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气由文字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并且逐步丰富和深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据考证，在殷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气字已经出现，其原始意义是烟气、蒸气、云气、雾气、风气、呼吸之气等气体状态的物质。早在西周末年，人们已经用天地阴阳二气的失序来解释地震现象，《国语·周语上》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春秋时期，人们开始用气的观点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不仅以六气的观点说明疾病的成因，而且用以解释四时、五节、五味、五声等多种自然现象的原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还用六气的观点说明“礼”和“情”的产生，认为礼是根据天地之性、六气之化、五行之变而制定，而“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时，以气的观点说明人体生命活动则更为普遍，《国语·鲁语上》首载“血气”一词，认为血气是决定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卜人说是鬼神作祟，而子产却说：“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在这里，子产不仅认为气的调畅与否决定着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而且提出了顺时以调气的重要思想。另外，《国语》还提出了“五味实气”，气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关的命题，讨论了饮食-血气-道德间的关系。吾淳 ^[1]考证认为，早在春秋甚至西周时期，有关气论思想的多方面问题，已经逐渐产生和成熟，具体包括：①二气说的形成；②六气说的形成；③自然之气包括地气与天气概念的形成；④生命之气包括血气、勇气、志气概念的形成；⑤“气”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物质、本原、形上的含义；⑥“气”已经具有通畅和平的含义；⑦一些主要的神秘内容也已经形成。

老子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生成体系，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终极本原的道，首先产生出混沌未分的一元之气，进而生成天地阴阳之气，再由天地阴阳二气交合而产生出冲气，由阴气、阳气、冲气的和合而派生出宇宙万物。老子在道的框架内引进了气的概念，把气看成是道生万物的物质材料，是由道向宇宙万物转化与过渡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气为化生万物的元素的思想。《易传》继承了老子宇宙生成的思想，认为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产生万物，《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但《易传》取消了老子“一生二”之前的“道生一”，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思想体系的雏形。同时，作为对阴阳相感思想的补充，《易传》还提出了“同气相求”（《乾卦·文言传》）的思想。庄子从本体论的角度首先提出了气的聚散学说，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共同的本始物质，气凝聚而人物成，气消散而人物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但气不是简单的“一”，而具有阴阳属性，分为阴阳二气，故《庄子·则阳》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宇宙万物即产生于阴阳二气的“交通成和”。从气本体论出发，庄子又以气的聚散来说明人的生死，指出：“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人的生死过程如同自然界的四时运行一样，都是气的自化过程。在气的运行过程中，只有当人体内的阴阳二气“交通成和”，经常流通，使身体处于有序而和谐的状态，人才能保持健康；如果流通于人体的“阴阳之气有沴”（《大宗师》），或是“阴阳错行”，或外界“邪气袭”，使人体之气与外界失去平衡、和谐，造成体内之气紊乱，就会导致人体发生各种疾病。在老庄思想中，道是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的最高哲学范畴，属于形而上层次；气只是一种构成万物始基的物质材料的自然哲学范畴，属于形而下层次。稷下学派在《管子·内业》等篇中，改造了老庄的哲学体系，认为“道”就是精气，从而明确提出了以精气为化生宇宙万物的元素和本原的思想。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气范畴，提出天地人物皆有气，第一个用气的观点阐明了整个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认为天地万物的生灭变化，是阴阳之气的交感运动形成的，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天论》）；并提出了顺从阴阳之气的变化来修养身心的治气养心之术。

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随着人们对宇宙本原认识的深化，一些思想家在讲气的同时，也开始讲“元”。《易传·彖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首先以“元”的观点说明宇宙万物的本原。《吕氏春秋·应同》则开始将“元”与气联系起来，指出：“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西汉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家，对《春秋》之“元”极尽发挥之能事，第一次提出了“元”一元论，《春秋繁露·重政》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鹖冠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元气范畴，指出：“精微者，天地之始也”，“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鹖冠子·泰录》）。但仍认为元气由道产生，这是老庄哲学思想的延续。元气一元论始于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帝王世纪》上说：“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河图括地象》说：“元气无形，汹汹隆隆，偃者为地，伏者为天。”东汉王充吸取了纬书“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论衡·谈天》）的积极思维成果，把元气视做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源，从而把纬书的神学元气论改造成为自然主义的元气论，他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气为最高范畴来构建哲学思想体系的哲学家。

宋代张载从“体用不二”的思维程式出发，认为物质性的气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气既是标志物质实体的范畴，也是标志运动变化过程的概念，是“气本”与“气化”的统一。张载并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把元气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明代王廷相在张载气一元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元气论，提出了“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的著名论断，认为元气是一种无形无象、无待无偏（自本自根和没有具体的规定性）、无始无涯、无生无灭的物质实体，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天地、水火、万物皆以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内台集·答何柏斋造化论》），其宇宙生成的模式是元气→阴阳二气→水火木金土→人与万物。在中医学中，《难经·三十六难》说：“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首先提出“原气”的概念，后世注家注释为元气，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对于气范畴的认识，常要涉及精气这一标志万物本原和生命本质的范畴。老子曾从自然观和人的生命论角度分别讲到精或气，庄子也分别提出过精、气等概念，但都还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管子》在继承和改造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第一次以气解精，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说。《管子·心术下》云：“一气能变曰精。”《内业》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认为精气是一种能够运动变化的精微之气，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体的物质材料，它进入人的身体可以转化为人的精神。正如《内业》篇说：“凡物之精，比（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名）气。”“气道（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水地》篇则指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易传》进一步提出了“精气为物”的命题，承认天地阴阳二气的交合如同男女构精一样，是化生万物和产生鬼神的物质基础。《吕氏春秋》不仅以精气说对天道的性质做出了新的说明，指出：“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匝），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并且对宇宙万物的形成做了详细的描绘，《尽数》曰：“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敻明。”不论是无生命的珠玉，还是有生命的植物动物，乃至圣人，都是由精气凝聚而形成。《淮南子》则提出“烦气为虫，精气为人”（《精神训》），此是人和动物在起源上的根本差别；并认为天地万物由精气而生，日月星辰也是由精气而化生，《天文训》指出：“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

综上所述，气范畴的演变同时涉及元气和精气概念，气范畴在从殷周直至清王朝灭亡的3000余年的岁月中，大致经过了精气根源论→元气生成论→元气自然论→元气自然本体论→元气导引论→元气自动→元气本体论→元气质点论等阶段 ^[1]。气范畴犹如中国哲学的演进，主要不是通过新旧概念的替代，而是通过概念自身的变化——自我完善、自我增值来逐步实现的，呈现出逐层递加的累进过程。虽然在形式上表现出稳定性，但其内涵和外延，却从未在某一界限上固定下来。就外延来说，从呼吸之气到“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王廷相），变得无所不包。就内涵而言，则由感性直观不断向理性抽象上升，直至成为宇宙万物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