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与治“人”
西医强调要治疗用仪器、化验检查出来的“病”；中医则强调要治疗有种种病状的“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所谓的“亚健康”。
“亚健康”的人，主要表现为“一多三少”：一多指感觉疲劳的时候多，三少指三种减退，即活力减退、反应能力减退、适应能力减退。具体表现为身体疲乏、腰酸背痛、头昏头痛、失眠多梦、焦虑心烦、精神不好、记忆力差、食欲不佳……
对于西医来说，尽管这些人有种种不舒服的症状，但是用医疗仪器去检查，到实验室去化验，既找不到患病的病灶，也找不到证明有病的化验指标，当然也就不能诊断得了什么“病”。而这些人又有诸多不适，甚至还烦恼、痛苦，所以不能说他们“健康”，只好创造一个新名词，把这种介于健康和疾病的中间状态，称为“亚健康”。“亚健康”既然不是“病”，当然就用不着去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去治。
对于中医来说，这些人既然有种种不适的症状，甚至有烦恼、有痛苦，当然不是“健康人”，而是有病状的人，也就是“病人”。尽管西医的仪器、化验检查不出西医的病来，但用中医的望闻问切，通过症状和舌象、脉象的变化，就能找出这些人有病的证候，对于这些有异常证候的“病人”，当然应当治疗，也有办法治疗。汤药成药、针灸按摩、药膳食疗、气功治疗都可酌情选用。
为什么同样面对“亚健康”，中医和西医的看法完全不同呢？这是因为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
西医看问题，首先是看人体的物质结构，从器官、组织到细胞，再到分子水平，借用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在微观上步步深入，越来越细，越来越精确，这确实令人折服。然而，在分子水平上来看人，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都没有了，而且活生生的人体绝不是分子的“堆集体”。从分子水平上见到的生命，与人在整体水平上的生命，相差甚远，甚至完全是两回事。
在这种看重结构、局部、微观的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西医的治疗，当然就要针对局部病变的病灶，针对越来越精确的靶点，针对细菌、病毒这些致病的微生物。如果找不到细菌、病毒，找不到明确的病灶，找不到精确的靶点，当然就无法做出是什么病的诊断，在治疗上也就无从下手。
中医的基础理论，首先是看人在整体水平上的功能状态，这种功能状态又与天地大自然密切相关，与社会人际关系紧密相连。来自大自然的“六淫”，由社会人际关系引起的“七情”，都会打乱人体的阴阳平衡，导致功能失调，百病丛生。
中医强调“天人相应”“人际相关”，并按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要求，通过四诊去寻找脏腑功能失调的外在病象，从外知内，得出中医病证的诊断，然后针对病机，辨证施治，消除病象，促使脏腑功能协调，重新恢复阴阳平衡，就是成功。即使局部病灶并未完全消除，化验指标并未完全正常，只要病人的正气提升，症状减轻，体征改善，也算取得了成效。
古代没有艾滋病，也没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中医也查不到艾滋病毒和冠状病毒，但这些患“病”的人，总要表现出种种可以见到的症状和舌象脉象的变化，中医针对这些证候去治疗，就能取得疗效。
艾滋病传染快，流行广，发病重，症状相似，当属中医“疫毒”之病，但其病因特殊，传播方式又是性接触、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所以又与一般传统“疫毒”不同。是否发病与正气先虚的关系不大，但发病的早与晚，病情的轻与重，却与人的正气密切相关。
中医治疗艾滋病，也是从“证候”入手。根据河南省的观察，常见的病状是乏力、纳呆、腹泻等脾虚症状，其次是发热、咳嗽、自汗等肺卫表虚症状。体征以皮疹、黏膜溃疡、淋巴结肿大较为多见。
河南省近年采用中医辨证论治的办法，治疗2000多例艾滋病患者，在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缓发病时间，延长病人生命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这些疗效的取得，并非通过对抗艾滋病毒，而是通过扶助人体的正气，协调脏腑的功能，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存质量。朱某，56岁，2003年因有偿供血感染了艾滋病，他1年花费2万元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效果不好，尤其是腹泻特别严重，一天腹泻十多次，致使CD4细胞急剧下降，人也奄奄一息，身高180cm的高大个子而体重只有47.5kg，医生告诉家属准备后事。自从老朱服用中成药“益艾康”2个月后，腹泻停止了，其他症状也明显缓解，体重达到75kg，不仅可以喂猪、割草，还可以干一些轻微的农活。周围的群众开玩笑说，要不是中医药，他早就成为“地下工作者”了。
