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卫生文化

人类生存最本真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健康地活着并繁衍不息，因此维护和延续生命是人类的第一要义。人类的卫生文明就是基于这种最本真的意义上萌芽、生发，从赤身裸体、茹毛饮血到衣物蔽体、取火熟食，从露宿野处、两性杂合到筑巢建屋、婚配有伦，不断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局面，使人类从野蛮逐步迈向文明。

一、用火、水井与饮食卫生

人类最早的饮食是取自天然，采摘野果，茹毛饮血，仅图果腹而已，不但饮食卫生难以保证，而且极易伤及牙齿、肠胃，造成病菌入侵，给人类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民以食为天，谷气的生化为人类后天生命之源，人类卫生文明的最重要体现就是饮食的进步。在人类饮食历史上，火的使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人类对火的崇拜不亚于仰视日月。火的甲骨文字形 ，小篆字形 ，均是燃烧的火焰之形。火能带来光明。光，甲骨文字形 ，金文字形 ，小篆字形 ，是个会意字，从火，火下面是一个屈膝下跪的人的形象。很明显，这其中蕴含着人类对火的崇拜。人类对火的认识是源于自然界的火，如雷击、山火等。之后，慢慢学会利用自然火，并设法保存火种不灭。但真正使人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则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人类具有了掌控火这种自然力的能力。我们的祖先究竟从何时开始使用火，现在已无从得知。有学者认为至少在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元谋人遗址化石地层中的灰烬和炭屑等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用火的遗迹 ^[18] 。大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明了“人工取火”，摆脱了长期保持“火种”的限制，使人类的分布面和生活面都扩大了起来 ^[19] 。我国古籍中也有关于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管子·轻重戊》载：“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些记载，皆凸显了人工取火用以熟食、利于生民之功，而“天下化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等的记载亦可见当时取火之法广为传播、世人欢欣之盛景。人类学会了人工取火，用以烧煮食物、御寒取暖、照明去湿，大大提高了生存质量，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另外，水火相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晓水对人体的重要性，认识到劣质水对人体的危害。为提高饮用水质量，先民们采用凿井以汲取洁净水的方法。考古发现，我国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人工水井。考察各文化中出土的人工水井，史前时期主要有以下形制。

1.木构方形浅井

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修筑方法为挖井前先向地面打入四排木桩，组成一方形桩木墙，然后将桩内的泥土挖去，直到见水为止。为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又在方排桩内放一个方木框。竖井边长约2m，深1.35m。根据井沿四周遗留的栅栏、苇席残片，当时可能盖有简易的井亭，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井。

2.圆形（椭圆形）竖穴浅井

太湖流域的江苏吴县澄湖遗址、上海松江汤庙村遗址发现了属于崧泽文化数以百计的这类井。以汤庙村的水井为例，井深约2m，口径0.70m。井内有竹编器残片，推测当时井壁应是用竹箍围撑构筑的。

3.木筒浅井

这类水井在长江三角洲的太史淀、嘉善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太史淀的水井是在预先挖好的小竖穴圆形土井中放入2～3块弧形大木板合围作井壁，每块木板的中间有一个小圆孔。浙江嘉善发现的水井，木筒是将圆木剖为两半，挖空后拼合，并用长榫固定而成。井筒无底，底部放贝壳过滤，以净化水质。

4.圆形（椭圆形）竖穴深井

其主要见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此类水井较深，如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两口水井深7.70m，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发现的一口水井上部较粗，深至4.75m处往一侧收缩成0.80m，以防倒塌。

5.圆形木构深井

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早、中期各发现一口。早期的井口圆形，底部呈锅底状。中期的井形制、口径、深度与早期水井近似，只是井内木构略有不同。

6.方形木构深井

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发现一口，形状圆角方形。井壁用圆木自下而上层层垒筑 ^[20] 。

水井虽构造各异，但目的都是获取清洁的水资源，其对维护生命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食物品种与营养卫生

