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是在长期贫困的氛围中长大的，我的唇边总是带着鲁斯·戈登所描述的“贫穷的深褐色味道”，我的鼻尖永远都能嗅到真正意义上捉襟见肘的严峻气味。你或许能够猜到，那不是一个多么快乐的童年，而且这种气氛并没有因为家庭成员的阵容而得到实质性改善。我不记得是哪个人这样说过：一个家庭是由那个病得最重的成员所控制的一个独裁政权。他肯定不认识我的外祖父，但是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的脑海里一定是有某种原型的，因为我的外祖父，我崇拜的人，就像是维多利亚专政时期的一座珠穆朗玛峰那样，高高在上地君临我的人生的最初七年。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我认为，他对于我的人生初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确信我仍然保留着那些影响的痕迹。就职业而言，他是一个雪茄烟制作工，而且他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塞缪尔·冈珀斯在同一个工作台上并肩工作。他们一起成就了最初的创业梦想，并且有一段时间，他们需要通过抓阄的方式，来确定他们二人之间谁将对另一个人具有指挥权，是我的外祖父还是塞缪尔·冈珀斯。家族的传说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而且他们的友谊终结于一个有些可笑但更加明确的理由：谁应当带着那个公文包去参加美国劳工联盟工会会议——那是他们共有的一个公文包。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故事并非完全不足为信。这听起来的确非常像我的祖父，而且与他可能的行事方式完全相同。

他在家里肯定是那种作风。他的两个女儿，我的母亲和我的姨妈凯特，被他看作是某种慈善的自然法则送给他的两个订了契约的仆人。我认为他带着转瞬即逝的烦恼，接受了我父亲在这个家庭中影子一般的存在，就像一个美国大兵注视着一种丛林霉菌在他的靴子上生长出来一样，而且对于我对他的崇拜，他也以他的溺爱之心予以回报。更公平点儿说，他自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那种装体面和摆阔气的可怜状态，尽管不能完全归咎于他自己的好斗和天生的坏脾气，却也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状态。事实上，他原本是一个相当富有的英国犹太大家庭的害群之马，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显然疏远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结束了所有家庭关系，从而永久地在美国安家落户。

他是一个非常富有个人魅力的男人，他有着敏锐的喜欢探索的头脑，由于他对于被迫屈从的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优越感，这也使他本就充满自大和怨恨的性情变得更加尖酸刻薄。他当然会把日常生活中的怨恨和不满发泄到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身上，虽然我从未见过我的外祖母（她在我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但我听到的有关他们相处的故事是惊心动魄的，而且有些令人恐惧。

他作为害群之马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降尊纡贵地娶了一个与他差距很大的女人，而且我的外祖母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他们在结婚时经济状况极其艰难，由于任何形式的娱乐都所剩无几，我的外祖母人生的一大乐事，就是让我的外祖父在晚上念书给她听。查尔斯·狄更斯当时作为小说家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他的作品给她带来了持久的激情。我的母亲对我说过，曾经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的外祖母似乎只为每个夜晚而活，我母亲对于她自己的童年最生动的记忆，就是外祖父每天晚上大声朗读狄更斯作品的声音，而她后来的最可怕的记忆，就是他中止了朗读——整个家就会陷入一片死寂，因为当他大发雷霆或者突然变得忧郁时，他为了惩罚我的外祖母，每次都会连续几天甚至几星期不给她读书，而且一连闷坐几个晚上一言不发。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很安静，在此之后依然寂静无声，因为他不会和任何人讲话，也不允许他的妻子或者女儿讲一句话。他就这样生闷气，直到这场风暴过去为止。更糟糕的是，他从来都不会从他上次中断的地方接着往下读。当时，狄更斯在美国发表的小说都是连载的，他会从最新连载的部分再次读起，所以，我的外祖母对于大卫·科波菲尔的大部分生活永远都是一无所知的，她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小埃米莉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继承了我的外祖母对于那些爱生闷气的人的憎恶，因为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别人身上的一个怪癖或者特质，而且承受它的过程会让我感到极不舒服。

