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艺术中的中医文化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两周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多有中医药文化的印迹，虽然并没有形成专门的医学文学、医学艺术，但这些文学作品无疑是我们认识当时中医药文化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医药文化在社会上流传的情形。

一、《诗经》中的中医药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另有6首只有题目而无内容。《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始称《诗经》。《诗经》中的诗歌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计有十五国风，共160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105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40首。《诗经》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尤其《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大体产生于如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反映了各地的风俗人情、社会场景。这些诗歌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极其深远，其中即有诸多药物、疾病、治疗、保健等中医药文化的内容。

（一）《诗经》中的药用动植物

《诗经》是当时人民生活场景的生动再现，和人民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在《诗经》中屡屡出现。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即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明确指明《诗经》对于认识“鸟兽草木”的重要价值。据统计，《诗经》305篇中有135篇提及植物160类，“除十类为植物泛称外（如刍、禾、谷），其余一五○类专指特定植物（如荇菜、葛、卷耳），或非特定的一种植物（如竹、松、杨）。特定种类的植物共有一一二种（变种、品种名不另区分） ^[5] 。”另外《诗经》中还提及动物160种。植物学家潘富俊先生曾著《诗经植物图鉴》一书，以清楚地解说和清晰的照片介绍了《诗经》中的135种植物，颇有价值和意义。其著作附录部分的诗经植物见表1、表2 ^[6] 。

表1　诗经植物统计（一）

附注：除上列诸篇外，尚有15篇出现4种植物，22篇出现3种植物，40篇出现2种植物，63篇出现1种植物。

表2　诗经植物统计（二）

续表

续表

附注：上表所列植物为在《诗经》中出现篇数为5篇以上者。

《诗经》中记载的许多动植物具有药用价值，有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粗略的统计，“《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50种，可以作为药物的有60余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茹藘，即茜草；蓷，即益母草等。记录木本药的有20余种，如桐、柏、梨、槐等。记录虫类药物的有90余种，如鸿、蟾蜍、虿（全蝎）、蛇等。记录矿石类药物的有10多种，如赭石、厉石、煅石、玉石等 ^[7] 。”《国风·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即车前草，可以清热利尿。《国风·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即葛藤，其根名葛根，能发表解肌，宣毒透疹，生津止渴。《国风·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耳即苍耳，其全草能祛风散热，解毒杀虫；其种子曰苍耳子，亦可入药，功同全草；其根能治疔疮、痈疽等。《国风·载驰章》：“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即贝母，可以止咳化痰，清热散结。《国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北。”谖草即合欢，又名忘忧草，《神农本草经》言其能“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国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苓即甘草，可以补中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还可以调和诸药。《小雅·北山》：“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杞即枸杞，其果实名枸杞子，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其根皮称地骨皮，可凉血除蒸，清肺降火。

我国的药物学发展很早，《诗经》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尽管书中所载这些药物当时是否入药尚很难确考，但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些药物入药是极有可能的。如《尚书·说命》云：“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周礼·天官·冢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汉代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可以看出当时对药物进行了初步归纳，药物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二）《诗经》中的病证名

《诗经》一书涉及病证名几十种，是当时人们对疾病认识程度的一种形象化反映。在这些病证名中，有的指明其生病部位，如《卫风·伯兮》中“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中的首疾、心痗。有的特指某病的，如《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乱为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其中提到“微尰”之疾。《集传》：“骭疡为微，肿足为尰。”孔颖达疏曰：“郭璞云，骭，脚胫也；疡，疮也。膝胫之下有疮肿，是涉水所为。”对于《诗经》中的疾病名称，郑洪新在《<诗>病拾零五则》一文中进行了归纳整理，将其概分为五类：瘅、痡、劬、劳、邛、瘵、瘁、瘉等困苦之病；擣、盱、疚、痗、噎、瘼等忧思之病；微、尰、坏等伤痛之病；疠、瘥等疫疠之病，以及癫、狂、矇、瞍、瞽等其他疾病 ^[8] 。余云岫在《十三经病疏·诗病疏》中亦对《诗经》中的病名进行了较详尽的考释，兹举数例如下：

虺

《周南·卷耳》：“我马虺 。”《尔雅·释诂》：“虺 ，病也。”邢疏引孙炎曰：“马疲不能升高之病也。”“虺 ”可通作“ 退”，“ 退”即“腲退”。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有“腲退风”，其病状为骨节懈怠，腰脚缓弱。孙思邈《千金要方》又作“猥退”。

