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原始艺术中的卫生文化探寻
艺术是人类文明成熟的花朵，是人类及其生活整体的集中反映。考古发掘证明原始人类至少在旧石器晚期，距今大约四五万年就已经有了大量的较为成熟的艺术创作。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装饰品、雕刻、壁画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艺术作品。考古发掘为我们打开了原始人类的艺术长廊，作为社会生活、思想情感的外在投射，这些艺术作品中亦呈现有原始卫生文化的意蕴。原始人类创造这些艺术作品除了用于祭祀、巫术、审美等之外，很有可能亦承载着传播卫生文明的功能。
一、女性雕像中体现出的生育文化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最初阶段是母性文化时期，当时整个人类社会沉迷于母神崇拜。这在考古发现的原始艺术中得到证实。欧洲各地发掘出的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型女性人体雕像，被称为原始维纳斯，高度一般在10～20cm，其共同特征是突出女性器官。这种女性雕像分布相当广泛，在亚洲和美洲也有发现，甚至在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 [40] 。
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此类雕塑皆属于新石器时代，大都突出了女性特征，尤其是突出了孕妇特征。1963年，在内蒙古赤峰西水泉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小型陶塑妇女像，头部残缺，残躯胸部有两个对称凸出的乳房 [41] 。这是我国经科学发掘获得的第一件陶塑裸体女像。1982年，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一处祭坛遗址出土了大型坐像和两件小型孕妇像。该祭祀遗址属于距今约54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两件孕妇塑像为裸体立像，残高5.0～5.8cm，头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有表现阴部的记号，孕妇特征非常明显 [42] 。出土的女性雕像中，反映孕妇临产形象的雕像尤其引人注目。1983～1989年，在河北省滦平县后台子遗址中发现的8件石雕人像中有6件为裸体孕妇像，其中采14、采15、采17、采19保存基本完整，高度分别为32.7cm、34cm、32.5cm和9.5cm。形体稍大的3件均作凸乳鼓腹、双臂曲肘抱腹和双腿屈膝蹲踞状。形体稍小者（采19）双臂抚膝，阴部刻出竖沟。头部残缺的采18，座呈圆柱形，通座残高20cm，乳房鼓起，双臂上下交错抚腹，颈后刻出一截发辫，部硕大，阴部张开，把孕妇临产的蹲踞姿态塑造得惟妙惟肖。1989年，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尊高35.5cm的石雕女神像反映的也是临产状态。其特征是鼓腹凸乳、双臂抱腹、屈腿蹲踞 [43] 。这种蹲踞式临产孕妇雕像应是当时分娩方式的艺术反映。时至今日，我们从民间剪纸洞房喜花蹲踞式人形“抓髻娃娃”中仍能看到这种文化的留存，有些“抓髻娃娃”胯下有子，其生殖崇拜的含义是非常明显的。
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分娩体位有卧式和坐式两种。隋代巢元方等撰的《诸病源候论·妇人难产病诸候》中谓：“产子但趋后孔者，由坐卧未安，忽遽强，气暴冲击，故儿失其道。妇人产有坐有卧，若坐产者，须正坐，傍人扶抱肋腰持捉之，勿使倾斜，故儿得顺其理。卧产者，亦待卧定，背平著席，体不伛曲，则儿不失其道。若坐卧未安，身体斜曲，儿正转动，忽遽强，气暴冲击，则令儿趋后孔，或横或逆，皆由产时忽遽，或触犯禁忌，坐卧不安，审所为，故产坐卧须平正，顺四时方面，避五行禁忌，若有触犯，多致灾祸也。”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卷三十三·产乳序论三首》载有《峦公调气方》中的一则医案，书中云北平阳道庆者，其一妹二女，并皆产死。后儿媳临月来请作者诊治，其法如下：
日晡时见报云：儿妇腹痛，似是产候。余便教屏除床案，遍一房地布草，三四悬绳系木作桁，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桁下敷幔毡，恐儿落草误伤之。如此布置讫，令产者入位，语之坐卧任意，为其说方法，各有分理，顺之则全，逆之则死，安心气，勿怖强，此产亦解人语，语讫闭户，户外安床，余共庆坐，不令一人得入，时时隔户问之何似，答言小痛可忍。至一更，令烂煮自死牝鸡，取汁作粳米粥，粥熟，急手搅，使浑浑，适寒温，劝令食三升许。至五更将末，便自产，闻儿啼声，始听人入，产者自若，安稳不异，云小小痛来，便放体长吐气，痛即止，盖任分和气之效也。
就其所述来看，产妇并非躺下待产，采取的是直立式生产体位。现代医疗实践也证明蹲式生产有诸多优势。“蹲式体位应用在分娩中，可促进产程进展，有利于母婴健康，提高分娩质量。”“蹲式体位是一个较符合人生理特点的、有效的分娩体位 [44] 。”“产妇在第二产程初期采用蹲位，宫缩期间屏气用力能够缩短第二产程时间。”“蹲位对于缩短第二产程时间和加速胎先露下降有明显的作用。其机理可能为蹲位可以改变骨盆倾斜度，使胎轴与产轴一致，有利于胎头下降入盆；蹲位可使产道向下拉直，胎儿顺应性增大；蹲位有利于加强宫缩；蹲位可提高胎盘对胎儿的灌血流量，降低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生；蹲位可减少紧张情绪，有利分娩；蹲位改变仰卧位时，增大的子宫对下腔静脉的压迫，使子宫血流量增多，改变胎儿血液循环，减少胎儿在分娩中的缺氧程度 [45] 。”
女性雕像一般置于祭坛供人祭拜，原始蹲踞式的雕塑造型无疑起到临产方式的宣教作用，对生育方式的普及推广大有裨益。
二、交媾图中明示的房中之术
繁衍后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原始人类文化中多有生殖崇拜和繁育后代的艺术形式。男性的阳刚，女性的阴柔，阴阳和合的场景，体现出原始人类旺盛的生命力，也可以说是远古早期房中术的一种传播形式。
