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武王克商

（一）武王继承和发展了文王的基业

《诗经·周颂·武》是周人歌颂武王克殷的《大武》乐章之一：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克开厥后”，是说文王能够为其子孙开创基业。“嗣武受之”，是说继嗣的武王接受了文王的基业。遏、禁止。刘，杀戮。“胜殷遏刘”，是说武王战胜殷国从而制止了大屠杀。“耆定尔功”是说成就了武王的功业。“尔”指武王。

周人《大武》乐章以为武王继嗣了文王开创的基业而取得克殷的胜利，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武王之所以能够全面继承文王的基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继续使用文王选拔重用的大臣执政。前面已经谈到，根据《君奭》所记周公的话，文王选拔重用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五个有“德”之人执政，到武王时，虢叔已死，“惟兹四人尚迪禄”（四人尚犹继续任职而有禄），因而能够“咸刘厥敌”，敌就是指殷。《墨子·尚贤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武王继续使用文王选拔的原班人马执政，就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同时武王没有改元，继续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文王称王七年而死，武王仍以即位后的一年称为八年。这无非表示继嗣文王“受命”的基业而毫无改变。

古本《大誓》记武王说：“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苌弘引）。《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叔孙穆子说：“武王有乱臣十人”，就是依据古本《大誓》的。前人解释“乱”是“治”的意思，“乱臣”就是“治臣”。其实“乱”是“”字之误。“”即“司”字（西周金文多数如此），因而有“治”的意思。《论语·泰伯》：“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东汉马融、郑玄的注，都说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及文母（即文王妃太姒，马融之注见《论语》注引，郑玄之注见《论语》疏引）。这个说法可能出于推断，十人之中所以要列入文母，是依据孔子所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的。当时治臣十人，依据《君奭》来看，应该以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四人比较重要。马融、郑玄之说，把周公、召公放在首要地位，是依据成王时代的情况来推定的，并不正确。

（二）在盟津先后会盟和誓师

盟津一作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十多里，黄河北岸。西周春秋时，附近有邑名盟，原为苏国之邑，后为郑国所有。杜预说：“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渡之，近代呼为武济”（《尚书·禹贡》正义、《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水经·河水注》又说盟津在河南的鉤陈垒。清代学者如阎若璩等人，都说盟津原在河北，到东汉以后才迁到河南。其实津是个渡口，应包括河北和河南两方面的渡口。武王曾统率大军于九年（即武王即位后二年）在此与诸侯结盟，于十一年在此与诸侯誓师渡河北伐。

《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所说上祭于毕，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此说不确。古无墓祭的礼制，“上祭”即是“禴祭”，祭的是天神，这是沿用文王“禴祭于毕”的礼俗注11。《史记》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依据西汉发现的《泰誓》，并不可信。但是用木主载车中之说，不见别书所引西汉《泰誓》，可能另有所据。这样先祭天神，又载文王木主而行军，无非表示要继续完成文王已经接受的克殷的天命。这次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带有演习性质，熟悉路程和地形，并预先作好布置，以便此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与诸侯在此会盟，以便约定日期，今后在此会合誓师，共同渡河北伐。西汉《泰誓》所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不免是夸辞。既不能“不期而会”，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在此与诸侯会盟，当是事实。《水经·河水注》说：“河南有鉤陈垒，世传武王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按指西汉《泰誓》）所谓不期同时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盟津应该就是由于武王在此大会诸侯结盟而得名。《逸周书·商誓解》既讲到“予惟甲子，克致天子之大罚”，就是指此后三年（即十二年）于甲子日克殷之事，同时又说：“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末句当有错字）。就是指这一年会盟于盟津的事。童书业指出“此文实为孟津原名盟津之铁证，以此处之盟系动词”（《盟津补证》，刊于《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这是正确的。《楚辞·天问》述及此事说：“会鼌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鼌”通“朝”，“会朝”就是朝会之意。所说“何践吾期”，很清楚地说明这次武王观兵至于盟津，是约期会盟性质。西汉《泰誓》所说“不期而会”，当然不足信。至于西汉《泰誓》和《史记》所说：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鱼跃入王舟中，被武王取来作为祭品，又有火从上天飞到武王住屋，化为赤乌等等。分明是战国以后五行相克学说流行以后的作品。商为金德，其色尚白，而周为火德，其色尚赤，因而把捉到飞来的白鱼和飞来天火化为赤乌作为周克殷的祥瑞。