民以食为天，食物的质量、品种和获取的数量，是事关人类身体健康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史前时期，由于生产力落后，谋取食物比较困难。最初是采集杂草果实、渔猎鱼兽，数量和质量均难保证。原始农业及其人工养殖的出现才为人类食物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来源。

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的原始农业产生于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大约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产生了粟作农业，长江流域及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被驯化栽培的谷物有粟、稻、黍、稷、麦等；种植的蔬菜有芥菜、白菜或油菜，可能还有葫芦等；驯养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马、鸡等 ^[21] 。

在我国史前时代，粮食种类已比较丰富，但出现了地区分工，江南以稻米为主，北方以粟、黍为主，西南则流行大麦、稗子等粮食。在食用方式上也是多样。粟、黍有坚硬的外壳，必先炒干去壳后才成为小米、黄米，通常煮粥吃，或以甑蒸干饭，这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吃粮食的方法，并在粥内加一些野菜、蔬菜。在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小米面饼说明，人们已经会做饼吃了。大豆的吃法是采摘叶子煮食，再者是煮豆食，还有的将大豆与小米或黄米一起煮食。高粱的吃法是去壳后煮粥、蒸饭，也可研为面粉做烤饼食。稻米主要是蒸煮做米饭食用。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些陶釜内，常见有烧焦的黑色锅巴，据专家鉴定为大米饭。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薏仁米，可煮吃 ^[22] 。各种粮食作物皆有营养价值，但也存在差异。如有的学者认为，大米可促进人类繁殖能力：“以稻米为主食的民族繁殖能力旺盛。米食民族之所以性早熟，解释为耕种稻米地带是热带或亚热带是不合适的，与同样居住在热带而以芋头为主食，但性并不早熟的波利尼西亚人相比较，马上就清楚了。这是因为在构成米蛋白质的氨基酸中精氨酸的比例比麦的含量多得多。另一方面，在构成精子的主要成分核蛋白质的精蛋白中，精氨酸也含的量较多，因而米蛋白比麦蛋白容易形成精子…… ^[23] ”

对于各种作物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学界也进行了广泛探讨。比如稻子，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稻起源于印度，尔后传播到中国；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稻起源于中国，尔后向外传播。而对中国稻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南中国，尔后向外辐射传播。有的学者则赞同多元起源说。在稻作物的传播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淮河上游、长江中游可能同步进入稻米作物的原始驯化阶段，9KaBP之后，由于气候的波动，迫使淮河上游和长江中游的先民首先逐步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至7KaBP之后，此技术首先普及于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5KaBP之后，可能迫于人口的压力或曰谋生的需要，稻作栽培技术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向南广布于华南地区，进而传至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向北从淮河下游沿海地区传至山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列岛……”有的学者又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24] 。

原始先民采集的植物果实也是多种多样。诸如在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浮选出栎、菱角果实和野大豆的种子。在内蒙古赤峰市大凌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中出土大量的胡桃楸果核、桦木树皮。在位于黄河中游的渑池班村遗址中，考古学家浮选出大量植物果实、种子，计有栎、大叶朴、山茱萸、君迁子等乔灌木状植物，还有紫苏、野大豆、黄芪等湿生草本。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芡实和葫芦种子。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榛、栗、朴等乔木植物的果核。在辽河流域的沈阳新乐遗址发现了栎、榛的坚果，杏、枣、山楂的果核，桦的树皮及栎和悬钩子的叶印痕。有学者还认为，原始先民可能对植物的药用价值已有认识。如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治疗和健体功能的山茱萸、紫苏、黄芪等果实，说明先民们已将药用植物的应用提到7.0KaBP ^[25] 。就蔬菜而言，最早的蔬菜都是野生的，人工种植比较晚。考古发现，史前时代我国人工种植的蔬菜有油菜、葫芦、甜瓜等 ^[26] 。

