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医学教育的出现

人类的医疗行为是为维护生命健康而自发产生的。据观察，许多野生动物都会用野生植物来为自己治病，比如热带森林中的狮子，得了怕冷、战栗的病，就会去啃咬金鸡纳树皮，因为这种树皮中含有金鸡纳霜素，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因此，人类的医疗行为是早在远古时期就实际存在和发生的，同时势必存在医疗经验的传承，但这种奠基于零散经验基础上的医疗行为还称不上医学，这种零散的经验性的传授还称不上医学教育。只有经验性的医疗行为得到有效总结，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论化，方能称得上医学。也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出现分工，专职医生队伍出现，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

相传黄帝时期即出现了专职医生，比如岐伯、俞跗，而且医术高明，被后人敬仰，因无当时的史料予以明证，目前只能视为传说。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商朝医疗技术在当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商代巫鬼文化盛行，很长一段时期巫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教坛，当然也包括垄断、掌管医疗事务。医学附属于巫，还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目前，有文献明确记载的医疗机构建制和医官设置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冢宰》。《周礼》一书相传为西周时期的周公旦所著，是当时的官制汇编。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就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集萃，“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是书载，当时已建立了医师主管，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分治的医疗体制，还有协助医师从事管理的士、管理药物供应的府、管理文书和病案的史，以及从事看护杂务的徒，并有严格的诊病档案和年终考核制度。但《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并无提及，其出现也颇晚。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但该书面世之后即被收入秘府，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奏请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所以，对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多种说法。虽说目前还无法确证西周时期医官设置的具体情形，但据史料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官医与民间医两种医生队伍，应是毋庸置疑的。随之亦应产生医官教育和民间医学的授受。此时期的官医教育虽史无记载，但作为宫廷而言，需要一定数量的稳定的医生队伍，其人才队伍应该有一定的形式予以保障。民间医学的授受则是史有明载，长桑授医书于扁鹊、扁鹊带徒行医即为典型。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文化思潮争胜的时代影响下，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出现了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官办高等学府，这对医学理论的形成和探讨亦产生了影响。

一、医官培养及其特点

上古时期，巫医不分，且巫是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的上层人物，甚至大巫就是首领或国王。按照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社会文化现象，只有贵族方能掌握文化知识，而且形成了知识家传、职位世袭的社会制度，这其中理应包括医官，但史无明载，目前只能是推测。根据《周礼》有关资料分析，两周时期的医官培养可能具有如下特点：

（一）具有分科倾向

根据当时四科分治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医官培养上具有分科倾向是毋庸置疑的。医学分科的出现，有赖于医学知识的增加和积累。周代四科分治说明周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另一方面，官办的有组织的医疗队伍和医疗机构也为分科论治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疗效至上

周代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以疗效为标准的医生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医生的俸禄挂钩，“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周礼·天官·冢宰》）。即使是兽医，亦是如此，“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周礼·天官·冢宰》）。这种医疗实践中的目标考核责任制对当时医官培养的影响应当颇大，会引导学医者养成注重实践、专心务实的学习风气。

（三）强调保养万民

“蕞尔小邦”的周非常轻松地灭了当时力量、文化都极为强盛蔚为大国的商，使周人思想上产生巨大变化，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周人除“敬天”之外，非常注重统治者要“有德”，而“有德”就是“保民”。周代非常注重保养万民，其医官培养理念亦不单单是为上层贵族服务，而是以造福百姓为宗旨。《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二、民间医学教育及其特点

统治阶层的医官培养明显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因此，民间医生得以产生。民间医生始于何时，目前难以断定。但据史料分析，民间专职医生的出现应在专职性医官之后，是春秋时期打破“学在官府”模式、文化下移现象的产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长桑君授予秦越人禁方书，并叮嘱“公毋泄”。所谓“禁方书”，即官医在宫内所用之医书。据此可以窥见当时医学知识从宫中向民间流传之一斑。与世袭性的医官培养不同，民间医学教育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教学内容具有通科倾向

出于医疗实践的需要，民间医学教育是以通科为主。比如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当经过虢国都城时，为了抢救处于昏迷状态的虢太子，他还采用针刺术使昏迷病人苏醒过来。民间医生在授徒过程中，为适应行医民间、病情多样的需要，势必进行通科传授。

（二）医学传授择人慎传

医官培养由于为世袭，基本上不存在择人的问题。民间医学教育虽有家承，但亦收徒。当收徒授医时，教育传承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传承者。在选择传承者时，民间医生是极其慎重。长桑君与扁鹊交往十余年，确定扁鹊“非常人也”，方将医术传授与他。这种对择徒的极其慎重，一是受当时医学神秘的影响，二是出于民间医生的高度责任感，倘若传非其人，不但不能宏大医术，反而会对医学带来不良影响。

我国医学从战国至东汉是禁方流传时期，少数医方、医书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不肯轻易传人。长桑君传医书于扁鹊时明言：“吾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这给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所以当时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主要依赖医生行医，如扁鹊负笈行医，周游列国，鄚州→晋（新田）→虢→赵国（邯郸）→汤阴（河南）→齐国（山东长清、临淄）→大梁（开封）→洛阳→秦国（陕西临潼、咸阳、古市） ^[3] ，且能随俗为变，医人无数，在民间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事迹，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教学方法注重实践

《史记》载扁鹊边行医边授徒，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培养弟子的医疗水平。在为虢国太子治病时，“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韩诗外传》卷10“扁鹊过虢侯”章载：“子同捣药，子明炙阳，子游按摩，子仪反神，子越扶形。”《说苑·辨物》作“扁鹊过赵王”，治王太子尸厥，“子容捣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这种师徒临床授受的教学方式，非常符合医学教育的规律。

三、“稷下学宫”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不论是世袭性医官培养还是民间师承医学教育多偏重于医疗实践，对医学理论进行深入研讨并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稷下学宫学派。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田氏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筑起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才来此讲学授徒，史称稷下学宫。其后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思想和学说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稷下学宫历经桓公、威王、宣王、泯王、襄王、建王六代，历时约150年，是中国最早、规模宏大又比较正规的高等学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它的创立和办学实践，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到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稷下学宫对所有学者均来之不拒，各家各派的主张都可以在稷下设坛讲学，各抒己见，自由争议，自由研究，定期举办的“期会”成为自由辩论的场所。从而形成了各派学者竞相争辩的风气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使得各学派相互吸收、交融、分化、嬗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稷下学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研讨的问题范围极其广泛，其深度也超越前人，把中国当时的学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中医影响最大的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即是稷下学宫黄老之学与阴阳家的主要学术思想。在碰撞融会中发展起来的稷下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诞生在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实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学术大交流，使各家学说优势互补、融合趋同，是民族文化发育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黄帝内经》汲取百家思想的平台，是《黄帝内经》得以成书问世及建构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文化氛围和土壤 ^[4] 。”

稷下学宫所探讨的内容不仅有医学，还有保养身体之术，当时被称为“卫生之经”，其中还包括有心理卫生、气功等。稷下学派还将治身、治国相提并论，以治病和治乱相比喻。虽然稷下学宫不是专门的医学职业教育，医学仅是稷下学者研讨中有所涉及，且为“坐而论道”，不以培养医疗职业技术人才为务。但稷下学宫在理论学说上研究探讨的做法和风气不但开启了后世医家学说争鸣的先河，而且对当前的医学教育也颇具指导意义，其容纳百家、学术自由的风气有利于打破僵化的教学模式，开启教学科研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