疢

《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疢如疾首。”笺：“疢犹病也。”《说文》：“疢，热病也。”段玉裁注云：“其字从火，故知为热病。”

瘥

《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传：‘瘥，病。’笺：‘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瑞辰按：《尔雅》：‘瘥，病也。’《说文》：‘ ，残田也。’引《诗》‘天方荐 ’，盖本《三家诗》。《系传》所引《诗》下，有‘没也’二字。据《左传》贾逵注：‘小疫曰瘥。’张参《五经文字》：‘瘥，疾疫也。’‘没’当为‘疫’字之伪。又按《说文》：‘疵，病也。’‘瘥’与‘疵’双声。《毛诗》训‘瘥’为病者，盖以‘瘥’为‘疵’之假借。至‘瘥’之本义，则《说文》自训为‘瘉’，谓病瘳也。”

岩按：字固有两义相反者，“瘉”训病瘳，亦训病。“瘥”训病瘳，亦训病，不必为“疵”之假借也。

酲

《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酲。”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传：‘病酒曰酲。’《正义》曰：‘《说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觉。”言既醉得觉，而以酒为病，故云病酒也。’瑞辰按：《说文》：‘酲，病酒也，一曰醉而觉。’《玉篇》：‘酲，一曰醉未觉也。’考《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景公饮酒，酲三日而后发。晏子见曰：君病酒乎？’又曰：‘今一日饮酒，而三日寝之。’‘三日寝’，即上文‘酲三日’也。则‘酲’正醉而未觉之称，当从《玉篇》作‘醉未觉’为是。《玉篇》多本《说文》，《说文》或作‘醉而未觉’，后脱去‘未’字，遂误作‘醉而觉’耳。孔氏所见《说文》本已误，因以‘病酒’为‘觉而以酒为病’，失其义矣。”

王筠《说文释例》云：“‘酲’下云：‘酒病也，一曰：醉而觉也。’《<节南山>正义》引之云：‘病酒也，醉而觉’，无‘一曰’字，兼无‘也’字，似是原文？仲逵申之曰：‘言既醉得觉，而以酒为病’，得其旨矣。盖‘病酒’之说，述毛传也，‘醉而觉’，又为毛传加疏解也。夫人之醉，不以为病也，当其既觉，则头目不清，心神昏眊，夫而后病其醉也。然亦惟醉而已觉，觉而犹醉，而后以为病。迨异日仍沉湎者，则以是时觉而无醉，反是真醉而无觉也，故以‘醉而觉’解‘病酒’矣。《玉篇》‘醉未觉也’，‘未’字恐伪。”

岩按：二说不同，王说近是。欲明其说，先须明酒精中毒之证候：酒之中人也，当其适当分量之时，则精神兴奋，动作活泼，言语流畅，呼吸旺盛，脉洪大而频数，面色红润，诸兴奋状态，皆由大脑之机能变化所致。分量稍过，则神经机能之中，细密之注意，正确之评判，以及理解、考校、综合等高等作用为之减退，平时垒快不平之意，为高等精神所抑制拘敛者，醉酒而后，嘻笑骂怒，尽情发泄矣。分量再加，则经过兴奋时期以后，则呈酩酊之状态，精神全失其平衡，行步蹒跚，口舌涩滞，语音含糊，体力渐渐疲乏，而进入睡眠。若用量极大，则可至知觉意识完全丧失，运动麻痹，肌肉弛缓。脉软而体温降低，终至呼吸停止而死。其免于死者，经若干时，渐渐醒觉，此时体力精神衰疲特甚，又有呕吐头痛，留而不去，是谓宿酒，轻者一二日，重者二三日而恢复常态。古人多“朝酲”“宿酲”等语，亦谓宿醉也。沉醉之昏睡状态，不过数小时，断无至翌晨或两三日而尚未觉者。然则《晏子》所云“醒三日”“三日寝”者，非醉而未觉，乃困疲头痛，偃息在床，病莫能兴，三日而后能起也。马氏引之以证《玉篇》，而疑《说文》误脱“未”字，非也 ^[9] 。

《诗经》中诸多病名的出现，表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且《诗经》诸多篇章乃民间采风而得，表明这些病名词汇在民间广为流传，被人们口诵吟哦而入于诗篇。而《诗经》诗篇的广布流传，同时促进了这些病名常识的流布。