古人类学材料证明，人类最初基本是食素，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在植物性食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才逐渐开始食肉。直至工具制造与火的广泛使用，随着人类狩猎能力的提高和熟食的出现，肉类食物才逐渐成为食物来源的主体。考古材料证明，狩猎时代的肉类品种繁多，如北京猿人常猎取肿骨鹿、梅花鹿、野马、野羊、虎、豹、熊、狼等野兽。新石器时代后，家畜家禽成为肉食的重要来源，如狗、鸡、鹅、猪等。水产动物也是肉食来源之一，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出土的陶罐内即有鱼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地处水乡，鱼类资源丰富，当时以捕捞鱼、虾、蚌、螺蛳为食，在一处鱼类遗骸中可辨认的鱼1570个。在我国沿海、湖泊岸边也曾发现许多贝丘遗址，成堆螺蛳。这些水产动物多凿掉尾尖，很可能是食用后丢弃的。蛇、蚕蛹、蜂蛹、蚁卵等爬虫、昆虫也是远古肉食的重要部分 ^[27] 。人类的食物对象从单一的植物变为杂食与熟食肉类，在人类体质演化上显示出重大作用。“一般说来，动物蛋白质的质量高于植物。如酪蛋白、肌凝蛋白、卵清蛋白等，植物所含的量远远不如动物所含的多。人体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如赖氨酸等不能在体内自行合成，只能从植物或动物那里去吸收。但除大豆外，一般植物中缺乏多种氨基酸，人类要吃许多不同的植物，才能满足体内合成八种氨基酸的需要。可是在动物身上，八种氨基酸则几乎是现成的，含量亦丰富，人类可从动物身上直接摄取。从素食转为杂食、荤食，无疑促成了人类体质的飞跃和形态的巨大改观。如南方古猿最高寿命不过30来岁，而北京直立人的寿命已延长到50～60岁……杂食与熟食最主要的作用是促进了脑的发展……人脑细胞活动的方式与结构比猿脑复杂得多，而脑细胞活动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考古学资料表明，从南方古猿到爪哇直立人，两百万年中脑容量仅从700cm ³ 增加到855cm ³ ，平均1万年增加不到1cm ³ ，可到‘北京直立人’，则迅速增加到1043cm ³ ，平均1万年增加10cm ³ 。由此可见，‘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完善地发展起来 ^[28] 。’”

三、房屋建造与居住卫生

上古穴居而野处，纯粹利用自然条件遮风避雨，与野兽无异，在自然气候恶劣的时候对人伤害很大。人类文明迈出的重大一步就是学会了人工构筑居住场所。

人工构筑的最初居住场所即为巢、穴。

1.巢居

巢居是于树上筑巢而居。《庄子·盗跖》中说：“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这是一种类似飞禽动物的居住方式，既可避兽害，又可避潮湿。

2.穴居

穴居是挖洞穴而居。人类最初是利用天然洞穴居住，这种早期人类的穴居遗址在北京、辽宁、贵州、广州、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工洞穴开始取代天然洞穴，且形式多样，有竖穴式，即竖向地下挖洞，上覆草顶，以遮风雨；有窑洞式，即在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有“低坑式”窑洞，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随着社会的进步，穴居又向半穴居发展。

穴居冬暖夏凉，能遮风避雨，还能防治野兽侵害，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这种穴居在黄土高原依然存在，充分说明了它的适用性和存在价值。

人类居住文明的最大跨越是地面建筑的出现。《易经》中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大壮”为《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四卦， ，上震下乾。震为雷，乾为天，其卦象为上有雷雨，下有御雨之圆盖（古人认为天形似圆盖），故云创建宫室，以避风雨，取象于“大壮”。南朝宋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云：“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去弊；宫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韩愈在《原道》中云：“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

考古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建筑基址遗迹、遗物，在陕西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郑州八里岗、安阳汤阴白营、内蒙古赤峰兴隆洼、辽宁喀左东山嘴、牛河梁“女神庙”、山东泰安大汶口、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及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发现。建筑形式分为地穴式、半地穴式、浅地穴式、地面式和干栏式等。

