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王进军中原和准备克商

（一）周文王时代的殷周关系

季历被商王文丁杀害以后，由其长子昌即位，即周文王。这时周仍为殷的属国，但矛盾和冲突更为尖锐。《古本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这个周人就是周文王，曾被商王命为西伯。据《史记·殷本纪》，殷王纣时，西伯、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献给纣，因为九侯之女“不意淫”，被纣杀死，九侯也被处醢刑，鄂侯力争，也被处脯刑。西伯听到叹息，被崇侯虎报告纣，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闳夭求得美女、奇物、良马进献，才被赦免。西伯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就是西方诸侯之长。

西伯确是出于商王所册命。周原出土甲骨中有两片讲到册命周方伯的事：

贞：王其又（祐）太甲，周方白（伯），□（惟）足不（丕）（佐）于受又（有）又（祐）。

……□文武……王其（昭）帝（禘）……天……典周方白（伯），（惟）足亡（无）（左）……王受又（有）又（祐）。

两片甲骨都是祭祀的卜辞。《说文》：“，告也。”“典”就是册命的意思。“周方伯”和“典周方伯”，都是指殷王册命周方伯的事。按照周代礼制，接受册命，一般都要到发布册命的天子的宗庙中举行；祭祀宗庙，只祭祀自己宗族的祖先。所谓“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可能殷礼与周礼不同，异姓诸侯都设有祭祀天子的祖先的宗庙，如同西汉王朝郡国都设有天子宗庙一样。上一片卜辞，是周王求祐于商王祖先太甲，希望接受商王新的册命“周方伯”，能够更加充分得到保佑。下一片卜辞，是周王举行合祭的禘礼，祭祀商的文武帝，希望接受商王新的册命“周方伯”，没有祸害，得到保佑。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当时的殷周关系，比较特殊，一方面周王已自称为王，另一方面还接受商王册命的“方伯”称号注7。殷王纣的册命周文王为方伯，和文丁的册命季历为牧师，情况已不同。文丁册命季历为牧师，是要利用周来抵御和征服对殷反叛的戎狄部族。纣册命文王为方伯，是要进一步利用周来征服那些反叛殷王朝的方国，使得那些叛国追随周而重新服从。而周文王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开拓土地。

注7近人对于“周方伯”，解释很分歧。徐中舒、严一萍都认为是受命为周方伯。徐中舒说：“周方伯即文王往殷王宗庙中拜受殷王新命为周方伯之事。”见所著《周原甲骨初论》，刊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文字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严一萍说：“为周方伯，是此片所贞系周文王尚未为方伯之时。”见所著《周原甲骨》，刊于《中国文字》新一期（一九八〇年三月香港出版）。李学勤、王宇信又认为王是商王，，告也，“所云册告周方伯于太甲，究为何故没有说明”。见所著《周原卜辞选释》，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二月版）。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又说：“这个字，根据卜辞通例，是祭祀时把人作为牺牲之礼，不一定杀死。”王玉哲从其说，认为“这是以周方伯作为牺牲”。见所著《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刊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徐锡台认为下一片是“告诉周方伯无乖戾的灾祸”，见所著《周原出土卜辞选释》，刊于《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我们认为把周原甲骨上的“王”解释成商王，甚至说这批甲骨是殷商末年掌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时携带去的，不合情理。这批甲骨，字如粟米，笔画细如发，凿多方孔，有独特风格。记时方法和人名、官名都有周的特色，是周的卜辞是无疑的。

周原甲骨中还有两片讲到祭祀商王祖先的，说明当时周还是商的属国：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成唐（汤），□（服）二女（母），其彝：血三、豚三、（惟）又（有）足。

彝文武必，贞，王翌日乙酉其爯（偁），□武丁丰……卯……（佐）王。

殷代对武乙、文丁、帝乙三世，都有“文武”的称号。“彝”是祭祀名称，因用彝器来祭祀而得名。“宗”是宗庙，“必”也是祭神的宫室。殷墟卜辞也有讲到“文武丁必”的（《甲骨文字释林·释必》）。上一片讲周文王到商王祖先帝乙的宗庙举行“彝”祭，祠祀成汤及其二母（指成汤配偶），祭祀用的彝器中，盛有雄羊的血的三件，盛有猪血的也三件。下一片讲周文王到商王文丁的神宫举行彝祭，到明日乙酉再往神宫拜谢举旗的事。《尔雅·释言》：“偁，举也。”“偁”是说举行举旗的大典。这面旗也该是商王所颁赐的，所以要到商王祖先的神宫中去祭祀并拜谢。

