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苏丹的奴隶”

耶尼切里军团的创立

奥斯曼侯国从14世纪中叶开始，创立了以保卫苏丹为首要职能的常备军，其兵源多数来自巴尔干。常备军的核心是耶尼切里军团，创立于14世纪中叶穆拉德一世在位时期。最初它是由在战争俘虏中挑选的精壮编成，后来通过被称为“德米舍梅”的制度补充。德米舍梅类似于征税一般，征用少年补充常备军。史料明确记载了1395年巴耶济德在位时期实施德米舍梅的情况。

穆拉德一世的时代，耶尼切里军团的数量是两千人；15世纪前半期穆拉德二世的时代达到三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近卫军精锐。他们有军饷，总是保卫在苏丹周围，有值得夸耀的特权。

这种特殊地位用“苏丹的奴隶”（卡普库鲁）一词来表示，“卡普库鲁”直译就是“门旁的奴隶”, “门”是指苏丹的家，“卡普库鲁”是苏丹私家的奴仆。他们属于伊斯兰法定义的奴隶身份，但只是表面如此。“苏丹的奴隶”仅仅对苏丹而言是奴隶，而且只要在宫廷和军中有职位，就不会被解放。他们属于苏丹，生存权也掌握在苏丹手中，但对苏丹以外的世界来说却属于特权阶层。耶尼切里军团属于“苏丹的奴隶”的一部分。

耶尼切里的数量，如下一章所见，随着帝国的扩张而逐渐增加。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时代，从五千增加到一万左右；在苏莱曼一世时期，增加到一万两千至一万三千人。15世纪后半期，常备军开始使用枪炮。16世纪，用最新式火枪装备的耶尼切里步兵和炮兵成为奥斯曼帝国对外远征的核心力量。

德米舍梅制度

如前所述，德米舍梅是为补充“苏丹的奴隶”而推行的在巴尔干各地征用男童的制度。根据需要，这一制度不定期地举行，主要在农村征用八至十五岁的少年。每家征用一人，犹太教徒除外，工商业者子弟和已婚者除外，但实际上也看到各种例外。一经录用的少年，登记造册，集体送往伊斯坦布尔进修。为学习土耳其语，他们还要被安排到基层农村接受训练，在此期间，政府发给工资。农村训练结束后，他们返回伊斯坦布尔，编入预备役，参加耶尼切里军团。不过，被征用的一部分少年留在宫廷御用，成为和从军的耶尼切里完全不同的精英阶层。

下页的图画是16世纪中叶巴尔干出身的宫廷画家绘制的德米舍梅制度实施图。这位宫廷画家也是从“苏丹的奴隶”中培养出来的，早年可能也是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征用的。在以巴尔干风格的教会庭园为背景的图画中，画家冷静地描绘了被征用的身着红衣的少年、面无表情只顾记录的书记官、收受金钱的实力派军人，以及对征用少年表示不满的母亲、负责协调的主教和身份不明者的形象。

这幅画中留存着画家少年时代对故乡的最后印象和他对母亲的模糊记忆，其余则是想象。不过在这幅多数人面无表情的细密画中，可以看到红衣少年表现的不安及喜悦。画家的人生也是如此，通过德米舍梅制度走向未知的世界，走向更为安定的生活的起点。苏丹的奴隶中，像画家这样靠特殊才能走上职业道路者大有人在。而更多的人则是告别了家乡，开始了作为步兵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军旅生涯。

深宫中长大的“苏丹的奴隶”

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征用的年轻人，其中一些被选拔出来并送到宫廷。不过16世纪后，这种情况才多见一些。15世纪以前，宫廷更多的是通过另外的渠道接受“苏丹的奴隶”。即从接受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或者安纳托利亚的旧王族、贵族的后代中选取适合的人才，变成“苏丹的奴隶”。他们作为侍童，在奥斯曼家族的宫廷中接受教育、训练，其中多数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人政治家。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作为人质，也可以认为是通过加入奥斯曼统治阶层，使自己和整个家族得以延续的手段。

“苏丹的奴隶”中，阿尔巴尼亚出身的斯坎德培（又称伊斯坦德尔培）是个特例。他的本名是吉鲁吉·卡斯特利奥特，出身于阿尔巴尼亚贵族家庭。九岁的时候，父亲臣属于奥斯曼帝国，他也被送到埃迪尔内的宫廷，作为侍童培养。成年后，斯坎德培离开宫廷，返回故乡阿尔巴尼亚，被任命为县级长官，接受了蒂玛尔封地（在前文提到的阿尔巴尼亚的蒂玛尔封地记录簿中也有他的名字）。可是，由于对封地和长官不满，他最终向奥斯曼侯国举起义旗，与本土势力及威尼斯联合，反抗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最终，阿尔巴尼亚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但由于长期抗击奥斯曼帝国，到了近代，斯坎德培被视作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

如果斯坎德培仕途顺利，不举起义旗，他肯定会通过在阿尔巴尼亚地区的政绩，作为奥斯曼侯国的军人继续活跃下去。实际上，许多“人质”出身的人也成为奥斯曼帝国上层统治者的主要成员。

例如，在15世纪后半叶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期（1451—1481），担任大宰相的八人中，有六人是巴尔干地区出身，有四人是巴尔干旧统治阶层。这四人中有三人出身拜占庭贵族家庭，但他们在灭掉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帝国的官场安身立命，并且晋升为大宰相。作为人质进入奥斯曼帝国宫廷的人，和按照德米舍梅制度被征用的人一样，被视作“苏丹的奴隶”。所谓“奴隶”，在这里只是意味着直属于苏丹的一种特权。

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这种交换人质的政治习惯是从奥斯曼帝国成立之前延续下来的。不同派系的贵族、各国统治者在政治实力的博弈中进行着人质交换。奥斯曼帝国也仿效拜占庭帝国，在征服或臣服的地区，把旧统治阶层中的适龄子弟送入奥斯曼宫廷，亲自教育，最终把他们培养成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虽然也有斯坎德培这样罕见的例子，但多数人质都是以奥斯曼军人的身份度过一生。他们的命运从进宫那一刻起就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本章写的是1350年至1450年间，以巴尔干为舞台的奥斯曼侯国发展为奥斯曼帝国的过程。在这里，和安纳托利亚出生的突厥系伊斯兰教徒一样，巴尔干出身的基督教徒也被委以重任，二者共同构成了奥斯曼国家的统治阶层。阿金基、在乡骑士、被称为“苏丹的奴隶”的耶尼切里和宫廷出身的军人精英，都有巴尔干出身者。正如前文所述，有很多基督教徒在不改宗的情况下加入到奥斯曼政权之中。

在接下来的16世纪，统治阶层中已看不到基督徒的身影。与其说基督徒被排除出奥斯曼的统治阶层，更确切的答案是他们已经改宗，成为伊斯兰教徒了。伊斯兰教徒承担整个国家领导重任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这仅仅是改宗个人的事情。改宗的时候，不用说祖先，就连父亲、祖父，甚至同辈的兄弟都不会被要求是伊斯兰教徒。作为新改宗者的“苏丹的奴隶”毫无政治包袱。

直到16世纪末，“苏丹的奴隶”主要还是从巴尔干地区得到新的补充，在随后的一百年中，他们为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上的辉煌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