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当然，我想过要成为一个演员。我一直以为，那些神一样的人物具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毫不费力地让那些精彩台词从唇间如泉水般汩汩涌出。我以为他们可以即兴演绎一幕戏剧——我确信，一些日场观众至今仍然抱有这种信念。当我坐在那些欣赏我的戏剧的观众中间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身后某位女士惊呼：“这些演员说得太精彩了！他们真是了不起！”于是我就很想说：“没有那么了不起，夫人！”但是，我理解她感受到的那种魔力。

不管我的梦想有多么疯狂，我过去也从未想象过，有一天我会写下那些台词，并让演员在舞台上把它们说出来，而且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和我崇拜的那些神一样的人物相比，在戏剧界还有更重要的人物。如果我当初有足够多的智慧预感到这一点，那么从很早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在今天已是一个戏剧家的细微迹象；尽管在当时，我就能够把一个故事改编成戏剧并吸引一些观众，而且当我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这一天分时，我就像其他男孩看待他们善于打棒球的胳膊或者长距离运球的特殊本领一样看待它。在我的同龄男孩的那个强硬无情的世界里，它给了我所能拥有的唯一的地位，我贪婪而又精明地运用这一地位赋予的那种小小的力量感。即便是在我开始成长的初期阶段，在美国生活中，对于强悍的崇拜就已经生根发芽了。根据在当时已经占据上风的“强悍”世界的传统，那些不爱运动的男孩，那些不会打架或者害怕打架、喜欢阅读或听音乐的年轻人，或者是具有某种奇特的、有别于其他同龄人的特殊兴趣的男孩——就像我对于戏剧的痴迷一样——都会从其他人结成的团队当中被排挤出去。

认为这种对于强悍的崇拜只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贫民区，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它已经开始渗透于美国生活的其他层面，而且我怀疑，如今对于知识分子的不屑和轻视，以及过分强调竞争和成功的必要性的风气，部分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用来对抗我们自身的一种内在特征的奇怪禁忌，这种内在特征，就是会让我们与天使最接近的温柔品质。一个诗人的国度，不会比一个运动员的国度更可取，但是我很想知道，那种强悍和竞争性——它们已经成为我们作为一个种族个性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在作为一个力量的标志的同时，是否也是一种软弱的标志呢？我们的文化生活，难道没有被剥去一种必要的维度吗？我们的情感生活，难道没有被褫夺掉一种优雅的元素吗？而且我很想知道，对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缺少强悍的恐惧感，有时候是否会使他们失去一种觉醒意识，以及在精神领域的灵敏性，而这些恰恰是每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他用来对抗同时代的传统规范的武器。在我的童年时代，缺乏强悍性以及竞争能力，一直是我的梦魇之一，我尽我所能地忍受这一点。

一个城市男孩的暑假，通常都是在自家门前的街道上度过的，在那些漫长的暑假期间，我都会坐在路边，看着附近其他男孩在打棒球、玩抓俘虏游戏或者打曲棍球。我从未受邀加入到他们当中，哪怕是在某个团队恰好缺少一个成员的情况下——这并非因为他们对我特别残忍，而是他们把我不擅长这些活动的事实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当然是对的。不过，在那些年头里，如果有哪个睿智的老师或者聪明的父母能够让我意识到，那些不够强悍或者不爱运动的孩子，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补偿，我就能够更好地忍受我的大部分的苦涩、妒忌和孤单；因为我会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以家门口马路边的石头为界的。

我有一天突然自行获得了一种补偿，它对于我以及对于附近那些男孩的强悍世界，都产生了电击一般的影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个绝妙的夜晚带给我的乐趣。那时候没有夏时制，因此，棒球和其他游戏都会在八点或者八点半天色渐黑时结束。然后，男孩们都会习惯性地在附近那家糖果店跟前一个小小的门廊里休息，这也成了他们的一种专有的“部落权利”。没有哪个大人会坐到他们中间或者干扰他们。那些男孩会坐在那里，漫无目的地一连聊上几个钟头。其中不乏含义模糊或者过于隐晦的有关性的话题和下流的笑话；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谈话涉及的都是在白天的比赛，以及将在次日进行的比赛。最后，他们开始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就是在某一次长时间的沉默过后，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于是在那个光荣的夏天，我按照自己的条件被接纳为这个部落的一员。我不记得在那个夏天的夜晚，是哪个男孩用一个问题打破了沉默；不管他究竟是哪一个人，如果我现在见到他，我都会感激地对他点头示意。“你老是在读什么书呢？”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故事，”我回答说。“什么故事？”另一个没有太多兴趣的男孩问。

我不知道是什么推动我做出了后来那样的反应，因为我通常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能够被允许留在他们中间，已经让我很高兴了；不过事实上，对于他的问题，我做出了极为详细的回答。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当时正在埋头苦读的那本书。那本书是《嘉莉妹妹》，我用了整整两个钟头，给他们讲述了“嘉莉妹妹”的故事。

他们屏住呼吸，瞪大眼睛听着我的讲述。我讲得一定绘声绘色，但是，对于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如此忠实的听众，我认为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黑暗中听一个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娱乐之一，再加上我讲述得非常生动——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崭新的、令人兴奋的体验。

