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老残游记》初集的思想和艺术
（一）寓言：自传和自辩
《老残游记》初集第一回是一则寓言，但它的寓意却具有明显的纪实性。这种纪实性包括两个层面，即事实层面和心理层面。
寓言从山东登州府东门外的蓬莱山和蓬莱阁写起，但仅仅对它略加描述。乍一看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处。不过作者提示说：
白乐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此书由蓬莱阁起，可知本是仙吏谪落人间。（第一回评语）
不仅写蓬莱阁有这种神乎其神的寓意，写主人公老残也是如此。老残是个走方郎中，也就是江湖医生。他手上拿了一个串铃，又“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这也有寓意。作者在评语中又说：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治法。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曰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
这是说，老残不是一个普通的江湖医生，也并不仅仅以给人治肉体上的病。他所要治的病，是广义的病。无论是仙吏谪落人间，还是具菩萨婆心，得异人传授，总之，作者赋予了老残这个人物以入世拯救芸芸众生的方外高人角色。这得道的方外高人，现在已经降临人间，四处游历，来唤醒那些沉迷不悟的众生。使他们觉悟，觉悟到自己所得的“病”，以便自救自度，登达彼岸。
由此可知，尽管刘鹗是为资助朋友而写起小说来的，但当他拿起笔来，他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的精神，就很自然地流泻于笔下了。他的写作意图很明确，不是为小说而小说，而是为“普度众生”而小说。
这个要普度众生的老残，就是刘鹗自己在小说里的化身。
老残原名铁英，号补残。这个“残”字也大有来历，是因为仰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而来。这位懒残和尚就是唐朝衡岳寺的明攒禅师，他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可是据说能像济公（济颠和尚）一样洞悉天地鬼神的奥秘和过去未来，预见和指示人的命运。这时的老残三十多岁，江南人。在小说的后面章节，又数次写明是“江南徐州”（即江苏丹徒）人。他虽读过诗书，但八股文作不通，因而连秀才也未考取过。他的父亲原是三四品官，可是不会要钱，所以虽当官二十年，又并无多余的钱留给老残。
对照刘鹗的生平，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几乎是作者在为自己作传记。也就是说，有作者的自述传的性质。稍有不同的是，刘鹗一定中过秀才，不过他又确实不喜欢八股文，未能考取举人。他的父亲当过多年道员，辞职回家时，尚不至于穷到卖了官服做盘川，刘鹗在生活中也不至于被“饥寒”相逼。换句话说，小说中的老残比现实中的刘鹗，更少世俗性。这也许反而更具刘鹗的心理现实性。
老残来到山东古千乘地方，遇到了一个大户，叫黄瑞和。黄瑞和害了一种奇病，浑身溃烂，每年都要烂出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烂出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人能把这个病治好。而且这个病都是在夏天发作，一过秋分也就不要紧了。这病虽然难治，多年没人能治好它，可是这在老残眼里，却算不得什么难治之症，因为他身怀绝技。这种绝技，是大禹传下来而又为王景所得。老残懂得它，其余的人却都不知道。他只“略施小技”，黄瑞和的病也就手到病除。这种绝技所发挥而造成的奇迹，是十多年没有过的。
刘鹗三十二岁即1888年时，投效河南河工，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可是在山东，因为他的治河主张——大禹传下来的方法没被张曜采纳，所以并不成功。但在小说中，他则把自己在河南的成功，很方便地安排给了在山东的老残。刘鹗把小说的地点设在山东，并且从治河写起，显然是运用了自己颇为惬意的经历和回忆。尤其有意味的是，他把自己的治河能力，作为他所得的那高深莫测的“道”的一个部分，注入于老残，从而使老残这个角色给人一种高深莫测和潜力无穷的印象。这也许可以说是刘鹗对自己的估价，或者说是他心中潜藏的自我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得到自我实现的。但在小说中却不能不给人强烈的印象。
然而，正是这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得道的老残，他的“菩萨婆心”和知识能力，除了在给黄瑞和治病一事中创造奇迹而外，还自以为能挽救整个中国。这是由一个梦境来表达的。
梦中的老残和文章伯、德慧生一起来到登州蓬莱阁，本想观赏海市蜃楼。可是海市蜃楼没出现，却看见了挣扎在洪波巨浪中的一只帆船。船虽很大，有二十三四丈，可是已经破损。东边一块，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来。仍在东边，还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刘鹗至少是一个有良心的而且试图救国的中国人。老残梦中的这条破损的大帆船，就是刘鹗眼中的中国形象，而且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形象。甲午战争以后，把中国比作一条破损的大船，在欧风美雨的疯狂冲击下，岌岌可危，是一般试图救国的中国人经常采用的比喻。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富于时代性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寄托着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焦虑：中国有沉船的危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挽救它的责任。至于如何挽救，则因人们的看法而异。刘鹗在其他的地方便表示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因而“亟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矿事启》）。对照着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有十八个省，称十八行省。除了建立省的地区外，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则未建省。一起加起来，则如小说所说，为二十三四丈。甲午战争后，东三省和山东失去，这便是东边的三丈再加一丈。由此可知，小说中的这条大船，是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形象。它正面临沉没的危险，也就是亡国灭种或被瓜分的危险。
那船上的“船主”“驾驶的人”“专管转舵的”人以至“水手”，便是指从皇帝、军机大臣以至一般官吏，而那坐船的男男女女，是指平民百姓。老残注目的中心，犹如刘鹗一贯的特点，首先是平民百姓。他们正处于民不聊生的困境，而官吏对他们的盘剥却愈发厉害：
“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景象。”
可恨的是：
“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做何事。用望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儿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
这也就是刘鹗曾经分析过的“朝廷以 削为事，民不堪矣”（《致黄葆年》）。而在小说中，官府盘剥平民的衣食，以至使民不聊生，缩影在一只快要沉没的船上，也就显得异常集中而且触目。
不过船上也有英雄豪杰，在试图挽救这条船。老残对这些英雄豪杰的看法却很复杂，与那些属于管船人之列的“水手”赤裸裸的盘剥不同，这些英雄豪杰是在“高谈阔论的演说”。他们演说些什么？值得分析。老残对这些演说持什么看法？也值得分析。小说写到船上“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地演说”。当然是对坐船的人演说，并且说道：
“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得破烂不堪，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真真该死奴才！该死奴才！”
众人被他骂得直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唤醒，我们实在惭愧，感激得很，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拼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
