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老残游记》的创作和版本

刘鹗既不是职业小说家，怎么会写起小说来的呢？

刘大绅曾经提供过一个情况，来说明其父刘鹗最初的创作缘起：刘鹗的朋友连梦青，因受沈荩案件的牵连而被通缉，只身逃到上海，生活无着。刘鹗要资助他，可是他性格孤介，不肯受人资助，而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办《绣像小说》杂志，连梦青便写小说投稿，以换取稿酬谋生。这部小说便是连载于《绣像小说》杂志上的《邻女语》。刘鹗既知道他性格孤介，又知他写小说卖钱，自己也就写了《老残游记》的一部分稿子，赠送给他去换稿酬。连梦青这一次不便推却，于是他也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并且约定，对原稿一个字也不许改动。这样《老残游记》也就出现在《绣像小说》杂志上了，而作者署名则是“洪都百炼生”。刘鹗起先赠送给连梦青的稿子，只是小说的前三四回。它既已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刘鹗也便在实业活动的余暇，于每晚回家后写上几页，第二天早晨即派人送给连梦青，再由连梦青去投稿，所以刘鹗不但从未“着意经营”，也没有复看修改过（《关于〈老残游记〉》）。

那时候，连梦青向《绣像小说》投稿，每千字可得五元钱的稿酬。这个数字符合当时的稿酬水准。清末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创作繁荣起来了。而上海又是个商业大都会，小说的版权和稿酬制度，也随着近代化的商业观念和制度的出现而形成。当时的小说稿酬就国内生活水平而言，还是比较高的，每千字三元、五元或八元不等，最高的达到十元。相比较而言，可知当时的稿酬水准，已足以维持职业小说家蛮不错的生活。注意到这个情况，则刘鹗以小说稿酬来资助朋友，也还是有时代根据的。

连梦青确实是刘鹗的好友，也确实受到沈荩案件的牵连。他因被清政府通缉而潜往上海，以“忧患余生”署名的小说《邻女语》，连载于《绣像小说》第六号至第十号、第十三号，以及第十五至第二十号。这部小说写到庚子事变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烧杀掳掠，慈禧太后西逃，京官多携眷南逃或做顺民。这时唯有江苏丹徒的青年豪杰金不磨奋身孤往京城纾难。这个金不磨很像刘鹗。沈荩和连梦青、刘鹗都是朋友。戊戌政变后，他曾参加由唐才常组织的反慈禧太后的自立军，并任右军统领。自立军失败后，他潜往北京、天津活动，并任上海《时报》驻京记者，活动于新闻界。他也爱好古文物，有金石癖。刘鹗的诗《沈虞希以采芝所绘兰花嘱题》中所说沈虞希，和《梦中作》一诗中所说“辛丑三月初五夜间，梦在伊犁为沈君设祖帐”之“沈少微”，就是指沈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连梦青在天津《大公报》任编辑时，沈荩来到天津，把他所获悉的中俄密约的内容告诉了连梦青和方药雨。方药雨是《天津日日新闻》的主编，便将它作为独家新闻在报纸上公开披露。慈禧太后为此大为震怒，捉拿沈荩，通缉同案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二十五日沈荩在北京被捕，被杖刑活活打死。这就是清末哄动全国的沈荩案。连梦青因与此案有关，故匆匆潜往上海（参见《英敛之日记》）。

刘鹗并不是职业小说家，也无意于以小说成名。他也很不愿意让外界知道这部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评论界确定《老残游记》的作者是刘鹗，时间已是刘鹗早已逝世后的20世纪20年代初了。这里需要对这部小说的成稿和发表简要介绍如下：

这部小说由初集、二集、外编三部分组成。初集二十回，已是一部完整的小说了。第二十回回末没有“且听下回分解”字样，这是小说已经写完的标志。而小说的情节到此也可以结束了。但后来刘鹗又继续写下去，并声明这是《老残游记》二集（二集《自序》）。有了这个二集，那么前二十回便被称之为初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二集，只有九回。第九回的回末写道：“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也就是说，二集没有写完。但究竟是作者只写了这九回就不再写了，还是九回以后的书散佚了，这是一个问题。据刘鹗的儿子刘大绅说，二集共写了十四回（《关于〈老残游记〉》），不过第九回以后的书稿，至今没人见到过。至于外编，只是残稿，计有手稿十六页，缺第三页，今存十五页，共计四千七百二十八字，而且内容与二集不衔接，但又仍以“老残”为主角，所以称之为《老残游记》外编。