从周原甲骨来看，周文王十分恭敬地服事殷王纣，包括恭敬祭祀在内。在文献上也有这样的传说。《吕氏春秋·顺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所说纣“赐之千里之地”，不免夸大其词，但是文王“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确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文王取得了纣的信任，被册命为“西伯”。殷王纣册命“西伯”的目的，就是要周替他征服叛国使之服事于殷。周文王就利用这个时机，打着为殷征服叛国的旗号，有计划地四出征伐。《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韩献子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的确，文王很是“知时”，他就是利用纣要他“帅殷之叛国以事纣”的要求，东征西讨，使得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势力范围越来越广阔。《诗经·小雅·四牡》的毛传也说：“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文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周的开国君王，能够奠定后来武王克商的基础，就是在于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合适的克商的时机。《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吕氏春秋·古乐》高注引《论语》，“三分天下”句上有“文王为西伯”句）。这样说文王势力到达“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是夸大之辞，但是到文王晚年，周的力量确实已较强大，还是服事殷而等待时机，确是事实。这并不是如孔子所说的因为文王有“至德”，该是如韩献子所说的由于文王“知时”。《逸周书·程典解》说：“文王合六州之众，奉勤于商。”并非事实。《逸周书·程典解》是战国以后作品，因为当时已有天下分九州之说，按三分天下有其二计算，就说是“合六州之众”了。

（二）文王团结诸侯和用兵西方

文王对待诸侯首先采取团结的政策。他为虞、芮排解争端，起了很好团结诸侯的作用。至于他对外用兵的次序，《尚书大序》说是：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同年被纣囚禁，五年被释，克耆（即黎），六年伐崇，同年称王。《史记·周本纪》则不同，以为所有这些事都在被囚释放以后，先是解决虞、芮争端，明年伐犬戎（即畎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徙都丰，明年西伯崩。从地理形势来看，当以《史记》之说为是。犬戎、密须都在西边，而耆、邘、崇都在中原，先伐西边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军中原，为了扩大自己在中原的力量，准备克商。

关于虞、芮两国之间的争端，《尚书大传》和《诗经·大雅·緜》毛传都说是争田。因久不能决，想请文王解决，双方进入周境，见民俗相让，于是让其所争之田为闲田而退。《史记·周本纪》则说两国“有狱不能决”，没有说争田。按虞国是太伯、仲雍所建立，在今山西平陆以北。芮也是姬姓之国，见《世本》（《左传·桓公三年》正义引），金文作“内”，有内公鬲等西周铜器可以证明。这也是周人在西方重要据点之一，周景王说：“魏、骀（即邰）、芮、岐、毕，吾西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汉书·地理志》载左冯翊临晋县有芮乡，“故芮国”，在今陕西大荔以东、朝邑以南三十里，正当北洛水和渭水的交会点，又是渭水向东和河水（黄河）交接地区，即渭汭所在，可能“芮”古作“内”，即得名于渭汭。从地理形势来看，这里正是从渭水流域进入中原河水（黄河）流域的交通枢纽所在，是从周到虞的必经之路，它的建国时代不详，至少季历在位时期已经存在。季历所以能够在今山西地区不断战胜戎狄部落，扩大领地，就是由于芮国控制着这个交通枢纽和虞国成为前进的基地。所以到文王时，虞芮之间发生争端，就成为文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两国所发生的争端，或者说“有狱不能决”（《周本纪》），或者说“争田”（《尚书大传》及《诗经·大雅·緜》毛传），都不可信，《诗经·大雅·緜》只是说：“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姓）。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质”即所谓“听买卖以质剂”的“质”，“虞芮质厥成”，是说两国结好的书契终于制成，就是《尚书大传》所说“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蹶”，《尔雅·释诂》说“动也”，是感动之意。“生”读作“姓”，是指贵族。“疏”读作“胥”，是相辅之意。“附”谓“归附”，“奏”读作“走”。这是说，因此文王的行动感动了贵族，许多人都来归附，先后来到，奔走前来，归来了许多捍卫国家之臣。

