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民俗中的中医文化_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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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俗中的中医文化

一、房屋与居室设施上体现出的卫生保健意识

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夏商时代的民居，从建筑平面言，大体有方形、圆形、不规则形三式；从居住空间言，可分地面式、半地穴式、地穴式；从墙体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言，有用植物茎秆作里面外抹泥土的所谓木骨草泥墙，有没有木骨而用草泥堆砌成的泥垛墙，有用夹板版筑法层层加高筑成的夯土墙，还有土坯墙；从屋盖形态言，有半地穴式或地穴式建筑常见的圆尖顶窝棚式，有人字形屋顶，有所谓“硬山式”建筑，即两侧山墙略高出的人字形屋顶，以及屋面超出两侧山墙的所谓“悬山式”建筑，还有平顶式、斜坡式和四面坡顶式屋顶等等 ^[31] 。经过对考古发掘出来夏商时代民居的考察，可以发现当时居室设施上体现出不少卫生保健的意识。

在房屋建设上，为避免潮湿和寒气，注意基址的建设、墙面的构造和地坪的铺设。这在多处遗址发掘中均有所发现。居住上保暖防潮的意识应该说是由来已久，早在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就有比较突出的表现。197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后冈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房址39座，皆为地上建筑，且绝大部分建在灰土堆积或旧房址基础上。房址下部有房基垫土，灰或黄色，土质细腻，并经分层夯打，坚实平整，每层厚5～8cm，有的房址垫土多达五六层，垫土一般都大于房址面积。墙内壁光滑，外壁粗糙，可分为垛泥墙、木骨垛泥墙和土坯墙3种结构，其中以垛泥墙最多，是用黄褐色细土，掺水捣熟，垒打而成，有的墙中还夹有小红烧土块或植物茎秆；木骨垛泥墙，是用直径4～8cm的木棍密集竖立作墙骨，木棍间隙中垛以黏黄泥块，内外抹平成墙面；土坯墙是用一种不规则长方形土坯砌成，土坯用深褐色黏土制成，内夹少量小红烧土块，有的墙内外还抹一层草拌泥。居住面分为白灰面和烧土面两种，白灰面厚2～6mm，层次均匀，表面光滑平整，有的房址在内墙壁上和门道也抹白灰面，一座房址往往有多层白灰面；烧土面是经火烧烤的，呈红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还发现一座地面铺有木板的房址，木板长0.5～1.6cm，宽3.5～6cm，表面经过加工，板面平整 ^[32] 。河南郾城郝家台龙山期古城三期文化发现一长方形排房，共分6间。墙用黄灰土或黄花土筑成，比较坚硬，其内外表均用厚0.04～0.10m的草拌泥涂抹。室内地面用黄褐土垫平，比较坚实平整，厚0.20～0.35m，其上涂抹一层草拌泥，厚约0.04m。六期文化遗址还发现1座木板地面房 ^[33]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王邑遗址发现的民居，居住面都经夯打和特殊加工，平整坚实。ⅧF1为长方形半穴式建筑，居住面由红色黏土抹成，中间平整，四周上折，厚0.14m。ⅣF9居住面的最下边为黄褐色土，经过夯打，十分坚硬，厚2～4cm，上面铺一层极薄的细砂，最上层抹厚10～15cm的草拌泥。ⅤF11居住面的最上面是两层灰白色的料礓面，每层厚1厘米，界限分明，下面为厚6～7cm的红色硬土，再下面是坚硬的灰土，这两层都经过夯打 ^[34] 。郑州商代遗址紫荆山北1号房基室内地坪有4～5层夯土，每层之上都加有白灰面层，部分夯土并经过火烧 ^[35]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现的房基地面和墙壁经过焙烧，有硬面，呈青灰色 ^[36] 。南方一些较为潮湿的地区有的则采取干栏式木构建筑。