刘鹗在评语里说，他是在“为近日造时势的英雄写一小照。”在清朝末年，“英雄造时势”这样的话，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宣传品里极为流行。《老残游记》所描写的这一段演说，便是对这种思潮的带有偏见的概括。老残也要挽救这条船，所以也同意“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这个目的。不过他又认为，“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
非常有趣的是，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革命派也经常指责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不是真心救国，而只是为了谋取官位和骗钱。革命派的小说家黄小配后来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叫《大马扁》，便是骂康有为是大骗子的。而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他们为成立保皇会和筹措活动经费，也确实到处募捐，内部也曾为钱的问题闹矛盾。唐才常自立军的失败，有一个原因便是康有为未能及时把募集的钱寄出买军火。至于说中国平民，乃至中国民族性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才性，则又是改良派和革命派经常说的话。但上面的那一段演说，大体上比较适合于改良派。
至于下面的这一段描写，则更像是影射着革命派了。小说写到那种高谈阔论的英雄豪杰敛了许多钱以后：
“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又叫道：‘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哪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下海的抛下海了。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么？’”
刘鹗也许恐怕读者看不出他的含义，又特加评语说：“‘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我想不是上海，便是日本。”这么一提示，小说中描写的含义也就显豁了。
从1898年到1903年，是改良派逐渐衰落而革命派逐渐兴旺的年头，但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活动中心确实在上海和日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是改良派的舆论中心，地点在日本。孙中山和章太炎也曾在日本多次集会鼓吹反满革命。而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和作为舆论阵地的《苏报》，便在上海租界内。改良派反对暴力革命，所以没发表过上面那样的言论。革命派主张反满革命，驱除鞑虏，有时则喊出杀尽满人的口号。那时革命派力量不足，便竭力募捐，又因受俄国无政府主义的虚无党的影响，搞暗杀活动，不少志士因此而献身，所以像刘鹗那样的描写，虽然片面，但也还是影射着革命党的。
而改良派反对暴力革命的种种理由中，有一条理由是说：如果用暴力革命，则国内首先大乱。这样一来，不但救不了国，外国列强反倒有机可乘，就会加速亡国了。这个理由，梁启超不但在许多文章中强调过，而且在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反复申说过。改良派的这个看法，则与刘鹗一致。所以在《老残游记》里，借用一个“老年晓事的人”之口，来反对打船主，并说：“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经过比较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所描绘的英雄豪杰们的言论行为，有些是影射改良派，有些是影射革命派。作者对改良派和革命派大约也是不太分得清，有所反对又有所撷取。老残也想挽救这条船，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但他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来看问题的。他首先注目的并不是政治，而是民生问题。这也犹如刘鹗在其他文章里所表述的那样：“四百兆之民日就穷困为大可虑也。”“当民不聊生之日，有孙汶亦乱，无孙汶亦乱”（《风潮论》）。孙汶就是孙中山。而这又是刘鹗的一贯看法。老百姓的衣食不足，穷困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无论有没有革命党出现，都会发生内乱。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民不聊生，所以才会出现革命党。刘鹗不单反对革命党，而且对一切他所认为的动乱，都深怀忧虑且加反对。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愈动乱就愈是无法生产，愈加民不聊生，中国这只船，就沉得更快。由单纯的民生问题出发来看政治斗争，他于是便把这一切都看作不是办实事，而只是争权夺利。
对待清政府也是如此。老残既愤恨“管船的搜刮众人”，把船弄得“狼狈不堪”，“民不聊生”，又说“驾驶的人并未曾错”。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假如弄清刘鹗的特殊的思考方式，就会明白，在他这一面看，是不矛盾的。在他看来，驾驶的人“心里不是不想往好处去做”，但由于两个原因，把事情越办越坏：第一个原因是他“只会过太平日子”，享福享惯了，一遇风浪便“毛了手脚”，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第二个原因，“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把这样的分析同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析加以比较，是颇有意味的。无论改良派或革命派，要“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这并不错。驾驶的人即清朝皇帝的本心也不错。但是他们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都不是办事的人，而且都错在方法、途径上，又都迷恋钱财而搜括老百姓。老残和刘鹗，毋宁说是依据佛性论的思考方式在看现实。所有的人本心是一样的，但都迷误着而不觉悟，因而他们都救不了这条行将颠覆的大船。他们需要救世主。
这个救世主不是其他人，而只是老残。只有这个得道的方外高人，这个满怀菩萨婆心的先知先觉，才能挽救中国这条破船。所有的人都浑浑噩噩、争权夺利又迷此不悟，看不破这些钱与权只是身外物。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得靠老残来点化他们，唤醒他们，从而拯救他们。他比一切人都高明，比一切人都毫无私心地热心救世，也比一切人都更实实在在。就像所有人的都治不了黄瑞和的病，可是老残则手到病除；现在这条破船，所有的人也都救不了，只有依赖老残了。于是，他把象征着他的绝技和方法的“向盘”，送给了船主。只要按照它的指引，这条破船就能化险为夷，安然渡过狂风恶浪，脱离苦海，抵达幸福的彼岸。这老残不是个普度众生又神通广大的活菩萨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作者的创作心态，他是何其自负啊！
殊不料，老残这位活菩萨的救世热情，竟撞在化不开的冰山上。那些沉迷不悟的众生，不但不领他的情，反倒骂他是“汉奸”：
“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个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1897年，刘鹗因山西福公司办矿，被山西京官邢邦彦——“水手”弹劾，说他把山西矿山“典与洋人”。尔后，那个有名的利用义和团仇杀天主教民的刚毅又奏请朝廷要将他就地正法。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浙江潮》又连续载文指责他是“卖矿”的汉奸。《浙江潮》便是革命派刊物——“演说的英雄豪杰”。刘鹗开首写作《老残游记》时，对这一切一定记忆犹新。他的自负和颇含委屈的心情，在这里得到剖白，自辩而又有些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刘鹗的创作意图。他要借助于自己的经历来自白即自辩。而这一切又都明显地包含在他的自叙传式的寓言中。
（二）山东游历和官场批判
老残一梦醒来，辞别了由他所创造了奇迹的黄瑞和，继续摇着串铃游历到济南。酷吏玉贤的政声和老残要考察他实际政绩的心，又把老残吸引到曹州府。从济南到曹州，是第二至第七回所设定的空间。济南明丽的风光令他心旷神怡，白妞黑妞的大鼓书艺术使他如临仙境，但酷吏的苛政和平民的苦难又使他悲愤交加。与第一回因是寓言而需详加解析不同，这个情节单元则畅达明快而含义显豁。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一进济南城，济南风光的这个最显著的特点，便从老残眼里反映出来。在高升店住下后第二天，便游览济南风光。最令人叹赏的，莫过于湖光与山色相映，使人与天然相融，物我为一：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
