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外科治疗仍然是病人获得根治的唯一方法，而术后并发症（肺部相关并发症）是影响病人围手术期快速康复及术后生活质量，甚至威胁病人生命的主要因素。病人术前肺功能状态直接与术后并发症相关，因此，肺功能检测是肺癌病人术前必备检查之一。肺功能检测（pulmonary function test，PFT）目前仍沿用1992年美国麻醉协会推荐的检测方法及评价标准，当时主要是适用于开胸手术的肺叶切除术及全肺切除术术前评估，对肺癌外科治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临床上以其简单、易操作和良好的预测功能而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但肺外科治疗人群及手术方式的发展，也使肺功能检查的局限性日渐显露。肺癌外科治疗人群的变化：①早期肺癌（如小结节等），新辅助化疗和二次手术（转移瘤、肺重复癌）病人比例均增加。②高龄（大于65岁）和有伴随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显著增加。手术方式的变化：胸腔镜手术已成为主流术式（80%以上），开放手术已成为腔镜手术的补充。肺段切除比例增加，肺叶切除有所降低，全肺切除显著减少。而准确的术前评估及肺康复训练是预防术后并发症的主要措施，同时术前正确评估也是加速肺康复的主要内容。

当前肺功能检测的主要优势是简单、廉价、重复性好且易于操作。研究表明FEV ₁和FVC是术前评估肺功能程度的主要客观指标。术前肺功能测试在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评估胸外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最有效的方法。直到70年代仍提示FEV ₁小于1.2L，RV大于3.3L和肺总量（total lung capacity，TLC）大于7.9L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呈正相关。近年对肺功能认识的加深和完整，及肺术后并发症发生原因的分析，越来越发现术前肺功能指标FEV ₁和FVC已不能准确评估肺功能状况和预测肺切除术后的风险，需要加一氧化碳弥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for carbon mon oxide，DLCO）等指标，分述如下。

1971年，Boushy等研究发现支气管肺癌行肺叶切除术后肺部相关并发症发生的病人术前肺功能评估FEV ₁均小于2L，认为术前FEV ₁绝对值大小与术后并发症与否密切相关。根据术前FEV ₁大小与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关系，Miller等研究认为全肺切除FEV ₁需大于2L，肺叶切除FEV ₁需大于1L，肺段切除FEV ₁需大于0.6L，这个标准以其临床应用的可靠性而一直被应用至今。英国胸科协会（British Thoracic Society，BTS）指南要求肺叶切除FEV ₁大于1.5L和全肺切除FEV ₁大于2L，是依据20世纪70年代3个研究中心超过2000份的病例研究，其发现FEV ₁大于1.5L和全肺切除FEV ₁大于2L时，病人的死亡率小于5%。但单纯用FEV ₁绝对值作为预测肺功能数值较低的病人（如老年、身材瘦小和女性）肺手术后并发症因素时差异较大。尤其是近年来肺外科技术和管理进步，肺功能的要求呈下降趋势使FEV ₁绝对值临床应用中的缺陷表现更加突出。

Berry研究发现，术前FEV ₁%（实测值/预计值）小于30%的病人术后呼吸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高达43%，而FEV ₁%大于60%发生率仅为12%，认为FEV ₁%是肺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独立预测因素且优于FEV ₁绝对值。Ferguson等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FEV ₁每下降10%，肺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增加1.1倍，而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率增加1.3倍。因此，Licker认为FEV ₁%=60%是预测术后肺部并发症最佳临界值。Wyser报道FEV ₁%≥80%，则不需要进一步评估就能进行肺切除手术。但是FEV ₁%可能不适用于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及越来越多的解剖性肺手术（如肺段，肺部分和楔形切除等），因此，2013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ACCP）肺切除术前评估指南，初筛没有FEV ₁绝对值和百分比的相关推荐，建议术前用术后预计肺功能作为指标。

20世纪80年代Ferguson等研究发现若术前病人DLCO小于60%，则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40%，且死亡率高达20%，认为DLCO可作为术前评估肺切除手术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也有研究表明，[（90.1±5.9）%]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在术前DLCO正常病人显著低于低弥散功能[（65.3±5.0）%]病人。DLCO的临床价值不但可以预测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且术前较低的DLCO导致再入院频率增加和生活质量低下。