早在夏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高出地面的专门的睡炕或床台，如在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一座房基内，有长4m、宽1.25m、厚0.42m的长方形红烧土台，专家推测极有可能是人们睡觉的地方 ^[37] 。甲骨文中出现有“床”之初文，（一期　前七·三·一）、（一期　乙二七七三）、（一期　乙二七七八）、（一期　乙八八○八）、（四期　人二三三一）、（五期　前四·四五·三）。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云：“象床形，为床之初文。本应横写作，上象床板，下象足桄之形。为适应竖行排列，遂竖写作，后世渐分为片、爿二字。《说文》有片无爿。《说文》：‘片，判木也。从木半。’此实借片为板。以片‘从木半’不确。段玉裁复于片部之末补爿字，谓‘反片为爿，读若墙。’按段说爿读若墙，可从。盖墙、将、戕等字皆从之得声，且墙、床音近，更可证甲骨文确为床之初文。至说‘反片为爿’则不确。”表明当时已有床榻。“梦”字在甲骨文中写作（一期　菁五）、（一期　续六·二二·一）、（一期　后下三·一八）、（三期　粹七七八）、（四期　甲六九○），非常形象地表明人躺在上梦寐。

夏商时代的人们继承了史前先民的传统经验，十分注意室内采光与通风，保持室内的光照与空气的洁净。陕西武功游凤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屋，有的屋顶有长方形天窗，是仰韶文化房屋形状和结构的具体展现 ^[38] 。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时期的先民，有在灶坑边用草泥加石垒成烟道，直通室外，故房屋内见不到烟熏痕迹 ^[39]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的第Ⅲ期文化遗存窑洞式民居，在灶坑南面室壁上，有一横剖面呈椭圆形的烟囱通往室外，烟囱长30cm，外端口径10cm、内端口径14cm、下距灶底86cm ^[40] 。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现的房屋墙壁上开挖有窗户 ^[41]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房址，第四号房子墙面上发现一略呈三角形的“风窗”，距地面1.35m。第六号房子墙的上部偏南处发现有一长45cm、宽23cm的“风窗”。第三号房子在门的左上方墙壁上有一缺口，而且还有窗槛的痕迹，从残痕可测知原来的窗子宽度为1.9m，高1m ^[42] 。

注意生活垃圾的处理。考古发现夏商遗址差不多都有当时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或弃废物窖穴。另外，夏商都邑遗址均有排污地下管道或明暗沟设施。

二、饮食习俗上体现出的卫生保健意识

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人们的食物品种已经比较丰富。就粮食作物而言，甲骨文中即出现禾（粟）、黍、粱（秫）、麦（大麦）、来（小麦）、秜、稌等。当时肉类食品、水产品的食用也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夏商文化遗址，都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动物遗骨及其骨制品，大多也有当时人们食余的鱼鳖贝蚌螺蛤等水产品以及鱼钩、网坠之类捕鱼工具遗物的出土。另外，据文献及考古推测，夏商时期人工栽培蔬菜瓜果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大戴礼记·夏小正》中载：“正月，囿有韭。”反映出当时已经人工栽培韭菜。另外，“囿”“圃”等表示人工栽培蔬菜瓜果的词汇已经出现在甲骨文中。（一期　人三一四六）、（一期　合集九四八八）、（一期　合集九五五二）、（一期　合集九四八九）、（一期　乙四九八），“从口从，象苑中有艸木之形，或省囗，同。为囿之初文。” （一期　前四·四·二）、（一期　前四·五五·七），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云：“从田从屮，象田中有屮之形，当为圃之初文。”食物品种的多样，一方面使人类的营养更加丰富，《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烹饪水平的提升。应该说，夏商时期，我国的饮食文化和饮食养生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1.盐、梅、花椒等调味品的使用

天生五味，人之饮食亦应五味相和。故而调味品不仅在于增加食物的美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调节五味，以利养生。夏商时期已经比较注重调味品的使用。传为商王武丁作的《商书》佚文《说命》三篇之下篇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当中提到了两种调味品，盐和梅。

