷清寂寞，空空荡荡。我记得，我当时差不多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我的父亲在整个一年里，只是断断续续做了几份工作。我们留给寄宿者的两个房间一直是空的，而我的母亲在离家越来越远的地方做销售。这总是我们的生活正在降到谷底的危险信号，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的内心都会变得更加恐惧。

这是贫穷的一个恶性指标，我对此了如指掌，我也对其恨之入骨。由于我们在通常光顾的杂货店和肉铺的欠账越来越多，我的母亲甚至害怕从他们门前经过，以免被他们看到，站在门口当众对她叫喊，所以，她宁可长途跋涉地多走十个或十二个街区，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段，并且告诉那个陌生的杂货商或者屠夫说，我们是刚刚搬过来的，她还会虚报在附近的某个地址，尽己所能地与对方建立起一种长期信用。因此，我们就得以勉强生活下来，直到我的父亲再次找到工作，或者所有的房间都被租出去，而且，这种缓冲也有助于把我们拖欠原来的杂货商和肉铺的钱还清，再逐步归还欠其他人的“饥荒”。但是，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无力偿还任何债主的钱，而且仅仅为了买一瓶牛奶，我的母亲就需要走过二十个甚至更多的街区。

很显然，我们已经不可能像样地过圣诞节了——我们能勉强活着就不错了。在圣诞节前夜，我的父亲在晚饭时几乎没说一句话。接下来，他的一个举动让我感到惊奇，还吓了我一跳：他转向我并对我说：“我们出去走走吧。”他以前从未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而且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当我们离开家门时，他接下来的一句话甚至更让我惊奇：“咱们去149号大街威切斯特大道转转吧。”我的心脏立刻激动地狂跳起来。那是一个有很多大商店的地段，到了圣诞节，那些装满玩具、从街头排到街尾的开放式手推车，就会一辆挨一辆地跨过好几个街区。在过去的几个圣诞节前夜，我经常和我的姨妈去那里，当我们从一辆辆手推车前面经过时，她会给我买下我最想要的东西。

我父亲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心花怒放地做出了结论：这次散步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情：他打算给我买一份圣诞礼物。

在走向目的地的途中，我狂喜不禁而且如释重负。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糟糕的年头，是一个永远失去我的姨妈的呵护的年头，因此，我是那样强烈地渴望得到一份圣诞节礼物——那不仅仅是一份礼物，更是一个象征、一种标志。我需要得到来自我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某种信号，表明他们知道我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因此，他们也要像我的姨妈和外祖父那样关心我。我当然确信，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向我传达那种无言的讯息，但问题是，我从未真正接收到那种讯息。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快，可是，想到我的父亲就要送给我一份圣诞礼物，还是让我的内心突然充满了平静感和轻松感，这是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

我们走得很快，我们低着头逆风而行，奔向前面那个灯火璀璨的区域——149号大街的威切斯特大道，而且在我看来，那些灯火是我所见过的最明亮的灯火。我拽着我父亲的大衣的一角，开始从成排的手推车前面经过。那里面摆满了我想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由于我的父亲没有提到一句购买礼物的话，我只能在一辆手推车前稍作停留，并尽我的最大努力说上一句，“瞧那一套化学用具！”或者是，“这里有一本集邮册！”或者是，“看那台印刷机！”每次我的父亲都会停下脚步，向手推车后面那个人询问价格。然后我们一言不发，再接着走向下一辆手推车。有那么一两次，他会拿起一种玩具看看，然后又看着我，似乎是在暗示这可能是我喜欢的东西，但我年龄已经很大了，我需要的远远不是一个玩具；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套化学用具或是一台印刷机。在我们驻足浏览的每一辆手推车里都有这两种东西，可它们的售价都是一样的。很快，当我抬起头时，我看见我们正在接近这条路的尽头了。前面只剩两三辆手推车了。我的父亲也抬起头来，我听见他让几枚硬币在他的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声音。突然间，我什么都明白了。他只能给我买一份售价75美分左右的圣诞礼物，但他不敢说出口，他害怕接下来，这么一点儿钱什么也买不到。

当我抬头看着他时，我看到他眼中的绝望和痛苦，这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与他的心更加接近。我想伸开双臂抱住他，并且说：“没关系……我理解……这比一套化学用具或者一台印刷机更有价值……我爱你。”不过，我们只是瑟瑟发抖地并肩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那最后两辆手推车，开始默默地走回家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话会哽在我的咽喉里说不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甚至没有去拉他的手，他也没有拉我的手。我们以前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从未对他说过，那天晚上，我对他感到多么亲近——有那么一小会儿，横亘在父子间那堵混凝土墙壁已经倒塌了，而且我知道，我们这两个孤独而寂寞的人，都在努力地试图彼此接近。

多年后，我差点儿把这件事告诉他，但还是错过了那个时机。那还是在圣诞节，我到佛罗里达州去看望他。我的父亲当时九十一岁，进入耄耋之年的他身体很硬朗，我和我的妻子在佛罗里达陪伴他过了圣诞节和新年。在圣诞节前夜，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当我的妻子与他的那位护士兼陪护人在聊天时，我和父亲坐在房间里的一张大沙发上，我给他看他的两个孙子的照片。忽然，我感觉他的手滑到我的手上。在我们的生命中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继续翻着相册，不过我的手仍旧放在他的手上面。如果是在几年前，片刻之后，我可能就会把我自己的手抽回来，但是现在，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那里；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所想所感。那一刻已经足够了。将我们彼此隔开的那道鸿沟彻底弥合了，用了四十年时间。