这是一幅天然图画，而以文字所绘出，那明澈灵动之气贯人心脾，除尽万般尘垢而令人移情于自然，廓然无我。湖光山色因有人移情于其中而美，而人又因这美的自然灌注心胸而回肠荡气。李龙川每每教弟子“移情换气”。这四个字用理论的语言总是解说不清，因为它是这个学派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即美的境界。如何移情换气？是“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即与自然为一。
许多中国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是审美的境界、艺术的境界，而不是宗教和伦理。晚年的孔子使门下弟子言志而独赞同曾点的心志“浴乎沂，风乎舞雩”是如此，庄子、禅宗更推向极端，太谷学派也是这样。因为这个问题用理论语言的条分缕析很难说清，但在身临其境的自然与艺术的审美情境中又易于悟到，所以在这里把它指出来倒似乎是恰当的机会。
刘鹗在小说中做了许许多多的景色描绘，而且写得出神入化，便与此有关。例如在第一回老残说“天风海水，能移我情”，便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小说鉴赏来说，很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这些地方多事停留。
与自然美相颉顽着的是艺术美。所以老残从令人沉醉的天然美景中醒来，便转向听白妞唱鼓书。作者对这一部分的描写，可以说是用足了力气。“王小玉说书，为声色绝调。百炼生著书，为文章绝调。”（第二回评语）由此可知，刘鹗对这段文章何其看重而又得意。
老残一路闲逛，首先看见一张“招子”（相当于今日所谓海报），写着“说鼓书”并注明“二十四日明湖居”。对不明妙处的老残，这种过于简略的招子则不免有些奇怪，究竟谁说鼓书呢？然而街市上的人们却轰动起来了。老残只是“听”和“看”。听到的是白妞要出台说鼓书，而且街谈巷议不离这个话题，竟有铺里的伙计为听白妞说书轮班“告假”的。而看到的是举国为此若狂。这是以侧面烘托渲染造成悬念。悬念的格局一经造成，于是老残又“问”。他来到高升店，才从茶房口里得知原因——原来有白妞、黑妞姊妹善说“梨花大鼓”，尤其是白妞即王小玉博采多种表演艺术之长“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创”出了新调，才风靡听众，令之神魂颠倒。而茶房的话，又具另一番诱惑力：“你不信，去听一听就知道了。而且还得早去，否则也就听不到。”这是又一重渲染和悬念。
下午一点钟才开唱，可是果然不到上午十点，戏园子里就坐满了人，甚至连抚院、学院也是早就预订了座位的。这就逼得老残只好贿赂了看座的人二百个钱才挤进去。至此，听、看和问所得的消息便证实了。
现代散文大家周作人曾深有体会地说，“文学之难”，难在“白描人生”。中国古代乐府民歌里有一首很著名的《陌上桑》，要写美女罗敷之美，只好全从侧面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从观者的惊羡之情，我们可以知道罗敷一定美得出奇。然而正因如此，她究竟长得怎么样，却写不出。有形的容貌美尚且如此，而要用文字语言来描绘无形的音乐美，就更难了。刘鹗采用了那种犹如登山观景，妙处在前而终不可及的办法，来渲染、烘托、描绘白妞说书的音乐美。他本人就懂音乐，这是独特的长处。
首先是一个男人琴师出场，那抑扬顿挫的琴音就已令人入耳动心。但这是开场。接着是黑妞出场，令人叹为“观止”，以为登峰造极了。所以有的听众便以为她就是白妞。然而不是。“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分明能感受到，然而说不明道不清，所以艺术美能迷人。王小玉出场了。她手中的两片顽铁竟不再是顽铁，仿佛“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活起来了。她“左右一顾一看”，“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皇帝，不及王小玉的那一顾一盼的吸引力，可知艺术美的力量。这接下来就是作者的白描和体验的比喻性描绘了：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哪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王小玉的说唱虽然已停止，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深切的美感易于体会而难以言传，所以文学家们经常为寻找一个恰切的比喻或形象来传达、来寄托这种美的体会而绞尽脑汁。刘鹗自称他的这段文章为“文章绝调”，虽不免自负，倒也不过分。
自然美和艺术美能够移人，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而升华。然而老残所经历的这一切，又都仍然是纪实。刘鹗在山东治河期间，曾有一段时间住在济南，所以老残对济南的风景那么熟悉而又亲切。黑妞、白妞——王小玉则不但确有其人，连身世、年龄、艺术造诣也都与老残所听到、看到的相吻合（阿英《小说四谈·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换句话说，刘鹗仍然是在把他的经历和记忆小说化。
但是一面能沉浸在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记忆中而心旷神怡，另一面，则恨事也在心头升起。这是指两件事：第一件仍然是在山东治河时代的事，第二件则是那个酷吏玉贤。
老残给巡抚内文案高绍盈的小妾治好了喉疾，因而得到揄扬。而庄宫保正在为治河罗致人才，自以为天下人才都已入了他的幕府。殊不料还有个高人老残未曾请到，赶忙“礼贤下士”把他请来，向他请教治河的方法。老残所提供的仍然是大禹和王景传下来的法。不过这一次则又增加了反驳贾让“不与河争地”的内容，告诫庄宫保“要知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老残虽然说得条条在理，可是庄宫保究竟采不采用他的办法，老残却没法干预，也不想等下去了。而且，他完全没有成为庄宫保的幕僚的心思。
老残向庄宫保贡献的治河方法，也就是刘鹗《治河七说》的大旨。小说里的庄宫保也就是现实中的张曜。但与刘鹗的生平比较起来，老残与他有一点很不相同。那就是刘鹗曾在张曜手下任职，而老残却不屑于这么做。从而这也就使老残这个角色仍然保持了“方外”高人的形象。
尽管庄宫保爱才若渴，非常器重老残的人品才学，执意挽留他来做官，但老残还是悄悄上路，向曹州去了。这是因为他在济南时便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玉贤代理曹州知府政绩特别好，已把一府地方治理得路不拾遗。庄宫保听到汇报，便对他特别赏识，要专折明保他为正式曹州知府。但也有人说他实是一个酷吏，不到一年，用站笼站死了两千多人，而表面上做得好看罢了。
但老残并不径直去曹州，而是先在董家口落脚细细在民间察访，再到马村集察访，然后才去曹州。这一察访，老残了解到玉贤造下的三桩冤案。
老残来到董家口下榻于董二房老店，便向掌柜的老董了解玉贤的政绩。可老董虽口称玉贤是“清官”，却又不禁叹气，于是向老残讲了于朝栋一家四口人的冤死案。
于朝栋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也都娶了媳妇，生了两个孙子。女儿也已出嫁。一家人本来过得很安逸。可是去年被强盗抢了一次，就去报案。玉贤办案倒是积极，捉住了两个强盗伙计。可是这样一来，强盗头便与于家结了仇，便在城里抢了两家人，把一点旧衣服之类的赃物暗暗放到于家，要栽赃陷害于家。玉贤捉不住强盗，反被强盗引到于家去搜查，一下就查出了强盗所栽的赃物。仅凭这一点，玉贤就认定于家是强盗，把于朝栋和他的两个儿子于学诗、于学礼逮捕，要用站笼站死。可是十二个站笼早已站满。玉贤便将前天投进站笼的人拉出，发现他们还有一点儿游气，于是用板子打死。然后把于家父子三人投进站笼。第三天，于朝栋便站死了。于学礼的妻子赶到城里来，原想请自己的父亲设法救人，而自己则照料他们。于朝栋一死，于学诗又奄奄一息。她悲愤交加，在衙门口自尽身亡。衙门里的师爷、捕快人人心中都知道于家冤枉，便以她自杀可视为烈妇向玉贤求情，放了于学礼。可是玉贤却说：“这人无论是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除根’就是这个道理。”（第五回）第四天，于学礼也就站死了。
这桩四条人命的冤案，连栽赃的强盗听了都深感后悔。衙门里的衙役看于家四口死得太冤枉，动了公愤，齐心合力捉住强盗破了案，可是玉贤却把栽赃的强盗放走了。
也是在董家口，一个王姓青年到城里做买卖，因为在饭店里多喝了酒，议论玉贤冤枉好人。可是这一议论不料被玉贤的爪牙听见，就把他抓进衙门，以“造谣惑众”投进站笼。好端端一个青年，不到两天就给站死了。仅仅因为讲了老实话，就以“造谣惑众”罪处死了。这一来，人们嘴里也就自然一条腔地称玉贤为“清官”了。
离开董家口，老残来到马村集下榻，可是客栈掌柜的却进城收尸去了。经过老残打听，店伙也斗胆悄悄说出那缘故来。原来玉贤手下有一个马队什长花胳膊王三勾搭上了一个姑娘，不料被这姑娘的父亲碰见，就把这姑娘锁在家中。王三诬告这姑娘的父亲是强盗，玉贤就把他投进站笼站死了。客栈掌柜的妹夫认识这姑娘的父亲，晓得他是好人，死得冤枉。因为这妹夫经常到城里卖布，又晓得王三勾引了这姑娘又诬陷她父亲。一天他在城里卖布，只因多喝点酒，便在饭店里议论起王三来。殊不料这给王三得知，便又向玉贤诬告。玉贤也不问青红皂白，把妹夫投进站笼站死。