他们自己通常阅读的书是《罗孚男孩》、《汤姆·斯威夫特》或者G.A.亨提的作品。我也读过它们，但是十三岁的我早就把它们读完了。由于我在大部分时间处于孤独状态，我已经成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而且是一口气读完了那些适合男孩子看的系列书籍。在当时，没有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中间读物，或是因为我找不到一本那样的书籍，另外当时没有任何人禁止我阅读，所以，我就接连阅读了《汤姆·斯威夫特》、《时间机器》、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德莱塞的作品对我的头脑和感官产生了晴天霹雳般的影响，而且当他们听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们感受到了我在阅读中体验到的同样的震撼。

这部分是来自于发现新事物的兴奋——他们发现相比于《罗孚男孩》，还有另一种故事能够给他们带来更深层次的快乐。笼统地说来，我让他们窥见到了《汤姆·斯威夫特》之外的另一个精彩世界。在我讲完之前，没有一个人离开门廊，而当我在那个美妙的夜晚回到楼上时，我不仅已经是那个部落的一个成员，而且成了他们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第二天晚上以及从那以后的许多个夜晚，一个仪式不声不响地诞生了。当天色黑下来时，我就会坐在门廊中央那个属于我的位置，而且就像山鲁佐德一样，开始讲述当天夜晚的故事。

有几天晚上，为了更彻底地品尝我的胜利果实，我使用了“欺诈”手段。我会在杰克·伦敦、弗兰克·诺里斯或布勒特·哈特这些美国小说家的作品的最精彩部分突然打住，而且没有任何预警地告诉他们说，这本书我目前就读到了这里，所以欲知后事如何，明晚就见分晓。这当然并不是实情，但是，我必须确认我刚刚建立的力量和地位。借助于我已经拥有的（我自己并未意识到）一种戏剧感觉，我消磨掉了那些漫长的夏季夜晚，直到秋季开学为止。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更为时尚的观众在听我讲述故事，可是，对于围坐在那个糖果店外的门廊上那些强悍的、浑身脏兮兮的观众，我无理由地怀有一种热切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将会伴随我的一生。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天，那也是我和附近那些男孩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到了第二年夏天，因为我已经十三岁了，我能够得到“雇用证书”，并在城里找到一份暑假工作。离开“老巢”，并接近百老汇所在的那一小片灯火璀璨的区域的前景，让生活变得不那么叫人难以忍耐了。整个冬天，我都在编织着宏伟的梦想：找到一份在克劳·埃姆帕、厄兰格、弗洛伦茨·齐格菲尔德或者萨姆·哈里斯这些百老汇名流的公司做勤杂工工作，或者能够从我所在的工作地直接进入剧院的大门，也是一种不错的结果。就在离校前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拼命地翻阅了数不清的星期天广告，寻找一份写着此类要求的广告：“剧院办公室招聘办事员或者勤杂工。”当然，这样的广告一个也找不见。招聘办事员和勤杂工的广告倒是不少，其他类型的企业都会在青天白日下刊登出这样的广告；但是，我要找的那种广告从未出现过，我后来也知道了原因所在。裙带关系在戏剧界，就像洪水时期的密西西比河一样波澜壮阔，当他们需要一个办公室勤杂工时，总有一个现成的侄子或外甥；如果需要招聘一个秘书，就会有一个侄女或表妹奇迹般地出现。这也许可以解释某些事实：剧院的电话留言内容总是会被篡改，送交剧院的手稿无人问津，还有，寄给剧院的信件，往往会成为得不到回应的怪诞事件。然而对于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晓。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梦想中的那个广告，肯定会在下一个星期天出现。

学校放假了，我依然固执地等待着，直到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要想在整个暑假有一份工作可做，就必须接受我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无奈之下，我竟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找到剧院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请求得到一份工作；不过，我缺少那种勇气，而且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这样的办公室。当我准备承认失败时，我已经失去了所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我只能去做那份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工作。它与百老汇距离很远，而且作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内容，我每天需要开关五十次的那扇沉重的铁门，与我曾天真地希望穿过剧院舞台的那扇大门相去甚远，但是，我毕竟是在“市中心”工作，这与我的目标接近了一步。当我每天晚上站在地铁站台阶上时，如果从第14号街向北望去，我就能够看到远处的时代广场的金色光芒。

我在一家大型皮货批发公司的仓库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当一篮子一篮子湿乎乎的毛皮被送进来时，我要打开仓库大门，把皮草挂在架子上晾干。这是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但仓库里面很凉爽，而且我有足够多的时间读书。它还有另一种补偿：不受干扰的清静气氛，我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这得益于我从一开始就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任何人只要距离我不到十英尺远，就很可能掩鼻迅速离开。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我只有一套衣服，我每天都穿这套衣服上下班。如果我有十几套衣服，而且每天都会换一套，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在一个装满未经处理的毛皮的仓库待上八个钟头以后，任何一件衣物——哪怕是一条手帕——都会变得难闻得要命。

