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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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都周原而逐渐强大的公亶父时代

(一)商王武丁时期的殷、周关系

从公刘迁豳,到公亶父迁周,中间经历八世或十世,史书上只有世次而没有事迹的记载。在殷墟的第一期武丁时代卜辞中(其中有武丁时贞人的卜辞),述及到商与周的关系,其中较多的是商对周的征伐:

贞令从仓侯璞()周(《殷虚书契前编》卷七,页三一,片四)。

癸未卜……一令……族璞()周,叶(协)王事(同上书卷四,页三二,片一)。

贞令多子族眔(逮)犬侯璞()周,叶(协)王……(同上书卷三,页七,片七)。

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殷虚书契续编》卷五,页二,片二)。

……氐(致)多……仓侯……璞()周,叶(协)王……(《殷契卜辞》片六四一)。

令从璞()周(《殷虚书契后编》卷下,页三七,片四)。

上列卜辞中的“璞”字,原作“”,郭沫若释“寇”,缺乏根据。今从唐兰之说,认为像在山脚下采掘玉石的形状,即“璞”之本字,读为“”,征伐之意(《殷虚文字记》第四五至四七页)。从上列卜辞,可知武丁多次征伐周国,或者命令多子族带同犬侯前往征伐,或者命令某一将领随从仓侯征伐,曾动用相当多的兵力。犬侯和仓侯的所在地,当离周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武丁卜辞中还有关心周国的记载:

(毌)弗周,十二月(《铁云藏龟》页二六,片一)。

癸卯卜,其克周(《殷契拾掇》第二编,片一六四)。

”是伤害之意,“毌”是一个方国,这是贞问毌国会不会伤害周国。说明商对周又十分关心。卜辞还有贞卜周国有没有灾祸的:

周方弗其有祸(《殷虚文字缀合》片一八一)。

周方弗亡(无)祸(同上)。

周侯今夝(晴)亡(无)祸(《殷虚文字甲编》片四三六)。

这样把周国称为周方或周侯而占卜有无灾祸,说明周已成为与商朝有密切关系的属国。更有占卜周国贡纳巫和美女的:

贞周氐(致)巫(《殷虚文字乙编》片七八〇一)。

丁子卜,贞,周氐(致)嫀(同上书片七三一二)。

“氐”是致送的意思。商代方国贡纳给商王的东西,主要是各国的特产,有贡纳动物的如龟、犬、马、牛、鹿、象之类,也有贡纳贝、珏、鬯(香酒)、舟的,又有贡纳俘虏或奴隶如羌、等。惟有周国贡献的最为特别,是巫和嫀,嫀是美女参看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二、三期。。周国这样以巫和美女贡献,是投合商王迷信及荒淫的爱好的,目的在于使得商王更加昏庸腐化。后来殷王纣囚禁周文王,周的大臣闳夭等人就曾用贡献“有莘氏美女、骊戎文马”的办法求得释放的。

卜辞中还有命令周的行动的:

勿令周往于(《殷虚书契续编》卷三,页二八,片三)。

辛卯卜贞,令周从行止,八月(《龟甲兽骨文字》卷一,页二六,片十六)。

十分明显,周在商代武丁时期已被征服,成为商的顺从的属国了。

但是这个周国,是否就是姬姓的周国呢?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收入《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认为“这个周族就应是姜族所建的女国——母系社会的姜嫄国,因为姬姓自邠迁居周原,尚在此时一百余年之后。这个周族当然不是姬族,而是和他们世为婚姻的有邰氏家室。自公亶父迁居周原以后,姬姜世为婚姻,相互促进,姜族女国由母系转为父系,姬姓农业由粗耕进入精耕,于是这两个来源不同的氏族,就逐渐融合为一个新兴的周民族”。的确,公亶父迁居周原是在武丁以后第五个王(共三世)武乙时,据皇甫谧说,是“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的(《史记·周本纪》集解引)。但是要说这个周国是有邰氏。是姜姓女国,也有问题。据《山海经》,后稷传位给台玺、叔均,已是父姓系统。据《世本》和《史记》,不窋以后都是父子相传;而不窋之孙公刘已从邰迁都到豳,早已创建国家,设有军队,怎么可能到武丁时期还存在母系社会的姜嫄女国呢?