文王所伐的犬戎或畎夷，便是《诗经·大雅·緜》讲到的混夷。在公亶父迁居岐阳时，已经为患。这时文王先伐犬戎，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是很明显的。至于对密须的讨伐，是由于密须的侵扰。《诗经·大雅·皇矣》有这方面的叙述：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密即密须，是姞姓之国，见《世本》（《通志·氏族略》引）。建国地点在汉代安定郡阴密县（《汉书·地理志》），在今甘肃灵台西五十里的百里镇。密人不但敢于抗拒周，并侵入到阮、共两国。两国确切地点不详，有人推定阮在汉代安定郡爰得县，在今陕西泾川东南；共即泾州共池，在今泾川北（朱右曾《诗地理征》）。密人不但侵入阮、共两国，而且从阮的疆域入侵到周，登上了周的高冈。上面两章的诗，上半章都是讲密人的入侵，下半章都讲周人出兵反击所取得的胜利。这是文王首次遇到的大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因此文王把这一战役中俘得的密须的战鼓和战车，用作举行大蒐礼（通过狩猎方式来进行军事演习、检阅军队的典礼）上的仪仗；成王分封唐叔于晋国时，还用来作为分赏的礼器，要唐叔用来“匡有戎狄”。《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周景王说：“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王）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

（三）文王向中原出击

文王灭密以后，解除后顾之忧，便转而东向征伐，首次征服的目标是黎。黎一作（见《说文》）、耆（见《尚书大传》和《史记·周本纪》）、饥（见《史记·殷本纪》）。其地望，《说文》说在上党东北，《续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在今山西长治附近。文王对黎的征服，使殷的贵族非常震恐，《尚书·西伯戡黎》就是记载这件事的。据说西伯（即文王）征服黎国后，殷贵族祖伊惶恐，奔告殷王纣，认为殷朝的天命快要终止，并不是祖先不保佑后代，而是王的胡作非为而自绝于天，而且人民几乎没有不希望殷王朝丧亡的。祖伊说：

惟王淫戏（《史记·殷本纪》作“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殷本纪》作“安食”），不虞（通作“娱”）天性，不迪率典（是说不用典法）。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威”指责罚），大命（即指天命）不挚（《殷本纪》“挚”作“至”），今王其如台（即如何、奈何）。

从祖伊这段话，可知殷贵族中已有人认识到，由于殷王纣的胡作非为，殷朝将要灭亡，人民正希望它灭亡。

文王之所以能够在山西地区一下子征服黎国，这是继承了前一代季历在这一带开拓的结果。从在今山西长治的黎，到殷王朝的京畿地区是不远的，只是中间隔有太行山脉。祖伊之所以感到殷朝快将灭亡，因为周的锋芒快要插入殷的心脏地带了。文王在征服黎国之后，就进攻邘。邘一作于、盂。《韩非子·难二》：“文王侵盂、克莒、举酆。”这个盂，就在商王经常狩猎区之内，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二十多里的邘邰。《韩非子》所说文王所克的莒，不知在今何地。同时所举的酆，不可能就是后来文王建都之处。《路史·国名纪己·商世侯伯》认为可能是后来楚地，杜预所说“析县南有丰乡”。这一推断比较可信，当在今陕西山阳。后来成为文王一个儿子的封国。文王一个儿子封于酆，也不可能就是文王建都之地。

（四）文王克崇

文王在东方最费力进攻的，就是崇侯虎所在崇国。皇甫谧说：“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其实，这是对《诗》的误解。《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这篇诗的作者歌颂文王功绩，列举伐于、崇和作丰邑两件大事，并不是说丰邑就筑在原来崇地。陈奂《诗毛氏传疏》曾指出这点，认为“伐崇、邑丰，《文王有声》篇画（划）然两事，崇、丰为异地明矣”，还以为这个崇即《左传·宣公元年》晋国赵穿率师所伐的崇。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六韬》说：“文王闻杀崇侯虎，归至酆”，就认为崇与丰为两地。俞樾以为赵穿所伐的崇，即是虞、夏之际的崇伯鲧之国，鲧所居的崇即今河南嵩县，《山海经·中山经》谓青要山禹父之所化，《水经注》谓青要山在新安县，今嵩县正在新安之南（《俞楼杂纂》卷二八“崇”条）。我们认为，殷周之际的崇国应即在今嵩县附近。《尚书大传》引《诗》作“既伐于崈”，《经典释文》引《左传·宣公元年》亦作“崈”。“崈”或“崇”，原是指嵩山。《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指祝融）降于崇。”韦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高，《汉书·郊祀志》及《地理志》皆作“崈高”。王念孙以为“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读书杂志》卷四）。