注11《古本竹书纪年》：“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通鉴前纪》卷五引）。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唐书·历志》：纣六年，周文王初禴于毕，虽不著所出，当本《纪年》。”据此，周文王已“初禴于毕”，可知武王上祭于毕，当即指禴祭，并非祭周文王之墓。《易·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过去注释者认为东邻指殷王纣，西邻指周文王，这是可信的。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按班固《通幽赋》云：东厸虐而歼仁，应劭注：东厸谓纣。颜注：厸古邻字。是西汉时有此解。《礼·坊记》引此爻辞，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所谓“西邻之禴”，即指“周文王初禴于毕”。禴有春祭、夏祭、薄祭三义，此处是用薄祭之义。《周易》王弼注：“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蘩之菜，可羞于鬼神。”西周初年的禴祭，不是指祭宗庙而是指祭天神。《汉书·郊祀志》载杜邺说王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瀹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瀹祭”即是“禴祭”，可知“禴祭”是“奉天”之祭，既然周文王初禴于毕，后来周武王上祭于毕，该是沿袭周文王祭天神的礼制，决非祭周文王之墓。

这时殷贵族内部有见识的人企图挽救殷的灭亡，纷纷向纣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等人出奔到周。微子出奔前，看到殷将灭亡，曾向太师、少师（乐师）请教。微子指出殷贵族淫荒于酒，作奸犯法，不守法度，对于罪犯又放纵不捉，“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太师也指出：有人偷吃祭祀天地鬼神的牺牲祭品也不受处罚；贵族又加重赋敛，造成许多仇敌而不肯休止，“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我们不能做亡国后的奴仆）”。因而劝微子出走，并说自己也准备出走（《尚书·微子》）。说明当时殷贵族内部已经分崩离析，纣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周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已到，于十一年（武王即位后四年）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渡过盟津，并在那里誓师。这次誓师之辞，先秦古书上称为《大誓》或《太誓》，是说规模很大的誓师。或者称为《大明》，“明”和“盟”同音通用。因为这次誓师是会合许多诸侯一起举行的，还具有结盟的性质，所以又可以称为《大盟》。

（三）进军牧野的时间和路线

关于武王进军牧野的时间，史书上的记载很是分歧，以《汉书·律历志》所引《古文尚书·武成》的记载较为原始：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解》作“维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有错误）。

根据王国维的考定，“既死霸”是二十三日，旁死霸为二十五日。一月癸巳，是壬辰旁死霸的翌日，即二十六日，武王从周兴师伐纣。二月甲子，是既死霸之后五日，乃二十七日，武王率军到达牧野（《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书序》说：“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比《武成》早一个月。《史记·齐世家》说：“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师于牧野伐商纣。”同样比《武成》早一个月。所以会有一月之差，该是汉人依据当时的正朔观念以及流行的殷正、周正之说，认为周未克殷以前，当依殷正，殷正较周正早一月，因而提前一月。《史记·周本纪》说：“十一年十二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显然有错误。从渡盟津到牧野，应该不过一旬，不该相隔两月之久。

武王于一月二十六日癸巳，从周的国都出发，经历二十五天，到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在盟津渡河。从盟津誓师后出发，又经历六天，到二十七日甲子，到达牧野前线，当天决战就取得决定性胜利。从盟津到牧野，约有三百里以上路程，采取急行军，平均每天行军五十多里。当时这一带交通条件是比较好的，从殷墟卜辞来看，这一带正好是殷王经常的狩猎区，殷王常常驾驶马车到盟津以北、太行山南麓从事狩猎活动。因此用四匹马驾驶的战车，每天进军五十多里是可以做到的。

武王统率的锐兵，所以能够在甲子这天展开决战，因为在前一天癸亥夜晚，赶到牧野后，连夜已布置好了阵势。《国语·周语下》记载伶州鸠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夜晚虽然天气不好，布阵未毕而雨，还是作好了布置的。牧野一战是在甲子这天，古书记载是一致的。《尚书·牧誓》就说是在甲子昧爽誓师的。牧野之战，周师在甲子一天内取得全胜，古书记载也是一致的。《吕氏春秋·首时》说：武王“立（通作“莅”）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早）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擒）”。《吕氏春秋·简选》又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这个战役在甲子这天，从清晨开始，到黄昏就取得全胜，迫使殷王纣自杀。《逸周书·世俘解》说：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取天智（指高级美玉）、王琰及庶玉环身以自焚（“及庶玉环身”原误作“身厚”，从顾颉刚依据《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史记·周本纪》正义、《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所引校正）。