二、《山海经》中的中医药文化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号称“奇书”。全书仅31000余字，却包含着关于古代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等方面的诸多内容，保存有上古社会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汉书·艺文志》所载《山海经》只13篇，今传本全书共18卷，分《山经》5卷和《海经》13卷，多出的5篇当是刘秀校书时所增。该书作者不详，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对于其成书年代，学界多有考证，但所得结论差别较大，年限早至殷商，晚至魏晋，对于文本各部分年代先后顺序的判断也存在异议，时至今日仍无定论。今根据多数学者的意见，其成书年代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姑且将之放在两周时期内撰写。

西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云：“《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认为《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所记。无论刘秀（歆）此说是否属实，《山海经》的源起颇为悠久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口头传播、不断补充完善，然后形诸文字，并再次传播、补充完善的长期过程。《山海经》在叙述地域物产时，载有各地所产药物，是先秦非医药专书文献中记载药物最多的，且其内容多有与医药相关者，其长期传播、完善、成书的过程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山海经》所载药物

不少学者对《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药物数量进行过统计，由于统计标准不同，在数字上互有差异。其所收载药物多样，包括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水类药、土类药等等。

1.动物药

包括鸟类药、兽类药、鳞介类药。

鸟类药如：

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 ，食之无卧。（《南山经》）

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南山经》）

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西山经》）

有鸟焉，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名曰栎，食之已痔。（《西山经》）

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足，名曰数斯，食之已瘿。（《西山经》）

有鸟焉，其状如乌，五采而赤文，名曰 ，是自为牝牡，食之不疽。（《北山经》）

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其鸣自呼，食之已风。（《北山经》）

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北山经》）

其中有鸟焉，名曰 ，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中山经》）

兽类药如：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 ，又可以御百毒（《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尾，其颈 ，其状如句瞿，其名曰领胡，其鸣自詨，食之已狂。（《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善 ，食者不风。（《中山经》）

鳞介类药如：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 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 ，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南山经》）

其中多赤 ，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南山经》）

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南山经》）

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西山经》）

其中多滑鱼，其状如鳝，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北山经》）

其中多儵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北山经》）

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北山经》）

诸怀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嚣水。其中多 鱼，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食之已狂。（《北山经》）

其中多人鱼，其状如 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北山经》）

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 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食之已呕。（《北山经》）

其中多箴鱼，其状如儵，其喙如箴，食之无疫疾。（《东山经》）

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东山经》）

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鱼，食之已痔衕。（《中山经》）

其中多脩辟之鱼，状如黾而白喙，其音如鸱，食之已白癣。（《中山经》）

其阳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龟，食者无大疾，可以已肿。（《中山经》）

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多 鱼，状如鳜，居逵，苍文赤尾，食者不痈，可以为瘘。（《中山经》）