半地穴式建筑就考古发现看，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99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兴隆洼遗址清理出13间属兴隆洼文化早期的房址，分两排，呈一字形排列，皆为单间半地穴式建筑，每间面积50～70m ² ，最大一间达100多平方米。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这种建筑样式在新石器中、晚期仍有发现。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洼聚落遗址清理出24座属兴隆洼文化晚期的房址，皆为单间半地穴式建筑，年代距今7000多年。关中、豫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大量半地穴式建筑，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500～4000年），也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但已开始向地面式建筑转变。

在河南郑州大河村3、4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21座仰韶文化晚期房址中，只发现1座半地穴式房址，余皆为地面式建筑。在安徽省蒙城许町镇尉迟寺遗址清理出的一批大汶口文化晚期房址，全系浅半地穴建筑。地面建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占主导地位。

干栏式建筑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或水上）的房子，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均属于新石器中、晚期，且均发现于江南和南方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木构干栏式房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干栏式建筑则以广东省高要市茅岗石角村前的一丘塘中发掘的一处水上木构干栏式房址为代表 ^[29] 。

纵观原始社会房屋建筑的历史呈现，其总体趋势便于保温、通风、去湿，以及躲避虫兽之害，有利于身体健康。

四、衣物的发展与人类健康

人类的先祖是赤身裸体的，在天地之间、莽荒之世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仅靠毛发护肤避害，与禽兽无异。现今社会某些人常有裸体之举，从某种方面说，很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返祖意识。观察禽兽的生存状态，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各自的生存本领，毛发随自然界气候而变化，足以护身避寒，似乎并不需要穿衣戴帽就可自在的存活。那么人类为何走上了穿戴衣物的道路？人类究竟何时开始穿着衣物我们不得而知，推测人类衣物产生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三方面。

1.自然本能退化的需要

“人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自然化”，这其中包括毛发的退化。个体自然生存能力的弱化，需要用人为的衣物来保护躯体。从这个角度看，穿戴衣物是为了护体，是实用主义的产物。

2.羞耻感的产生

人之所以为万物灵长的标志之一就是产生了羞耻感。人类从禽兽脱胎而出的起点就是羞耻感的萌生。最初的羞耻感就是对性的羞耻，“人化”促使对自身最原初的自然本能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性不再是自然而然的天然展示和随机行为，而是具有了私密性，于是需要衣物来遮身蔽体。《圣经》里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也是赤身裸体，在伊甸园中逍遥自在，并不以为羞耻。之后受了蛇的诱惑，吃了园中的禁果，于是产生了羞耻感，害怕被看见赤身裸体，便用无花果树叶遮蔽私处。从这个角度看，穿戴衣物是为了遮羞，是情感文明的产物。

3.审美的需要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动物亦然。动物学家发现禽兽也爱美，孔雀开屏吸引异性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禽兽只能展示大自然赋予它的美好躯体，而人类却可以人为地美化自身。人类绘身、文身的历史可谓久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山顶洞人的尸骨上撒有红色赤铁矿石粉；在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第304号墓遗骸的头盖骨上涂有朱红色，在山东茌平尚庄遗址第23号墓遗骸的左、右肱骨及附近皆遗有朱红色，这些可能是当时人们绘身或某种有宗教含义行为的遗迹。”“如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1件施红彩的彩塑人头像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的1件施红彩的彩塑人头像等……应是当时人们绘面或涂面的真实写照。”现如今一些少数民族尚留存着绘身的习俗。至于文身，“根据考古发现的陶塑人物身上刻画的纹样，可证明文身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这在古代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如《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刻画其身，像龙纹”。《淮南子·原道训》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发文身，以像鳞虫。”《庄子·逍遥游》中也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现在我国的傣族、珞巴族、布朗族、独龙族、基诺族、黎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仍保留有文身的习俗 ^[30] 。我们很难断定绘身、文身和衣物究竟哪个先出现，但出于审美的情趣却是一致的。当然，远古时期绘身和文身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也是毋庸置疑的。