关于这个固执任性、不可捉摸的男人，我的母亲对我讲述的另一个故事，就是他对于一个意外情况——我的外祖母经过二十年的东拼西凑，攒够了一笔钱，并且能够让他们所有的人到英国旅行一趟——的反应。天晓得在日常开支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她是如何从微薄的收入中攒下了这么多钱，尽管她花了二十年才做到这一点。这些钱究竟代表着多少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困窘局面，想起来就令人感到痛苦，毕竟在当时，日常生存本身就已经足够艰难了。但是，她还是以男人不能想象或理解的某种复杂的女性逻辑，最终节省下了这些钱，还把它们拿了出来，交给了她的丈夫，因为后者已经八个月没有工作了，并且在当时过于消沉，以至于——根据我的母亲的说法——他们都对他感到担心。他们全都束手无策。

在那些沉默的晚餐当中的某一次，当我的外祖母建议全家人到英国伦敦旅行，以便扭转他的坏运气，而且她也拿得出这笔旅行费用时，他前所未有地大发脾气。他咆哮着说，她竟然敢让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打着补丁的裤子和一件磨损的衬衫走来走去！她抗议说，她攒下这些钱，只是为了应付这样的危机，现在还把钱全部交给他了。但这毫无作用。他又生了两个星期的闷气，并再次陷入可怕的沉默，然后，他们穿着崭新而时髦的衣服坐船前往伦敦；因为我的外祖父不想让他那个富有的家族获得任何蛛丝马迹，知道他在他移居的那个国家过得并不如意，这可不是他一向的作风。我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忘记，他当时把自己收拾得多么潇洒而有风度，她也从未忘记，他如何破天荒地对妻子和女儿突然变得彬彬有礼而且始终如一，他的这一面，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从轮船停靠在英国南安普顿港的那一刻，他的这种变化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次旅行本身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我的母亲和父亲在伦敦相识——他在一年后追随她来到美国。而且这次旅行对于我的姨妈凯特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在她的余生当中，她从未从这种影响当中恢复过来。她当时二十岁，而我的母亲十八岁，而且对她们来说，那是对于过去从不知道、也不可能再次见识到的一种生活的惊鸿一瞥。对我那可怜的姨妈凯特而言，那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浪漫情结，她看到的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某种可怕的麻醉剂。从那时起，她的举止就像是一个时尚女性，她蔑视任何形式的工作，而且一生都在靠别人的帮助而过活——她活到六十多岁——首先是靠我的外祖父，然后是靠我的父亲，后者是她所厌恶的人，而那个人也以同样的厌恶回敬她。那是一种相当奇怪的近乎执迷的情感，但它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尽管有时候，她不得不在烛光下一如既往地阅读小说，因为家里并非总能有足够多的钱点煤油灯。我自己的童年最生动的记忆之一，就是看到她拖曳着步子，带着她的嗅盐瓶和一本书或是星期天的报纸走进她的房间，并且听见“咔嗒”一声将门锁紧的声音。她的行为保持不变，但我的母亲却不仅要为我们自己，还要为我们接纳的寄宿者——这可以帮助我们支付租金——下厨做饭、打扫卫生、洗涤和熨烫。这让我的父亲发狂，而这很可能是因为她从来不帮家里人干活，哪怕是擦净一个盘子这种小事。但是，是她向我打开了戏剧这个世界，所以，我爱她而且永远感激她。而且，也是她在很大程度上像我的外祖父那样，对我的早年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在全家人返回美国不久，我的外祖母过世了，我可以想象，她如释重负地发出的那一声叹息，必然推动她走完了进入天堂的一半路程。于是，我的母亲为我的祖父承担起了管家的这一角色。这种情况对当时正在向她求爱的我的父亲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打击，因为大约过了十年左右，我的母亲才得以从外祖父——他恰恰不是那种能够让爱情与他的衣食需求发生冲突的人——的管束下解脱出来并获准结婚。除此以外，我的母亲还承担起了日常调解人的角色，确保她的父亲和她的姐姐之间相安无事，而后者可怕的反应，总是让每一个人感到神经紧张。在长达多年的时间里，她也为她的姐姐和未来的丈夫的关系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虽然她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了解到我的父亲在个人气质上就像现在的我一样，所以，他能够耐着性子挨到十年婚约的结束，这一事实并没有让我感到多么奇怪。这恰恰是他的典型做派。他是一个能够不受影响地把自我保护的习惯维系一生的人。不管怎样，那个漫长的婚约终于结束了。他们结婚了，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让外祖父和他剩下的那个女儿处于一种时而对抗、时而停战的紧张状态。