肺叶切除术病人DLCO是否为术前必需和常规检查项目存在争议。多数医生认为若术前病人FEV ₁大于80%，DLCO检查则非必需。ACCP分析发现2000—2006年行肺切除的病人，仅57%有弥散功能结果，欧洲胸外科数据库显示，只有23%的肺切除病人有弥散值。Brunelli研究提示，FEV ₁大于80%的病人中，约40%的病人DLCO小于80%，有7%的病人PPO DLCO小于40%，因而ERS/ESTS指南建议DLCO应在肺切除病人术前常规测试。

2003年ACCP指南PPO FEV ₁计算公式：肺叶切除PPO FEV ₁=术前实测FEV ₁×（剩余肺段数/总肺段数），全肺切除PPO FEV ₁=术前实测FEV ₁×（1-切除的有灌注的肺）。依据此公式Olsen等提出肺叶切除手术PPO FEV ₁下限为0.8 L。而Pate等认为PPO FEV ₁值0.7 L时也可耐受开胸肺癌肺叶切除术。因此，采用这个公式得出的PPO FEV ₁也可能存在和FEV ₁绝对值同样的问题（影响老年，身材瘦小和女性病人术前肺功能的正确评估）。因此2007年ACCP指南建议用PPO百分比作为评估手术风险的指标。2007年和2013年ACCP指南PPO FEV ₁%计算公式：全肺切除PPO FEV ₁%=术前实测FEV ₁×（1-切除的有灌注的肺）；肺叶切除PPO FEV ₁%=术前实测FEV ₁×（1-y/z），其中y为被切除的有功能的或者通畅的肺段，z为有功能的肺段总数，术前实测FEV ₁值最好是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测得值。

肺切除术前评估PPO FEV ₁临床作用是建议进一步测试或排除手术治疗。Pierce等报道PPO FEV ₁%小于40%，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会增加到16%～50%。Nakahara等发现PPO FEV ₁%小于30%，术后并发症增加60%。两项研究表PPO FEV ₁%小于40%时死亡率达50%（病例分别为6例中的3例和10例中的5例），但存在样本太小的问题。Wahi发现PPO FEV ₁%小于41%的围手术期死亡率为16%，而肺功能更好的围手术期死亡率为3%。Pierce报道13例PPO FEV ₁%小于40%的病人，其中5例在手术不久后死亡，Bolliger报道4例类似肺功能病人，其中2例在围手术期死于呼吸衰竭。Alam等研究了1400例接受肺切除病人，发现随着PPO FEV ₁和PPO DLCO下降，术后肺部并发症增加（PPO肺功能每下降5%，并发症风险增加10%），Kearney等认为PPO FEV ₁%是肺切除风险因素的最佳预测因子。

PPO FEV ₁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是：术后实际肺功能被高估。Varela等前瞻性研究了125例病人，术前和术后每天，直到出院均测试肺功能，结果表明术后第1天实际FEV ₁比预计低30%。所以，2009年RES/ESTS指南建议：对中、重度COPD肺癌病人，PPO FEV ₁不能单独作为肺切除高危因素的唯一标准。若FEV ₁大于70%，则PPO FEV ₁%可显著预测肺切除术后并发症，而若FEV ₁小于70%，则二者相关性不明显。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肺减容效应”，中度到重度COPD合并肺癌的病人，切除肺实质后可能改善肺弹性回缩，改善气道阻力和改进通气/血流比。“肺减容效应”应该在肺切除早期就发生，161例患者肺切除术后测试肺功能（中位数为8天），发现术前FEV ₁小于70%的病人平均FEV ₁损失12.6%，而术前FEV ₁大于70%的病人平均FEV ₁损失为30%；这一发现也被Varela证实，肺叶切除后第一天肺功能损失和COPD指数成反比关系。

PPO FEV ₁的这种不足仅限于根据肺段和术前FEV ₁计算PPO FEV ₁，弥补方法有两种，一是采用术后肺功能，Varela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术后第一天实测FEV ₁比PPO FEV ₁有更好的预测作用；二是建议计算PPO FEV ₁时采用定量通气/灌注显像等影像学技术。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这些影像技术不是常用技术，但是灌注显像是预测肺切除术后肺功能最广泛的方法，ERS 2009年指南建议当支气管镜检查或CT检查没有发现有阻塞气管存在时，计算术后肺功能可以基于肺段计算。

