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苏丹麾下战斗（1450—1520）

攻陷君士坦丁堡与十八次远征

苏丹时代开始

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即位。穆罕默德二世、巴耶济德二世、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统治的一百年间，奥斯曼帝国在疆场上战果辉煌，控制的疆域远远超过了全部推行蒂玛尔制的“本土”。本书第三、四章将按顺序梳理这四位苏丹执政时期的历史。

这四位苏丹，个性相异，但都具备领袖才能，各自主导着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时代。他们成功的基础是此前一个半世纪形成的独特的适应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体制。军事上，在乡骑士和“苏丹的奴隶”构成的常备军冲锋在前。背后相应的行政与司法制度也逐渐完备。在占领巴尔干半岛过程中积累的统治经验，使整个帝国有效控制了包括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在内的广大地域。

上述四位苏丹执政的时代，整个体制进一步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统治的方法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规范传于后世。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战场上的胜利，战利品和新增税收充实了国库。财富的增加使苏丹有余力发动下一次征服战争。以军事领袖苏丹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大特征。

中央集权的加强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在安纳托利亚尤为显著。前章所述的一百年间，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体制之内。但是在安纳托利亚，这种统治体制的完善却是在15世纪中叶开始的。虽然奥斯曼帝国被视为“土耳其人的国家”，但它在16世纪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系游牧民族。用对外辉煌战果装点起来的苏丹的时代，也是对内用武力和强权压制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的时代。

包围君士坦丁堡

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开启了英雄式的苏丹的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宛如西沉的落日；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座无援的孤城。千年古都的荣光不会轻易消散，拜占庭人或多或少期待着奇迹的发生；进攻者也承受着心理压力。结束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是即位不久的穆罕默德二世。

1451年，再度登上苏丹宝座的穆罕默德二世，在采取了一系列牵制周边国家的措施之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构建要塞，形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这个新要塞的对岸就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八年之久的巴耶济德一世修筑的要塞（阿纳多利·希萨尔城）。这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都可以攻击从黑海沿岸的威尼斯殖民市派遣来的援军。

威尼斯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大盟友，其援军对苏丹来说是一种威胁。拜占庭帝国只有五千人左右的旧式军队，其防卫依靠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援军、少量雇佣军，以及市民。

继巴耶济德一世、穆拉德二世之后，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三位包围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苏丹。先前，巴耶济德一世企图长期围困君士坦丁堡，但由于军粮供应问题，战争比预想的持久，最终以苏丹的失败告终。腹地纵深的君士坦丁堡能够进行持久防卫，大规模和长期的包围战无法奏效。

有此前车之鉴，穆罕默德二世决定速战速决，特别是以最新研制出的巨炮对大陆一侧的城墙全面轰击，以十万（一说是十六万）军队对八九万人的绝对优势，力求早日攻破君士坦丁堡。巨炮的研制者是苏丹雇佣的匈牙利技术人员。

刚开战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和威尼斯海军相比处于劣势。苏丹军队直接侵入金角湾。穆罕默德二世避开了海上的正面交锋，出奇制胜，利用涂油板将船队拖上岸，越过金角湾一侧对岸的丘陵，然后直接驶入金角湾内。这是在海陆两方面不惜财力物力的全面战争。对于发动这场征服战，苏丹的侧近也有反对者，一旦失败，势必影响苏丹的权威。对于在阵前指挥的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正因如此，这场胜利以给穆罕默德二世带来众多好处。包围持续了五十日以后，苏丹下令在1453年5月29日黎明前发起最后的总攻。奥斯曼军队像潮水一样冲入这座千年古城。这一天，拜占庭帝国灭亡。拜占庭皇帝战死，但其遗体并未找到。穆罕默德二世随后就使用了“征服者”的称号，这场胜利也使得他的权力在战后进一步集中。

加入包围战的意大利人、拜占庭文人和很多奥斯曼人都记录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世纪大决战。所以，后人很详细地了解到战斗的过程。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比如，城市被破坏到何种程度。对于征服后奥斯曼士兵究竟掠夺了几天，各种史料也众说纷纭。伊斯兰法承认士兵有掠夺三日的权利，但认为掠夺在一天之内收场是比较妥当的观点。有史料记载奥斯曼一方进行了彻底的掠夺，但另一方面，因为被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之下，也有很多没有被破坏的建筑物和免于逮捕的平民。穆罕默德二世不希望破坏城市，想将各方面的破坏减到最低程度，这一点各史料记载是一致的。对于俘虏，苏丹态度慎重、区别对待。特别是对拜占庭帝国的部分贵族，确保他们交纳赎金以后就能够自由。