2.植物药。包括草类药、木类药。

草类药如：

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南山经》）

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西山经》）

其草多条，其状如韭，而白华黑实，食之已疥。（《西山经》）

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西山经》）

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靡芜，名曰杜蘅，可以走马，食之已瘿。（《西山经》）

有草焉，名曰荣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中山经》）

有草焉，员叶而无茎，赤华而不实，名曰无条，服之不瘿。（《中山经》）

木类药如：

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南山经》）

有木焉，圆叶而白柎，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西山经》）

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叶，黄华而荚实，名曰箨，可以已瞢。（《中山经》）

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其叶如榆叶而方，其实如赤菽，食之已聋。（《中山经》）

有木焉，叶状如樗而赤实，名曰亢木，食之不蛊。（《中山经》）

3.矿物药

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西山经》）

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服之不蛊。（《中次七经》）

4.土类药

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西山经》）

5.水类药

帝台之浆，甚寒而清，饮之者不心痛。（《中次经十一经》）

6.未详药

器酸，三岁一成，食之已疬。（《北次三经》）

育沛，佩之无瘕疾。（《南山经》）

天婴，其状如龙骨，可以已痤。（《中山经》）

另外，《山海经》中还记载有一些后世常用的药物，如芍药、芎䓖、蔓荆、白芷、满冬、枸杞、桔梗、雄黄等，但并未载其主治功效。

（二）《山海经》所记载药物的用法及功效

《山海经》所记载药物的用法多为“食之”，即内服。也有少部分外用药，如“佩之”，即佩戴；“席其皮”，即坐卧其皮之上；“浴之”，即洗浴；“涂”，即涂抹。

《山海经》所载药物的功能多样，如“食之利于人”“食之多力”之类，皆为补益之药；“食之宜子孙”“佩之宜子孙”之类，皆为促进孕育生殖之药；“食之无子”“服之不字”之类，皆为避孕药物；“服之美人色”“服之媚于人”之类，皆为美容之药；“食之无大疫”“食之无疫疾”之类，皆为预防药物；“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毒”之类，皆为解毒药物；“可以杀虫”即为杀虫药；“食之无卧”“食之不迷”之类，皆为兴奋之药；“服者不怒”“服之不惑”“食之已狂”之类，皆为镇静之药。所载药物，除人用之药外，另有兽用药物，如“流赭，涂牛马无病”。

据马伯英先生的统计，“全书明确指出与人类健康或疫病有关，或为毒药者共计121种。但其中有5种同名异产、异用，‘丹木’也有二处提及，但可能是一总名，未必是一种树的名称。所以实际名称仅为115种。明确指出分类，属草者27种，属木19种，属兽15种，属鸟21种，属鱼24种，属石2种；明确指出用法，饮食服用者91种，外用10种（其中佩用6种、外涂2种、浴用1种、席用1种），养用1种；用于毒鼠2种，毒鱼4种，其他毒用或伤人3种，‘见则大疫’之类4种，御凶2种，此后二者亦有巫术的意味；用于治病46种，防免于病45种，强壮或善于某项功能（如善走或不饥）19种，宜子孙2种，无子（不生）2种，美人色2种；一药兼具二用者21种；防治的疾病约47种。大体可归为内科病者27种，如蛊、惑、心痛、胕肿、瘅、疟等；可归为外科病者15种，如疥、痔、瘿、疣、疽、痈等；五官科类病5种，如聋、 目、嗌痛等 ^[10] 。”

三、其他文学艺术中的中医药文化

两周时期文学艺术中反映中医药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颇多，兹再列举数例如下。

（一）《离骚》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中采用了大量的香草意象，据宋人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统计，《离骚》共记载草木55种，其中芳香类草木44种，另有11种是莸草。芳香类草木主要有：荪荃、芙蓉、菊、芝、兰、石兰、蕙、茝、芷、杜衡、蘼芜、杜若、芰、女萝（菟丝子）、杜若、揭车、橘、桂、松、柏、楸、花椒、辛夷等。所载芳香类草木大都皆具有除浊避秽的作用，莸草中的艾、葛、茅等也是药用植物。

屈原作品之所以大量出现香草，正如王逸所言“善鸟香草，以配忠贞”，似乎与中医药不相关涉。实则不然！《离骚》中记载佩戴芳香类草木正是当时一种社会风俗的反映。这在出土文物中得到证明。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了一具未腐朽的女尸，尚有棺椁和大批随葬物品，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在这些出土文物中，发现尸体的手中握有两个熏囊（或称香囊），内装有药物。另外在椁箱中还发现有四个熏囊，六个娟袋，一个绣花枕和两个熏炉，也装有药物。”这些药物经鉴定，主要有辛夷、桂、花椒、茅香、佩兰等。“上述5种药物，均具芳香性，辛夷、桂、花椒、佩兰等都含有挥发油，而茅香主要含香豆精和少量挥发油。挥发油在医药上有驱风、发汗、祛痰、利尿等作用，也可作皮肤消毒、杀菌或芳香矫味剂。从出土情况分析：尸体手中的两个熏囊和椁箱中的两个熏囊、两个熏炉放的主要都是茅香；还有一个绢袋，放的主要是花椒，一个绣枕放的是佩兰，其他熏囊、绢袋中大都是辛夷、桂、花椒、茅香混合放在一起的。这样看来，它是和古代人民用于佩带辟秽的风俗有关系的，是有意把这些芳香药物用于防病辟秽的 ^[11]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很明显佩戴香草亦不是屈原自我的一种想象和造作，而是来自现实。从中我们可以窥察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