盐，篆文写作，这是一个会意字，（人）用（指眼睛）观察（皿）中的（卤），示意人在制作盐。我国先民什么时候开始制作盐，据《世本》所载，在炎帝时“缩沙作煮盐”，一位叫“缩沙”的发明了煮海水提炼盐。殷商时期，盐的使用应该已经比较普遍，“卤”在甲骨文中写作（一期　粹一五八五）、（一期　京二九六六）、（一期　存一·六八）等字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云：“象盛盐于容器之形。为容器，其中之为盐粒。”另外，甲骨文中有“卤小臣”（《合集》5596），可知当时已设有盐政之官。

人们食用梅由来已久，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有已炭化的植物果核，经专家鉴定有梅核、酸枣核、核桃壳等 ^[43] 。殷商时期，以梅调味非常普遍，殷墟西区M284墓中随葬一铜鼎，内尚存梅核1枚。陕西泾阳高家堡村晚商墓葬，所出好几件铜鼎中留有兽骨和数量不等的梅核及梅果实，而且其数与鼎实的多少成正比，如一大鼎中盛一未成年羊之前臀，伴出的梅核多达34颗，另一鬲鼎仅盛兽骨小段，梅也只有2颗 ^[44] 。

花椒性温，味辛，气味芳香，可除各种肉类的腥膻臭气，能促进唾液分泌，增加食欲，有芳香健胃、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止痒解腥之功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载：“除风邪气，温中，去寒痹，坚齿发，明目。久服，轻身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河南固始葛藤山发掘的晚商六号墓，墓主头旁发现放有花椒数十粒 ^[45] 。这表明，商代已经开始使用花椒。

烹调中运用调味品的目的不仅在于美味，更在于调和其味以利养生。《商书》佚文《说命》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云：“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2.烹调之术与汤液的创制

夏商时期的先民在继承前人食物烹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在实践中加以创新发展，使得食物的烹制方式逐渐增多，烹制水平不断提高。

谷类粮食的烹制主要是水煮和汽蒸两种方式。出土发现诸多水煮类炊器，如陶鬲、罐、鼎、陶鬶等。最常见的汽蒸炊器是甑或釜甑形器，通体两层，中隔箅孔。其他食品的烹制则相对较为复杂，商代《四祀邲其卣》铭文“煮”字，即象鬲下燃火而匕在鬲中调制肉羹之意。殷墟及各地遗址出土的陶鬲、铜鼎等炊器，常发现里面残存着鱼骨或牛羊等兽类肢骨及梅核等。其烹制方法除水煮、汽蒸及炊煮后隔水温诸法外，还有把食物直接放火上烧的“燔”、把食物串起来近火烤的“炙”、将食物涂上草泥丢在文火中烧烤的“炮”等方法。先秦文献中有燔、炙、炮、烙、蒸、煮、爆、脍、烧、炖、熬、溜、煨、渍、脯、胹、醢、腊、齑、羹等诸多关于烹饪的术语，其中应有与夏商时期烹制水平相关的内容 ^[46] 。

殷商时期的烹调技术以伊尹为代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载有伊尹向商汤阐述烹饪之法：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羶，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伊尹烹饪之术乃合于执政治国之道，深受商汤赏识，委以重用，辅佐商汤建立商朝。伊尹不仅因其烹调理论被后世尊奉为“厨圣”，而且在医药史上亦是值得关注的人物。后世多认为伊尹发明了汤液，而汤液提高了医药的疗效，成为中医药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汉书·艺文志》载有《汤液经法》32卷，医家普遍认为为伊尹所撰。晋代皇甫谧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针灸甲乙经·序》）元代王好古撰有《汤液本草》一书。他也认为汤液是伊尹宗于《神农本草》而创立的。后世则在此基础上不断予以阐述：“世皆知《素问》为医之祖，而不知轩岐之书实出于《神农本草》也。殷伊尹用《本草》为汤液，汉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此医家之正学，虽后世之明哲有作，皆不越此。”“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汉张仲景广之，又倍于伊尹，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确论。金域洁古老人派之，又倍于仲景，而亦得尽法之要，则不害为奇注。洁古倍于仲景，无以异仲景之倍于伊尹，仲景之倍于伊尹，无以异伊尹之倍于神农也。噫！宗之，广之，虽多寡之不同，其所以得立法之要，则一也。观洁古之说，则知仲景之言，观仲景之言，则知伊尹之意，皆不出于神农矣。”明代李梴《医学入门·上古圣贤》中载：“伊尹，殷时圣人。制《汤液本草》，后世多祖其法。”