老残查证了玉贤“清官”名声之下的种种酷吏劣迹，离开马村集，来到曹州。可是令他奇怪的，知府衙门口的十二个站笼竟是空的，没站人。这时，恰好遇到他在济南时的一个熟人申东造。申东造也刚出济南分发到曹州府的城武县任知县。老残向他一打听，才知道玉贤果然升官了，由代理知府升为正式知府，赏加二品衔，所以他停刑三天，让大家贺喜。
小说中的玉贤，影射清末著名的顽固派官僚毓贤。刘鹗在第四回的评语里说：“毓贤抚山西，其虐待教士，并命令兵丁强奸女教士，种种恶状，人多知之。至其守曹州，大得贤声，当时所为，人多不知。幸赖此书传出，将来可资正史采用。”
毓贤于1900年任山西巡抚。在太原，他命令士兵集体强奸天主教女教士。对于《老残游记》来说，这些都是后事。但毓贤任山东曹州知府，则是在1890年。而这时的刘鹗正在山东治河，当时的山东巡抚便是张曜——庄宫保。由此可知，刘鹗笔下所写玉贤的种种恶事，一定是运用了自己在山东时了解到的情况。他是有意要用小说的形式来纪实，来揭露毓贤的“贤声”所掩盖的“酷吏”实质。
那么在小说中，酷吏的实质又是什么呢？老残给玉贤加以了总结，那就是有才而一心想做官，又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逼民为盗。因为急于做大官，势必要在“上官面上讨好”，求得加官晋级。这在上级看来，当然讨喜。但是平民老百姓可就遭殃了。老残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下一首诗，来揭破玉贤这样的官吏，表面上是“清官”，而骨子里却是无耻而凶残的酷吏。他“杀民如杀贼”，以求取所谓“政绩”，以平民百姓的冤屈和鲜血来染红自己的官帽，踏着冤死者的尸体升官晋级，而他的所谓“前程”，就是由平民的尸山血海冤魂呻吟所铺平。这就是“血染顶珠红”。像这样的酷吏居然还能加官晋级，他的“政绩”为什么得不到实际的核实，从客观上讲，这不能不令人对相应的政治制度发生疑问了。但作者显然没有朝这方面去考虑。
然而，作者的同情又显然属于平民。小说对平民在酷吏专制之下那种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态，有着细致的描写，而且对其心理原因也揭露得入木三分。例如老残听完了于朝栋一家的冤案，便问老董，他们为什么不上告呢？老董说：
“那有什么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平民的苦难积累起来便成了经验。这种经验使他们知道，没有说理和伸冤的地方，从而无言地忍受着。而这种无言的忍受便包含着巨大的愤怒和对官场的绝望。在这些地方，就足以使人们对那个统治着他们的官场制度的合理性，发生深刻的怀疑了。
老残了解到这些情况，异常悲愤。老百姓不但身受“饥寒”，而且在“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他们的生活连鸟雀也不如。鸟雀尚能自由地鸣叫，“有言论自由的乐趣”。但老百姓动辄得罪，“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是老百姓说不出话，相反，他们心中明白，明白在酷吏的统治下，会因一两句话招来杀身之祸。这又怎能不令老残怒发冲冠呢？
小说的写实所发生的客观意义是一回事，尽管它可以引起人们对现存社会永世长存的合理性发生怀疑，但老残的愤怒仅仅是针对玉贤这样的酷吏。他在揭露酷吏的另一面，则仍然寄希望于真正的“清官”或真正的“父母官”。
作为一个方外高人，老残便谆谆教导申东造，当官决不能像玉贤那样，为了升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顾讨上官的好而伤天害理。而好官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必须以“救民”“为民除害”为宗旨。
由此我们知道，老残并不从政治制度上考虑问题，他的希望只是寄托在个人的道德完善上面。申东造对他很是服膺，但老残再一次谢绝了申东造试图请他出来做官的劝说。老残不肯做官，便仍保持方外之身。但他向申东造推荐了另一位隐士刘仁甫来帮助申东造。申东造欣然接受，并派自己的族弟申子平，带着老残的介绍信，从曹州出发，迢迢数百里，前往肥城县境的桃花山去请刘仁甫。而老残则又摇着串铃去访私家藏书了。不过作者没忘记交代，让老残又在路上遇上一位老朋友金二哥，请他再带封信给刘仁甫，并代向“山里朋友”问好。不过，这只是小说将要发生重大转换的一个过渡性场景，作者对诸如此类的衔接性头绪，是很留意的。
（三）桃花山论道
申子平轻装简从，由曹州到平阴，向西四五十里，进入桃花山。几经周折，几经惊吓，也领略一路山色风光，终于到了 姑家中。因为早已得到消息，所以申子平受到 姑的热情接待。小说的第八至十一回的场景便设定在桃花山中，主要则是姑的家里。而主要人物只是三个：姑、黄龙子和申子平。老残没有在场。作为《老残游记》，这一部分里没有了老残，就算不得是老残的游记了。主题则是由 姑和黄龙子两人用谈论的方式向申子平传道，仿佛是两个先生教一个弟子。而这两个先生，则属观念的载体，是说教者，一个虽然是年轻美貌，楚楚动人，但只是当教具用的；另一个的样子则非仙非俗又亦仙亦俗，叫你弄不清而又肃然起敬，肃然起敬又觉得他随和可亲，这也就达到了作者的目的了。换句话说，作者所要造成的，也就是这种方外的而又随俗可亲的形象。他们身居世外桃源一般的境界，而又洞悉人情事理，关注着也洞察着人世的命运。就其精神而言，摇串铃的老残虽然不在场，但仿佛是刘鹗摇身一变，化作两个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侧面来传他的“道”。这个部分的主题便是说教性的传道。
如果细分一下，桃花山论道又包含三个主题：首先是由 姑讲解儒、佛、道三教一家，揭破宋儒的虚伪矫饰。这是在传达太谷学派教义。然后便是一场小型音乐会，表达“君子和而不同”的意蕴。这里包含刘鹗的自辩动机。最后则由黄龙子预言“北拳南革”和中国的命运。其中则有一部分是重述刘鹗在1899年的预言。总起来说，桃花山论道仍然具有思想层面的自叙传特点。
申子平进入桃花山中，便惊异这里“真是仙境，迥非凡俗”。境如此，人也如此，令他以为是“仙家”。如同狂风巨浪中迷途而破损的帆船需要老残的向盘一样，身临仙境的凡夫俗子申子平当然也需要高人的点化。小说把 姑和申子平设置于这样的情境中，目的也就是构成传道者和受教者共处一室，便于传道。姑的传道说教从儒、佛、道三教一家开始。她说的教义本是太谷学派里的老生常谈，但对申子平来说，却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见解。她说儒、佛、道三教的“道面子”不同，“道里子”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诱人为善，使人大公无私。不过佛、道两教又都有些偏心，用些天堂地狱的话来吓人。而儒教则“公到极处”。严薇青校注本便据此论定，这“充分说明”了刘鹗和太谷学派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不是什么三教合一”。显然，这不符合太谷学派的原意，也不符合小说的原意。
姑的意思是说，儒教之所以“公到极处”，是因它“攻乎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句话，本是孔子在《论语》里说过的。孔子是中国的圣人，那可不是轻易敢触犯的。他的话就是圣经，有权威性的。可是对他的话加以新的解释，那就既有权威性又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奥秘，也是中国语文之所以难学的一个原因。依孔子的意思，那句话是说：应当攻击那些异端邪说，邪说的危害才会消失。宋儒便也是这么解释的。但 姑的理解却很特别。这也是读懂这一部分的关键之一。现行的两种注释本《老残游记》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惜注释仍不合 姑的意思。例如严薇青的注释说：“意即如果去攻击不合儒家的学说，那就是场灾祸”。这是与 姑的意思不同的。其实，姑的意思，也就是上文引述过的刘鹗《述怀》诗里的意思，即“真知良独难”的那“叩两端”。它之所以难知，就因为有特别理解。姑说，这“异端”的“异”字当“不同”讲，异端也就是两头，犹如一根棍子的“两端”。佛、道两教是两端，各有偏心。孔子“攻乎异端”，也就是“执其两端”，把佛、道两教加起来执中，从而成了儒教，这样就没有了偏心，所以公到极处。“攻乎异端”、“执其两端”、“叩两端”是一个意思。而孔子、老子、如来，这三教圣人本是一回事。严薇青的失误在于把“攻”当作“攻击”，把“异端”解释为“不合儒家的学说”即邪说。但 姑对申子平说得很明白：“若‘异端’当邪教讲，岂不‘两端’要当桠杈教讲？‘执其两端’便是抓住了他个桠杈教呢，成何话说呢？”
姑的解释是否符合孔子原意，并不重要。这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例如把孟子的“性善”说成是“性情”一样。重要的是，姑（也就是刘鹗和太谷学派）借此提出新的观点，并且用这个观点说明儒教“失传已久”。儒教既已失传，就是后世儒生并不懂儒教，那么谁又懂得它呢？姑懂。所以 姑自然也就成了当仁不让的“明师”。由这位“明师”来教导被宋儒所迷惑的申子平，这又怎能不让申子平如雷轰顶，如闻至道呢？
姑驳斥儒家道统也果然能抓住要领。她说韩愈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说乱道！”而韩愈的《原道》事实上确也是程朱理学的先声，是论证封建纲常天经地义的重要文章。《原道》说：“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则诛。”那意思是讲，皇帝是天生发号施令的人，他的意志就是天经地义；人民则是天生服从他，供奉他的人。人民若不如此，就该杀头。但在 姑的眼中，这是“是非颠倒”。很显然，应把被韩愈所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才是合理的。那么颠倒过来后，又将怎样呢？那就是大家都该自食其力，都平等才对。这是太谷学派的重要思想。
