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创建国家、振兴周族的公刘时代

（一）从后稷到公刘的过渡阶段

后稷神话反映了周族的原始社会情况，那时正从母系氏族制转变为父系氏族制，同时周族的经济生活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时正当商代前期，它比中原地区先进的夏、商等族，还是落后的，还是要被看作戎狄的。《国语·周语上》说：周的祖先世代做虞、夏后稷的官，等到夏代衰落，不窋失去官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过是后来周的贵族粉饰的话。

周族始祖实际上有两个，就是先妣姜嫄和始祖后稷。周人对这两人都有特别的隆重的祭典。姬姓的周族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太王（公亶父）之妻是太姜，迁居到周原时，是“爰及姜女”的（《诗经·大雅·緜》及《毛传》）；武王之后是邑姜（《左传·昭公元年》）。周昭王时的令簋、作册睘卣等，都述及很有权力的“王姜”。在原始社会末期，姬姜两姓该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直到西周时代，两姓贵族的关系还十分密切。姜姓贵族原来出身于羌族。姜姓的始祖相传是伯夷，而《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姜姓又以四岳为其祖先，这个西岳该是四岳之一。《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姜姓之族原来就住在靠近羌族的地区。《国语·晋语四》说：“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根据《水经·渭水注》，岐水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姜水东注雍水。姜水是雍水的支流，雍水又是渭水的支流。姜氏城在今陕西扶风东。《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宣王三十八年“戎人灭姜侯之邑”。雷学淇以为姜侯之邑可能就是姜氏城（《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六）。姜氏城正当后稷所居的邰（今陕西武功西南）的西北，太王迁居的周原（今陕西岐山东北）的东南。可知姬、姜两姓居地原是紧密相邻的，都在渭水上游的渭水以北地区。这一带当时就是戎狄之区。

上面讲过，《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传给其子叔均，都继承后稷播百谷的事业。《山海经·海内经》又说叔均“是始为国”。后稷是周族从母系制转变为父系制后的第一代祖先，这样相传两代就创建国家，也还是个疑问。叔均之后的世系不明，而《世本》和《史记》所说后稷生不窋，当然不可信。因此叔均与不窋之间的世系脱节。《左传·文公二年》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武（王）不先不窋。”这样以不窋与商的始祖契相提并论，竟然把不窋看作周的始祖了。可能在周的早期世系传说中，不窋以前的人物多富有神话色彩，因此有人就从不窋算起。《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地也。”唐代弘化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这个地方在邰以北（略偏西）四百多里，恐怕不窋不会迁得那么远，该是后人因不窋有自窜戎狄之说而附会上去的。相传不窋之子名鞠，鞠之子就是公刘。关于鞠的事迹无可查考。从后稷神话来看，后稷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开始时期。从公刘的事迹来看，公刘时代正是创建国家的时期。究竟怎样从后稷时期过渡到公刘时代的历史，在文献上无从查考。

（二）公刘迁都到豳

公刘时期惟一的大事就是迁都到豳。《诗经·大雅·公刘》就是描写和歌颂这件大事的诗篇。《毛传》说公刘原来居邰，是从邰迁到豳的。此说应有依据。看来从后稷到公刘之间没有迁移过，《山海经》说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路史》又作漦蠒，漦即，“邰”“”音同通用，说明后稷之后仍留于邰。

为什么这时公刘要迁都到豳呢？从来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扩展农业生产。《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多耕种，行地宜”，因而迁移。第二种说法认为由于自己“变于西戎”而迁移。《史记·匈奴列传》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第三种说法认为是由于避乱、避难而迁移。《史记·刘敬列传》记娄敬说：“公刘避桀居豳。”《毛传》又说：“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这三种说法中，第二种是不可信的。这是把相传不窋失去稷官而窜于戎狄之说附会到了公刘身上来。第三种说法更加不可信，从《公刘》这首诗的内容来看，没有一点像避乱、避难的样子。只有第一种说法是可取的。《公刘》开头说，公刘迁移是由于“匪居匪康”。“匪”通“非”，“居”和“康”都是安居的意思。郑笺：“不以所居为居，不以所安为安。”朱熹《诗集传》：“不敢宁居。”就是说，公刘是为了振作有为，不敢安居晏息而迁移。他的迁都的行动，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振兴周族，巩固和扩大这个新建的国家。所以《周本纪》对此作出结论说：“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的诗共六章，其第一章描写出发前的准备情况：