初集最初连载于《绣像小说》半月刊第九号到第十八号，时间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即公元1903年9月21日至1904年1月31日，作者署名“洪都百炼生”。只连载了第一至第十三回便终止了。终止的原因是，《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改动了刘鹗原稿第十回的后半回，又整个儿删除原稿的第十一回，并把原稿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回依次提前一回发表。李伯元违背了原协议，故连梦青停止交稿，而写作也因此中断。

1905年，刘鹗应《天津日日新闻》主持人方药雨的要求，继续写作《老残游记》初集。他把被李伯元改动过的原第十回后半回再改回来，又补写了第十一回，再续写了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又写了初集的自序。这样初集便完全告成，并且从第一回起到第二十回，逐日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连载。时间在1906年。

初集连载完后，即有《天津日日新闻》的剪报本出现。阿英藏有这个本子的第一至第十回和自序，一册。虽然不是全书，但很重要，因为《天津日日新闻》已散佚，研究者们没有见到过连载初集的原报纸。有了这个剪报本，便可以确定初集确实是连同自序和从第一回开始连载的（阿英《小说二谈·〈老残游记〉版本考》）。

初集最早刊行的单行本，是天津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线装本。全书分装两册。上册从第一回至第十二回，下册从第十三回至第二十回。题洪都百炼生撰，但未注明出版年月。

以后，重要的版本有上海神州日报馆于1907年出版的铅印本，全二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初版铅印本，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作序。这是一个校勘较精的版本，至1934年已重印十版。整个清末民初时期，《老残游记》得以一印再印，有好几十种版本，兹不多举。但其中也有伪作。如上海百新公司1916年版《刘氏原本老残游记》，分上下两编，上编第一至二十章，是刘鹗原作。下编第二十一至四十章，是伪作。这个版本也曾一再印行。

1949年后，《老残游记》也多次印行，主要的版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老残游记》，收入初集和二集六回，陈翔鹤校，戴鸿森注。1982年该社又出了新版横排本，增收二集的第七至第九回。至1983年已第三次印刷，印数达六十八万一千册。

另一种版本是山东齐鲁书社1981年版《老残游记》，收初集、二集九回和外编残稿，并收入刘鹗的自序和自评，以及刘鹗像等九幅图版。由严薇青校注，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刊本。1985年第二次印刷，印数则达二十二万册。

《老残游记》二集包括作者自序一篇和正文九回，写于1907年上半年。最初连载于《天津日日新闻》，时间在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至十月初六日，即公元1907年8月18日至11月11日。

1929年，刘鹗的儿子刘大经在整理《天津日日新闻》报馆库存时，发现了二集九回的剪报本。刘鹗的另一个儿子刘大绅又令自己的儿子刘蕙孙和刘厚泽抄录一份副本。这个剪报本后来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第六至第十四期上再度连载了自序和第一至第四回。时间是1934年6月至10月。二集自序署名“鸿都百炼生”（注意初集署名是“洪都百炼生”）。1935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老残游记二集》，收入二集自序及正文第一至第六回，题刘铁云遗著。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老残游记》作为附录收入的二集六回，便是依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单行本重排的。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魏绍昌编《老残游记资料》一书。该书据刘蕙孙和刘厚泽所提供的二集剪报本的手抄副本，收入其中的第七至第九回。这部分也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老残游记》新版横排本所附二集新增的第七至第九回的来源。1976年，日本清末小说研究者樽本照雄，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发现所藏《老残游记》二集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时的剪报本，并撰文介绍，进一步查证了二集自序和九回初刊连载的日期。

至于外编残稿，作者生前并未公开发表过。它的最初出现，在1929年，由刘蕙孙在天津勤艺里旧宅书箱中发现。魏绍昌编《〈老残游记〉资料》收入了这个外编，这也是外编的首次刊行。齐鲁书社版严薇青校注《老残游记》所附录的外编残稿，便是据此收入。

外编残稿在作者生前既未发表过，而刘鹗的后人在发现它以前也未见到过，那么它写于何时呢？对此，研究者们有争议。时萌认为外编的写作应当早于二集，时在光绪乙巳年（1905年）冬月（《老残游记外编残稿写作年代考》载《光明日报》1983年3月15日《文学遗产》）。樽本照雄不同意时萌的推断，认为他忽视了外编残稿所反映的作者经历和时代背景。樽本照雄推断外编残稿的写作应在二集的写作之后，时间应是1907年上半年（《关于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年代》，载同上，4月12日）。刘蕙孙也不同意时萌的推断，肯定外编残稿写于二集之后。他依据外编残稿写到北京巡警和袁世凯已成为“宫保”，并查考了北京出现巡警和袁世凯得宫保衔的时间，推断外编当写于1907年9月5日至11月间（《关于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年代问题》，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中文版，1983年）。张纯则主要依据袁世凯被实授军机大臣和宫保衔的时间，推断外编写作的时间上限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下限为1907年9月4日（《关于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写作时间》，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