我每天下班从仓库出来，都会走入热气腾腾的盛夏空气里，这样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叫人感到难受。当我走下进入地铁站的台阶时，我已经坚定地接受了不得不经过一番推推搡搡的苦斗，才能够挤入布朗克斯地铁快车的事实。而我能够得到的补偿也正在于此。在交通高峰时期，地铁站的非人化的拥挤程度，在当时和在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其他可怜的地铁乘客一样，我会竭尽全力地挤进车厢，然后再经过一番努力，找到足够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在漫长的归途中可以专心阅读。当我身上的气味越来越难闻，天气变得越来越热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我周围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有时候，假使我果断地向一个刚刚坐下来的女士俯下身去，她就会在地铁到达第125街之前缴械投降，于是我就会坐到她的座位上，而且我的座位两侧也会有足够多的空间。幸运的是，我闻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正所谓“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仓库每天的气味已经让我的嗅觉麻木了。在遇到有人对我大声吆喝“喂，小子，你的味道太臭了”的第一次冲击以后，对于我的同行地铁乘客发出的低声威胁或者咒骂，我都开始假装听不见，并面带疑惑地向周围凝望一会儿，好像是要找到那个发出如此难闻气味的人似的，然后，我就开始全身心地沉浸在我的书报当中。

我的阅读生活多了一个新的兴奋点——报纸。不是随便什么报纸，而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报纸，对我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新闻成就之一。这份报纸是《纽约世界报》，在我提到它的这个时间以及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它的荣耀和影响力都处于全盛时期。我每天都会热切地阅读它。更确切的说法是，我每天都会欣赏它，因为在上午进入市中心的路上，我会阅读所有新闻版的内容，并坚决抵制翻阅与社论版相对的那个版面内容的诱惑，目的是把它作为在晚上返程途中的阅读材料。我以极大的耐心保留着这个板块的内容，因为最甜美的东西总是应当留到最后品尝的。

这是我一天当中最兴奋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我的周围有足够大的空间和足够多的注意力，以便最充分地享受它的原因。我的最新偶像都在这个版面上。写戏剧评论的海伍德·布隆和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写音乐评论的迪恩斯·泰勒；写书评的劳伦斯·斯托林斯；写阳光下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威廉·博莱索；最后就是绰号“指挥塔”的演员兼评论家弗雷德里克·波特·艾弗林，他不仅会照亮戏剧世界，也会展示充满智慧和笑声的世界，从而使这两个世界显得更加迷人。每逢星期六上午，他的《我们自己的塞缪尔·佩皮斯日记》就会出现在报纸上，而且我每周都会屏住呼吸，和他一道去领略新一轮的开幕之夜演出、开幕之夜聚会、“阿岗昆圆桌”的午餐会、在斯沃普斯剧院的桥牌聚会，以及在纽萨·麦克奈恩个人工作室的各种狂欢作乐，那些大人物似乎总是不可思议地经常在这些地方聚会，并且以大量人身攻击和说下流话的方式，打发掉一个个夜晚。那些著名的首字母缩写和名字散落在日记当中，就像被一颗颗明星点缀的一条半透明的银河一样：G.S.K和比阿特丽丝—A.W和哈珀—爱丽丝·杜尔·米勒和司米德—贝基利和多蒂—鲍勃·舍伍德和马克—I.博林和J.克恩—H.罗斯和苏利文—H.B.S和玛吉。这份报纸的一般读者都知道，G.S.K就是乔治·S.考夫曼；多蒂是多萝西·帕克；H.B.S是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一切会让人隐约看到，一个崇拜明星的戏迷正站在格劳曼中国剧院前面，凝视着他最喜爱的这些明星封存在水泥里的脚印，那么我认为，这恰恰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只是我用新闻纸代替了水泥，而且毫无疑问，我使用的是一种更具优势的产品。

但是，我看过的任何电影和戏剧敢于表现的笨拙和愚蠢，都无法和生活本身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充满了更多具有“灰姑娘”信念的人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当我每天晚上关上仓库的大门时，我的脑海里都会涌现出狂野的荣耀梦想，以至于我总是过分自信地认为，所有幸运的机缘巧合，都将与我的人生为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做作和伪饰，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实际上，我的确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充分而勤奋地运用了自身才能，但仅仅有才能本身是不够的。我并不是要借此表明，运气本身在成功当中——无论是戏剧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成功——会发挥重要作用；不过，我愿意斗胆做出这样的猜测：在一切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宏大设计中，运气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也许运气是一个太笼统的词汇——它包含的范围太过宽泛。它的更精确的内涵是一种时机感，或者是一种内在的特质，它使得幸运的拥有者能够走在恰当的道路上，而且永远都不会发生偏离。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有这种特质——无论是演员还是商人、作家还是政治家。这是一种感知和把握合适时机的本能或者能力，他们总是毫不动摇，稳打稳扎，如果没有这种本能或能力，许多有才能的人都会像流星一样昙花一现，然后很快陷入默默无闻的状态，尽管他们本身具有毋庸置疑的天才。

但是，有一段时期，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我就是那些幸运者之一；仓库的大门一周跟着一周地在我身后关闭，最后从几个星期延长到了几个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