这是殷王纣看到战斗失败、快要被擒的时候，不得已而自焚的。

关于进军牧野的路线，《荀子·儒效》有记述：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通作“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汜（音祀），卢文弨、汪中校改作“氾”（音凡），以为即河南的氾水。按氾水有南氾、东氾、西氾之别，都不是从盟津渡河必经之地。我们认为，“汜”字不误，“汜”不是地名。《尔雅·释丘》：“穷渎，汜。”郭注：“水鱼所通者。”当因积水而泛滥。怀后来为苏国之邑，见《左传·隐公十一年》，在今河南武陟西南。怀在盟津东北二百多里。共后来成为共伯封国。见《左传·隐公元年》，在今河南辉县，共又在怀东北二百多里。百泉在今辉县北十里。戚地不详，亦当在辉县附近。据《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三章：“武王伐纣于邢丘……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宁在今河南获嘉，正当怀、共之间，是从怀到共必经之地。牧野为地区名，牧一作坶，《说文》：“坶，朝歌南七十里。”《水经·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清水即今卫河上游，朝歌即今淇县，旧称朝歌镇。牧野的范围，从今淇县以南，到卫河以北地方。今淇县距卫河，距离在二十里到六十里之间。根据荀子所述，可知武王率军渡过今孟县西南的盟津之后，向东北行，经泛滥的“汜”到今武陟西南的怀，再东北行到今获嘉的宁，又东北行到今辉县的共，一度食宿于戚和百泉，两地都该在共的附近。更由此东北行而进入牧野。

牧野在西周金文作牧，为“殷八”的驻屯之地，小臣簋记载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统率“殷八”出征东夷胜利归来，“复归才（在）牧”。看来牧野原是殷守卫国都军队的驻屯地，因而成为武王主要的进攻目标。

（四）牧野之战的胜利

武王所统率的进攻牧野的精锐部队，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和前引《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周本纪》所说，都是一致的（《书序》作“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三百人”是“三千人”之误）。“贲”是“奔”的假借字。虎贲原是指勇猛而奔走快速的甲士。周初兵制，一车甲士十人，所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当时武王的战略是，先用精锐部队向牧野突击，一举击溃殷的国都守军，攻占朝歌，杀死殷王纣，使殷朝政权瓦解，然后分兵多路，消灭殷朝驻屯别处的军队以及其所属方国的抵抗力量。《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武王确是以锐兵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

但是从《尚书·牧誓》来看，参与这次牧野决战的，除了周的锐兵之外，还有不少西南部族的军队，即所谓“西土之人”，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也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水经·清水注》引）。庸、蜀、羌、卢、濮五国，春秋以后尚存。庸在汉代汉中郡上庸县，在今湖北竹溪东南。蜀的北境达汉中，很便于和周联合。羌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卢在春秋时又称卢戎，在汉代南郡中卢县，在今湖北襄樊西南。濮在春秋时称为百濮，分布在今重庆、湖北之间。彭，王夫之以为即在《左传·桓公十二年》所说的彭水流域（《尚书稗疏》），在今湖北房县西南，微，王国维以为即眉，古“眉”、“微”声近通用，眉即汉代右扶风郿县，在今陕西眉县东（《观堂集林》卷十，《散氏盘跋》）。髳，顾颉刚以为即《左传·成公元年》的茅戎，在今山西南边（《史林杂识》初编第三篇“牧誓八国”）。以上关于彭、微、髳三国的所在，都只是一种推测。