穆罕默德二世很快进入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将其改为清真寺。此外，在征服之后，城市的主要教会与修道院也被改建为伊斯兰教设施。这些宗教设施是整个城市复兴的核心。其中包括保存到今天的卡朗德哈东正教教堂，不过也有些设施则仅在战争后的奥斯曼帝国史料中出现过名字，比如阿里斯托医院。宏大的君士坦丁堡并非在陷落后的一天内被掠夺毁掉，而是在被征服以前就近乎荒废。我们可以认为穆罕默德二世希望把城市尽快恢复到可以使用的状态，以便由奥斯曼帝国继承。

陷落三日后的星期五礼拜在圣索菲亚清真寺举行。主持者是出身于大马士革的苏丹的宗教事务助手阿克西姆·赛廷。他在包围战的最后阶段，宣布找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友阿尤布的墓，以此来鼓舞士气。阿克西姆·赛廷大肆宣传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是伊斯兰教的胜利。他书写的文辞优美的捷报，还送到了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的宫廷。

建设新都

依据奥斯曼帝国的史料，在征服战进行时，穆罕默德二世就宣称要将“宝座移往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被攻占后，具体的复兴政策很快提出。但作为城市的名称，多数情况还是使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语称“君士坦丁尼亚”，下文一律称伊斯坦布尔）。

穆罕默德二世首先确保未被逮捕的或已支付赎金而获得自由的希腊人的安全，承诺维持旧有的习惯与宗教。而且，他还保证了在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商人的人身安全、通行和买卖的自由，虽然热那亚曾经支持拜占庭帝国。

另外，穆罕默德二世为复兴这座人口锐减的城市，给予了参加攻城的军人、欧莱玛、苏菲派成员市内建筑物的居住权。根据后来的诸文书，作为军功的奖励而获得市内不动产的人中，就有在征服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巨炮研制者匈牙利人乌尔班，还有在第一章介绍的著有编年体史书的阿修克·帕夏·扎迪。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向帝国各地派遣使者，招募自愿移居伊斯坦布尔的人。

不过这些并不能完全达到效果，于是他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大城市及其他被征服地区选出富裕的商人、工匠，强制将它们迁移到伊斯坦布尔。这种政策在各地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混乱。

关于城市的复兴，在征服战争后，帝国政府首先开始修补城墙、建设要塞，以防备可能到来的十字军的攻击。结果，连十字军的影子也没出现，新加固的城防再也没派上用场。

1457年，穆罕默德二世提出了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大型市场和商队专用旅社的计划，目的是为移居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从事经营活动创造条件。依据伊斯兰世界的商业习惯，这些商业设施会租赁给商人和手工业者。穆罕默德二世将这些商业设施“捐赠”给圣索菲亚清真寺，商人和手工业者上交的租金用于维护和管理宗教设施。这被称为“瓦合甫（Vakıf）”制度。

在统治的后半期，穆罕默德二世在过去的圣使徒教会所在地修建了宏伟壮丽的梵提夫清真寺。圣使徒教会所在地是拜占庭帝国历代皇帝的墓地。在象征着拜占庭王权的地方修建象征奥斯曼王权的苏丹清真寺，绝非突发奇想，这是穆罕默德二世深思熟虑的结果。

穆罕默德二世不仅修建了各自的清真寺，而且命令身边的将军们根据财力在市内重要的地方修建自己的清真寺。不过，将军们的清真寺不能超越苏丹的规格，而且大小是统一的。以苏丹为顶点的权力金字塔在建筑上已经有所体现。

苏丹极力倡导的建设计划和人口政策推动了伊斯坦布尔的复兴，在征服战争后的三十年，城市的人口又恢复到十万，其中四成是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和犹太教徒。1453年以前几乎是零的伊斯兰教徒迅速增长到全市人口的六成。在新来的移民中，非伊斯兰教徒也有很多。奥斯曼帝国不问宗教出身，积极吸纳富裕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移居伊斯坦布尔。伊斯兰教徒占六成、非伊斯兰教徒占四成的伊斯坦布尔人口比例一直维持到20世纪。

被诅咒的伊斯坦布尔

在今天看来，帝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整个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选择伊斯坦布尔为首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这种选择也并非顺理成章。因为，奥斯曼帝国的部分臣民，不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在伊斯坦布尔深宫里居住的伟大的苏丹所缔造的国家的一员。