不过，我的父母的二人世界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在我出生前一个月左右，我的外祖父在凌晨两点钟出现在他们家门口，将他们从床上叫起来。他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并且威胁说，假如我的母亲不搬回去住，他就会杀了他自己或者杀了凯特，反正其中的一个难逃一死。这样的日子，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出于某种原因，我非常同情他当时的处境。我可以大致想到，我的姨妈凯特会把家管理成什么样子，因为我有一两次品尝过她做的饭菜，我也进过她自己的房间，不管我的母亲如何收拾，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像一个遭到一场长期的激战破坏过的村庄一样。我无法想象，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如何答应了这个愚蠢而可悲的计划。

毫无疑问，无论是他们的自身感受还是他们的婚姻，都不曾从这一变故中恢复过来，而且我的母亲从未停止过带着伤感回顾在她们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和我的父亲单独相处的那段唯一的时光。

就这样，我出生在我的外祖父的家中，而且我听说，我刚刚带着那一声抗议的啼哭来到这个世界，就被这个七十九岁的独裁者抱在怀里，并成为他唯一的、小心守护的个人财产。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那么清晰，有关他的为数众多的记忆始终挥之不去！

现在，我可以绝对清晰地看到他了，看到他在我的床边弯下腰来，用他的胳膊把我高高地抱起来，放到他的肩膀上，然后把我带进餐室，让我站在餐桌中央。我仍然能够隐约看到那一圈仰起头，对我露出微笑的面孔。这些面孔属于他担任社长的“周五晚上文艺社团”的成员，就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人在每周五晚上在我们的家中聚会。晚餐总是在晚上十点半才被端上来，在铺好桌布之前，他都会大步走进我的房间，把我唤醒，并把我带进餐室。我会站在桌子上，使劲地揉着惺忪的睡眼，而且只要我完全清醒过来，我接下来就要背诵他在前一周交给我的、他最喜欢的圣诞颂歌当中的一个片段，而且我有一次发现，五岁的我就能够大声背诵哈姆雷特的台词，这让他倍感自豪。

在更早些时候，我还有另一个生动的记忆：在那可怕的一天，他带我去理发店，把我所有的头发都剪掉了。他事先当然没有对我的母亲提一个字。我那时还不满三岁，而且我的卷发对于那时的小男孩而言是一种时尚，也让我的母亲尤其引以为傲。但是，只要他愿意，她显然都会迁就他做任何事，因此，他做任何事也从来不会征求她的同意，更不要说提前讨论了，他只是把我带到了那个理发店，然后又把既成事实的我带回到我母亲跟前。我想，那是她唯一一次顶撞了她的父亲，也是唯一一次呜呜咽咽地同后者拌嘴。与此同时，我的父亲被打发到了那家理发店，试着把一绺卷发从地板上取回来；他的确这样做了，而且外祖父很快就把它扔进马桶里冲走了。在我的外祖父的日常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面是一种必然而不是例外；只要他进入家门，他就会制造极具戏剧性的场面，而我通常总是他的暴力与柔情的风暴中心。