《诗经·大雅·皇矣》有歌颂文王伐崇的诗句：

帝谓文王，询尔仇（读作“俦”）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衝，以伐崇墉。临衝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通作“袭”），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当时崇是东方强国，凭借嵩山一带利于防守的形势，筑有高大的城墙。《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仡仡”同“屹屹”。“言言”、“仡仡”，都是形容崇国城墙的高大。因此文王要攻克崇国，要打一场激烈而费力的攻城战。文王为了取得胜利，事先曾经问询友邦（询尔仇方），组织好兄弟国家的力量（同尔弟兄），准备好攻城的武器和工具。“钩”是有钩的武器，“援”是有援（兵器上的横刃）的兵器，“临”是居高临下以攻城的车，“衝”是从旁冲破城墙的车。《诗经》中“临衝闲闲”和“临衝茀茀”以下诗句，都是描写攻城战斗的胜利的。“闲闲”是形容两种战车开动的情景，“茀茀”是形容两种战车的坚强有力。“讯”是指捉到的活口，“馘”是指斩得的敌人首级注8，“执讯连连”是说捉到俘虏连结起来很多，“攸馘安安”是说斩得的首级也很多，都是描写战胜的情况。“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就是说通过征伐，取得了灭绝敌人的战果。《尔雅·释诂》：“忽，灭尽也。”

注8《说文》：“聝，军战断耳也。……聝或从首。”《诗经·大雅·皇矣》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金文作“”，从“爪”，或声。但是西周金文中，讲到战争胜利，每以“折首执讯”连言，如虢季子白盘、不簋、兮甲盘、师簋等。可见原始办法是“折首”。割耳断手当是后起的减省办法。以猎取敌人的头来纪功，当出于一种原始的风俗。战国时，秦还应用，该是沿袭戎狄之俗。

古代贵族是很迷信鬼神的，他们把胜利的战果归功于天神的赐予，把文王对于这次战争的规划说成出于上帝的指示，所以说：“帝谓文王”。正因为如此，他们每次出师之前和取得胜利以后，都要祭祀鬼神。《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师，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类”通作“”，《说文》：“，以事类祭天神。”是指因特殊事件而举行祭祀，不是一般定期的祭典注9。《说文》：“祃，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祃”，《周礼》作“貉”（见《春官·肆师》及《甸祝》，《夏官·大司马》），“祃”和“貉”音同通用。《周礼》是说在定期举行田猎方式的军事演习时，要“表貉”（在校场的立表处举行貉祭）。祃祭是在战场或练兵的校场对战神的祭祀。《皇矣》所说的“是类是祃”，就是文王在攻克崇城以后举行的祭礼，是报谢天神和战神的。所以《尔雅·释天》解释说：“是是祃，师祭也。”

注9《礼记·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祭天名也。以祭天者，以事类祭之。以事类祭之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书说，非时祭天谓之，言以事类告也。肆于上帝，时舜告摄，非常祭也。许君谨按：《周礼》郊天无言者，知非常祭，从古尚书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按郊天不言，而肆师‘类造上帝’，《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皆主军旅言。凡经传言者，皆谓因事为兆，依郊礼而为之。”

《皇矣》说：“是致是附”。“附”通“拊”或“抚”（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说），是说攻克崇国后，招致崇人投降而加以安抚。文王是用强大的武力，把崇城攻破，打杀许多敌人，活捉不少俘虏，最后招降了全部崇人。因为后来贵族把文王看作圣人，就有文王使崇不战而降的传说。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卫国北宫文子说：“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记宋国子鱼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召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不是事实。同样的，《吕氏春秋·用民》所说：“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也不是事实。文王对西方密的反击和对东方崇的进攻，是两大激烈的战争。