驳斥了韩愈，再来揭发“宋儒”之所谓“天理”“人欲”之辨和“主敬”“存诚”的虚伪性。宋儒也就是指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其中又以朱熹为集大成者，通称程朱理学，这也是清朝的官方哲学。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事实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而生命存在本身必然具有相应的自然需要和情欲，例如维持生命的食欲和种族延续的性爱。但宋儒把这些称为“人欲”而加以否定，又把一套封建道德教条作为“天理”强加给人，说“天理”才是人的本性，是至善的。人要保持着这个至善的本性也即是封建道德教条，需要“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主敬”“存诚”。换句话说，宋儒是从否定人的自然情欲从而达到否定人的精神，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所以它也就被清朝统治者所看中，作为官方哲学了。
小说中 姑“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殊不料，本来信仰程朱理学的申子平竟然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起来。姑又紧接着握住他的手，那申子平不由得内心激动也就自不待言了。女性美对于正常的男子来说，具有异性的魅力。这首先是生命的自然存在，是事实，而不关道德问题。它不会因为人的地位和信仰而被淹没，否则人类就早已灭绝了。所以，姑便进一步启发性地询问申子平：“此时此情，你的体验如何？”“你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这是不待说明就可知道的。人有食欲和性欲，这才是人性。而宋儒要“灭人欲”，要“存诚”，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刘鹗设置了这么一个特定的情境，仿佛是做一场实验。通过这场实验中申子平的不由自主的反应，使他的亲身体验与他所信奉的理学相冲突，从而说明理学的不近人情和虚伪。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塑造艺术形象，而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从哲学上讲，从人的自然本能来解释人性，称作自然主义或自然人性论。这虽不是什么好理论，但反对程朱理学却是足够了，也比它进步得多。甚至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也仍然是反对封建道德的一种理论武器。不过这种理论有导向纵欲主义的可能。小说中则既肯定了人的自然人性，同时又注意到节制，这就是发乎情，然而又“不及乱言”，即止乎礼义。
姑达到了她传道的目的时，黄龙子也就接着出场。小说便从一个主题过渡到另一个主题，即通过音乐会的“合奏”来阐释“君子和而不同”的道理。太谷学派本来并不拘形迹，并不要求弟子在行事、表现上一律，这与和尚、道士有一律的服饰，形象和生活戒律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不是宗教团体，而是以师友关系和教义来维系的。这就好像音乐中的“合奏”而不是“同奏”一样。每个人据自己的特长演奏一种乐器，发出的音并不相同，然而合起来则又组成一首和谐的乐曲。由音乐的“合奏”便可悟出“君子和而不同”的道理。这是说，众人“相协而不相同”，“殊途又同归”。这种理解也确是一种新的理解，所以 姑说，“和”这个字，“后人误会久矣”。
作者在小说中借 姑传达这一特殊理解，包含着明显的自辩动机。早在1902年，太谷学派在上海愚园聚会，称愚园雅集。这次聚会是这个学派的南宗和北宗合宗的大会，刘鹗也出席了聚会。小说第九回的那组六首七绝中，有一句说“南北同传一点灯”，便是指这件事。但由于刘鹗热衷于实业活动，为人又很是自负，而行为又狂放不羁，不拘小节，不仅在社会上被指责为“汉奸”，而且也为太谷学派的同门弟子所不满。作为学派山长和其同学的黄葆年曾连连写信批评他，又当面说他“不虚心”。刘鹗一面表示自己对太谷学派“海枯石烂，无有贰心”，一面也为自己辩白。他曾致信黄葆年说：“屡奉手教，皆以不谨小节，曲为原谅。”又说“闻诸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每蒙不以强同苦我，真知我者矣。弟与诸君子殊途而同归，必不能共辙者也”。再则说，自己行事几乎无一事不与黄葆年“相反”，然而又无一事不与黄葆年“相合”。（《致黄葆年》，文中“夫子”指李龙川）而黄葆年其实又对刘鹗的评价很不高，说“刘铁云误于成家、学道两事双全”（《归群草堂语录》）。这里所说的“成家”，是说刘鹗贪图世俗名利。
我们看《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处处表白自己“浮云富贵”，鄙视世俗名利，就可知这些地方带有作者自白的意味。而这一部分借 姑之口来谈论“君子和而不同”，便也与作者自己的表白一样。严薇青曾“设想”，这里的姑是影射张积中的一个女弟子素心（《老残游记·再版后记》）。作为一种“设想”自然无可无不可，但关于素心这个人的史料留下来的很少。据查考，她年轻守寡，早在张积中去山东以前，便依张积中居住在仪征浅碧山房，1866年随张积中一同死难。与其说 姑是影射谁也不了解的素心，倒不如依据实证性的材料说 姑是刘鹗自己的艺术替身，来传达作者自己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并为其自白。更何况素心根本不知道“北拳南革”呢。
谈论完了“和而不同”这种很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道理，小说便转入另一个主题。这一次则是由黄龙子来传道，来预言天下大势，而核心则是反对“北拳南革”，即北方的义和拳（即义和团）和南方的革命党。这也是《老残游记》中最显神秘的地方。但我们只要摸清了它的思路，也不难剥开它的神秘外衣。
黄龙子传道的实质在于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路。他说世界上最高的主宰不是上帝也不是阿修罗（佛经中所说的魔），而是“势力尊者”。这个词是刘鹗杜撰的。它的实质性含义便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道法自然”的“道”，它自自然然，犹如四季变迁周流不息，又循环不止。春、夏两季便是它所体现的主“生”的一面，而秋、冬两季，则是它所体现的主“杀”的一面。所以 姑插话说：“上帝同阿修罗都是‘势力尊者’的化身。”上帝代表着“生”“爱”“公利”，而阿修罗代表着“杀”“恨”“私利”。上帝和阿修罗则又势力相当，互相斗争，谁也胜不了谁。它的实质含义便是阴阳两极，相辅相成。这就像数学中有“正”数和“负”数一样，有正便有负。同理，人世中也有生便有杀，有杀便有生，相辅相成循环不已。这就是历史循环论。
黄龙子把“北拳南革”归入阿修罗一类，说他们是妖魔鬼怪，会造成杀伐动乱和劫难，而加以诅咒。其政治上的反动性是很明显的。
然而，上帝和阿修罗既然是势力尊者所体现的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因而有杀便有生，有乱便有治，杀里包含了生，生里又包含了杀。所以，黄龙子又说“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这就是说，北拳南革尽管是“乱党”，但它的出现却是必然的和合理的，并且是为文明的到来开辟先路的。不但如此，它还能促使“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从而由这种旧文明统摄世界，达到“大同之世”，人人都成为“圣贤仙佛”。尽管其说荒唐可笑自不待言，然而作者的大同理想却于此显露出来了。至于文中“三元甲子”这种说法，则是毫无意义而故作神秘的比附而已。
不过即使实现了大同之世，若按黄龙子的循环论来推论，它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阿修罗既然是势力尊者的一种化身，它就不可能消灭，所以它终究还会出现，还会得势，就像春、夏过后秋、冬就会到来一样。循环论之所以荒唐，首先就在于它的前提和结论并无必然的关系，又互相取消。而作者的本意，只是借用“三元甲子”说所包裹的循环论，以预言的形式来反对“北拳南革”罢了。
事实上，刘鹗早在1899年就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制止义和团，并且预言，若不这样，必然酿成大祸。庚子事变发生后，刘鹗便以为自己的预言准确灵验而自以为高明。例如他说：“犹记己亥（即1899年）吾厕《国闻报》馆主笔之日，其时义和拳已纷纷于乡野间矣，美其名曰‘兴清灭洋’。吾于报纸力诋其非，一则曰地方官不禁，将成大患；再则曰地方官不禁，将成大患。地方官非惟不禁，且宠异之。卒酿成庚子之祸。此鄙人之言不幸而中之一端也。”（《风潮论》）文中提到的“宠异”义和拳的“地方官”，实质是指毓贤，也就是《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国闻报》则是《天津日日新闻》的前身，刘鹗曾投资这份报纸。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他和刚毅是主张利用义和团围剿天主教堂杀害天主教徒的两个主要官员。庚子事变之后，毓贤被政府处死的原因之一，便是八国联军指责他在山东纵容义和团，虽然毓贤其实又是杀害义和团领袖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的凶手。
