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炎热的地方，生物的种类就越多。非洲处在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所以演化出来的物种也就最多。

这些物种构建了精妙的食物链，羚羊吃草，狮子吃羚羊，狮子死后则会被细菌分解，成为草的肥料……

能量就这样在循环里周而复始地流转。

虽然都是食物链的一部分，但是各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却不一样。在食物链中，位置越高的物种数量一定越少。

如果食物链中某个物种的数量突然增多，就会对整个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这种重大影响不单会导致其他物种的灭绝，甚至会使整个食物链遭到重创，直至对这个物种本身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不难理解，一大片草地才能养活一只羚羊，而一大群羚羊才能供的上一只狮子吃肉。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狮子，它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

假设一片草原上本来有3只狮子，那么它们占据的地盘必然足够维持它们的生存。如果突然某一天，有100只狮子迁徙到这片草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可以想象，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片草原上的羚羊、斑马、长颈鹿之类的食草动物就会被吃光，而狮子们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被饿死。

这个例子说明，食物链中各个物种的数量都受到运转良好的调控机制的调节。这套机制看起来虽然残酷，但却是所有物种生存不可缺少的保障。

演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时间的长河里，非洲这块生物多样性极强的土地上既然能演化出这样完善而复杂的生态体系，其中当然有很多种办法去控制种群数量。

这些办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传染病。

是的，传染病不仅不是人类的专属，而且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甚至远远早于人类。

动物和植物都有困扰其自身的传染病问题，这正是自然界控制其种群数量的手段之一。

直到大约10万年前，人类依然是非洲草原食物链中的普通一分子。这可以解释为当古猿慢慢地向人类演化的过程中，留给整个非洲生态系统的时间是很充裕的，各个物种都在努力学习如何与这个新的物种打交道，从而适应因人类的出现而带来的改变。

在人类的祖先逐渐沿着食物链向上攀升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维持着一种不断变动的平衡，虽然加入了“人”或者古猿这个新物种，但是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调整，它抵制剧烈变化的属性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非洲的微生物也在这段时间从容地变化着自身的能力，让自己可以更有效地感染人类，控制人口。这也再次证明了，复杂的生态环境有效地控制着各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的扩张。

换个角度说，正是因为非洲能感染人类的微生物种类如此繁多，恰恰成为了人类源自非洲的证据。其他的大洲因为未与人类有如此长时间的接触，所以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无法形成如此精妙的动态平衡。

近些年来，给我们留下深刻甚至惨烈印象的传染病，诸如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都是首先发现于非洲。既然导致这些传染病的病毒不是横空出世的，那么在被发现之前，它们究竟藏匿在哪里？

答案是藏匿在我们那些远房亲戚——猩猩的身上。

从亲缘关系上讲，人类或许可以算作是一种没毛的猩猩，所以人类学家莫里斯才会给自己的一本著作起名为《裸猿》。但是这一点长久以来人类也是坚决不肯承认的，不过这完全抹杀不掉我们和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

在数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住在同一片森林，吃同样的食物，患同样的传染病。各种细菌、病毒、螺旋体和寄生虫就在它们的身体里存活。

既然生活在一起，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就一定会为了生存而抢夺资源，这不仅包括地盘，也包括食物，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还会互相吃掉对方，在这种情况下病原体很容易在两者之间相互传播。

即便在现在的非洲，人类捕食猩猩和其他各种野生动物的行为依然从未断绝。当然，猩猩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在吃掉自己远房亲戚方面也是无所顾忌，除了疣猴之类的小动物，人类的婴儿也十分符合它们的胃口。

村民解释说，一只黑猩猩抓住一个小婴儿，并且将试图保护婴儿的哥哥咬成重伤。大家后来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婴儿，料想是被黑猩猩吃了。我们跟着去了村子，亲眼所见证实村民所言非虚。讨厌的伤口留在小男孩的上臂，永远提醒他曾经历的悲惨一幕。

既然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把对方视作食物，而且存在争夺地盘和资源的情况，那么显然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究竟是哪一方获胜了呢？

如果你基于“现在人类是统治地球的生物”这个观点而觉得是人类的祖先获胜了，那么请自己到动物园找个银背大猩猩看一下你能不能打得过它吧。

好吧，我们必须承认，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人类的祖先是失败者。他们被猩猩的祖先从丛林中赶了出来，来到了陌生的草原地区。