文王在黄河以北攻克了黎和邘，由此进攻商朝建都的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沬（即朝歌，今河南淇县），都不过二百多里，但是要从周调动大军沿渭水向东，渡过黄河，沿黄河北岸进军商的京畿，在地理形势上很是困难。等到文王在黄河以南攻克了崇，消灭了这个为殷王朝防守的坚固堡垒，就便于周在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准备调动大军在盟津一带飞渡黄河去进攻商的京畿了。可以说，克崇以后，文王克商的战略步骤已经基本完成，克商的大计快要实现了。只因文王在克崇之后一年便去世，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大计，要等待武王去继续完成文王的志愿了。所以《逸周书·祭公解》说：“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

（五）文王创建周朝的政治设施

文王在运调军队东征西讨、准备克商的同时，也采取种种政治设施，为创建周王朝作好准备。

文王统治的时期很长，足足有五十年光景。在这五十年中，他勤于处理各项政务，讲究团结贵族和“国人”的工作。《尚书·无逸》记载周公说：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注10；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通作“政”）之供（通作“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注10过去对“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有种种不同解释。伪《孔传》：“文王节俭，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其田功，以知稼穑之艰难。”孙星衍从马融本“卑”作“俾”，解释为“使”，从《广雅·释诂》解释“服”为“事”，又读“康”为“”，认为这是说文王使就治安居之功、田作之功（《尚书今古文注疏》）。俞樾读“俾”为“比”，认为“卑服”是比叙其事（《群经平议》卷六）。孙诒让以为“俾”当从《尔雅·释诂》解释为“从”，是说“文王从先王之德而奉行之，即康功田功也”（《尚书骈枝》）。章炳麟以为“服”是“备”的假借，“康”当从《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的解释，认为“康功”指平易道路，“田功”是服田力穑，“前者职在司空，后者职在农官，文王皆亲莅之，故曰卑服”（《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杨筠如从俞樾说，并读“康”为“荒”，“荒功与田功对文，盖谓山泽荒地”（《尚书覈诂》）。郭沫若读“康”为“糠”，认为“文王这位氏族酋长还在种田风谷”（《奴隶制时代》）。我们认为文王时代早已建立国家，不可能自己还在种田风谷。“卑服”当以俞樾之说为是，“康功”当以孙星衍之说为是。

这是说文王安排好关于安居之事和田作之事；又能够关怀小民，照顾寡单的人；从早上忙到日中、日偏斜，没有空暇吃饭，为的是做好协和万民的工作。他又不敢乐于游逸田猎，为了做好许多友邦的联合工作而恭敬于政务。《墨子·兼爱中》有一段话是和《无逸》所说相同的：“昔者文王治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通作“离”）独无兄弟者有所杂（通作“集”）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无逸》所说“即康功田功”，就是“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所谓“惠鲜鳏寡”，就是“不为众庶侮鳏寡”；所谓“以庶邦惟政之恭”，就是“不为大国侮小国”。文王十分勤奋地做好政治工作，总的目标就是团结好周围的小国，团结和照顾好所有贵族和“国人”。这里所说“小民”和“万民”，是指统治阶级的下层“国人”而言。

当时团结在文王周围的有才能的贵族确实不少。《尚书·君奭》记载周公说：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国语·晋语四》记载胥臣对答晋文公的话，说得更加全面：

文王……事王不怒（韦注：“王谓王季”），孝友二虢（韦注：“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韦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刑于大姒（韦注：“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诸弟（韦注：“比，亲也。诸弟，同宗之弟”）。……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韦注：“贾、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达、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韦注：“南宫，南宫适”），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韦注：“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毕、荣（韦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毕，毕公；荣，荣公”），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

文王大臣中最重要的是二虢，即虢仲、虢叔，都是文王之弟，也是执政的卿士。《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虞大夫宫之奇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在盟府。”虢仲、虢叔只见于文王时，郑玄认为虢叔到武王时已死去。《君奭》先说文王有虢叔等五位大臣，再说：“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正义引郑玄说：“至武王时虢叔等有死者，余四人也。”从《墨子·尚贤下》、《逸周书》、《史记》列举武王的大臣来看，的确不见虢叔。同时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列举的周公所分封的诸侯中，也不见有虢。因此，虢的受封该在文王时。后来虢有西虢、北虢、东虢之分。其始封之地当在西虢，在今陕西宝鸡西的虢镇。

《君奭》所说文王的五位大臣，除虢叔以外，都是周以外的贵族投奔来的。《史记·周本纪》说：“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墨子·尚贤上》说：“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所说举于罝网之中，未必可信，但是他们原来不是出身于周的贵族，该是事实。《大戴礼记·帝系》说尧取于散宜氏之子，散宜生当是散宜氏的贵族。