中医治疗癌症，既不针对病灶而切除癌瘤，也不针对癌变细胞而强力杀灭，虽然也有散结化瘀等攻邪之法，但最主要的还是扶助人体正气，增进食欲，改善睡眠，减轻疼痛，从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对中晚期癌症病人，中医这种以扶正为主的办法，能帮助病人与癌瘤和平共处，更好地带瘤生存。
西医治癌，手术、化疗、放疗三大法宝，如果运用适度，对早期癌症常有良效。但这三大法宝，都是以癌瘤这个局部病变为中心，有些医生又往往强调除癌务尽，于是根治手术切除的范围很大。为了防止转移扩散，化疗、放疗又必须要足够的剂量，以致许多病人很难耐受，头发掉了，胃口差了，甚至身体也垮了，即使“病灶”暂时消失了，但人的正常生活质量也随之没有了。甚至因为“除癌务尽”而过度治疗引起的新痛苦远比癌症本身的痛苦还要难以忍受。所以一些癌症患者深深感叹，早知如此，又何苦去承受因抗癌而带来的这么多新痛苦呢？
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外一科主任华益慰，医德好，医术高，为许许多多的癌症患者做过手术。后来，他自己也不幸身患胃癌，做了全胃切除手术，并接受腹腔热化疗。而他在临终之前留下的遗言，却十分沉痛，他说：“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病人的痛苦体会不深。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会这么痛苦”。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感悟就是一句话：“我们当医生的不能单纯治病，而是要治疗患了病的病人啊！”这句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发人深省啊！
为什么这位与手术、化疗打交道这么多年的老医生会发出如此令人震憾的警言呢？这是因为他由医生到病人的角色转换，他被别人治“病”的亲身体验痛苦太深。他在术后进行的化疗中，由于不堪忍受化疗不良反应的痛苦，曾多次要求终止治疗。华老医生的老伴在回顾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不禁感慨地说：“他原来身体的基础很好，第一次手术后体重还维持得不错，如果不做化疗，慢慢恢复饮食，也许能恢复得好一些，是化疗把他彻底搞垮了！”
西医学治病的基本思路，是以局部病变为中心，着重在针对局部病理去治疗，对人的正气，特别是对病人的主观感受的关心则远远不够。治疗措施的选择，做不做手术，用不用化疗，采用什么样的药物，都是以“病”的需要为依据。对治疗效果的评判，也是以病理病灶是否消失作为主要标志，对病人治疗的整体身心状态如何则放在了次要位置。总之一句话，就是重在治“病”，而不是重在治“病人”。
中医学治病的基本思路，更能体现人为关怀，更加人性化。中医在诊疗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把“病人”的主观感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医治疗以“证候”为根本依据，这证候虽然也有舌象、脉象、腹诊等客观依据，但其核心还是病人的主观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医治疗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病”为本。
变化莫测的大自然，不断演变的人类社会，必然引起疾病谱的不断变化。近些年新出现了艾滋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今后的新病种还会不断出现。很可能一时还不能找到准确的病因，西医也难以采取对抗治疗。但任何新病种，既然内有“病变”，则必然外有“病象”，中医按照以“外象测内变”的医理，都可以采用针对“证候”去治疗这个法宝，去减轻病人的痛苦，去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这种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的临床治疗学，确实堪称智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