随从武王统率军队到达牧野的，有一些联盟的国君，还有军官和将领：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见于《尚书·牧誓》。百夫长和千夫长是百夫之长和千夫之长。师氏是高于千夫长的将领，当是一（即师）之长。鼎：“以师氏眔有司……伐。”录卣：“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都足以证明师氏是统军作战的长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王鸣盛认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尚书后案》）。司马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当然可以在军中有职掌。司徒原作司土，是掌管土地的官；司空原作司工，是掌管工程的官，他们为什么也在军中有职司呢？因为当时军队都是从“国人”的乡邑中征发编制而成，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密切结合的，平时为乡邑掌管土地、工程的官，到战时，仍在军中有职掌。舀壶：“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说明西周的六、八中确实设有司土等官，这该与当时开始推行的乡遂制度有关。司土、司马、司工，合称为“参（三）有司”（盠尊），也可通称为有司。鼎所说“以师氏眔有司”，这个有司即指“三有司”。制作利簋的利，职为“又（有）事（司）”，当即参与牧野之战的“三有司”之一，因而甲子之日牧野战胜后，到辛未，武王在管论功行赏，他得到了“金”（即铜）的赏赐。

在前线直接指挥这个战役的最高将领，就是吕尚。他名望，字尚父，任太师之职。亦称师尚父、师望。太师是师氏之长，即最高统帅。《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有师尚父帮助武王在牧野战胜的事迹。

牧野洋洋（洋洋是广大貌），檀车煌煌（煌煌是明亮貌），驷彭彭（彭彭是强壮有力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鹰扬谓如鹰之飞扬），凉彼武王（凉谓辅助），肆（通作“袭”）伐大商，会朝清明（早晨清明之时）。

吕尚，姜姓。当时周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进攻牧野的三千虎贲中，想必有不少姜姓的勇敢善战的甲士。这个战役之所以能够很快取胜，吕尚及其所属姜姓的甲士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作战前，武王在牧野会集周的将领士卒和西方各族长官士卒，发表誓师之辞，即《尚书·牧誓》。《牧誓》又一次列举殷王受的罪状：“今商王受（即纣）惟妇言是用；昏（通作“泯”或“蔑”）弃厥肆祀（祭祀）弗答（谓不报答鬼神恩德），昏（通作“泯”或“蔑”）弃厥（《史记》作“其家国”）遗王父母弟不迪（《史记》“迪”作“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是说，殷王纣听从妇人之言（妇人指妲己），废弃祭祀，不用王的亲属，而信用从四方因罪而逃来的人，用以为大夫、卿士，因而对百姓（指贵族）暴虐，在商邑作奸捣乱。这和《太誓》列举纣的罪状，“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基本相同，只是着重指出了纣听信妇人和信用逃来之人。

先秦古书上所引《太誓》，指出纣的重要罪状是：“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墨子·非命上》引），又说：“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引）。武王克商之后对殷贵族的讲话，即《逸周书·商誓解》，武王自称奉上帝之命伐商，全篇十一次讲到上帝，一次单称帝。虽然全篇“上帝”和“天”字并用，但是重要的字句都用上帝，口口声声自称奉上帝之命，讨伐多罪的“一夫”，就是纣。

牧野之战的战斗经过，《逸周书·克殷解》有简单的描写：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即纣）从。武王使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即百夫长）致师（谓单车挑战）。王既誓（宣誓，即《书尚·牧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这里说，作战前，先使吕尚和百夫长“致师”。“致师”是单车驰近敌方“致其必战之志”，这在春秋时还很流行，可能起源很早。这里又说，开战时，只是“以虎贲、戎车驰商师”，该是事实。这时武王统率到牧野的军队，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都说：“武王将素甲三千（《战国策》“三千”下有“领”字），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素甲三千”就是“虎贲三千人”，“战一日”就是甲子日从早到晚打了一天。当然，在这场大战中，除了“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作为主力以外，也还有西方八国之师，看来数量也是不多的。《史记·周本纪》说周的方面诸侯来会的有车四千乘，而商的方面发兵七十万抵拒，都不免是夸大之辞。《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说纣“将率天下甲兵百万”，“以与周武王为难”，同样是夸张的说法。商在牧野的军队人数，确是大大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殷商之旅，其会（“会”通“”，旌旗）如林，矢于牧野。”但是不可能多到几十万到百万，这是战国时人用当时战争情况附会的产物。

殷之所以兵多而不堪一击，首先是由于殷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腐败，重用所谓“暴德”、“逸德”的人，对人民十分暴虐，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以致军队在战场上倒戈而拥戴周武王。《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说，牧野之战，殷人“众畔皆走（“皆”原误作“百”，从王引之改正），武王逐奔入宫”。这时殷的军队早已丧失斗志，确是如武王《太誓》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