笃公刘，匪（非）居匪（非）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这是说，公刘不敢安居晏息，整治好原来的田地疆界，把粮食积储起来进仓；又把粮食装成大大小小的粮袋，大家和谐而感到光明；于是把弓箭张开，把干（盾）、戈、戚（斧）举起，就开始出发。孟子曾经引用这段话，说“公刘好货”，还说：“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孟子·梁惠王下》）。《史记·周本纪》也说：“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的确，公刘这次迁都，不同于那些受逼迫或灾难的国家的“迁国”，并没有把原地的居民全部迁走，是留一部分而迁走一部分，按计划进行的。他的“迺埸迺疆，迺积迺仓”，整治好田疆，积储好粮仓，不仅是为了使“居者有积仓”，更是为了便于居者继续耕作。他的“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不仅是为了使“行者有裹囊”，更是为了便于行者开垦新地而扩大生产。孟子所说“公刘好货”，是说公刘爱护和善于管理财货，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所以他借此劝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农业生产已有发展，收获的粮食已有不少积蓄，这为迁移和建设新的国都准备好了物质条件。

从《公刘》这首诗，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选定一个新的国都，是有许多必要条件的。首先周围要有肥美的平原，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可以就近解决国都居民以及官署的供应问题。因此《公刘》的第二章，讲的就是考察和选定肥美平原的情景：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通作“巡”）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通作“周”）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这是说，公刘考察这个平原，草木长得丰满而又茂盛，巡视得很周到，不会再感到懊悔而叹息。既登上小山去瞭望，又走下平原去观察。他带着嵌有美玉和宝石的带子，佩着刀鞘（鞞）上有玉质装饰（琫）的刀子，到处走动。说明他通过周密的考察，终于选定这大块肥美的平原作建造新的国都的地方。

选定一个新的国都，仅仅找到大块肥美平原便于发展农业生产还不够，还必须从地理形势上找到适宜建筑京师的地点。因此《公刘》的第三章，讲的就是考察和选定建筑京师地点的情况：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涉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这是说，公刘既看到许多奔流的水泉，又望到广阔的原野，更登上南向的高冈，再视察一大片高地，这就是可以建筑京师的地点。于是这个京师的地点，就成为众人安居之处，众人聚集谈论之所。

在选定京师地点而定居之后，首先要建立政治上的统治秩序。古代贵族用来建立统治秩序的方法，主要就是通过宴会中尊敬族长和宾客的礼节。《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乡饮酒礼和飨礼就是由此而发展形成的。乡饮酒礼讲究“少长以齿”（《礼记·乡饮酒义》），“所以明长幼之序也”（《礼记·射义》、《礼记·经解》）。因为通过宴会的仪式和礼节，可以达到分别贵贱、长幼等次的目的，这样就可以起到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公刘》的第四章，就是讲通过族众的宴会来达到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过去经学家对“于京斯依”的“依”字，不得其解。郑笺：“公刘之居于此京，依而筑宫室，其既成也，与群臣士大夫饮酒以落之。”郑玄把“依”解释为“依而筑宫室”，未免牵强。《毛传》又解释“既登乃依”的“依”为“依几”。我们认为，“依”当读作“殷”，古时“殷”“依”声同通用。例如《尚书·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按礼书记载，四方诸侯会集京师朝见天子，叫做“殷见”或“殷同”；诸侯会集京畿朝见天子，叫做“殷国”（参见金鹗《会同考》，《求古录礼说》卷十三）。各国派遣卿一起聘问天子，叫做“殷覜”。《周礼·春官·大宗伯》：“殷见曰同”，“殷覜曰视”。郑注：“殷犹众也。”《广雅·释诂》：“殷，众也。”所以称为“殷见”、“殷同”、“殷覜”，“殷”都是众人会集的意思。西周金文中，不见有“殷见”、“殷同”、“殷覜”的称谓，只见有“殷”或“”。例如传卣：“王……令师田父殷成周。”士上盉（另有尊与卣铭文相同）：“王令士上眔（逮）史黄于成周。”殷见之礼，据彝文，乃大合内外臣工而会见之，《尚书·康诰》所谓“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公刘》所说的“依”，即指“四方民大和会”，就是所有迁到豳的贵族的大和会。

《公刘》这一章“于京斯依”，和第六章“于豳斯馆”文例相同。“馆”指居住的宫室，“依”当读如“”，指族众集会的厅堂。“既登乃依”的“依”，当读作“殷”，是指举行族众会见并参与宴会之礼。这一章说，在京师建筑的集会厅堂里，族众来到很多（跄跄济济），陈设有许多席位和几，等到公刘登上厅堂就举行“殷见之礼”，请众人按席次就位（乃造其曹），于是捉来了猪准备作为食品，用剖开的葫芦作酌酒之器，通过饮食的礼节（食之饮之），达到了推崇公刘为君长兼宗族长的效果（君之宗之）。