另外，诸香草之中，屈原独以“荪荃”象征君王，并几乎成为楚辞中君王的一种特定指代。对于其中缘由，争论颇多，宋代罗愿在《尔雅翼》中云：“《楚辞》言香草，皆以喻群臣，唯言荪者喻君，盖荪于药性为君也。”吴仁杰在《离骚草木疏》中也表示相同的观点：“药有君臣佐使，而此为君，《离骚》又以为君谕，良有以也。”当然，对于此种观点，多有批驳，仍需存疑。

（二）《左传》

《左传·成公十年》记有秦医缓为晋景公姬獳诊病之事。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将晋侯得病之因由、病状及诊断皆予以交待。由梦测病虽稍显荒诞不经，但并非毫无根由。梦之于人体生理病理关系密切，对此，《黄帝内经》中多有论述，《素问·脉要精微论》云：“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素问·方盛衰论》中云：“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素问·玄机原病式》云：“古人言梦者，神迷也，病热而能迁七情者，水衰道远故也。”《灵枢·淫邪发梦》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焫；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心气盛，则梦善笑；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 ，则梦溲便。”《左传》此处所载应是当时以梦测病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映。另外，广为人知的“病入膏肓”成语即源于此。足可看出此处记载影响之大。

《左传·昭公元年》记有秦医和为晋平公姬彪诊病之事。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此处以乐理论及节欲养生之说，颇合中庸之道。提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虽与《黄帝内经》“风热火湿燥寒”六气说不同，但借此可以窥见当时对病因说探究之情形。

此外，《左传》中记载有若干病名，如“定公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哀公十四年”：“陈豹者，长而偻，望视”，陈豹个子高大，但是驼背，而且远视；“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是对不孕的最早记载；“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寤”通“牾”，为“逆”之意，是说庄公逆生，是对逆产的最早记载。余云岫《左传病疏》中列46条，其中有一条数病者。

《左传》中还有关于“同姓不婚”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孔颖达疏云：“礼‘取妻不取同姓’，譬违礼而取，故其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也。”《左传·昭公元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孔颖达疏云：“言内官若取同姓，则夫妇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长。”这是当时社会风俗的一种反映，诸多文献可以相互印证，古人对同姓结婚于生育不利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如《礼记·曲礼》云：“取妻不取同姓。”《国语·晋语》云：“同姓不婚，惧不殖也。”

（三）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形成了各具风采的诸子文章。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第三阶段是战国后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诸子百家虽以阐述社会政治主张为宗旨，但其中亦多有关于中医药文化的内容。

《论语·雍也》云：“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就是孔子的弟子冉耕，身患重病，孔子前去探望，在窗外执手和其对话，伯牛身患何疾？《弟子传》云：“伯牛有恶疾。”《淮南子·精神训》中载：“伯牛为厉。”《说文》：“疠，恶疾也。”“厉”即“疠”省。毛奇龄《四书 言》：“古以恶疾为癞。”“厉”者癞也，即麻风病，这是对麻风病的最早记载。《论语·乡党》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 而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容”，皆是对饮食起居提出要求，虽重在与礼合，但颇合养生之道。

《孟子·离娄上》：“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难得。”孟子此处以艾喻治国之道，得到天下要靠平时推行仁政来获取民心。这种比喻恰如其分，艾叶以陈久者为佳，最好在三年以上，陈年老艾火力柔和，熏灼的效果比较好，新艾则火力过猛。艾叶要平时注意采集和收藏，以备不时之需，否则临时采取新艾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可以看出当时对艾叶的使用已经成为普遍的常识。

《庄子·徐无鬼》：“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雍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实堇即乌头，辛温有毒，可以祛风湿，散寒止痛。桔梗，祛痰止咳，宣肺利咽，排脓消痈。鸡雍，一名鸡头，即芡实，能健脾止泻，益肾固精，渗湿止带。豕零即猪苓，能利水渗湿，除胀消肿。“是时为帝者也”，是说这几种药物皆可当君药来使用。庄子其原意是以药物更相为主药，用时则贵，不用时则贱，皆因其用而变，其本身哪里有什么贵贱呢？但其以药为喻，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庄子》一书对养生亦有探讨，其《庄子·刻意》中列举五种被世俗所推崇，却是人为刻意生活着的人，其中即有养生之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庄子反对此种人为、刻意的养生之举，其云：“若夫……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主张“辅自然而不敢为”的“顺乎自然”的生命观。