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提出PPO DLCO可以可靠预测肺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其计算方法和PPO FEV ₁相同。研究表明PPO DLCO低于40%的病人，术后死亡率高达23%，建议把PPO DLCO作为预测肺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独立高危因素。Ribas等选取了PPO FEV ₁或PPO DLCO小于40%的65例病人，肺叶或楔形切除44例，全肺切除21例，术后4例死亡，心肺并发症34例。考虑到围手术期护理和手术技巧的进步，建议把PPO DLCO极限值定为30%。Pierce建议结合预测术后肺功能，把PPO FEV ₁×PPO DLCO小于1650视为不能进行手术。而Pieretti建议PPO DLCO值作为是否病人术后进入ICU的依据，以减少手术风险。

随着手术方式的改进和VATS的成熟运用，可以更好地改善术后恢复，Endoh证实VATS术后肺功能下降程度较开胸手术低。同时加强围手术期管理和治疗，根据情况选取局部切除等方法，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因此，2013版ACCP指南建议PPO FEV ₁和PPO DLCO大于60%时肺切除手术风险低危；当PPO FEV ₁或PPO DLCO介于30%和60%之间时，建议行简易运动试验；当PPO FEV ₁或PPO DLCO小于30%时，则建议行心肺运动试验以评估手术风险。

目前，肺手术病人呈现高龄化和伴随疾病增多的趋势，尤其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病人增多，使隐匿的心脏疾病增多，导致术后风险增加，而现有术前心肺功能检测不能充分发现可能存在的心肺功能问题。运动试验可用于补充肺切除目前评估心肺功能的不足。Stringer等研究表明，开胸手术引起的氧耗量由静息时的110ml/（min·m ²）增加到术后的170ml/（min·m ²），增加幅度为50%，关键是高氧耗量持续时间长，因此需要足够的心肺储备才能满足术后氧耗量的增加，从理论上证明术前足量心肺储备的重要性。

简易运动测试可粗略估计病人有氧运动能力，具有简单易操作的优点，缺点为测试的有氧运动能力比较粗略。常用方法有：6/12分钟步行试验，步行往返试验（shuttle walk test，SWT），爬楼梯试验（stair climb test，SCT）。

6分钟步行试验在COPD和移植病人的健康调查和最大耗氧量（maximal oxygen consumption，VO ₂max）密切相关，然而步行试验测试结果和肺切除术后并发症风险关系还需研究，一些作者发现6分钟步行测试和术后并发症无相关性。因而，ERS/ESTS指南建议不把6分钟步行试验作为术前评估方法。

SWT是指病人在10m距离来回步行，步行随着已定制的固定节律，速度逐渐增加，直到呼吸困难或者不能继续步行为止，记录步行距离，血氧饱和度，Borg评分，恢复时间和运动停止原因。如果病人不能完成250m的步行距离，其VO ₂max小于10ml/（min·m ²），手术风险高危，而步行距离超过450m，且VO ₂max大于15ml/（min·m ²），手术风险低危。然而Lewis发现SWT会低估VO ₂max，ERS/ESTS指南建议不能把SWT单独作为评估术后风险的指标，可以作为一个筛选试验。Benzo发现完成250m以上的病人有90%表现出VO ₂max大于15ml/（min·m ²），因此建议COPD病人不能完成CPET试验时，SWT可作为筛选试验。

1968年，Van Nostrand发现不能爬2层楼梯的病人，肺切除术后死亡率高达50%。Olse等在1991年证实了SCT可有效预测肺切除术后严重并发症；爬2楼对应VO ₂max为12ml/（min·m ²），爬5楼的VO ₂max均超过20ml/（min·m ²）。Brunelli等报道对640例肺切除病人进行症状限制性SCT，爬楼梯高度低于12 m病人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是能完成高度22 m病人的2倍，死亡率高达13倍；能完成高度22 m以上的病人死亡率在1%以下，并且在能完成22 m的病人中，即使PPO FEV ₁和（或）PPO DLCO小于40%，死亡率也为0，而小于12 m的病人死亡率为20%。Koegelenberg等报道了另一种标准化爬楼梯测试，参考指标为爬楼梯的速度而不是高度。Pate用爬楼梯阶数代替高度来标准化运动测试，用这个标准值，Brunelli发现这个标准值是老年病人肺切除术后心肺并发症的重要预测指标。ERS/ESTS指南建议把标准化症状限制性SCT作为肺切除术前第一线筛选试验。