在我国南北各地的岩画中都可以看到不少交媾图，如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花山岩画、新疆呼图壁岩画等都有交媾图发现。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的岩画，有两三百个大小不等的男女人物，或卧或立，或衣或裸，身态各异。其中男像大多清楚地显露出夸张的生殖器，女像则刻画得宽胸肥臀，有的亦显露出生殖器。在男女交媾的图形之下，又有群列的小人，明白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男女交媾是人类繁衍的原因。广西左江流域的宁明花山崖壁画的交媾图是两个对站拥抱的侧身人像，左边为男，较高，下有勃起的生殖器；右边为女，稍矮，腹部隆起作怀孕状 [46] 。
性是生物的一种本能，阴阳和合方能化生万物。最初的人类肯定是蒙蒙昧昧，与禽兽一般，顺应自然需求而有性的交配。而且有学者提出最早的、刚由猿进化过来的人仍如动物那样有发情期，牛郎、织女很可能就是原始人类发情期残存现象的遗留 [47] 。随着人类的进化，自然本性逐渐被人文所遮蔽，性不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而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透过原始艺术我们可以窥见远古时期人们对两性交合认识的过程，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母体成为生育之本，这一时期的原始艺术大量突出女性生殖崇拜，凸显的阴户、硕大的乳房是其明显特征，男性的生殖价值被漠视，甚至退隐不现，文献中诸如“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太平御览》卷78引《诗纬·含神雾》）；“黄帝母附宝，见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野，感而孕”（《竹书纪年》）；“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史记·周本纪》）等无性生殖的记载，当是此种理念的反映。随着男性生殖作用的发现，并伴着男性经济地位的凸显，各种反映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艺术随之而起，硕大男根的造型为其突出特征。但无论怎样，只有男女交合方能孕育生命逐渐被人们正确认识，男女交媾图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对于这种艺术内容的产生，学界大多从生殖崇拜的角度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巫术，祈求生育繁盛，甚或有求雨之用。实际上，其房中术的宣教功能亦不可忽视。当人逐渐脱离动物性之后，性教育问题就无法避免，性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不但不利于自身健康，也大大影响繁育后代。这种以图宣教性知识的举动我们在今后的历史中会有更多的发现。据史料记载，自汉以后，女子出嫁之前，母亲都会对之进行性教育，或言语指导，或授之以房中书和房中图，房中图中即描绘有房中交接之术。汉代诗人张衡《同声歌》中就以出嫁女的口吻描述了新婚之夜看图交接的场面。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之后又出现了春宫画。晚明时期，春宫画册非常流行。也许这种交媾图就是后世房中图和春宫画的前身。
三、舞蹈图中隐现的仿生导引法
舞蹈是一种原始的艺术，这由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但舞蹈最初究竟为何而创制，却难以确定。也许是一种纯粹的娱乐，但相对规整的舞蹈艺术形式却绝非仅仅为了娱乐，因为形式上的准备与排练会耗费心神，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学界大都认为是庆贺、祭祀等仪式的需要，并具有一定的巫术色彩。实际上，舞蹈的养生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吕氏春秋》中就认为舞蹈乃因养生而设，“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内壁绘有舞蹈图，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为5000年前的作品，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幅原始舞蹈图。该图为15个少女，5人一组分成3组，手拉着手，面向一致，头侧皆有一斜道以表示发辫，摆向一致，臀部处均有一斜道以表示尾饰，摆向也一致，发辫与尾饰的摆向正相反，再加上身躯皆微扭曲，两脚同微张，从而构成一幅动作舒缓轻柔、整齐划一、颇富有节奏和韵律的集体舞蹈图 [48] 。后来，又在青海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157号出土1件饰舞蹈纹的彩陶盆。盆内壁精心绘饰两组舞蹈人像。人像用剪影手法表现，均身着宽松短裙，手拉手整齐划一地踏着舞步，形象生动传神 [49] 。
在原始舞蹈中，有一种舞蹈形式应当引起医史学界的重视，那就是仿生舞蹈，也就是模仿动物形态而创作的舞蹈，这是原始舞蹈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舞蹈形式。这在我国史前岩画中不胜枚举，如阴山有一幅岩画，画中有一个振翼而舞的猎人，有鸟的头、翼和身躯，人的两条腿 [50] 。在内蒙古磴口县托林沟石壁上的舞蹈图，画幅的中央是4个身着尾饰的舞者，手牵手，正踏着轻快的舞步。周围有带着鸟形伪装的，在那里追逐而舞，后面又有许多小人和动物。在磴口县还有一幅有意义的舞蹈图，画幅的中心是3个舞者，两臂张开，双手下垂，模拟着鸟翅，作振翼欲飞之状；两腿分开，露出尾饰，脚尖朝外，摆动而舞。在他们的右边是另一个舞者，一手从身边举起，另一手抓住兽尾，操尾而舞 [51] 。此种场面，文献中亦有记载，如《尚书》：“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舜“即帝位……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穆天子传》卷5言：“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三八。”《史记·夏本纪》载舜时庆贺夏禹治水有功的舞蹈场面云：“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偕。”皆是描述化妆成鸟兽的舞者模仿鸟兽起舞。西方学者的研究亦表明这种舞蹈的普遍性，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将原始舞蹈分为模拟舞和操练舞两种，他在考察澳洲原始民族舞蹈后指出，模拟动物的舞蹈是占据第一位的 [52] 。原始舞蹈艺术之所以模仿鸟兽起舞，主要源于当时的巫文化，目的在于期望自己具有鸟兽的本领，或对鸟兽有支配力。尽管其主要是巫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毋庸置疑这是后来导引术的启端，在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和华佗的“五禽戏”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舞蹈的影子。