其次是由于殷朝长期对四方夷戎部族的掠夺，和四方夷戎部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这时西方八国随从武王伐商，参与牧野之战；而且西北戎狄早已进据中原，东方夷族也早已“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传》），使得殷的统治地盘缩小很多，只有黄河以北的京畿和黄河以南的“南国”，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特别是和强大的东夷连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所以春秋时人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周之所以能够这样在牧野一举得胜，主要由于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西方诸侯的合作，武王选定了有利于克商的时机，制定了适当的战略步骤，周的军队的斗志昂扬，作战英勇。

武王统率的精锐部队，虽然牧野一战，在一天内就很快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京畿的其他地方还是经过激烈的战斗的。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嬴姓的一支迁到了西方，其领袖叫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使北方（“使”原误作“石”，从《水经注》所引改正），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索隐：处父，蜚廉别号），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秦本纪》这段话，该采自嬴姓之族的神话传说，所说蜚廉得到上帝所赐石棺而得“不与殷乱”，是嬴姓之族相传他们祖先得到神灵保佑的说法。事实上，蜚廉和恶来同样是被武王杀死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谓“伐奄三年讨其君”，是周公东征的事。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武王的事。这个飞廉，就是《秦本纪》所说善走的蜚廉，“蜚”、“飞”古声同通用。当是飞廉向东撤退，周师乘胜追击，直追到海边才杀死的。可以想见，杀死有力的恶来和善走的飞廉，是经过激烈战斗的。

（五）对殷的南国诸侯的平定

武王在牧野之战取胜后，虽然占有京畿，迫使殷王纣自杀，推翻了殷的中央政权，但是，还没有取得平定殷的全境的胜利。在京畿以北和以东还有殷贵族的兵力需要消灭，特别是在黄河以南的南国，殷在这里经过六百年经营，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分布有许多方国，有些地方驻有重兵，因此继牧野之战以后，向南国诸侯的进攻，就成为当时战斗的重点。根据《礼记·乐记》，周人描写歌颂克商过程的《大武》舞曲分作“六成”，也就是六场：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史记·乐书》“分”下多一“陕”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大武》第一章描写的是“始而北出”，就是从盟津渡河北上进军。第二章描写的是“灭商”，就是牧野之战的胜利和占有商邑。第三章描写的是“南”，就是南下进军。第四章描写的是“南国是疆”，就是向南方分路进军征讨和消灭殷的抵抗力量，从而占有南国的封疆。《逸周书·世俘解》有较详记载。

武王攻克商都后，即命吕望追击殷将方来。陈汉章以为即《史记·秦本纪》所说武王所杀的恶来（《周书后案》卷上）。同时分兵四路南下，进军目标是殷的南国诸侯。当时周的大军未全渡河北上，前锋的精锐部队已克商于牧野。《吕氏春秋·古乐》所谓“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同时为了巩固作战的后方，周当有军队留守在黄河以南的管、祭一带地方，因此很方便地就分四路南下进军。

第一路，由吕他统率，伐殷的属国越戏方。越戏方即在春秋时郑国的戏，在今河南巩县东南。这一路到壬申（三月初六日）回来报告胜利而献馘、俘。

第二路，由侯来统率，伐殷将靡集于陈。陈当即后来封给妫满的陈，在今河南淮阳。这一路到辛巳（三月十五日）回来报告胜利而献馘、俘。

第三路，甲申（三月十八日），百弇奉命统率虎贲伐卫，胜利后回来报告而献馘俘。这个卫，当即豕韦的韦，在今河南滑县南。因为那里原是豕韦之国，兵力较强，所以要用虎贲誓师之后，再去征伐。