CPET被认为是术前评价肺切除风险的金标准，与简易运动测试相比，CPET具有以下优点：是在受控制的环境中连续监测各种心源性和呼吸参数；并且是一个标准化运动测试，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可准确识别氧转运系统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在围手术期中及时处理，以提高心肺整体功能状态。峰值耗氧量（peak oxygen consumption，VO ₂peak）是目前反映运动能力的最有效的指标。

1972年，Reichel最早报道CPET可用于全肺切除手术病人的术前评估，Eugene等发现VO ₂max与肺切除术后死亡率密切相关，同时发现VO ₂max用于评价不同年龄和身高的病人，利用绝对值可能会过多排除那些适合肺切除手术的病人，建议VO ₂max应用体重进行校正，以最大公斤耗氧量评估手术风险更为科学，并发现如果VO ₂max小于15ml/（min·m ²）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达100%，而如果VO ₂max大于20ml/（min·m ²）并发症发生率为10%。1995年Bolliger等运用大数据分析发现VO ₂max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也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术后并发症的参数，病人VO ₂max占预计值的75%以上，肺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0%，而VO ₂max占预计值的43%以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90%。随着围手术期管理方法的改善和手术技术的进步，2013年ACCP指南建议VO ₂max大于20ml/（min·m ²）或预计值高于75%，肺切除术后并发症风险低，而VO ₂max小于10ml/（min·m ²）或预计值低于35%，则为手术禁忌。

特指在运动测试过程中，受试者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大于4%。早期研究表明运动过程中氧饱和度下降与肺切除术后早期并发症的相关性并不确切，来自英国的文献报道，步行往返试验中出现运动过程中氧饱和度下降与否和围手术期是否发生并发症没有相关性。但也有研究发现，运动过程中氧饱和度下降可作为肺切除术前评估有价值的参数，运动过程中氧饱和度下降可用于判别术后呼吸衰竭，是否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等；Brunelli采用回归分析后发现发生运动过程中氧饱和度下降现象与肺切除术后并发症显著相关。并且SWT和6分钟步行试验比CPET能更有效地鉴别出哪些病人会出现运动过程中氧饱和度下降。ERS/ESTS指南建议出现EOD的病人需进一步完成CPET，以更好地评估心肺功能。

目前，术前肺功能检查指标仍不能满足临床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肺功能检查主要以通气指标为主，不能完全反映肺功能的真实状态；②静态肺功能检测，不能检测到病人的运动耐力和心脏功能储备；③肺术后主要原因是痰潴留，而目前检测方法不能预测病人术后的排痰能力；④当前的肺功能检测标准也不能真实反映术前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微创手术的大量运用。从理论和实践上，应该和手术方式同样变化的术前评估体系和高危因素预防治疗却没有发生变化。肺功能检测已从单纯的肺通气和部分换气功能检测，延伸到亚极量（登楼试验）和极量（心肺运动试验）检测，以及最近研究比较多的最大氧耗量和能量代谢，以期达到准确的心、肺功能评价。当前的研究及标准方案的制订仍存在临床应用单一的检测，可能不能正确评估术前肺功能，若组合应用又检查繁琐，临床难以执行。研究简单、实用的术前肺功能评估方法是目前的方向和重点。

肺癌根治的主要手段仍是外科治疗，但只有不到40%的病人能够接受手术。虽然手术技术不断进步、围手术期管理持续改善，但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发生率仍有12%～40%。肺切除术后发生PPC不但导致84%的病人死亡，且也是住院时间延长和再次进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主要原因。预防并控制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不但决定手术成功与否，也影响病人术后的加速康复。有研究均表明术前肺康复训练可以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或只改善肺功能而没有减少并发症。研究结果存在争议，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训练方案不统一；②训练对象单一且各不同；③训练时间不同；④术后并发症评价标准不同。这些已有的研究结果再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肺康复训练的临床应用，尤其是术前肺康复训练，但均改善了肺功能和心肺耐力。