从武丁多次调动相当多的兵力征伐周国来看,当时周国已较强大,当即姬姓的周国,不可能另外有个周国。卜辞把周君称为周侯,又称周国为周方,曾命令周的行动,并多方关心它有否伤害和祸害,它又贡纳巫和美女,可知周确已成为武丁所属的封国。“周”的国号,可能就是武丁给予的。商朝之所以称呼它为“周”,因为周族自从后稷以后世代重视农业,农业要比其他部族和方国进步。“周”字卜辞作“”、“田”,金文作“”“”、“”,像在一大块方整而有田界的农田中农作物很茂盛的样子。“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金文或者从“口”,和“君”、“商”字从“口”一样,表示国家政令之所出。

周在商王武丁时期得到这样一个美称作为国号,是名副其实的。从公刘到公亶父之间的许多周的君主,虽然史书上缺乏史实记载,但是他们都继承后稷事业而加以发展,是可以肯定的。《国语·鲁语上》记展禽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这样以周的高圉、公亶父和商的上甲微相提并论,可知高圉也有和公亶父差不多的功绩,只是记载失传了。《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周景王派郕简公到卫国,吊卫襄公之丧,追赐命辞说:“叔父(指襄公)陟恪(升天之意),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可知在周景王的心目中,他的先王中,高圉和亚圉同样是重要的贤君,都是周的创业者。

我们认为“周”的国号早在建都豳的时候已经存在。后来公亶父迁都到岐山之南,称为周原,是沿用旧称。迁移新都而用旧名,这在古代是常见的事。

(二)公亶父迁都的原因

公亶父如同公刘、公非、公叔祖类一样,以“公”为尊称。《史记》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四字一句,前加“古”字,是“昔”的意思(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称他为太王,是出于文王称王以后的追称。

关于迁都的原因,据孟子说,由于狄人侵扰,服事以皮币、犬马、珠玉,都不得免。又说:“太王事獯鬻”(《孟子·梁惠王下》)。《史记·周本纪》根据《孟子》,就说公亶父是为了避开薰育而迁到岐下的。但是,《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是由于“犬戎寇边”而避于岐下的。从《诗经》来看,当以《后汉书》之说为是。《后汉书》记载殷周之际,周与西方部族的关系,都依据《竹书纪年》,可能这点也是有依据的。《诗经》虽然没有直接讲到公亶父迁都原因,却讲到迁都之后取得了制服混夷或串夷的成效。《诗经·大雅·緜》:“混夷矣,维其喙矣。”“”是急促奔逃之意,“喙”通“”,是疲劳病困之意,就是说混夷因此奔逃而疲困了。《说文》于“”字下,引作“昆夷矣”;于“呬”字下,又引作“犬夷呬矣。”可知混夷即是昆夷,又是畎夷、犬夷。犬夷当即犬戎。犬戎和獯鬻是两个不同部族。孟子是把昆夷和獯鬻区别开来的。《孟子·梁惠王下》:“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昆夷和獯鬻二族显然有大小的不同。孟子又两次说到:“昔者大王去邠,狄人侵之。”这个“狄人”显然是指獯鬻,獯鬻属于北方的狄族。当时侵扰周族的戎狄不止一族,昆夷和獯鬻是其中主要的,文王时都曾来侵扰,太王时也是一样。孟子说“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只是各举一例。孟子说獯鬻对周族的侵扰,应该也有依据。

据《诗经》来看,当时侵扰周族的还有串夷。《诗经·大雅·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路”通“露”,败坏之意。过去经学家都说“串”读如“患”和“混”是一音之转,“串”和“犬”也是一音之转。从上节所引殷墟卜辞来看,过去经学家这个“串夷”即“混夷”之说,并不正确。卜辞中有“”国,“”即“毌”字。《说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段玉裁以为“毌”和“贯”是古今字,“今贯行而毌废矣”。卜辞曾占卜“毌弗周”,贞问毌国会不会伤害周国,足见毌国常侵扰周国。叶玉森《殷契钩沉》认为古毌字,串乃后起字,毌国即是《皇矣》的串夷。我们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串”古读作“患”,即是“贯”字或“惯”字注3