四、原始乐器中反映出的音乐艺术
音乐、吟唱为心灵跃动的外化，足以悦心神、散郁滞，是一种可以平衡身心、宁心安神的艺术形式。原始人类何时情动于中而声形于外，发出第一声的吟哦，现在已经不得而知。由于文字尚未发明，原始声乐的内容与曲调我们现在也已无从查考，但能在后世文献中窥见其点滴：东汉王逸注《楚辞》谓“伏戏作瑟，造《驾辩》之曲”；《吕氏春秋》记有“八风”舞曲；夔作《箫韶》，两千年后孔子听后为其所迷，“三月不知肉味”。另外，我们从出土的乐器中还可以领略到当时的悠悠音韵。目前考古发现的吹奏乐器有骨笛、陶角号、埙、哨、陶哨铃等，打击乐器有钟、磬、鼓等。另外还有多种不同造型的摇响器。
考古出土的乐器中，吹奏乐器比较常见。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出土18支骨笛，是将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关节，然后在骨管上钻孔而成，其中七孔笛居多，有15支，另外五、六、八孔笛各有1支。经专家鉴定测试，骨笛已具备音阶结构，可以吹奏出旋律，而且发音较准，音质较好。这一发现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近8000年前已运用七音阶，调式观念已经形成，已具备相当程度的审美观念、音乐思维。它们不仅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乐器，也是目前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数量最多、现在还能用以演奏的乐器实物。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墓中出土有两件陶角号，形似牛角，中空，两端有孔，尖端为吹孔，吹之声响且有韵律。埙是我国原始的吹奏乐器之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卵形陶埙，年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在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两件橄榄形陶埙，江苏邳州市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两件兽形陶埙，距今约有6000年。目前已发现的哨有骨哨、石哨两种。骨哨，是用鸟禽的肢骨制成，是目前我国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原始吹奏乐器，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有160件。石哨则仅偶见，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中曾发现了1件石哨。
考古发现的打击乐器比较少。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出土1件陶钟，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1974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发现了1件粗糙的石磬，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墓葬中发现1件石磬，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l900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鼓，是用树干截断挖制而成，鼓身下粗上细、中空，两端蒙皮。考古发现，此种木鼓只出现于大型墓，且往往与石磬、陶鼓相伴而出，足可以推测出当时音乐演奏已经各种乐器搭配，形成了演奏乐队。
目前出土的摇器主要为陶质的，球形或动物形，表面有若干圆形镂孔，中空，内装有陶弹丸、石子或砂粒等，摇动有声。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出土若干件，湖北宜昌清水滩遗址出土4件，湖北京山屈家岭出土数十件。其他遗址亦多有发现。另外还有龟质的摇响器，是用整副龟甲，内装有小石子，摇动有声，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共出土有20件。后来陆续在其他遗址亦有发现 [53] 。
学者认为，原始音乐发生之初与舞蹈、诗歌等艺术是密切联系的，三者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格罗塞说：“它们从来没有歌而不舞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原始的抒情诗是合乐的……叙事诗或至少叙事诗的一部分，也不单单是记述，是用宣叙调歌咏出来的。舞蹈、诗歌和音乐就这样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整体，只有人为的方法能够将它们分析开来。假如我们要确切地了解并估计这些原始艺术的各个情形及其功能，我们必须始终记得，它们并非各自独立，却是极密切地有机结合着 [54] 。”众多乐器的出土足以表明我国先民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这些文化艺术生活在为生活增添色彩的同时，也对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的维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