《管子·地员》中载有多种药用植物，如郁、苋、蒲、苇、萧、薜、茅、草蕲、白昌、藁本、桔梗、杞、楂藜等。郁即郁金，苋即商陆，蒲即蒲黄，萧乃艾蒿，薜即当归，茅即白茅，草蕲即水芹，白昌杞即枸杞，楂藜即山楂，皆可入药。篇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对药草生长的影响，不同的土地适合不同的药物生长，如“五沃之土……五臭畴生，莲与蘼芜，藁本白芷。”“五位之土，若在冈在陵，在坟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黾楢檀。其山之浅，有茏与斥，群木安逐，条长数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种木胥容，榆桃柳楝。群药安生，姜与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枭，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虻，及彼白昌。山蔾苇芒，群药安聚，以圉民殃”等。对于药性及其效用，亦有论及，如“五粟之土”中云“薜苈、白芷、蘼芜、椒连，五臭所校，寡疾难老，士女皆好”，指出五种芳香避秽药的功效。对此，王绍兰注云：“‘校’之言效也，《曲礼》郑注：‘校，犹呈也。’谓五臭之草，其香味所呈效，令人寡疾难老也。”论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五沃之土”中云：“其泉白青，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管子·内业》篇阐述修心养生之道，主张守气成德、心定人静，达至天和。“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时，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在讨论饮食上，亦注重中和之道，“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冱。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倘若“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就要“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过饱就要运动，以使食气得消，否则就会“气不通于四末”；饥则缓思，唯恐伤其精气。

《吕氏春秋·任地》载有药用植物的生长和收采情况，“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菖，高诱注云：“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后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蒲具有和中避浊、芳香开窍的作用。三叶，高注云：“荠、亭历、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麦熟而可获。”“杀三叶”指收采荠、亭历和菥蓂三种植物。荠菜可以凉血止血，清热利尿；葶苈子有降气祛痰，泻肺行水之功；菥蓂，又名遏蓝菜，全草能和中益气，清热解毒，其子菥蓂子可以祛风明目，和血强筋骨。另外，《吕氏春秋》中多有阐述养生之道的内容，如《孟春纪·本性》：“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孟春纪·重己》：“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季春纪·尽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四）载有中医药文化内容的艺术品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小型棱柱形12面体玉器，该器表面磨制光滑温润，阴线刻篆体文字，每面刻有3个字，凡36字，另有重文符号8个。这件玉器的铭文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有于省吾、郭沫若、闻一多等数十位学者对其进行解读，虽具体释读不同，但大都认为所刻内容为养生行气之法。玉器本无名称，学界把它称为“行气玉佩铭”“行气铭”，或者“行气铭玉杖饰”“行气玉杖首”“玉饰杖把行气铭”。经考证，该器物系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上所刻为“行气”铭文，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或养生学、气功学实物专门文献。

关于该铭文的释读，现列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如下：

闻一多说：“新气既经纳入，还要设法固守，不使它泄散。《玉柲铭》曾发挥过这派守气理论：‘行气居则 ， 则神，神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明，明则 ，则优，优则天，天其舂在上，地其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第1册，116.）

郭沫若说：“石刻中有《行气玉佩铭》……铭文的内容用今天通用的文字译述如下：‘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这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62-263.）

陈邦怀说：“其文曰：‘行气：吞则 ， 则神，神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明，明则长，长则复，复则天。天其本在上，地其本在下；巡则生，逆则死。’”（陈邦怀.战国《行气玉铭》考释.1981年古文字研究会太原会议论文）

许国经先生经过分析后认为：“玉铭铭文的内容如果像郭说所理解的那样，视为‘深呼吸的一个回合’，那未免估价过低；如果像闻说理解为导引行气的‘守气理论’，也未免失之过窄。”提出应从古代气功学史的角度来理解，“应是周身运行混元之气，达到通天贯地、天地人合一的高层气功态的气功准则，是作为当时的行气养生的圭臬。它不仅高度概括了战国时期气功实践和气功理论的最高成就，而且包含有深刻的哲理 ^[12] 。”

铭文内容极有可能摘自当时的文献著作，而且为核心内容，方能铭之于器，予以珍藏，也为我们认识早期医学发展情形提供了实证。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李戎先生曾指出：“《行气铭》‘最早’这一事实，决定了它在医学学术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学说’‘天人相应学说’‘顺逆学说’，健身气功中的‘调气’‘存想’理论，以及房中养生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都得追溯到此铭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