注3《经典释文》:“串一本作患,或云郑音患。”李黼《毛诗义》:“案《尔雅·释诂》云:串、贯,习也。《释文》贯作惯,云:本又作贯,又作。《玉篇》串,云或作惯、,是串即惯字,通作贯也。”雷浚《说文外编》:“《大雅》:串夷载路,《毛传》:串,习也。《说文》无串字,部首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宝货之形。俗作串者,即毌字横书之,非有二字也。”

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附录)有“犬侯、亚犬”条,认为商王武丁命令多子族一起“周”的犬侯,即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的畎夷氏,亦即《尚书大传》“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的犬夷,是东夷,与犬戎之为西戎不同。我们认为戎、夷是可以通称的,如果犬侯是犬夷的话,决不可能是东夷。东夷远在东方,怎能来“周”呢?当时文王的力量也不可能越过商朝控制的中原而伐东夷。卜辞中的犬侯可能即是犬戎的一支,曾经一度成为商的属国。等到商朝国力衰落,就不听命商朝而单独侵略周国了。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由于殷朝的国力衰落,失去控制大局的力量,再加上暴虐的统治,引起四方部族向中原侵扰。“犬戎寇边”只是“诸夷皆叛”的结果之一。殷室中衰,固然失去控制四夷的力量,同时也失去统治属国的力量。周国一方面遭到了戎狄侵扰的祸害,另一方面却摆脱了殷朝不少的压力,因此就可以在不断和戎狄部族的战斗之中,逐渐扩大统治地区,逐渐强大起来。这种新形势,就是从公亶父迁都岐阳以后开始的。《诗经·鲁颂·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这样把公亶父在迁都以后,在对戎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看作“翦商”的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公亶父迁都岐阳周原

公亶父迁都的岐阳,确实位置已调查清楚。《汉书·地理志》右扶风美阳,“《禹贡》岐山在其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据《水经·渭水注》,“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中水乡在周原以北,与周城并非一地。根据考古调查,周的都城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六十里,东到下樊、召陈二村,西到董家、凤雏村,是宫室的分布区。在凤雏村东南的云塘村,南到齐镇、齐家村,发现有西周的制骨、冶铜、制陶作坊及平民居住遗址。在凤雏村西南发掘出一座早周宫室建筑遗址,出土了文王时代前后的卜甲卜骨。在以东四里的召陈村,又发掘一座西周中期的宫室建筑遗址。在凤雏村的西南不到十里有村名“宫里”,过去早有人指出这一带该即岐周的宫殿所在。

《诗经·大雅·緜》第一、二章描写公亶父从豳迁到岐下的经过: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通作“杜”)沮(通作“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通作“”)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这是说,周族初期生下的子孙如同瓜瓞(小瓜)那样连绵不绝。公亶父带领了周族从杜水前往漆水。原来他们住的都是窑洞()或地穴,没有建成地上的房屋。公亶父早晨带着奔驰的马出发,沿着西边的水流南下,直到岐山之下。于是亶父之妻(姜女)一起来了,来考察建造宫室的地点。

杜水在汉代杜阳(今陕西麟游西北)的东北。《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杜阳,“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孟子·梁惠王下》又说大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史记·周本纪》又说公亶父“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梁山即今陕西乾县西北五里的唐高宗、武则天陵墓所在乾陵。这次周族的迁都路线,从豳(今旬邑西南)出发,渡过泾水,向西南行,越过乾县的梁山,过杜水,沿漆水南下,再向西折,沿今渭河西行,定居到今扶风北、岐山东北六十里的京当、法门、黄堆等地区。这一带土地肥沃,适宜于发展农业。岐山山脉又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可以防备戎狄的侵扰。参阅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刊《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緜》的第三、四章描写怎样决定地点和初步开辟的情况:

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通作“跱”),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通作“畎”)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这是说,周原这块地方十分肥沃,种了苦菜也会长成饴糖(麦芽糖)那样甜,于是就开始谋划,在龟甲上钻刻而占卜,占辞(用卜兆而定的吉凶之辞)说:在此定居,在此建筑居室(曰止曰跱)。占卜的结果使大家安心住下(迺慰迺止),从左方和右方开辟(迺左迺右),修起田界和治理土田,开筑田沟和垄亩。这样从西到东,人人都在工作(周爰执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迁都的大事,在根据地理条件选定之后,还得要用龟甲占卜,根据卜兆来决定。用龟甲来占卜之风还曾长期流行,因此在这里能够发掘到大批甲骨卜辞。在决定定居下来之后,就要紧张地展开垦辟的工作,首先是农耕田亩的安排和开垦,因为这是生活上首要的事。