《老残游记》第六回曾写到玉贤手下的马队什长叫花胳膊王三，就是“义和团里的小师兄”。这一点，毫无疑问地是刘鹗硬安上去的，因为毓贤任曹州知府是在1890年，而曹州义和团的兴起则最早在1896年。刘鹗之所以要在玉贤手下安排一个欺男霸女的义和团小师兄，又听信他的话而造成冤案，即包含了影射他“宠异”义和团的意味。同时，这样来写则又可以为黄龙子的痛诋“北拳南革”伏下一笔。
黄龙子是以预言的形式来痛诋“北拳南革”，小说所设定的时间因此只能在义和团兴起以前，而申子平由曹州到桃花山的时间，正值玉贤实补曹州知府，也就是1890年，所以他若直接痛诋玉贤纵容义和团，在时间上就会与“预言”相冲突。但是作者却巧妙地借助于一首题为《银鼠谚》的寓言诗，来影射毓贤在1899年以后实际上已做的事。这些事便是指毓贤在山东利用义和团来仇杀天主教徒，盲目排外，即所谓“扶清灭洋”，以及毓贤次年调任山西巡抚，再度仇杀教民，甚至令士兵集体强奸女教徒，致使“亚当孙子，横被摧残”。也由于这个缘故，激怒了西方列强，“四邻震怒”，攻入北京，导致庚子事变。从而迫使慈禧太后的朝廷向西边的太原逃窜，“天眷西顾”。事变后，两个利用义和团的主要官吏刚毅在西逃中死去，而毓贤最终则被处斩。这就是“毙豕殪虎”。“豕”指刚毅，“虎”指毓贤。
为了使这首寓言诗的含义显豁起来，作者还特意让申子平以疑惑的口吻说“其中必有事迹”。黄龙子则叫他“静候数年便会知悉”。而 姑的回答则进一步点明“‘乳虎’就是你们玉太尊，其余你慢慢的揣摩，也是可以知道的”。这就几乎是对读者的提示了。
由此我们可知，刘鹗是把自己在1899年的预言写进了小说。这也是一种纪实和自叙传，并且也把自己治河的成功写进小说，具有同样的自以为高明的意味。而当他写作小说时的中国社会，又正当革命派兴起。他在小说的第一回里就已表露了对革命派的不满，现在则又把他对革命派的看法，一并化为黄龙子的预言。这就构成了“北拳南革”。
总之，桃花山论道的黄龙子仍然是刘鹗的艺术化身。无论是小说中的黄龙子还是现实中的刘鹗，是相互吻合的。我之所以要强调桃花山论道的黄龙子，是因为这个黄龙子和二集中又提到的黄龙子不同。至于严薇青设想第九回出现的黄龙子是影射黄葆年（《老残游记·再版后记》），显然属难以成立的猜测。他似乎并不知道黄葆年这个人根本不谈时事政治，甚至对办报纸这样的事都很鄙薄，告诫弟子们不要陷到这些事里去（《归群草堂语录》）。盛成与严薇青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这里的黄龙子是影射李龙川（《关于〈老残游记〉》，载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中文版，1983年）。然而李龙川死于1885年，他又怎么可能谈论“北拳南革”呢？而其实，刘大绅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说，这里的黄龙子并不影射什么人，只是刘鹗自己（《关于〈老残游记〉》）。他虽没有说明理由，但依据刘鹗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言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则可以证明他的判断不错。
正因为桃花山论道的黄龙子是刘鹗的艺术化身，所以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里，对义和团和革命派的看法，既不公允也很反动。然而，那个时代的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甚至连孙中山，也主张借英国的武力来“剿平”义和团（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而庚子事变以后，记述这次事变的文学作品很多，例如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便也是把刚毅和毓贤利用义和团看作是庚子事变的祸首，并痛诋义和团为妖民作乱，以至招来巨灾。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义和团还无法形成公允的评价，刘鹗自然也不例外。而革命党中，也确乎有些投机分子或同路人，借革命以营私，这可以从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看出来的。而清末小说中，讽刺革命党人为升官发财而革命的作品，不在少数，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就是突出的例证。《老残游记》反对革命党便也是从图“私利”这个角度发议论的。这便也是那时代思潮的一种偏狭观念的反映。
（四）黄患寄慨
申子平在桃花山中听完 姑和黄龙子论道，才去请了刘仁甫一同回城武县。而当申子平去桃花山时，老残则去了东昌府访柳小惠的藏书。藏书没看到，他打算回省城济南，路过齐河县时，正赶上黄河封冻，不能过河，便在客栈里住下。在客栈，老残遇到了在济南时的熟人黄人瑞。他正在河工上任职，也因黄河封冻被阻，住在客栈里。“最难风雨故人来”。黄人瑞遇到了老残，非常高兴，便邀请老残到他的房间里去共进晚餐。席间，黄人瑞又叫来两名妓女翠花和翠环弹唱助兴，其实是为救翠环。
小说从第十二至十四回所设定的场景，便是这个客栈里的四人彻夜谈。以一夜的交谈，来展开故事。而中心题旨则是揭示由于治黄不得法，致使黄灾空前惨厉。这主要是由翠环的身世来表现的。这一部分所设定的时间非常明确，是在1891年的冬季。追述的黄灾则是“前年的事情”，也就是“己丑年的事”，即1889年山东齐东县黄河决口所形成的空前黄灾。
翠环本姓田，齐东县人。她家在齐东县南门外原有二顷多地，在县城里还开了一家杂货铺。但1889年的一场黄灾，使她家破人亡。小说通过翠环之口，详尽叙述了这场黄灾来势的猛烈：往年的黄河决口泛滥，洪水至多不过三尺深，但这年的洪水来势之猛，犹如山崩一样。城外百姓逃往城里，洪水又直冲城下，水深竟超过一丈，有吞没县城之势。为了阻挡城门缝隙漏水，居民连米袋都已用作堵水之物。翠环的父亲被洪水冲没，家中店铺自然也就荡然无存。洪水过后，翠环与母亲、幼弟侥幸存活，讨饭到齐河县。而翠环仅以二十四吊钱卖身为娼，但母亲仍被饿死，仅存一个六岁的幼弟，寄养在旧街坊李五爷家。像翠环这样本属殷实人家的小姐，在一场黄灾之后，命运尚且如此悲惨，其余的平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小说写翠环那样的身世，显然是作为这场黄灾所造成的灾难的缩影。
作者本人当时正在山东治河，亲眼目睹了这场黄灾，自别有一番悲愤在。他在第十三回的评语里写道：“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证诸实在。此两回所写北方妓女，一斑毫厘无爽，推而至于别项，亦可知矣。”换言之，这是纪实。北方妓女翠花、翠环可以是虚构，但是北方的妓女所身受的惨厉命运却是如实写出。以翠环的命运推及其他人，翠环的命运即可以作为代表了。但作者本人既是治黄的专家，有一套治黄的主张，当然也就不满足于这场黄灾造成的结果，而要进一步写出这场黄灾之所以空前惨厉的原因。这个原因是通过治河官员黄人瑞和另一个妓女翠花之口说出来的。于是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安排，看出作者设置这两个人物的用意。
翠花和翠环同是一家妓院的妓女，她也经历了齐东县的这场黄灾。她年龄十七八岁，比翠环大两岁。通过她的亲历和描述，则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概括这场黄灾及其原因，也更多地传达出作者的悲愤。翠花说，这次黄灾所以比以前更加惨厉，在于治河方法上，因为有个江南来的有名的“才子”拿了一本书给庄宫保看，说山东黄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宽河身不可，也就是需要废弃民埝，退守大堤。他的主张一出来，庄宫保身边的那些“候补大人个个说好”。然而，从民埝到大堤有五六里宽，六百里长，总共有十几万家。废除民埝，放宽河身，重新退筑大堤，就意味着牺牲掉这十几万家的生存之地和农田。所谓埝，也就是堤。民埝是平民修的河堤，非官方河工所筑。庄宫保身为山东巡抚，本负有治河守土的责任。对于这样的主张感到担忧，本是理有固然。因为最终是得由他来负责的，所以提出花钱收购民田，迁移人民。翠花说，“谁知道这些总办候补道王八蛋大人”又主张这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恐怕百姓守住民埝，这民埝也就废不掉了。庄宫保无奈，只好同意。于是，这年春天赶修了大堤和一道隔堤。“这两样东西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可怜俺们这小百姓哪里知道呢！”既然废弃民埝，到了夏天河水陡涨，所以这一次的黄灾也就空前惨厉，以至于漂尸满目，几十万人的生命财产，被一朝吞没。而追究其根源，黄水泛滥固然无情，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一次的治河方法更是罪过，成了屠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
