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自然生存空间？

1966年，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利扔出了一枚小小的社会生物学炸弹，在当时来说相对广泛的读者群中，意外地激起了强烈反响。他出版了一本书《领地冲动：对财产权与民族的动物起源的个人探询》，意图挑战我们思考领土、边界和生存空间的方式。到那时为止，人人都相信，保卫家、村庄或祖国是观念兴趣（conscious interest）和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阿德利则想证明，明确的空间和边界意识深深扎根于生物学和进化之中。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冲动，要尽力占据领地并保护它，而这一遗传冲动决定着不同环境下一切生物的行为方式。

经过对各种动物的长期观察，阿德利得出结论：许多动物有领地冲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同物种的动物对领地的要求是一种经变异和自然选择发展而来的先天本能。细致的调查研究显示，领地动物会向穿越其生存空间者发起凶猛的攻击，特别是对同物种动物。学者们以为，在特定地域，雄性动物间的冲突似乎展示的是对雌性的竞争，但那其实是残酷的领土之争。更令人惊讶的是，阿德利发现，对领地的控制令控制者充满了试图侵入者所缺乏的能量。绝大多数物种中存在着“对领地权的普遍认可”，它限制和决定着各物种中的所有权力关系系统。

阿德利问道，动物为什么需要领地？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首先，动物会选择靠近食物和水源的特定地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其次，领地有着防卫缓冲区的功能，面对其他掠食者，动物能以此保护自己。这些原始的空间需求源于长期的进化发展，已成为“领地主义者”基因遗传的一部分。这一自然遗传产生了边界意识，提供了鱼群和牛羊等群体存在的基础。保卫生存空间的动物需求驱动着它们的集体社会化，会使统一的群体跟同物种的其他群体进行战斗。

如果阿德利仅仅讨论动物，他的研究将只是动物行为学专家之间的辩论主题，受到的关注不会那么大——虽然他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修辞技巧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能力。不过，他的理论目标和结论有着大得多的雄心。越出动物学领域的经验假设，他还希望理解一代代传下来的人类行为“游戏规则”。阿德利相信，对生物世界领地方面的揭示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上的民族，认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下述重大结论：

如果我们保卫土地的所有权或国家主权，那么，与低等动物相比，我们的理由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内在的，同样是根深蒂固的。当一只狗从主人篱笆后向你吠叫时，其动机就是主人建造篱笆的动机。

因此，人类的领地欲望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冲动的展示，塑造着人类行为的那些最基本方面。阿德利还往前走了一步，认为“相较于人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的关系，人与他走在其中的土地的联系更牢固”。他用设问句支撑这一论断：“在你一生所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为他们的国家死了？有多少是为女人死的？”

最后的设问让我们清楚知道了作者生存的年代。作为生于1908年的美国人，阿德利成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时期，他了解战争导致的伤亡。成年后，他认识许多“二战”一代的人，还见证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他的书写于“越战”初期，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的一些重要方面。去殖民化进程发端于“二战”的结束，其将那时存在的“国家领土”扩充了一倍多。虽然“一战”后也出现了新国家的成立浪潮，但这一进程的顶点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此外，在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等地，民族解放战争志在争取确定的独立国家领土，绘制出一幅无所不包的斗争场景。到战斗停下来时，在西方之外，民族主义情感的传播赋予地球以广泛的多样性，给它装点了近两百面色彩斑斓的国旗。

一般来说，社会生物学的科学想象对历史的理解完全是错的。首先，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社会生物学最后也要修改术语，使之适应该领域学者在生命历程中看到的社会与政治进程带来的概念副产品。不过，社会生物学家往往没有注意到，历史中后来发生的事经常能解释以前的事，反过来则不然。从社会经验中，这些自然研究者借用了他们的绝大多数术语，再为增进对所考察的生物环境的认识而剪裁它们。其次，他们将焦点重新放在人类社会，试图通过使用自然世界的术语和意象来更好地理解它，而这些术语和意象最初借自与历史进程相伴并由之导致的概念化。举例来说，想想20世纪40年代为领土而战的民族主义战争，40年代末到60年代为民族家园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想想看，它们是如何被看作催化剂，根深蒂固地内在于绝大多数生物的进化过程中。

社会生物学的生物决定论与同样有名的地理决定论路径之间既有显著的区别，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及后来的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等人发展了地理决定论。“地理政治学”一词不是拉采尔造出的，不过，人们认为他是创造者之一。在地理政治学中，一些人坚定地加入了对生物条件的复杂思考，拉采尔位列其中最早的一批。虽然他不赞成简单的种族主义理论，但他相信，低等民族必须为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服务，通过这样的接触，前者将达到其文化与精神的成熟状态。