上述三种原因，防身护体应是衣物产生最初和最根本的缘由。人类最初的衣物是树叶、兽皮，一开始就地取材，简单加工。考古发现，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缝纫用的骨针等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不但骨针、骨锥大量使用，而且发明了织布用的机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木质织机零件，吴县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葛布。钱山漾遗址出土丝织品实物残片，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出土1件着衣的玉质人像。这些都是当时人类着衣的明证。另外，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大量戴帽或裹头巾。陕西省考古工作者于临潼邓家庄发现1件距今6000多年的陶塑半身人像，头上戴帽，帽作圆形口，无舌，无沿，似皮制成，与今北方人冬天所戴无沿皮帽无二致。1988年秋，在荆州天门市石河镇发现1件裹头巾的玉雕人面像，头上裹一头巾，酷似今日白族小伙子的装饰。在辽西牛河梁出土的1件属于红山文化（距今5000多年）的裸体女像穿有靴子，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鞋的穿着情况 ^[31] 。

无论何种因素使得人们开始穿着衣物，衣物的发明对人类身体的保护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候鸟随着季节迁徙，一些动物借助冬眠度过漫长的严冬，人类则可通过衣物的变换适应春夏秋冬四季。衣物还大大拓展了人类生活的区域，使人类不但可以在温暖的地区生活，也可以定居于寒冷地区。衣物的穿着还大大提高了人类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同时也增强了身体受到外界伤害的防护能力，维护了人类身体健康。

五、原始医疗工具和药物的出现及使用

医药的源起从常理上推断应该是非常久远的，人之生即有疾病相伴。面对疾病，先人们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举措，但这一切都已经遥远不可寻觅。原始社会是否有医疗工具、药用动植物，以及医疗技术如何，我们只能从文献所述传说和出土文物中探寻其中的一点婆娑身影。

（一）医疗工具的发明与使用

目前出土的大量原始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骨器。据常理推断，当时也会使用木质类工具，只是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这些生产工具是否具有医疗用途，现在很难判定。有学者认为，“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像后代那样专门，很可能是一种工具多用的，既是作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可能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医疗工具的专门化则要晚得多，在石器时代不一定存在。严格地讲，医疗专门器具之创作和使用大约有三四千年历史 ^[32] 。”据此观点，在专门的医疗器具出现之前，这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也不能完全排除施之于医疗用途。

目前，学界的看法一般是针灸的出现要早于药物。对于灸法的起源目前仅是推断，大都认为与火的发明和使用相关。“灸法的出现，当在原始人知道用火之后。《素问·异法方宜论》称‘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这说明灸焫之产生与人们处在寒冷环境中的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有人设想：原始人在烘火取暖、煮食和篝火防兽时，难免不发生皮肤烧伤、烫伤等情况；甚至燃烧着的木材所迸出的火星，亦能灼伤人体的肌肤。可是就在长年累月的无数次火伤中，人们有时竟意外地发现某些原有疾病的痛苦却因此而减轻或消失，于是积累了经验。也有人认为，原始人在烘火取暖的过程中，发现用兽皮或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砂土，贴附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用作局部取暖，既舒适又方便，且可保持较长时间的热量。久而久之，他们开始体会到这样做可以消除某些病痛，如因受凉引起的腹痛，因寒湿造成的关节痛等，这就成了原始的热熨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改进，人们改用树枝或干草作燃料，进行局部固定的温热刺激，治愈了更多的疾病，从而形成了灸法 ^[33] 。”“火的使用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增强了营养吸收，又有利于防病保健，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具体将火运用于热烫或灸疗则是发明火以后又经过漫长的摸索阶段才会出现的事，因此灸疗同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初大约是因为肢体受寒而发生疼痛，或者由于关节痛痹难忍，便试探着用柴火进行局部灼烤，于是发现灼烤不仅可以驱寒，而且能够缓解疼痛，便有意将此种灼烤方式逐渐推广起来。久而久之，发现不同的柴火疗效不一，终于发现用艾蒿一类药科植物燃烧进行灼烤的效果最好，于是将艾灸疗法定型下来，不断加以改进和规范化，因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艾灸疗法。对于灸疗的发明，《素问·异法方宜论》亦有明确论述，如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说灸疗首先运用于寒冷的北方，自然是很有道理的 ^[34] 。”上述所论虽仅是基于常理的一种推断，目前很难寻觅到实物予以明证，但应该是符合实情的。