第四路，庚子（四月初四日），陈本奉命伐磿，百韦奉命伐宣方，新荒奉命伐蜀。磿、宣方、蜀，当是相互邻近的地点。磿即历，亦即栎，春秋时为郑地，在今河南禹县注12。宣方可能即是春秋时郑地宛，在今河南长葛东北。蜀即战国时魏地濁泽（一作涿泽），在今新郑西南，禹县东北。这一路是四路中的重点，该是南方有不少殷所属诸侯正集结在蜀、磿、宣方一带，准备联合抵抗南下的周师，所以武王同时要派三员大将一起进讨。乙巳（四月初九日），陈本、新荒回来报告联合作战的胜利战果，计生擒霍侯、艾侯、佚侯及小臣四十六人，并俘得战车八百零三辆。百韦也回来报告擒得宣方之君，并俘得战车三十辆。战果所以会如此之大，俘得的诸侯和战车如此之多，就是扑灭了这股诸侯联合军的缘故。霍侯所在的霍，当即《左传·哀公四年》所言“袭梁及霍”的霍，在今河南临汝东南，在蜀、磿以西一百四十里左右。艾侯、佚侯所在不详。后来百韦又奉命伐厉，该是进一步讨伐反抗的诸侯，厉即《春秋·僖公十五年》齐、曹两国所伐的厉，在今河南鹿县东，又在蜀、磿、宣方的东南三百多里。

注12卢文弨云：“案黄歇说秦云：割濮，磿之北，磿近濮，在商畿内可知。”按卢说不确。“磿”即春秋时郑地历，或作栎。《国语·郑语》记史伯曰：“若克二邑，邬、弊、补、丹、依、、历、华，君之土也。”“历”一作“栎”，《史记·郑世家》：“厉公出居边邑栎。”索隐：“按栎音历，即郑初得十邑之历也。”在今河南禹县。

上述四路的将领为吕他、侯来、百弇、陈本、百韦、新荒，共六人。《世俘解》谈到举行献俘典礼，“伐右厥甲小子则（原误作“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则（原误作“鼎”）师”。“伐”是杀人以祭，见于殷墟卜辞。“甲小子”当指殷贵族。“家君”疑是“冢君”之误，指殷所属方国之君。这是说举行杀人献祭的典礼，杀殷贵族（甲小子）由大师主持，杀殷所属方国之君则由师（即师氏）主持。大师，即是太公望。太公望主要征伐殷的京畿，殷贵族由他俘得，故杀献由他主持。师氏即指上述讨伐南方的方国的六个将领，霍侯、艾侯、佚侯及小臣四十六人以及宣方之君，都是由他们俘得，故杀献由他们主持。由此可知，这六个将领都是师氏之职，就是当时周的六师的长官。值得注意的是，武王统率的克殷大军，大师吕望是吕氏，六师的长官之一吕他亦是吕氏，说明周的六师中，姜姓的吕氏之族占有一定的比重。

周在季历时期对山西地区有所开拓，到文王时期在黄河以北占有黎和邘，在黄河以南攻克了崇。到武王时期在黄河以北攻占了商的京畿，在黄河以南又消灭了商所属诸侯，于是克商的目的全部达到。

（六）胜利的战果

《逸周书·世俘解》对战果有总的统计：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原误作“魔”，从卢文弨校改）亿有七万（“七”原误作“十”，从章炳麟《菿汉昌言》校改）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憝”与“敦”同，“敦”是“伐”的意思注13。“亿”在古代是十万。这是说，共征伐九十九个诸侯，得馘首十七万七千多，俘虏三十万多。另外降服的有六百五十二国。说明牧野之战胜利后，对于殷所属诸侯的战斗还是很激烈。这些数字出于夸大，并不确实。

注13敦即金文之，王国维《不敦考释》：“皆迫也，伐也。者，敦之异文。《诗·鲁颂》敦商之旅，笺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之臣民。其实，敦商之旅犹《商颂》云裒荆之旅，郑君训裒为俘是也。宗周钟云：王伐其至，寡子卣云：以不淑，皆之训也。，与虢季子白盘博伐之博、宗周钟伐之同义。《诗·常武》铺敦淮，铺敦即之倒文矣。”杨树达《诗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解》（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谓：“敦者，伐也”，并云：“《逸周书·世俘解》云：憝国九十有九国，憝与敦同，敦国谓伐国也。”所作解释都很确当。