作为前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拉采尔也相信，民族是个有机体，其发展需要经常改变领土边界。正如成长的时候，一切生物的皮肤都会延展，祖国也要扩大，也必须扩张其边界——尽管它也会收缩乃至消失。“民族不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一代代保持不变的，”拉采尔宣布，“它必须扩张，因为它会生长。”虽然他相信，扩张伴随着文化活动而来，并不必然是侵略行为，但他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词的发明者。

卡尔·豪斯霍夫再向前推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生存空间理论。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在深受领土困扰的德国，他的研究领域地理政治学很受欢迎，这并非偶然。在英国、美国乃至更早些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个专业有许多支持者，他们希望以自然进程类型为基础来说明国际上的权力关系。20世纪，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试图对它进行总体解释的理论工具箱中，对地域的渴望成为重要的一环。

地理政治学逻辑认为，在人口的稳定和增长时期，每个民族都需要生存空间，亦即需要对原民族家园进行扩张。德国的人均领土占有面积低于周边国家，因此它有扩展边界的民族与历史权利。按照设想，扩张应发生在一些经济贫弱地区，在扩张发生时或者过去，它们曾是属于一个“族群”的德国人民的家园。

19世纪末，德国较晚加入了殖民竞争，这为流行的“生存空间”理论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德国人觉得，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分赃中，德国吃亏了。“一战”结束后，这个国家被迫接受了和平协议，德国人更是觉得遭受了挫折。由此，根据上述理论，德国不得不进行领土扩张，那符合整个历史中国家关系所遵循的自然法。起初，非德国地理学家对这一前景很有热情。

不过，当自然法完全基于族群起源和土地时，它催生了地理政治学与族群中心主义之间极不稳定的关系。其结果是，德国的局势迅速爆炸了。表面上，豪斯霍夫及其同事们并未直接影响希特勒和他的政权，然而实际上，他们间接地为元首无尽的征服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纳粹遭到军事失败后，他们的理论被“科学地”消除了。阿德利的流行理论也被很快忘记，虽然社会生物学理论仍不时地受到很多关注，但它在家园变迁之事上的应用不断消退。阿德利的分析颇具吸引力，但最终，动物行为学离弃了作为阿德利及其部分同事的领土行为路径之特征的严格决定论。

首先，很明显的是，像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等与人类最相近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它们根本不是“领土主义者”，其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也跟阿德利的描述相距甚远。鸟类据称是最注重领地的动物，但也更多地受制于环境的变化，而不是遗传冲动。人们就动物生存条件的改变做了一些实验，它们证明，当地理-生物变化发生时，侵略行为可能会有其他表现方式。

拥有广阔历史知识的人类学家需要时刻记得，就我们所知，人类起源于非洲，人口的增长与繁盛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没有固定在熟悉的地域，而是用轻快的腿脚四处迁徙，不断征服世界。随着时间的前行，为找寻新的生存之地和鱼类资源更丰富的海岸，狩猎者和采集者不停前进，越来越多地用部落群体填塞这个星球。只是在自然界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后，人们才在某个地方停下，在某种意义上将它变为家园。

后来，是什么以一种稳定和持久的方式将人们固定在土地上的？不是获取永恒领土的生物学倾向，而是农业种植的兴起。从游牧到定居，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河流冲积地带，在那里，不需要一般而言应有的复杂人类知识，河流自行改进了农业用地。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定居生活。土地耕作独自奠定了领土文明发展的基础，这是由一些后来成长为大帝国的社会率先进行的。

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等地，此类早期王国并未发展出在土地上劳作的全部人口共有的集体领土意识。不像分割农民或奴隶生存空间的边界，这些庞大帝国的边界不存在于民众的意识中。我们可以设想，在一切农业文明中，土地对食物生产者都是重要的。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些人和他们工作于其中的土地有着某种精神联系。不过，对于更广阔的王国边界，他们是否有与自己相关联的感受？这很值得怀疑。

在游牧和农业的古代传统文明中，土地有时被想象为女性神祇，她负责生育，负责创造生存在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各大陆都有一些部落或村庄，它们将自己土地的某些部分看成神圣的，但这种神圣地位的赋给与现代爱国主义毫无相像之处。土地几乎总是被认为属于神，而不是属于人。许多事例表明，古代人自视为暂时使用土地的雇工或租户，与主人毫不沾边。通过其宗教代理人，诸神——或一神教兴起后的上帝——将土地授予信徒们，并在他们遵行仪式有亏时自由地收回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