《緜》的第五、六章就描写建设都城的情况: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通作“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通作“偻”)冯冯(通作“凭”),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这是说,命令管理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土地、征发力役的司徒,去指挥监督建筑房屋的工程。施工前,要拉绳作为直线的标准,要立上木柱和捆束长板,筑成夹层板墙,以便填土筑成土墙。首先要建筑的是整齐的宗庙。筑土墙时,先要把土装到筐里,再把土填入筑成的夹层板墙中间,要把填入的土筑得很坚实,筑成之后还要把土墙上隆起突起之点削平。这样有许多土墙同时动土,劳动的响声很大,使得助兴的鼛(大鼓)鼓的声音也听不清。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经同时兴建宗庙和室家,而且宗庙要建筑得很是整齐。当时的建筑,最费力的工程,就是用板筑的技术,大量建筑土墙。

《緜》的第七、八章描写宫门、神社、大道的修筑: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通作“社”),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矣,维其喙(通作“”)矣。

这是说,建筑宫室的外门(皋门),造得很高大;建筑宫室的正门(应门),造得很堂皇;还建筑有祭祀社神的大祭台,这样就能把侵犯的戎狄吓得逃走(“戎丑”是对戎狄的蔑称)。既要警惕敌人,不能抛弃对敌人的愤恨;也要讲究友好,不能取消友人前来聘问。柞(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棫(一种丛生小木)统统拔掉,行走的大道都已开通。从此混夷吓得奔逃,感到疲困。这样通过两道宫门、社神祭台以及大道的修筑,用来加强对敌人的防御。

《诗经·大雅·皇矣》第二章是描写公亶父迁到岐阳以后的开辟情况:

作(通作“柞”)之屏之,其菑其翳(通作“殪”)。脩(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通作“露”)。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这里一连四句排偶的字句,都是讲用各式方法来清除地面上各种枯木和树木的。“作”通“柞”,砍伐树木之意。“屏”,除去。“菑”,直立的枯木,“翳”通“殪”,倒在地上的枯木。“灌”,灌木丛。“栵”,斩而复生的小木。“柽”,木名,即河柳。“椐”,多肿节的“灵寿木”。“”,山桑。“柘”,黄桑。这一连四句,说明公亶父迁都到岐阳,曾经进行艰巨的开荒工作。

(四)公亶父时代的政治设施

从上述迁都的情况来看,公亶父时代的政治设施比公刘时代又前进了很大一步。《史记·周本纪》说:“古公(指公亶父)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緜》只说建立室家,建筑宗庙,没有具体说到营筑城郭。魏源《诗古微》认为《緜》“六章捄之陾陾以下,皆筑城垣之事。城之雉堞,由堵而起,故曰百堵皆兴。若仅家室之墙,上章已言缩板矣。城垣有卫,而朝仪始可立,故七章言皋门、应门、冢土社稷也。岂有迁都不及建城之理乎?”我们认为魏源的推测是有见解的,但是不宜以后世的情况来作比附。既然所筑的宫殿,有皋门和应门两道宫门,肯定整个宫殿建筑四周是有围墙的。所说“百堵皆兴”,只是指宫殿的围墙,不必是整个城的城墙。从文献记载以及目前考古调查的结果来看,还不能说当时已有城墙的建筑。当时建筑宫墙和两道宫门,兴建“冢土”(大社),开通通路,都是为了便于对戎狄的防卫和进攻,同时也还有壮大声势和摆出威严的作用。