《世俘解》还有武王在殷郊狩猎所获野兽的统计：

武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猫（小虎）二、麇（原误作“麋”，从顾颉刚引石声汉之说校改）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牦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一十八，豕（野猪）三百五十二，貉（似狐之兽）一有八，麈（原误作“尘”，从卢文弨校正）十有六，麝五十，麋（四不像）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古代用狩猎方式来演习作战，称为“振旅”或“大蒐”。殷墟卜辞中就有“贞其振旅，往弋于盂”（《殷虚书契续编》卷三，页二三，片七）的。殷代有战后狩猎的（《甲骨文字释林·释战后狩猎》）。上所记载的也是战后进行大规模狩猎。但其中有犀、氂，这在当时北方的自然条件下，不允许大量野生，该是从殷王苑囿中搜捕而得。当时殷王苑囿中养有很多珍禽异兽。《史记·殷本纪》说：纣“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飞）鸟置其中”。同时依据卜辞记载，在殷京畿西南太行山南麓，殷王有个特定的狩猎区。武王所率军队，战后狩猎，该即在原来殷王的苑囿和狩猎区中进行，所以狩猎所得数量很多。但数字不免夸大。

《书序》说：“武王伐殷，征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史记·周本纪》作：“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狩”和“兽”古通用。孔广森认为《世俘解》“此一节颇与归兽事相类，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经学卮言·尚书·武成序》）。其说可信。在大战胜利之后，进行大规模狩猎，擒获许多野兽而归，既是“振旅”性质，更有庆功的作用。

殷贵族重视贝玉，《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政”读作“正”，指官长）同位，具乃贝玉。”这是说殷有乱臣在官位，贪具贝玉。武王在克商中所俘财宝，主要是玉，《世俘解》说甲子之夕商纣把许多宝玉缝在身上自焚，武王使千人求之，“得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这是夸大的数字。

（七）歌颂武王克商的《大武》舞曲

《大武》舞曲是西周的大舞，有歌有舞，共分“六成”，就是六场。据《礼记·乐记》所载《大武》“六成”的表演，结合《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引用的歌辞和《礼记·祭统》所说“舞莫重于《武宿夜》”，可知《大武》“六成”的歌辞，就是《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六篇（参见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和高亨《周颂考释》）。这个舞曲武王以创作者出现，歌辞中的“我”即武王自称，实际上出于武王命令周公所作（《吕氏春秋·古乐》）。

第一场表演武王统率大军北征，歌辞是《周颂》的《我将》。说是要“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是）保之”。就是说，要天天谋求平定四方，我早晚从事，畏敬上天之威，从而保护天下。

第二场表演武王克商，歌辞是《周颂》的《武》篇。说是“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就是说，武王继承接受了文王的事业，战胜殷商，遏止了商纣杀害人民，从而奠定其功。

第三场表演武王征伐南国，歌辞是《周颂》的《赉》篇。说是“敷（普）时绎（怿）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就是说，为了普天之下大家喜悦，我前往征伐以求太平，使大家承受周的命令。

第四场表演从此使周朝疆域太平，歌辞是《周颂》的《般》篇。说是“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普）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就是说，辉煌的周朝，既有高山峻岭，又有泉水会流于黄河。普天之下，大家聚集起来对答武王，从而接受周的命令。

第五场表演武王使用周公、召公分别指挥作战，歌辞是《周颂》的《酌》篇。说是“於铄王师……是用大介，我龙（宠）受（授）之。王之造（曹），载用有嗣（司），实维尔公允师”。就是说，辉煌的王师，可用以取得大胜，我宠荣地把“王师”授给周召二公，因而勇敢的王的士兵，所用的“有司”（指将领），都成为二公出色的战士。

第六场表演定王得胜回朝，歌辞是《周颂》的《桓》篇。说是“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非）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就是说，武王保卫了国土，平定了四方，安定了家室，从而使得万邦协和、屡有丰年。

六场《大武》舞曲，表现了武王克商的经过及其伟大成果。

当春秋时代邲之战，楚庄王在谈论中引用了《大武》舞曲，作出结论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概括地指出了《大武》舞曲的主要宗旨。当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请观于周乐”，当乐工表演《大武》舞时，季札称赞道：“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说明《大武》舞曲的场面，确实十分美妙而生动，表现出了武王克商的盛况。

（八）武王称号的来历

武王就是因为有克商的武功，得来了武王的称号。《武》篇说：“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执竞》篇又说：“执竞武王，无竞维烈。”就是说武王功绩之大，天下不能竞争。《桓》篇又说：“桓桓武王，保有厥土……”“桓桓”是形容武王的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