据考，清末设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的时间是1906年1月，而并非刘蕙孙所说的1907年，但外编也不可能写于1907年9月4日之后。外编仅有四千多字，且与二集并不衔接，分明是另起炉灶。我们设定它写于1907年上半年或稍迟一点，不妨碍对作品的理解，也不至于与时代背景相悖。但对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继续查考讨论。

应该看到，刘鹗的写作能力很强，《老残游记》初集第十一回、第十五回和第十六回都是在办海北精盐公司时住在东北奉天南门客栈里所写。而作者当时正为盐务碰壁搞得焦头烂额，住在客栈里等车回北京的时候。在白天通常是应酬交际不断，夜深人静独处时，他便能伸笔展纸写将起来了。从现存的四册刘鹗日记，我们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他被千头万绪的事务和交际、交涉所缠缚。但每当一人独处，通常是夜晚时，或识甲骨，或临碑帖，或观摩字画器物，或写各种题跋，其中也可能是写小说。他果然是个“学道”之人，动静相谐，从容不迫，于错综纷繁的应物处世之中，随时能得 然出世的移情之乐。这是很难用现代小说家的一般写作习惯来衡量的。他并不一定非得有个完整的时间、安定的环境以及适当的心境才能写作。他随时能够平心静气犹如直入大定，抽空来写上几页，甚至整整一回书。注意到刘鹗的以上特点，对于了解刘鹗这个人来说，似乎更为重要。

归结起来说，《老残游记》是刘鹗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写成的。从1903年至1907年，大体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前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03年写作了初集第一回至第十四回，并在《绣像小说》上连载，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在1905年改回被李伯元改动过的第十回后半回，补写第十一回，并续写完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完成初集和初集自序。第三个时期即1907年，写作二集和外编残稿，包括二集自序。

然而，《老残游记》创作的最初动机虽然是为资助朋友，但并不妨碍作者在具体的创作中有自己的创作意图。这个意图只有通过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才能看得出来。同时，由于作者为自己的小说写了自序和一些回评，这些材料代表着作者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因而可以作为提示。尤其是对作者的生平、思想、业绩有所了解，则有助于我们由人到文，由文到人互相参比以获得对作品的解释。

这是一部不同于《红楼梦》那样的小说，它没有前后一贯的情节推进线索，而是由若干相互独立的情节单元所构成，这些情节单元也可以说是短篇小说，因而《老残游记》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却是由若干短篇连缀而成，而连缀的方式，则主要是通过“老残”这个游历者来承上启下。尽管作者似乎是不甚经意地“信手”写来，但写什么和怎么写总得是意在笔先的。写小说不可能像吟抒情小诗那样脱口而成，因为它必须以情节即故事、人物和场景来表现，要受作者意图的支配。而这些意图又熔铸在情节中。由于《老残游记》艺术结构的上述特点，因此需要将它划分为相应的情节单元来鉴赏和读解。这些情节单元各有自己的主题，因而整部小说是多主题的。它可以这样来划分（这里的情节单元划分借鉴了樽本照雄那篇杰出的论文《试论老残游记》中的段落划分。主题概括方面我只是把他的“山中辩论”换为“桃花山论道”，把他的“尼庵逸云”换为“泰山证禅”，把他的“下阴曹的故事”换为“阴曹设教”）：

初集：

第一回，寓言：自传和自辩。

第二至七回，山东游历和官场批判。

第八至十一回，桃花山论道。

第十二至十四回，黄患寄慨。

第十五至二十回，方外高人与福尔摩斯。

二集：

第一至六回，泰山证禅。

第七至九回，阴曹设教。

外编残稿。

但尽管这部小说是多主题的，然而在内在的思想信仰上仍然具有一贯性。这便主要是作者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以及多侧面的引申。《老残游记》所包含的思想信仰之所以迄今难以把握和解释，甚至产生许多离奇的曲解和独断性的评论，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在对这个学派的教义缺乏直接了解的前提下，《老残游记》的某些语言和章节的含义就会显得难以索解。前文已经提到过，这是因为太谷学派是持“三教由来是一家”这个基本观念的；由于持这个观念，原有的儒家经典的一些词句，到了太谷学派这里就有了新的含义了。举一个常见的对理解《老残游记》直接相关的例子也许就容易理解了。