作者对此及时下了评语说：“庄勤果慈祥恺悌，齐人至今思之。唯治河一端，不免乖谬，而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举，尤属荒谬之至。惨不忍闻，况目见乎！此作者所以寄泪也。”庄勤果即庄宫保，也就是山东巡抚张曜（字勤果）。显然，作者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但这也并没有妨碍作者如实记载他所犯下的罪过，和对这场空前灾难所应负的责任。而且，也没有妨碍作者借一个妓女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悲愤。在第十四回的评语里，作者又进一步指明：“废济阳以下民埝，是光绪己丑年事。”那时，“作者正奉檄测量东省黄河，目睹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几。”洪水泛滥已与屋顶相齐，灾民只好站在屋顶上。“一日，作者船泊小街子”，亲眼看见屋顶上有八九十口人，便购买了五十斤馒头散发给他们。到了夜里，起了大风雨，一片屋坍声盈耳。天麻麻亮时，风雨停息，“急开船窗视之，仅十余人矣！不禁痛哭”。又说自己“生平有三大伤心事，山东废民埝，是其伤心之一也”。而这个部分的主题和所描写的景象，便是作者的一大伤心事。
黄人瑞这个人物既是河工上的官员，便通过他的叙述来揭破内幕。翠花所不可能知道的那个“才子”，便是候补道员史钧甫。他拿给庄宫保看的书，就是贾让的《治河策》。他的主张也就是贾让《治河策》中的“不与河争地”。庄宫保采纳了他的主张，也筹措了三十万两银子，准备用来收购民田迁移人民，但结果却没有迁。早在小说的第三回里，老残就对庄宫保说：“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而他的治河办法，并不适于山东黄河。老残主张用王景的治河办法，这个办法又是大禹传下来的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刘鹗曾写了《治河七说》，同主张“不与河争地”的施少卿（即小说中的史钧甫）一班幕僚争辩，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办法，而提出自己的主张“束水攻沙”。但张曜最终还是采纳了施少卿的办法，而没有采纳刘鹗的办法。在小说中，尽管没有让老残和庄宫保的幕僚面对面地争议，但作者对“不与河争地”这个主张的反驳，和自己的治河主张既已写明，而“不与河争地”所造成的恶果也已暴露无遗，则他的一大伤心事和悲愤，也就借小说的形式完全吐露了。
总起来说，治理黄河与黄灾这个主题，从第一回以寓言的形式写起，到第十四回，作者本人的治黄经历，也就大体写完了。而从第一回到十四回，也正是《老残游记》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于此可见，刘鹗拿起笔来写这部小说时，不只有意运用自己的经历来作自叙传式的小说，而且是以治理黄河的经历作为中心事件和基本构架的。
在这一部分，围绕着对黄灾的描述和感慨，还埋下了两个重要的伏笔，作为小说继续写下去的情节发端。从良家女沦落为娼家妇，只有十五六岁的翠环已是欲死不能，欲活不得。六岁的幼弟要她抚养，她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按照中国的传统，她的幼弟是她们田家独存的根苗，接续香火的唯一希望。她自己无论受怎样不堪的凌辱，也得咬牙活下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她活下去的唯一能够维持生计的手段，只有卖身。然而，鸨母因为赌输了钱，除了靠虐待以迫使她挣钱，还打算把她转卖给以酷虐著名的另一个娼家蒯二秃子。只要一天拉不到客，就会有火筷子烙身的酷刑等待她。黄人瑞有心为她赎身，但因有官职在身，不便以自己的名义出面，于是请老残这位“方外”的义士来搭救她。同情于翠环悲惨的命运，老残慷慨承诺，愿意为她赎身，然后再为她择配。但后来，黄人瑞玩弄了一个善意的手腕，导演了一场使老残意外的婚礼，使翠环成为老残的小妾。像这样的事，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自然无甚可取，但在那个时代和特定环境下，还算得上一桩义举，因为这毕竟使翠环脱离了妓女生涯，也使她的幼弟有了依靠。有意味的是，小说很注意暗示翠环忍辱负重的性格和良知的闪烁，虽身为妓女，但并未泯灭羞耻心。小说写她对于文人才子的观察和对诗的见解，别具只眼又表述得那般直率和切中时弊。她说她所遇到的文人才子所作的诗，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自命才高而世人莫识，一类是自作多情而其实只是造作。总之，她说：“我想，作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是造些谣言罢了。”（第十三回）
这里其实又是在传达刘鹗的两个重要观点，而这两个观点又都与太谷学派的教义有关。孟子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李龙川讲有三种人是教不好的，这就是“考州县、开钱店、吸鸦片”的人（《龙川夫子年谱》）。考州县、开钱店，是指一心想升官发财。但是强盗、妓女却多半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比起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来，反倒是良心未泯，所以可教。翠环就是这样的良心未泯而不得已为娼的妓女。老残要帮她脱离娼家而“从良”，黄人瑞又劝老残出来当官，翠花说：“环妹由此从良，铁老由此做官”，实在可喜可贺。然而老残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依你说来，她却从良，我却从贱了！”（第十五回）
当官，在世俗观念里是令人羡慕的；娼妓，在世俗观念里是卑贱的。但在刘鹗和太谷学派的观念中，当官比娼妓还要下贱，所以老残有如是不无刻薄的说法。这个观念，在《老残游记》的二集里，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展开。然而，清末官场的腐败和普遍存在的无耻，也正是那个时代较为正直的文人鄙视它、谴责它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地方，《老残游记》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最为典型的谴责小说，有共同处。清末的官场腐败，所造成的结果，其实也只能如此地令这些作家对它失去信心。
而翠环所传达的对于诗的看法，也正是刘鹗对诗的见解。太谷学派中不少人能写诗，主张写诗应发自“性情之自然”。刘鹗也是如此。他作诗从不刻意求工，而是随“兴之所至，任意咏歌”（《铁云诗存》）。因为持这种见解，自然也就有了翠环那样对中国诗坛风气的批评。质言之，作者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诗学见解和对中国诗坛风气的看法，注入了地位卑贱，然而又是肯定性的人物翠环。
黄人瑞引老残同自己作彻夜谈的一个诱饵，是一桩人命案。但小说总使他引而不发，作为一个悬念，直到小说写完了黄河泛滥这个主题，便由老残的追问，再回到这个悬念上来。但我们知道，《老残游记》第十五回的创作，距离前十四回的创作，相隔了两年的时间。待到续写时，便被铺展为一侦探故事。
（五）方外高人和“福尔摩斯”
紧接着第十四回的伏线，小说第十五至二十回，是一个侦破十三条人命案的侦探故事。地点仍以山东齐河县为中心。
这个人命案的情节很简单。在齐河县东北方有个齐东村。村里有贾、魏两亲家。魏谦的独生女是贾老翁的大儿媳。贾老大在去年八月十三日病死。魏谦怕女儿寂寞，就常常接她回娘家住上个十天半月。贾老翁有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又精明干练，家中大小事情都由她做主。所以村民送她个诨名叫贾探春。贾探春年方十九，还没有婆家。不过，邻村的吴二浪子曾向贾老翁求过亲。这吴二浪子虽然一表人材，伶牙俐齿，但因为在乡下早已偷上了好几个女人，又好赌，所以贾老翁不肯允亲。但吴二浪子又因为同贾家是老亲，所以仍然来往密切。到了今年的八月十三日，正是贾老大周年忌日。贾家请了和尚来家念经，超度亡灵。佛事完毕，魏谦就把女儿贾魏氏接回家去住了。殊不料，当天下午就听说贾家全家丧命。魏家父女慌忙赶到贾家，才知道一共死了十三口人，唯有贾探春没死。
第二天，齐河县令王子谨带了仵作来查验。验尸的结果发现死者无一受伤，而且尸体既不发硬，也不显青紫色，既不是杀伤，也不像服毒死亡。王子谨破不了这个无头案，准备请庄宫保派官员来会查。正在这时，贾探春和贾家刚由族中公议推选的过继儿子贾干派人到县衙门投诉，说已发现那十三条人命是因贾魏氏与人通奸，把毒药砒霜放在月饼里谋害的。这么一来，这桩人命案也就成了通奸谋杀案。
王子谨当即审理，才知道魏谦曾在十二日送过月饼给贾家作为中秋节的礼物。这月饼是在四美斋定做的，可是月饼馅子却是魏家做好了送去的。由于这个原因，王子谨只好把魏家父女收监待查。由于投诉的原告追得紧，王子谨只好上报庄宫保派官员来会审。不料，派来的官员竟是刚弼。
王子谨因为参与过验尸，并未看出死者有中毒致死的痕迹。而且，即使是因吃月饼中毒，也不至于十三个人同时吃；即使是十三个人同时吃，也还会有中毒的轻重之别，不至于全死。所以，他并不相信贾魏氏会是凶手。