他们多数是在国境地带作为阿金基而活跃的自由身份的骑士。虽然被整合到了领受蒂玛尔的在乡骑士之中，但是和由“苏丹的奴隶”构成的常备军和苏丹侧近集团相比，他们对苏丹保持着独立性。他们希望维持这种独立性，在战场上继续拼杀。他们为征服君士坦丁堡做出了贡献，并为此庆祝，但同时，他们不希望战后苏丹停止不前，而应该还都埃迪尔内，继续向遥远的西方出征。这种“反伊斯坦布尔”的心理背后，是骑士们对奥斯曼“帝国”建立后苏丹的强权和自身受到的束缚的反感。

穆罕默德二世的三个儿子中，杰姆王子在上述人群中威望很高。杰姆王子编纂了英雄传记《萨尔托克（Saltuklu）之书》，在其中反复强调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应该在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是不吉利的城市。另外，从穆罕默德二世的时代开始广为流传，后来被多部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引用的“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的传说”，也在反复讲述这座城市的不幸。穆罕默德二世的帝国化野心或明或暗地遭到批判。不希望定都伊斯坦布尔的特定人群的不安，被假托成“古代罗马贵族的不幸”，并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股思潮的核心是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反复被征服者践踏的城市，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这些言论和书籍还举出穆罕默德二世为重建伊斯坦布尔而消耗巨额资金，杀害在建筑苏丹清真寺过程中出错的建筑师等史实，以证明伊斯坦布尔的不吉利。

后来目睹伊斯坦布尔的繁荣的人们会对这种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苏丹在伊斯坦布尔修筑新的宫殿虽然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却也带来了不和谐感。新修的托普卡帕宫殿被厚厚的高墙包围，对人们开放的空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骑士，再也难以看到苏丹的尊容。但是，号称“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强力压制那些反对定都伊斯坦布尔的声音，把耶尼切里等“苏丹的奴隶”置于部队的核心位置，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继续开疆拓土。

东征西讨三十年

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的三十年间，不断东征西讨。他曾十八次御驾亲征。从次数看，夏季开始并长达数月的远征已经成为苏丹每年的“例行工作”。

远征的目标几乎覆盖了在一个夏天之内能够到达的所有地区。穆罕默德二世统治前期，在巴尔干夺取了塞尔维亚、希腊（包括色雷斯、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波斯尼亚；在安纳托利亚消灭了特拉布宗王国和卡拉曼侯国。在统治后半期，穆罕默德二世投入了对乌尊·哈桑领导下的白羊王朝（土库曼民族建立的波斯系帝国），还有对威尼斯的战争。威尼斯、匈牙利和白羊王朝结成了反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各地的战况随时在变化，穆罕默德二世审慎地判断形势，拟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无疑是一位有才能和决断力的出色指挥官。

然而，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亚诺什·匈雅提率领的匈牙利军队守卫的贝尔格莱德久攻不下。穆罕默德二世的战略没能奏效。征服特拉布宗王国以后，对安纳托利亚的远征也陷入了困境，苏丹对耶尼切里军团支付了特别奖金以后，大军后撤。虽然最终被放逐，但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的弗拉德三世和阿尔巴尼亚山岳地带的斯坎德培率军激烈抵抗，结果，帝国对上述地区只能维持间接统治。海军强国威尼斯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宿敌，二者之间的战争进入僵局，进而导致了圣约翰骑士团盘踞的罗德岛久攻不克，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最终没有威胁到欧洲的核心地。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征战，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除少数岛屿外，几乎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在这广大的地域，穆罕默德二世将许多半独立的属国和意大利城市国家支配的地方全部荡平，为了将许多地方纳入直辖范围，或牵制能够在背后干涉上述地区事务的政治力量而发起进攻，因此，他的远征有巩固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性质。在新征服的地区，奥斯曼帝国依次实行征税调查，推行蒂玛尔制。穆罕默德二世直接统治的疆域的大半地区，奠定了19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疆土。

奥斯曼帝国也在开拓海疆。穆罕默德二世向黑海北岸派遣舰队，驱逐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周边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武装力量，同时利用克里米亚汗国陷入继承人之争的局势，迫使其承认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平静无波的内海。