周代天子、诸侯的宫室,都有三门和三朝的制度。天子有皋门、应门、路门,与此相应,有外朝、治朝、燕朝。公亶父时,只有皋门和应门,朱熹推论说:“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诗集传》)。皋门是一种高大的门,可能门上有高楼,《緜》:“皋门有伉。”《毛传》:“伉,高貌。”《经典释文》引《韩诗》作“闶,盛貌。”《玉篇》“闶”字下及张衡《西京赋》都作“高门有闶”,都是依据《韩诗》。《毛传》以皋门为郭门,郑笺则以为宫之外门。当以郑玄之说为是,这时未必建有城郭。应门是宫殿的正门。《尔雅·释宫》:“正门谓之应门。”《毛传》同。郑玄注《考工记》、《尚书大传》都说应门是朝门。从《尚书·顾命》“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来看,郑玄之说可信。《緜》:“应门将将。”《毛传》:“将将,严正也。”《西京赋》注又引作“”。《广韵》:“,山高貌。”应门也该有一座或一对高建筑。

公亶父在岐阳建设国都的布局,对此后周代有深远影响。不但王宫有皋门和应门的制度,是这时创始的;而且国都中设置宗庙和社稷的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緜》:“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冢,大。戎,大。丑,众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而后出,谓之宜。”这样解释“戎丑攸行”,牵强附会。《诗经》中所有“丑”字,或者用来指俘虏,如“执讯获丑”(《诗经·小雅·出车》),或者用来指猎得的野兽,如“升彼大阜,从其群丑”(《诗经·小雅·吉日》)。“戎丑”不可能指一般的“大众”,应该是对戎狄的蔑称。这两句诗是说建立大社之后,吓得戎狄都逃走了。建立大社怎么能使戎狄逃走呢?因为社神是主管杀戮罪人的。《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墨子·明鬼下》根据《齐春秋》记载说:齐庄公有两个臣子“讼三年而狱不断”,后来“盟齐之神社”,有罪者被羊角触死。《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因为社神掌管刑戮,战争胜利后举行献俘典礼,杀死俘虏的献祭典礼也要在神社举行。所谓“始用人于亳社”,实际上是恢复使用了原始的礼俗。《左传·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即邾隐公)来,献于亳社。”这也是战胜以后在神社举行杀人献俘典礼。根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克商后举行献俘典礼,也是杀死不少俘虏的殷“恶臣”、“小子”、“家君”来献祭的,既“告于周庙”,“告于天、于稷(后稷)”,还“誓于社”。十分明显,公亶父在新都建造宗庙的同时,还修筑大社,就是准备战胜戎狄之后,举行杀死俘虏来献祭的献俘典礼的。这在当时周的贵族迷信神力的指导思想下,就认为可以起吓跑“戎丑”的作用。

商代已经对社神祭祀,“社”只写作“土”,与《緜》所说“冢土”相同。商代已有对亳社的祭祀。《殷契萃编》第二〇片:“于亳土(社)御。”“御”是一种祭祀。亳原是商的国都名称。亳社该设于商的国都。商代已有对社的杀人献祭,曾用羌作为“人牲”。在江苏铜山丘湾,还发现了商代杀人祭祀的遗迹,用十二个人、两个人头连同十二头狗,祭祀以立石的标志为社主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刊《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刊《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五期;王宇信、陈绍棣:《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刊《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朱熹《诗集传》说:“大社亦大王所立,而后因以为天子之制也。”其实周人在国都立社,还是继承了商代的礼俗。《墨子·明鬼下》说:“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通作“丛”)社(原误作“位”,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正)。”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公亶父正是在“其始建国营都日”,同时设置宗庙和丛社的。当然,这时周人在新都中建设宗庙与丛社,不仅是为了举行献俘典礼,为了准备战胜侵犯的戎狄,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用来作为统治人民和团结贵族的一种手段。这个设施对此后历代统治者是有深远影响的。

当公亶父迁都的时候,随着事业发展的需要,政治组织显然比以前健全了。《史记·周本纪》说公亶父“作五官有司”。从《緜》讲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来看,该是有依据的。古代有“五官有司”,《礼记·曲礼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这个“五官有司”之制是有远古来源的。相传少皞氏之后郯子说:“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杜注:“鸠,聚也。”郯子所说“五鸠鸠民”,就是《曲礼》所说五官“典司五众”。《曲礼》的“司士”,即是郯子所说“司事”。古“士”与“事”音同通用。郯子所谈的官制确是有远古来源的,所以孔子会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但是公亶父时,除了已设司空(即司工)、司徒(即司土)之外,是否还设有司马、司寇、司事,尚没有史料可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