然而这一次看似失败的出走为之后人类的发展埋下了两个重要伏笔。

首先，人类开始直立行走。

所谓形态决定功能，灵长类动物的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们更适合在丛林中生存。人类的祖先因为失败而被动地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脱离了生活万年的环境，没有树可爬了，人类的祖先自然不开心。好在他们在漫长的不开心的时间里慢慢学会了直立行走。

因为直立行走，人类祖先那强壮又不失灵巧的上肢被充分解放了出来，这就为今后使用工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在解放上肢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肺。不能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行走，尤其是在奔跑的时候，前肢对于肺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毕竟它和胸廓紧密相连，在大幅度运动的时候自然会限制呼吸系统的功能。只有直立行走且可以充分解放肺的物种，才可能让肺提供足够的气流用于发声。也就是说，在直立行走的基础上，人类的祖先才有机会获得“语言”这项重要的技能。

自从掌握了语言，并用语言进行交流，人类的一切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通过语言，人类可以在捕猎活动中有非常高效的协作能力，进而具备了捕获大型动物的实力，为人类日后对自然的征服打下了基础。

其次，人类终于突破了瓶颈，净化了自身。

某个物种如果在一个地方生活无忧，才不会四处乱跑呢。只有在自然环境恶劣到一定程度，或者迫于其他物种的压力，才会去到另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环境。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被迫迁徙的物种一定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导致种群数量骤降。

人类的祖先当年就是这个样子，人口规模明显缩小，甚至濒临灭绝。近年通过对女性性染色体的研究也证实，人口数量曾经在某个时期一度降至极低。

人口数量减少虽然是个巨大的损失，但却让人类在绝境中孕育出了新希望，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病原体在人群里存活，一旦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作为支撑，它们就很难兴风作浪。

我们用麻疹来举例子好了。人一旦得了麻疹且足够幸运没有死掉的话，那么这辈子他就不会再得麻疹了，因为在其体内有了抗体，具备了对麻疹的免疫力。但是刚出生的婴儿并不具备这种后天获得的免疫力，依然会得麻疹。所以需要有足够多的、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孩子这个易感人群，麻疹病毒才能够不停地传播下去。

在这里，“足够多的、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孩子”就意味着整个族群的人口数量不能小于某个数值（麻疹需要大约50万人口才会流行）。传染病学告诉我们，传染病流行的三个要素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易感人群这个要素就满足不了传染病流行的条件了。

在和猩猩祖先不断争斗的岁月中，人口数量虽然一度降至了濒临灭绝的边缘，但这也让最初的人类摆脱了许多种传染病的伤害。人类以这样一种惨烈的近乎同归于尽的方式，甩开了许多困扰万年的“历史包袱”，终于突破了瓶颈，净化了自身。

人类虽然因为战败而被猩猩赶出了熟悉的丛林，但却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获得了战斗力的提升。

经历了一次人口数量骤减之后，人类迅速攀登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当他们保持着直立的姿态、手持石斧木棒、三五成群地奔跑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的时候，不仅能捕获羚羊、斑马这样温顺的动物，也能把大象、河马和狮子这些猛兽收入囊中。他们把目力所及的一切能吃的动物和植物逐一添加到了自己的食物清单里。事实上，伴随着人类的活动，很多物种都走向了灭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处在大灭绝时代。

若干年后，当人类以强势姿态重返丛林的时候，多年前曾把他们赶出去的猩猩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一样成了人类的盘中餐。

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祖先的传染病并没有消失，当初将人类祖先驱逐出丛林的猩猩们，它们与人类的免疫系统、生理功能、细胞类型都十分相似，在它们的族群里依然保留着引发这些传染病的危险的病原体，被猩猩这个种群保留下来的病原体一样可以杀死人类。

以林奈为代表的生物分类学家一直以来都在竭尽全力地进行物种分类，希望能够将人类和猩猩区分得清清楚楚，问题是微生物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有足够相似的身体和免疫系统，微生物就会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来传去。

所以从自身健康的角度出发，人类应该尽可能地与和自己亲缘关系近的动物保持距离，更不要吃掉它们。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贫穷落后的非洲，忍饥挨饿的人类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甚至在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那块大陆上的人也许正在继续吃掉他们捕捉到的人类的远房亲戚。也许正是因为这一餐，会在不远的未来带给人类新一轮瘟疫，正如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