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塞尔维亚王国和波斯尼亚的割据政权。在安纳托利亚方面，带有拜占庭皇室血统的特拉布宗王国、奥斯曼帝国的宿敌卡拉曼侯国也都被征服者荡平。缓冲国的消失，使奥斯曼帝国和控制匈牙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直接对峙。为进军波斯和伊拉克，奥斯曼帝国一度陷入了和能与帖木儿帝国相抗衡的白羊王朝之间的纷争；白羊王朝的后继者萨法维（波斯）王朝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劲敌。

接受亚历山大大帝的权杖

穆罕默德二世末期的领土，与11世纪中兴时期的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大致等同，都是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在政治经济上能够控制的范围。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一样，支配着伊斯坦布尔，控制了从中亚大草原地区前往黑海的北方贸易通道和从印度、波斯到地中海的沙漠商队通道。奥斯曼帝国用优质的产品保障自身供给，对过境物资收取关税。穆罕默德二世强化军备、数次远征，给国库带来沉重负担，在位时期国家时常陷入财政困难，但长期来看，这种扩张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统治如此广大区域的君主，自然会自视为东地中海的霸主吧。穆罕默德二世在宗教捐赠的文书等等中，称他的国家是继罗马（拜占庭帝国）之后崛起的帝国，并称自己是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权杖的帝王。他是否自视为塞尔柱王朝等突厥游牧国家的政治传统的继承者？他是否把权力来源追溯到了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等“伊斯兰帝国”？后人不得而知。比较合理的认识是，穆罕默德二世作为安纳托利亚“当地”的君主，继承了“异教徒”亚历山大大帝和有基督教徒身份的罗马皇帝的帝位，他的这种世界观体现了伊斯兰时代的特征。

根据伊斯兰教的解释，时间从创世开始，经犹太教时代、基督教时代后，进入伊斯兰教时代，之后向终了之日流逝。基督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帝国统治的疆土正向着伊斯兰时代迈进。这样的世界观，不仅是苏丹一个人的，也是刚刚接受伊斯兰教的巴尔干旧统治阶层共有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祖先代代相传的土地上成为新统治阶层的一员，并作为苏丹亲信大显身手。进入宫廷作为“苏丹的奴隶”身份的年轻人，也在这种世界观下成长起来。

两幅《书记员坐像》

穆罕默德二世重用阿克西姆·赛廷等人，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也关心希腊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穆罕默德二世在1479年停止了与威尼斯的对抗，在当年8月向威尼斯元老院提出派遣优秀画家到伊斯坦布尔的请求。

应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威尼斯派遣了名声远扬的画家真蒂莱·贝利尼前往伊斯坦布尔。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据说，穆罕默德二世的目的是希望能为自己画一幅肖像，并且为正在修建的宫殿画一些装饰画，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各类作品都深受苏丹喜爱。1824年建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现在还展出着以他的两幅《书记员坐像》为代表的作品。归国之际，真蒂莱·贝利尼获得了刻有苏丹“花押”（苏丹的签名或图章，又称图格拉）的金牌以及数不清的贵重礼物。在其最后的作品《亚历山大的圣马可》中，受委托完成该作品的弟弟乔万尼·贝利尼亲手描绘了他那佩戴金牌洋洋得意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真蒂莱·贝利尼在奥斯曼宫廷的作品《书记员坐像》，还有一段历史的小插曲。那就是波斯和印度的画家也曾多次临摹这幅画。其中一张有在中亚和波斯非常活跃的著名画家贝赫札德（?—1533）的署名。虽然被认为是假的署名，但是，这幅画的画家一定是见过真迹才仿作的。

那么，书记坐像究竟是如何画成的呢？这张画原本是托普卡帕宫殿中收藏的一部画册中的一幅，画册是在萨法维王朝的宫廷制作的。也许是伊斯坦布尔的穆罕默德二世（或其子巴耶济德二世），把包括《书记员坐像》在内的数张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白羊王朝，画册被萨法维王朝的宫廷获得，加上了波斯语题字，和中国、欧洲的景物画共同收集在一部画册中。这部画册在后来奥斯曼军队远征大不里士时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伊斯坦布尔。但是它实际上是在波斯的临摹品。西方画家的作品成为伊斯兰教文化圈画家的教科书，不过，《书记员坐像》本来就是真蒂莱·贝利尼借鉴了奥斯曼帝国的袖珍画绘制而成的。作为背景的花卉等即是证据。

在这个膝上放着纸张、一心一意书写的年轻人的形象中，贝利尼到底寄托了什么，以及临摹这幅画的画家又想到了什么，后人已无从知晓。但从两幅《书记员坐像》可以看出，东西方两个世界一直在相互交流，在伊斯兰世界禁止的人物画早就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