3.定时饮食之俗

按时饮食、适量进食是养生保健的重要内容，亦即做到“食饮有节”。对此，古人早就有所认识，《吕氏春秋·尽数》云：“食能以时，身必无灾。”进食是一日之中的大事据学者对甲骨文的分析，商代用以记时的词汇中即对进食有所反映。

殷商时期对于白天时段的划分大约有25个时称，其中学者认为凭借饮食时间而造就的时称有大食、食日、小食、食人等。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中曾考定卜辞中的“大食”相当于后世的“朝食”“蚤食”；“小食”相当于“夕食”“晡食”。对于“食日”，学者有不同意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认为：“卜辞‘大食’‘小食’皆用作朝食夕食之时，或省称‘食日’‘食’。”曹锦炎《谈甲骨文札记（二则）》一文虽赞同陈梦家把“食日”看成时间专用名词，但却不认为与“食”同为大食、小食之省称，而认为“大食”和“食日”的时间大致相当，二者应为同时异称。对于“食人”，李宗焜《卜辞所见一日内时称考》一方面认为应当为时称，但至于是否跟大小食相关则难下断语，黄天树《殷墟甲骨文白天时称补说》则认为“食人”当指“大食”，约当今上午十时 ^[47] 。

甲骨文中的时称词汇反映出殷商时期一日两餐的生活方式。上午之所以称为“大食”，应是出于劳作的需要，估计食物品种多样、进食量也比较大。下午称作“小食”，则是由于餐后即将日暮而息，进食品种少、量也小。这种进食方式应是我国先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慢慢约定俗成的，比较符合养生之道。其能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凝练成时称进入到甲骨文的词汇当中，足可以看出这种饮食规律在当时的普适性。

三、婚育习俗中的卫生保健意识

夏建立之初，去原始社会未远，其婚俗应具有父权制替代母系制过渡阶段的遗风。据殷墟甲骨文所载，至商立国前后，已进入一夫一妻制时代。考古发掘亦对此有所证实，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曾发现一男一女合葬墓 ^[48] ，河南安阳殷墟族墓地常见一种男女“异穴并葬”现象 ^[49] 。当然，夏商时期，时代变迁、各地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原因造成婚制是比较复杂的。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又往往造成一夫多妻的现象。但作为生育单位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是人类繁衍生息历程上的一大进步。

婚配为人生大事，我国很早就有了男女适龄婚配观念。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的第三墓区，发现一座M158的母子一次性合葬墓，母亲的年龄为20岁左右，孩童年龄6～7岁，可推算出母亲的育龄不过14岁上下。同墓区M181母子合葬墓，为一位30岁女性和一个13～15岁的孩童，母亲育龄也是15岁左右 ^[50] 。这与后人的文献记载是想吻合的。《礼记·内则》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墨子·节用上》：“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之所以有这种婚配年龄的俗定，是与人的生理发育规律相应的。《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女子在14岁左右月经初潮，性发育成熟。男子发育较女性为晚，要到16岁左右性发育成熟。《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在性的衰退上，男性亦晚于女性，《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男子……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故而中国自古就形成了适龄婚配、男长女少的婚俗。

据考古资料，夏商时代的婚俗似乎即是遵照这一婚配原则。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现有一夫多妻的异穴并葬墓，妻妾年龄均较丈夫为年轻。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等地商代遗址，均发现一些贵族墓葬内，墓主为壮中年男性，边上殉有青年女子 ^[51] 。