关于针术，一般认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1万年前），古人还没有专用的医疗器具，尖状的石质器物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用来切开痈肿、排放脓血的医疗器具，是专用医疗器具（砭石）的前身。到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至5千年前），由于磨制石器技术的进步，古人已能磨制用途不同、形状各异的专用石器，开始有了特定形状用于医学的砭石 ^[35] 。”“针刺的方法，创始在新石器时代。那时的针具是用石块磨制而成的，称为‘砭石’。最早的砭石是锥形和楔形的，它主要是用来叩击体表皮肤、浅刺放血或切开脓肿排脓的，有时也可用它来捶击风湿痛处或挫伤患处，以缓解疼痛。以后砭石的形状逐步改进，出现了刀形的砭石，锥形的镵石，筒形的针石，由是针灸疗法就产生了 ^[36] 。”但有学者亦上溯至旧石器时期，“一般都是把针灸术的起始暂定在新石器时代，其端绪甚至可以上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那时还没有专用的针刺工具，用作生产的刮削器、尖状器等同时也被用来治病。它们都是一些粗糙的、稍经加工的天然石块。只是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以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这才有了特定形状的医用砭石 ^[37] 。”“一般认为，针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一万至四千年前）。笔者认为，针灸起源于我国的旧石器时代（两百多万至一万年前） ^[38] 。”另外，在石器时代出土了大量的骨器，早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这些生活用具中常用的骨针、骨锥、骨刀等也很有可能会用于医疗诊治。

针术的起源可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得到一点印证。《帝王世纪》中载伏羲氏“尝百草而制九针”，《路史》中亦载“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而伏羲时代大约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考古发现的一些石器时代的工具据研究也很有可能是医疗用具。

1.1963年，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根磨制的石针。长4.5cm，一端扁平有半圆形刃，可用于切开痈肿；另一端锥状，可作针刺之用；中间手持处为四棱形。根据考古工作者与医史工作者鉴定，认为它是针刺的原始工具——砭石。这枚砭石的形状和大小，与内蒙古发现的青铜砭针极为相似，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具有方柄的共同特征。

2.1965年，湖南华容县长岗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3件磨制精细的石器。3件都是单面斜刃刀，刃口锐利，可以切皮肉。

3.1964年，湖南益阳市鹿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5件石镞。这种镞形砭石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石砮”十分相似，“石砮”可以刺百病痈肿，后发展为“九针”的锋针，即三棱针 ^[39] 。

（二）药物的发现与使用

目前，对药物起源的具体时代尚无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始时期人类是否已经发现动植物、矿物等的药用价值并施之于治疗难以确考。

虽然药用植物在出土文物中有所发现，比如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层发现了大量具有治疗和健体功能的山茱萸、紫苏、黄芪等果实，但现在很难考证其在当时是否已作为药用。现有文献所载传说大都将药物发现归功于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载：“（炎黄）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世本·作篇》（茆泮林辑本）载：“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搜神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经历代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播，神农发现医药已广为人知，最初的本草著作亦托名神农所作。当然，这个神农并非一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也有的文献将医药发明归于黄帝、岐伯。《帝王世纪》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实际上，药物是广大先民实践经验积累和总结的结晶，绝非一人、一时、一世所能为，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已开始意识动植物、矿物等的药用价值，并付诸诊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