例如，我们一般都认为孟子是持“性善”论的。这里的“善”是“善恶之善”的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善的，但太谷学派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说这个“善”字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之善，而是“情”的意思：“性善即是性情”（《归群草堂语录》）。这可以说是太谷学派的特殊理解。至于这样的理解是否合乎孟子原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知道，这个学派与清朝的官方哲学即程朱理学不同，他们是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情感的。而“宋儒”即程朱理学则是不近人情地要否定、取消人的情感。由于这种在人性论的根本观点的不同，所以太谷学派与宋儒即清朝的官方哲学有对立的倾向。他们是：“宋儒谈理吾谈欲，宋儒谈性吾谈情”（同上）。宋儒谈理，也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而所谓“天理”，也就是性本善的“性”。它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一套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和封建等级规范。但太谷学派则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和情感就是天理人性，而《周易》、孔子、孟子的“心传”，后世的儒家们都不懂。真正懂得这个奥秘的，“莫如六祖”（同上）。六祖也就是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和尚。禅宗是一种很特别的佛教。剥开它的宗教外壳，实质上是一套“明心见性”的人生智慧。它反对一般佛教的坐禅、念经，也不认为天堂、地狱为实际存在，而只是存在于人心中。它主张“劈柴担水”，即在实际事务中磨砺，从而获得顿悟。它没有严格的戒律，而是把吃饭穿衣男女之情看作都可以悟禅的途径。电影《少林寺》中有一句话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实也是从禅宗经书中来，它典型概括了禅宗的处世态度。刘鹗的《老残游记》二集，便很形象地表现了禅宗的要领。

不过太谷学派只是在心性论方面属禅宗，他们又反对出家当和尚。在形迹上，他们是入世的。这叫作“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观海山房追随录》）。周太谷临终前，就嘱咐弟子要“大隐朝市”，即隐居于朝廷城市，而不是隐居山林，否则“道”就会废了。要他们“学孟子”那种入世精神，一往无前宁折不弯（《白石山房文钞》卷二阙题文十三）。张积中就是这种典型。他们也当官，但有一套特殊当法，这就是“大隐”。而所谓“大隐”，本来就是来自道教和禅宗相结合的著名道经《悟真篇》。也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太谷学派中人都是以入世救民的方外高人自居。严薇青校注本《老残游记》的“前言”里说，刘鹗和太谷学派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不是什么三教合一”。很显然，这不符合实际，因为这个学派的大量遗书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按严薇青的说法来读《老残游记》，有些内容就难以解释了。与严薇青看法相反的意见，也需要提及。例如任访秋认为“刘鹗在政治思想及倾向上，可以说是典型的洋务派”，如果“认为刘鹗为维新派，这是错误的。”根据何在呢？在于“维新派是反程朱”而“尊陆王的”。因为“刘鹗反程朱，但不信奉陆王”，而是信奉“太谷教”——合儒释道三教于一炉的一种教派，所以刘鹗就不属维新派而属洋务派，而且这个教派不仅是反民主，而且是反科学的”。（《刘鹗及其〈老残游记〉》）任访秋先生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太谷学派就是反程朱理学而推崇王阳明心学的。他们本来就在心性论上属禅宗，而王阳明恰恰是把儒家格物致知禅宗化的人，他们就很自然地会推崇王阳明。张积中就曾为王阳明辩护，说李刚主、颜习斋一班儒生“以攻佛之见而转攻阳明，嘻，昧亦甚矣。”因王阳明的“致良知”也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所以他说：“至唐慧能而见性之说彰，孔、孟而后千有余年，致知之旨赖佛法以显。”而这一点，是“后儒”们所不懂的（《白石山房文钞》卷二《松园讲学图序》）。刘鹗所信奉的太谷学派既然也推崇王阳明，那么若依据任访秋先生的标准，岂不是应当不属“洋务派”而属“维新派”了吗？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直接了解，而以意为之，结果便使得自己的前提和推论导向了自己结论的反面。

刘鹗的《老残游记》是我们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首先便要能够入乎其内，真实地了解和弄懂，才能出乎其外，有所鉴赏和批评，否则它就会不属于我们的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