刚弼这人以“清廉”自许。他一来就严刑逼供，把魏家父女拶得晕绝过去。但这父女俩不承认是凶手。可是魏家的管家是个愚忠的老实人。他看魏家父女遭了这样的冤枉官司，于心不忍，就拿了一千两银票交给胡举人，请他到刚弼那里通融说情。刚弼很客气地接见了胡举人，但他玩了一个花招。他对胡举人说，一千两银子太少了。若按一条人命一千两算，十三条人命该是一万三千两。现在减半价，以每条人命五百两算，魏家应出六千五百两。假如贾家同意，无须立即交付银子，只要立个字据，明天就可以结案。胡举人不知是计，还以为刚弼同意结案了呢，就兴冲冲地告诉管家。管家也信以为真，就签了字据。
不料第二天升堂，刚弼就以魏家管家的字据，作为他已承认魏家父女毒杀贾家十三条人命的证据，又严刑逼迫魏家父女承认罪状。这父女俩极口呼冤，刚弼只是不睬。无奈，贾魏氏在严刑之下实在难熬，又不忍心老父受刑，只好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因姑嫂不和，有心谋害贾探春，不意竟毒杀了十三个人。刚弼得了这个口供，仍不罢休，还要她承认有意谋害贾老翁，承认其父魏谦是同案犯，还要她交代奸夫。
王子谨明知贾魏氏是屈打成招，但也没法可想，气得要命，却又不敢开口。这是什么缘故呢？
以上的案情，都是黄人瑞在客栈里告诉老残的。讲到一半的时候，客栈失火。小说安排了王子谨来勘查失火现场，使老残和王子谨得以会面。黄人瑞对王子谨说，要解决这桩人命案，须得请老残写封信给庄宫保，派白子寿来才行。只有白子寿才能镇得住刚弼。这就有点奇怪了，难道黄人瑞和王子谨就不能写信么？原来，这里面还藏有官场奥秘。黄人瑞又对王子谨说：“我们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按指刚弼）的。补翁是方外人，无须忌讳。”王子谨听了，非常欢喜，说：“贾魏氏活该有救星了！好极！好极！”这可就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这些官员其实是沉浸在官场利害网中，即使明知贾魏氏落入冤狱，有心救她，可是因为自己的患得患失，不但不敢与刚弼就事实真相相争辩，连封向上级官员反映真相的信都不敢写。设若没有老残这个“方外”的“救星”，他们势必只会眼睁睁地看着一场冤狱冤沉海底而不敢开口了。尽管不忍心，但结果却仍然是官官相护。像这些地方，作者的观察和讽刺，都是相当周密而微妙的。并且，这种官场心理的描写，又恰好与在曹州玉贤统治下的平民受冤，而因明白官官相护，无从上告，相呼应起来。
官场既如此被利害关系网所牢牢束缚，无怪乎老残要说，当官比妓女还要下贱。从而，老残这个“方外”的“救星”角色，也就由黄人瑞和王子谨的交谈中，确定了下来。
老残当仁不让，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差人立即送给庄宫保。第二天，庄宫保的回信就来了。老残带着回信，来到县衙门时，公堂上正在审案。刚弼以大刑相威胁，勒逼贾魏氏供出奸夫，要坐实她通奸谋杀的罪名。如果不供，那她父亲的命也就难保。贾魏氏不屈，既然并无奸夫，实在无从捏造。刚弼大怒，又要动刑。老残忍无可忍，怒冲公堂，责问刚弼：“用重刑责打老翁弱女，是何居心？”王子谨看见老残闯公堂，连忙站起身打招呼，口称“补翁”。刚弼正要发作，一看王子谨对老残这般尊敬的样子，以为老残一定有“来历”，也就软下来了。
老残把庄宫保的信交给王子谨。那信上命令把魏家父女俩取保释放，等白子寿来再审。王子谨立即执行。刚弼因此反而敢怒不敢言了。
至刚弼从首席审判官的位置上撤下，是侦探故事的第一阶段。很显然，老残之所以敢于闯公堂，以至扳倒刚弼，都凭借着庄宫保的信。而老残之所以能给庄宫保写信，则又依赖于庄宫保对他的器重和信赖。至于束缚在官场利害网里而不敢出面主持正义的黄人瑞和王子谨，则依赖于“方外”的“救星”老残。而庄宫保之所以能做出明智的抉择，又因为老残那封详细的信。没有老残的信，他仍将被蒙在鼓里不知下情。所以老残果然是“救星”。即使庄宫保，也属有待于老残的指教。老残在曹州时，也曾写信给庄宫保，要他撤掉玉贤这个酷吏，可惜一直没有下文。到了小说的第十九回，才把这个谜揭开。
老残问巡抚衙门的内文案姚云松，庄宫保为何不撤玉贤？姚云松回答说，因为宫保刚保举了他，岂有刚保举就撤下来的道理。又说：“天下督抚谁不护短？这宫保已经是难得的了。”这便意味着，即使“难得”的庄宫保，也还是有天下督抚的通病，要“护短”的。老残仍不放松，又直接问庄宫保。他的回答与姚云松如出一辙，说刚保举，就撤下来，“似非对君父之道”。可见，即使被玉贤冤枉的平民上告到庄宫保这里，也是枉然。这是对“官官相护”的又一证明。只是护谁与不护谁，因人而施，表现不一罢了。所以老残便对他说，“救民即所以报君”，撤掉玉贤则是应该的。可是庄宫保并不予理睬。
当官应以“救民”为宗旨，这是老残对庄宫保的教导，他也这么教导过申东造。正是依据这一基本价值尺度，小说愤怒谴责了玉贤那样的酷吏，微讽了庄宫保、黄人瑞、王子谨这些官吏陷溺于官场利害网而患得患失的心理，同时也愤怒谴责了刚弼这样的“清官”。作者在第十六回的评语里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自目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这里所谓“清官”，实质是“清廉”的酷吏。不过玉贤是只顾自己的官场前程，一味在上司面前讨好而“杀民如杀贼”。刚弼则是一个理学化的清官。小说着意暗示了这一点。例如，刚弼见了庄宫保的信后，当即要检点行李回济南。王子谨怕他回济南后在庄宫保面前说坏话，就劝他不要走，说：你这一走，“岂不是同宫保怄气吗？恐不合你主敬存诚的道理。”这主敬存诚便是理学的要义。所谓“以理杀人”，就是指这个。在桃花山论道里，已经揭发理学主敬存诚的虚伪和扼杀人情。在这里，则进一步揭露它在政治上的以理杀人。由于刚弼是理学化的清官，所以总是自以为清廉，把别人都视为贪图利欲的恶人，必置诸死地而后快。在现实生活中，徐桐、李秉衡就是这样的官吏。徐桐是清末大学士，著名的理学家和顽固派。李秉衡号称“北直廉吏第一”而受到张之洞的举荐。这人于1894年升任山东巡抚，重用毓贤，真正“刚愎自用”，草菅人命，故又有李二铜锤这个诨名。在小说里，作者安排了刚弼是“吕谏堂的门生，专学他老师，清廉得格登登的”（第十五回）。这吕谏堂便影射李秉衡，所以刚弼便有一套“主敬存诚的道理”，以清廉自许而刚愎自用。
有人说，这刚弼是影射刚毅（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但事实明显不合。质言之，作者是有心把刚弼作为一代理学化清官，诸如徐桐、李秉衡的典型来塑造。这在小说的行文和评语里都已暗示出来了。
与刚弼不同，白子寿由于“就事论事，细意推求”，便很快弄清了魏家父女确实冤枉。月饼馅子确实是魏家做好后送到四美斋加工的，但四美斋的工匠尝过，并未中毒。贾家尚存没吃的月饼，与残存的有毒的月饼一比较，发现砒霜是在十三人死后加在月饼里的。因此，魏家显然无罪。问题反而很可能出在报案人身上。报案人就是那位又漂亮又能干的贾探春。
但对于整个案件来说，弄清这一点，仅仅是案件的前半截。要弄清更难以查明的后半截，白子寿却无能为力，要请老残这位“福尔摩斯”了。原来，尽管白子寿人品学问早已得到公认，但他还是自认不如老残，说老残“是肝胆男子，学问极其渊博，性情又极其平易”（第十八回）。小说很巧妙地借白子寿之口来表达他对老残的概括和崇拜，这一方面倒是很符合整部小说对老残的描绘，另一方面则我们不难想到，这其实带有作者的自我评价的意味。
老残当仁不让，当起福尔摩斯来。他找了一个精明的助手许亮，就像福尔摩斯有个精明的助手华生那样。老残估计，那十三条人命是因服毒所致，但这毒药却一定不寻常，所以他派许亮去齐东村调查，自己则前往省城济南，调查有无让人服了看不出痕迹的毒药。但他请教了既通西医又通化学的外国神甫，结果却一无所获。他又折回齐东村，摇着串铃暗中察访。正巧魏谦要请医生为女儿贾魏氏治伤。老残为贾魏氏治好了伤，又从魏谦那里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原来贾探春早就和吴二浪子勾搭上了。王二亲眼看见是吴二浪子把毒药倒进了贾家的面锅，结果贾家便死了十三口人。至于是什么毒药，则不知道。这时许亮查明吴二浪子在济南和妓女小银子打得火热，白天则和些不三不四的人聚赌。
老残一面让许亮潜入土娼家，结识另一个妓女小金子，和吴二浪子搞熟。又请历城县派差人协助破案。结果许亮查明，吴二浪子用的是一种叫“千日醉”的药水，醉倒了贾家十三口人。这十三口人其实并没有死，但解药却只有住在泰山里玄珠洞道士青龙子有。于是老残进入泰山找到青龙子，取来解药“返魂香”，把那十三个人熏醒。贾、魏两家对老残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又是赠物又是送钱，但老残一概不要，而是悄悄回到齐河县城。在客栈里恰逢德慧生，又知吴二浪子已判了三年监禁，便带上由翠环改名为环翠的小妾，同德慧生相伴回江南去了。
从小说艺术上讲，由前十四回的自叙传式的纪实，转为后六回的侦探故事，前后风格的差别就很不小。而这个侦探故事，写到最后却又是“千日醉”“返魂香”这一类半神话式的虚幻结局。这一切都不能不说是败笔。但是，通过这个侦探故事，则又很现实地暴露出清末官场利害网的内幕，和对理学化清官的批判。这一切则又体现出作者观察的细密。但这个侦探故事所要表现的中心人物则是老残。作者赋予他在品格和才能上高于所有的其他人物，也比其他的人物更有见识更勇于承担教导和拯救的责任。而且，尽管这个方外的高人这一回承担的是“福尔摩斯”角色，但他体现的却是主张以救民为宗旨和求实的分析精神，甚至表现出对整个官场能力的不信任。没有老残这个方外高人，冤案便无法避免。而这个官场又根本没有“救民”的意愿。尽管老残不断地出入官场，但却是方外人，在精神上与这个官场泾渭分明。从这一点上看，在《老残游记》初集中，老残的性格和精神特征仍然是一致的。作者所赋予他的便是一个得道的方外高人和救民者的形象。这也正是作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