新建国都是需要对整个布局作出适当的安排的。《公刘》第五章，是讲怎样选定军队营地、耕作田地以及居住地区：

笃公刘，既溥（通作“铺”）既长（通作“张”），既景（通作“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这是说，公刘对国都的布局很是铺张，在高冈上用测量日影的方法确定方向，既观察其阴面，又观察其阳面，还考察流动的泉水，在这里驻屯了三支军队（其军三单）。还丈量低湿之地和平原之地，开垦田亩生产粮食（彻田为粮）。同时还丈量了西部地区（度其夕阳），说明豳这个地方可以建筑居处的面积是很宽敞的（豳居允荒）。“荒”是宽敞之意。

接着，《公刘》第六章就讲对豳的居处的如何建设：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通作“砺”）取锻（一作“碫”）。止基迺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止旅迺密，芮（通作“汭”）鞫之即。

这是说，公刘在新都建筑居住用的房舍，从渭水中流横渡（涉渭为乱），取得了石材和金属材料（取厉取锻），于是就成为定居的地方（止基迺理），从此人多、财物也多（爰众爰有），这个地方正好被“皇涧”夹着，逆流而上还有过涧（夹其皇涧，遡其过涧），众人住在这里很安定（止旅迺密），都就水流曲折处和水边居住（芮鞫之即）。

（三）公刘时代所创建的国家的特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族早期世系中，公刘第一个称“公”，后来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公叔祖类，《世本》又称太公祖绀诸盩。或者说“公”是爵名（伪古文《尚书·武成》孔传），或者说“公”是号（《公刘》正义引王肃说）。从后来季历称王季、或称公季来看，“公”和“王”应该同样是称号。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

关于公刘所处的时代，有人说与夏桀同时，这个说法不可信。上面我们已经分析，“公刘避桀居豳”之说出于附会。从公刘到文王的世系只有十一世或十三世来看，应该已在商代中期了。相传公刘所迁的豳，在汉代右扶风栒邑县，见《汉书·地理志》，即今陕西彬县西北、泾水以东地方注1。《公刘》说：“于豳斯馆，涉渭为乱”，“乱”是横流而渡，这是说为了在豳营建宫室，需要磨刀石块（石厉）和坚硬大石块（碫），要横渡渭水去取得。《周本纪》又说：“自漆沮度（渡）渭取材。”因为豳并不靠近渭水，要从漆水、沮水通到渭水，才能渡渭取材。朱熹《诗集传》说：“涉渭取材，而为舟以来往。”其实不必用船，用结成的筏子来运送更是方便。建筑材料用水道运送，是一个进步的方法，可以减轻不少艰苦的劳役。

注1豳一作邠，古通用。《孟子·梁惠王下》：“昔王大王居邠。”《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郑志》答张逸问（《诗经·大雅·緜》正义引）：“豳地今为栒邑县，在广山北，沮水西，北有泾水，从此西南行，正东乃得周，故言东西云。”晋代栒邑并入漆县，徐广、杜预因此都说豳在漆县东北。唐代又为新平县，《括地志》：“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同上：“豳州三水县西三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刘为名”（贺次君辑本）。三水即今旬邑，豳在今旬邑西南。《说文》：“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又“豳”字下：“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美阳在今扶风东。齐思和《西周地理考》（收入《中国史探研》）根据“涉渭为乱”，以为豳地滨渭，《说文》以为在汉代右扶风美阳，即今扶风东，最可信据，其实不确。汉的县即邰，美阳在以北不过二十多里，如果公刘从迁美阳，不可能出现《公刘》所说的场面。

公刘不仅是周族所建立的国家的第一个国君，而且是第一个有计划地营建国都的人。选择营建国都的地点是比较周密的，既要有肥美的广大平原，又要有奔流不息的水源，还要有向阳的高冈，更要有适宜建筑都邑的高地。都邑的建筑必须靠近河流和许多小溪，因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必须有充分的水源供应，但是又必须防备水灾的破坏和损害，因此必须有大块的向阳的高地。公刘把豳选定为国都，基本上是符合上述的要求的，既讲到“于胥斯原”，“复降在原”，“瞻彼溥原”；又谈到“逝彼百泉”，“观其流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芮（汭）鞫之即”；又说到“迺陟南冈”，“既景（影）迺冈”，更述及“乃觏于京”，“于京斯依”，“京师之野”。“京”就是大块向阳的高地，适宜营建国都的地点。《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景山与京”，《毛传》：“京，高丘也。”卜辞和金文高字作“”，像高地上半地穴式的建筑结构，下端“”像中有立柱的地穴，上端“”像地穴上出入有土阶、并有屋顶覆盖的形状。