多年以后，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夜晚，关于他的另一个记忆，又轮廓清晰地回到我的脑海里。我的第一部剧本正在布莱顿海滩进行春季预演。我顺着海滨木栈道匆匆赶往剧院，在途中突然停下来，凝视着一座已经成为公共澡堂、快要倒塌似的摇摇欲坠的建筑。我突然想起在很久以前，在那个八月的酷热之夜，我的外祖父带着我们所有的人走进这座建筑物——它那时还是木栈道附近的夜总会——里面。就像一道照亮了一处黑暗景观的夏季闪电一样，那段令人痛苦的时期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脑海：可怕的炎热天气，连续几周在我们家里充斥的令人压抑的死寂，一个觉察到家庭危机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的莫名恐慌——当我停住脚步，凝望着那座建筑物时，所有这一切都纷至沓来。

那场我当时能够感觉到但却不能理解的危机——我也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的危机，是现代工业手段最终统治了古老的制烟业。当时已经发明了一种机器，能够把烟叶变成雪茄烟，再变成条状和盒装的成品，于是在一夜之间，手工制作雪茄烟的工艺被突然改变了。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就职业而言都是雪茄烟制作工，连续几个月处于失业状态。我们当时尽可能依靠雪茄烟制造商工会——一个从来都没有真正富裕过的组织——发放的微薄的福利生活，我从来都不曾也不会忘记在职业被突然生生地抢走的情况下，这两个男人陷入的巨大的困境。我的外祖父年龄太大，已经不可能再去尝试做其他工作了，而我的父亲身体太过虚弱。在绝望中，他们最初不得不使用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买来生烟叶，在厨房里制作雪茄烟，然后挨门逐户地推销兜售；但是，同机器生产的雪茄烟竞争，无疑是一个注定会遭到可悲的失败的事业。

最终，在我这里所提到的那个可怕的夏天，他们完全停止了尝试，整天无助地待在家里，外祖父的眼睛里越来越大的恐惧和他紧绷的嘴唇把我吓坏了。就连我这个能够同他一起做任何事的家庭成员，也不能够真正体会他冰冷的绝望感，而且就在某一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他的房间里，既不出来吃晚饭，对于我的恳求和一再的敲门（我当时被打发叫他出来吃饭）也不做任何回应。我记得我刚刚溜达着走向太平梯，而我的母亲、父亲和姨妈都坐在我后面那个令人窒息、静寂如死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外祖父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他对我的母亲喊道，“莉莉——家里还有多少钱？”她告诉了他，他又大声说，“把钱给我，你们戴好帽子！我们去布莱顿海滩！我已经受够了这种日子！”他当然知道，那不仅是家里所有的钱，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所有的钱；但是，他的确已经受够了恐惧和绝望。接着，我们走向海边，去看木栈道的一次夜总会节目表演，地点就在我现在举目凝视的那座建筑物当中。那天晚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崇拜他，而且当我离开那里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知道我写了一部剧本，那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快乐——当他和我一起匆匆赶往剧院看着帷幕升起时，他会体验到怎样巨大的幸福感。他自己就是一个戏剧迷。

他在那之后仅仅一年就去世了，我当时只有七岁，而且就在同一周，我的弟弟出生了。随着他的离世，我唯一的童年乐趣也几乎一并消失了。也许我的上述文字让他看上去似乎像个怪物，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存在也让家中不乏怪异气氛，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是唯一一个有着充沛的活力、色彩和真实感的人。我对于他的每一个记忆都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从星期天早上站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把头发、短髭和山羊胡子染得乌黑发亮——他不仅脾气暴躁，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到看着他用他的巴拿马草帽试图为我捕捉蝴蝶，而中央公园一群高高兴兴的散步者在旁边观望，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想，在他的动荡和不安宁的生活中，也许我给了他所知道的唯一平静和安宁的情绪，而他好歹也给了我一种回报，那就是对于那种惯于雷嗔电怒一类人物的偏爱，以及对于枯燥乏味者的厌恶。在他死去以后，我没有因此而更加接近我的母亲和父亲，而是开始接近我的姨妈凯特。就像此后影响到我的命运的所有看似无辜的人生经历一样，与我的姨妈的相处，是一个无意识的转折点，它成为我的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