《晋语四》列举的文王大臣，把“八虞”放在“二虢”、闳夭、南宫之前，韦昭注以为是“周八士皆在虞官”，并不可信。如果是虞官（掌管山泽的官），怎么可能列在“二虢”之前呢？我们认为，“八虞”即是八个虞国的兄弟，如同“二虢”是两个虢国的兄弟一样。虞国原是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国，“八虞”该是太伯、仲雍之子或孙，因而在姬姓贵族的行辈中要比“二虢”为高。《晋语四》在“二虢”、闳夭、南宫以下，所列举的蔡公、原公、周公、毕公，都是文王之子，召公出于周的支族，荣公亦出于姬姓贵族。他们的受封都该在武王时，这样用封邑为称号，该出于后人追记。

《君奭》所载周公的话，对于文王重用的虢叔等五位大臣是极力称许的，说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文王之所以能够用“德”“降于国人”，闻于上帝，“受有殷命”（接受取代殷朝的天命），都是出于五位大臣的“彝（经常）教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奉“天威”，取得杀敌的胜利，都是由于“四人昭武王惟冒（通作‘勖’），丕单称德”，就是说由于四人对武王的帮助和勉励，大大地推广了“德”。“昭”是助的意思，“勖”是勉的意思。“单”是大的意思，“称”是举行的意思。说明当时文王从自己族中和别族中选拔和重用所谓有“德”之人，对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起了积极作用。

文王也还接受和重用了一批前来投奔的殷的贵族知识分子。例如《晋语四》提到的辛甲就是其中之一。《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辛甲》二十九篇（当出于后人编辑），原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刘向《别录》也有同样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辛甲从殷出奔到周以后，就被任用为太史（《左传·襄公四年》）。从此重用殷的贵族知识分子做史官，就成为周朝初年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殷的史官有载其图法归周的。《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悦）以告诸侯。”文王和武王由于选拔重用和接收前来投奔的有“德”有“才”的人，使得朝廷上人才济济，对此后取得克殷的胜利从而创建新王朝，确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文王开始，周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政权机构比较健全了。同时对开拓的领土也很注意治理。周原甲骨中就有文王亲自到新攻克的密国的记载：

今秋，王西克往。

王其往山，□。

于。

甶（斯）城。

“”即“密”字。金文作“”（鼎）。文王亲自前往密国，说明他对于新攻克地区的重视。

文王在位有五十年之久。《君奭》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得更清楚：“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通“莅”）国五十一年而终”（《韩诗外传》卷三第三章同）。文王这样勤于创建新王朝的事业，在位年数又这样久，因此周王朝开国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文王奠定的，所以后来武王就很快取得了克殷的成果。郑玄解释“受命”是“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是谓中年（《诗经·大雅·文王》正义引）。其实，郑玄对“受命”作了曲解。周公的所谓“受命”，是指取代殷朝的天命，决不是指即位时“受殷王嗣位之命”，《君奭》中已说得很明白。《康诰》也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盂鼎亦说：“不（丕）显玟（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史记·周本纪》说得很清楚：“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十”当为“七”）。”由于前人误解《君奭》所说“受命”是即位之命，以为文王中年即位，加上在位五十年，于是有享年九十七之说（《礼记·文王世子》）。有些经学家根据享年九十七之说，就说文王九十岁以后才东征西讨而称王，这肯定不符合事实。

（六）文王迁都于丰

文王在灭崇之后就迁都到丰。《史记·周本纪》说在伐崇的同一年，“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中游西岸。《说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郑玄说：“丰邑在丰水之西”（《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笺）。皇甫谧说：“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诗经·周南·召南谱》正义引）。又说：“丰、镐皆在长安之西南。”经考古调查，丰在今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东以沣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到新旺村、冯村，遗址总面积约十二平方公里。《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对“作邑于丰”有所描写，讲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淢，《韩诗》作“洫”，就是城沟。说明丰邑的建筑，不但筑有城墙，还筑有与城墙相配合的城沟，更筑有许多墙垣。

这时文王沿着渭水向东，把国都迁移到丰，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便于从这里出发，调动大军，攻灭殷朝；二是这里处于渭水中游，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于作为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