将我和我的母亲分开的那道鸿沟却变得更宽了，而且这种情形始终都没有改变。我为她感到难过，我很敬佩她，但我不喜欢她。也许这听上去有些无情和无礼，可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同情而不是抱怨。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她充其量是一个行事得体和勤俭持家的女人，而且她的命运很不幸。她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种冲突状态中度过的：她需要维持她的父亲和她的姐姐之间的和平状态，后来，在我的外祖父过世以后，她又成为她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之间的调解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她“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一辈子都在安抚别人的人，已经不会给爱的表达留出多少空间了。这是她的悲剧，也是我自己和我弟弟的悲剧。在某一个年龄段——有时候会提前，有时候会延迟——孩子们都会形成对自己的父母的看法。他们会做出结论——并不总是公正的——确定他们的母亲和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结论可能是很严厉的；也可能是残酷的，比如就像我自己的情形那样，因为这样的结论持续了很多年，而且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实而有所缓解——我的母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她理解嫁给的丈夫或者生养的儿子的细微迹象。

这就是我的早年生活的背景。这就是我曾经生活的世界，以上这些人，就是那些塑造和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的人。还有其他两个激励因素，它们在当时是我的生活的两种推动力，虽然它们是无形的，也是没有生命的，但它们却和我身边的那些人一样，对于我未来的人生方向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种推动力是一种鞭策，第二种推动力是目标。

这里所说的鞭策，简单地说就是贫穷。现在，就贫穷的含义而言，贫穷本身没有什么可耻的，而且我注意到，贫穷家庭的孩子，似乎根本就不会因贫穷而感觉羞耻或者受到影响。实际上，相比于更多地受到监督的富家子弟，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过着一种更自由、更不受限制的生活。而且，因为他们认识的其他孩子同样家境贫困，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本质，直到意识开始觉醒的青春期以后，他们才渐渐地发现，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不公平地划分成了穷人和富人两部分。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并没有经历这种认识过程。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那样全情投入地憎恶贫穷这件事，我从来都未能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圆满的解释。我只记得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次又一次地带着苦涩的心情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让自己脱离贫穷的境地——我要逃离当时的环境，逃到一个不那么叫人难受的世界里。我记得几年前和一个人就“squalor”这个词的发音发生过激烈争论，后者坚持认为，它的发音是“squay－lor”。我认为应该念成“squah－lor”，而且最终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生活就是一种squalor！”

对我而言，贫穷始终是一种活生生的邪恶事物，从我十几岁的时候起，只要我能够搜集到几便士，不管时间多么短暂，在此过程中，我都会尽可能地掩盖自己的贫穷。我会连续一周或者十天不吃午饭，直到积累起足够多的钱，去一家铺着桌布的餐厅吃上一顿美餐，而不是像在多数情况下那样，跑到第六大街的一家卖橙汁的路边摊位那里，吃上一根法兰克福香肠或者一只汉堡包。或者说，我会走进一家豪华酒店的大厅，大着胆子在里面到处转悠，竭力想象自己也属于这里的一份子。如果这当中有什么不光彩的势利意味，我不会做任何辩解。这就是真实的情况，而且毫无疑问，这当中必然也涉及我的另一面——不那么愚蠢，甚至可能是更令人敬佩的一面。也许这一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从大笔金钱开始向我涌来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选择一种奢侈生活方式的原因。我知道，我的挥霍无度在我的朋友当中引起了非议，但我现在提到的令我憎恶的那些年头，必然以某种方式对我产生了影响。它要么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贫穷，从而变得谨慎而吝啬，要么让我面对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那些华丽而愚蠢的商品时，尽兴徜徉其间并一掷千金。后者正在发生，也是更让我感到满意的选择。我已经为我的乡间别墅不必要地增加了一些附属房屋，在我的土地上种植了数千棵树木，以至于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生前曾不无讽刺地这样评价我说，“他有了钱以后，就变得和上帝一样为所欲为。”我并不介意。我不会愚蠢到只为钱而活着，但是我不会让自己带着对于金钱的恐惧感而活着。我在童年时期已经经受了这种恐惧，所以，我要一劳永逸地将这种恐惧远远地甩在身后。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鞭策，而且它帮助我达到了目的。

我的目标，当然就是百老汇和戏剧。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将要如何实现目标，但我很快就知道，我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我像一个具有奉献精神和神秘主义特征的信徒那样坚信这一点。我努力进入那个领域的奋斗过程，就是我为你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像报纸上的八卦专栏那样，写下一系列与戏剧有关的轶事趣闻，再配上一系列名人的名字。我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那么贪婪地喜欢阅读名人趣事，而且尽管我熟知这个时代大多数著名的文人雅士和戏剧工作者，不过，我无意将我与他们的友谊编纂成有趣的新闻报道。当读者读到这里时，也许他已经知道，我觉得在成功之前，有关奋斗那部分的回忆和誓言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所写下的那些事实对我而言，必须是真正有价值的，实际上，我认为我正是这样做的，我也由此搭建起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我的双脚扎根于布朗克斯区，但我的目光却牢牢锁定了百老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