不吸烟的健康人群，气管内通常为无菌环境，而慢性肺部疾病病人，如慢性支气管炎、COPD、支气管扩张、肺癌等，由于其气道机械屏障的破坏，气管内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定植菌。依其致病性分为潜在致病菌（potentially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PPMs）与非潜在致病菌（non-potentially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Non-PPMs）两类。PPMs为可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细菌，例如铜绿假单胞菌、肠科杆菌、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黏膜炎莫拉菌、嗜麦芽窄单胞菌等；Non-PPMs指在免疫功能正常病人体内通常不引起肺部感染的口咽部或胃肠道定植菌，例如草绿色链球菌、奈瑟菌属、棒状杆菌属、念珠菌属等。

高龄、长期大量吸烟为肺癌病人气管内细菌定植的高危因素。高龄：年龄≥70岁（男性若合并吸烟则年龄大于60岁；女性年龄大于70岁）；长期大量吸烟：吸烟史≥400年支。

戒烟时间是从完全戒烟（指不管原来抽多少烟，从1支烟都不抽开始计算）开始的时间，国外要求戒烟8周手术治疗，根据国内情况一般要求戒烟至少2周，可仍有要求马上手术而戒烟时间小于2周，这类病人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增加，可考虑通过术前肺康复的方案进行补救，我们研究发现术前戒烟时间短的肺癌病人通过肺康复训练也可减少术后并发症。

病史询问时，戒烟时间小于15天。

气道高反应性指因气道炎症而处于过度反应状态，表现出敏感而过强的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反应，引起气道狭窄和气道阻力增加，从而引发咳嗽、胸闷和喘息等症状。由于气道炎症可导致气道平滑肌呈易激性，使气道处于痉挛易激状态，从而导致气道高反应性。气道炎症的其他变化如渗出增加、黏膜水肿、腺体分泌亢进、上皮损伤等均可加剧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高反应性是哮喘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气道存在炎症的间接反映。

吸入激发试验常用的试验激发剂包括：①药物：组胺和乙酰甲胆碱是最常用的试验药物；②高渗或低渗溶液；③过敏源提取液。

在室内环境中，病人要以尽可能大的运动量运动6～8分钟。病人应通过口呼吸，因此需要一个鼻夹。因为哮喘病人对运动后不适感的程度不同，心率是测量运动强度的理想方法。通过监测心率，适当地调整运动量，保证安全。在运动激发试验中，运动后的呼气峰值流量（PEF）和一秒用力呼气量（FEV ₁）比运动前下降至少15%就可诊断为运动性哮喘。如果应用特异性传导（SGaw）或最大呼气中期流速（FEF25-75，FEF50）评价运动性哮喘，降低35%或以上具有诊断意义。一般在运动后3～12分钟可以记录到PEF、FEV ₁和SGaw的最低值。用这个数值计算肺功能下降的百分数，评价运动性哮喘的严重程度。从哮喘病人休息状态的肺功能水平预测不出运动后是否发生运动性哮喘和其严重程度。肺功能正常的哮喘病人中有73%发生运动性哮喘，在运动前存在气道阻塞的哮喘病病人中有85%可发生运动性哮喘。

肺功能检测指标处于现在外科肺叶切除的标准低限。目前研究标准的选用也不尽相同：①ACOSOG Z4099/RTOG标准：FEV ₁%：50%～60%或年龄>75岁和DLCO 50%～60%；②ACCP标准：预计术后FEV ₁<40%或DLCO<40%。

PEF又称最大呼气流量，是指用力肺活量测定过程中，呼气流量最快时的瞬间流速。主要反映呼吸肌的力量及气道有无阻塞。简易通气指标，亦反映咳嗽能力。

微型呼气峰流量测定仪：最大峰流速值（PEF）应用峰流速仪主要是测量呼气峰流速（PEF），也就是用力呼气时，气流通过气道的最快速率，它的正确测量依赖于病人的配合和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目前峰流速仪的种类很多，但使用的技术大致相同：①取坐位，手拿峰流速仪，注意不要妨碍游标移动，并确认游标位于标尺的基底部；②深吸气后将峰流速仪放入口中，用嘴唇包住咬嘴，避免漏气，尽可能快而用力地呼气，注意不要将舌头放在咬嘴内；③再重复检查三次，选择三次的最高数值。评定标准：国外研究认为PEF<3 L/s，则被认为术后排痰困难，我们研究发现国人PEF<250 L/min则存在术后排痰困难，因此，我们认为若PEF<250 L/min，则需进行肺康复训练。