周人把国都称为“京”或“京师”，就是起源于公刘时代。“京”就是像高地上造有半地穴式建筑。为什么又称“京师”呢？“京师”在金文写作“京”。“”的原意是土堆，“堆”就是“”的后起之字，有屯聚的意思。因此“”字被用作屯聚军队的地点的称呼，又被用作军队的单位名称，甚至被用作军官的称号。如殷代甲骨卜辞称军队经常驻屯的地点叫“某”，称一些军官叫“某”，还说到“王作三”（《殷契粹编》第五九七片），就是说商王编制了三个“”的军队。西周金文也常把驻屯军队地点称“某”，如“成”（小臣单觯）、“牧”（小臣簋）之类，西周的军队则有“殷八”、“成周八”、“西六”。“六”在文献里就称为“六师”（如《诗经·大雅·常武》等）。因此，“京”或“京师”这个名称，肯定也是由于长期驻屯军队而得名。春秋铜器晋邦：“王命（唐）公（指晋的始祖唐叔虞），冂宅京。”晋姜鼎：“覃京，（）我万民。”所说“京”，都是指晋的国都。《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西周初期把新建的洛邑称为“洛师”，因为洛邑是驻屯军队的东都。

《公刘》把新建国都称为“京师”，同样是因为驻屯军队而得名。《公刘》说“其军三单”。前人对这个“单”字有不同说法。《毛传》：“三单，相袭也。”这是读“单”为“嬗”或“禅”，说是更番征调（俞樾《达斋诗说》、章炳麟《文始》）；郑玄笺解释说：“适满三军之数，单者，无羡卒也。”这是读“单”为“殚”，解释为“尽”。清代学者还有种种说法，都很牵强，没有讲通。“单”在这里用作军队的单位名称是很明显的。我们认为“单”当读“”，与“堆”音近，是“”的假借字。注2“其军三单”就是“其军三”，如同殷代“王作三”一样。“其军三单”是和上文“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相连成文，说明驻屯大军的营地也曾经选择，是在郊外有高冈和流泉的地方。既是为了便于防卫，又是为了便于生活。

注2《说文》：“，小也，象形。”段玉裁《注》认为“魁”、“追”都是“”的假借字，“堆”是“”的俗字，“堆”行而“”废，“敦”、“墩”都是“”的音转。郭沫若也认为“堆”是“”的后起字，“追”、“魁”为“”的假借字，又音转为“敦”，借用“屯”字，“”作为师戍所在处，当即屯聚之屯（《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三页）。

公刘对于这个新都的建设是经过考察和周密考虑的。在国都中还建筑有族众集体活动用的厅堂，叫做“依”。这种厅堂的起源很早，在原始氏族制的村落中，中部就造有一所较大屋子，供集体活动之用。这种厅堂也就是后来所谓明堂或辟雍的起源，既成为贵族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的地方，又成为贵族弟子学习的处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性质。所有族众在这里的活动都有其政治目的。《公刘》说得很清楚，“食之饮之”的目的就在于“君之宗之”，是为了尊敬君长和宗族长，团结宗族和巩固统治秩序。《毛传》解释“君之宗之”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这时公刘既为一国的君长，又为一族的宗子，君长和宗子是合一的，这是古代贵族宗法制度的特点，周族从开始建立国家起，君统和宗族就是合一的。一国的君长，确是一国的大宗。国君与所属大臣，既有君臣关系，又有宗法关系。国内同姓贵族的小宗，应该从属于国君的大宗。

国都的布局是经过丈量而规划的。《公刘》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毛传》：“山西曰夕阳。”《尔雅·释山》同。郑笺：“夕阳者，豳之所处也。”陈奂根据这点，认为“夕阳建国，则豳居在豳山之西”（《诗毛氏传疏》）。我们认为邑不可能造在一座大山的西面。如果造在大山西面，没有朝阳而只有夕阳，对起居生活就很不合适。这里所说的夕阳，该只指作为京师的大块高地的西部地区。这样把主要宫室造在京师的西部，是比较合理的。先秦国都的布局，多数是坐西朝东的，把主要宫殿建筑放在西部，可能就起源于公刘时代。

公刘时代，是周族开始振兴的时期。这时创建了国家机构，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对国都的布局作了适当的安排，在郊外，对平原和低地加以开垦，在高冈一带驻屯了三支军队。在京都，建设了招待族众集会饮食的厅堂，并在西区建造了许多宫室。说明当时新建的国都已具有相当规模。当然，所建筑的厅堂和宫室还很简陋。多数宫室可能是窑洞式的和半地穴式的，直到公刘以后九世（或十一世）的公亶父，在迁到周原以前，还是“陶复（）陶穴”呢。看来厅堂也不过是用树木架起的草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