根据标准应用。

术前3～7天及术后3～7天。

支气管舒张剂或激素类雾化吸入类药物。

病人取易于深吸气的体位，一手握住激励式肺量计，用嘴含住咬嘴并确保密闭不漏气，进行深慢的吸气，将黄色的浮标吸升至预设的标记点，屏气2～3秒，移开咬嘴呼气。重复以上步骤，每组进行6～10次训练，然后休息。在非睡眠时间，每2小时重复一组训练，以不引起病人疲劳为宜。疗程为3～7天。（必需）

病人自行调控速度，在承受范围内逐步加快步行速度及自行车功率。运动量控制在呼吸困难指数（Borg）评分5～7分，若在运动过程中有明显气促、腿疲倦、血氧饱和度下降（＜88%）或其他合并疾病引起身体不适，告诉病人休息，待恢复原状后再继续进行训练。每次15～20分钟，每天2次，疗程为7～14天。（可选）

在专业治疗师陪同下进行，在运动过程中调整呼吸节奏，采用缩唇呼吸，用力时呼气，避免闭气，稍感气促时可坚持进行，若有明显呼吸困难，可做短暂休息，尽快继续运动。每次15～30分钟，每天2次，疗程为3～7天。（可选）

ERAS理念正在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医学的发展，尤其是从各个学科单独发展及治疗疾病，走向以“病人为中心”多科协作或重新组建新的学科或专业，如加速康复学科等。加速康复外科的核心是降低应激或减少创伤，而关键是降低围手术期外科相关并发症，微创外科的兴起已大大降低治疗自身带来的创伤，而病人因年龄或伴随疾病的增加使因自身原因（如冠心病、COPD和糖尿病等）导致的并发症增加。大量临床研究已证明围绕微创技术对围手术期流程优化和多学科协作的治疗效果，可降低医疗干预（过度治疗）且促进病人机能尽快恢复（效果）。肺癌合并COPD或需要二次手术的病人，术后心肺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增加。而现有肺癌手术术前评估方法及危险因素预测，均不能适应改变了的治疗人群及外科技术，需要重新研究合理并适用的术前评估方法和高危因素，关键是对高危因素的预防措施，即术前肺康复训练方案。问题是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术前高危因素的评估体系及肺康复训练方案及标准，无法合理评估临床应用及效果，从而限制临床推广。肺康复训练对于有症状、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病人，通过稳定或逆转疾病的全身表现而减轻症状，优化功能状态。已有研究表明，术前肺康复训练有助于肺癌合并高危因素病人手术后的快速康复。我们借助于呼吸内科对COPD病人评估和训练方案，结合外科手术的特殊性进行临床研究，形成了目前临床应用的术前肺癌病人高危因素评估体系和肺康复训练方案，并经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病史、静态肺功能检测（PFT）和心肺运动试验较单独应用PFT评估，可以发现气道高反应性和PEF值低两类高危因素。术前短期肺康复训练可以提高肺癌病人的运动耐力相关指标，降低术后并发症且有助于术后加速康复。主要体现在经过1周高强度肺康复训练后，试验组病人6分钟运动距离及能量消耗得到了提高，PEF可以反映术后咳痰能力，PEF经肺康复训练后可增加约10%。

尽管如此，本方案仍然存在以下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临床研究样本量小且是单中心研究，导致实验结果在相关实验干扰因素（如病人的个体差异）的影响下偏倚较大，同时使得一些实验结果（如术后肺部相关并发症， P=0.416）无统计学意义；需要进行多中心研究和增加样本含量，提高肺康复训练方案的可重复性。第二，很多医院不能开展术前心肺运动试验，使其应用得到限制，需要有备选方案，提高其可评估性及可操作性。第三，术前训练多为7天，这种方案增加临床在胸外科病房实施的难度，而应用于社区医院或家庭进行肺康复训练，存在依从性差及训练有效性合理评估的问题；需要不断将方案简化且有正确的评价体系，使训练效果得到保障，进一步增加肺康复方案的可操作和可重复性。第四，研究发现术前药物康复也应采纳，可以有效、快速缓解支气管痉挛和气道高反应性，但临床应用仍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