四、卫生习俗

通过对甲骨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已经比较注重个人及室内外的环境卫生，对预防病菌滋生蔓延，保障人体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考古发现许多夏商时期的盥洗用具，亦可以从中窥见当时个人卫生行为之一斑。殷墟侯家庄1400号大墓东墓道曾发现一套青铜盥洗用具，有“寝小室盂”、沃水勺、承水盘、汲水壶，还有5个洗澡擦身用的陶。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有用于净耳的玉耳勺2根，1977年小屯北地18号墓也出土有玉耳勺1根，这表明当时已有净耳之举。殷墟出土的人牙鉴定资料表明，商代在部分人中有食后用细签剔牙除齿垢的行为 ^[52] 。

在环境卫生上，除了日常的洒扫室堂之外，还有一些维护环境卫生的特殊举措。如甲骨文中载“其燎于血室”（《金》466）“燎门”（《合集》22246），所记应为用药草熏燎居室，以驱虫消毒，可能是当时一种卫生保健习俗。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即曾大量发现用来熏杀虫害病毒的樟科植物叶片。考之民俗，烧樟叶熏庭院之俗在浙江温州一带长期流行，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云：“家家烧樟叶，放爆竹，用栾实、黑豆煮糖茗，以宣达阳气。”乾隆《温州府志》卷14亦载：“至某时立春，则烧樟叶，燃爆竹，用栾实、黑豆煮糖茗，以宣达阳气，名曰煨春。”清代郭钟岳有《煨春》诗云：“太守堂前偃月田，立春偷种卜丰年。煨春烧得香樟叶，黑豆糖茶著意煎。”立春之日，家家户户先打扫庭院，然后从道坦（温州话，就是庭院）、天井、阶沿、中堂再至每个房间包括牛栏猪舍，各放置一堆预先备好的干燥樟树枝叶，杂以干柴，俗称“春柴”。立春时刻一到，人们便自外向内依次点燃，并燃放鞭炮，称为“燂春”，亦叫“接春”，意思是将“春”自外迎到屋内。烧着的“春柴”噼啪作响，散发着带有樟脑气味的烟雾，香气扑鼻，表示驱邪迎祥。儿童们则在火堆上蹿跃而过，据说此举能保佑平安长大。孩童边跨火堆，边念歌谣，如“燂春燂毛髯，田垟好种着，猫儿燂眼光，老鼠燂摸瞠”“旧春去，新春来，保佑今年大发财”等，以求吉利。最后将烧后的柴灰烬从外到里扫起来倒入灰塘，寓意将吉祥、兴旺引入家中。有的人家门上还贴上大红的“迎春接福”或“宜春”几个字。竹枝词《迎春接福》云：“迎春接福贴门墙，几处家堂遍上香。烧遍厅堂樟树叶，拥帘香气挟新霜”。烧“春柴”所用之樟木，味辛、性温、无毒，全株含芳香味，其干材、叶、皮均具药用，有袪风湿、行气血、通经络、利关节、止痛之效。《本草纲目》云：“霍乱及干霍乱须吐者，以樟木屑煎浓汁吐之，甚良。又中恶、鬼气猝死者，以樟木烧烟熏之，待苏乃用药。此物辛烈香窜，能去湿气、辟邪恶故也。”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樟脑即为樟树根、干、枝、叶经蒸馏加工制成的颗粒状结晶，能通窍辟秽、温中止痛、利湿杀虫。蒸馏所产的精油则是止痛良药。

夏商时代还曾将维护公共卫生入法。《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对于污染环境卫生不遵守公德之举治以重罪。虽然此法主要目的也许并不在于保护环境卫生，而在于防微杜渐，防止引发人际矛盾，正如孔子所云：“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但其中所反映出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的确很值得称道。

[1]马继兴.藁城台西十四号墓砭镰考.//.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97-199.

[2]耿鉴庭，刘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附录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93-19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58.

[4]甄志亚.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7，70.

[5]宋镇豪.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历史研究，2004（2）：3-26.

[6]宋镇豪.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历史研究，2004（2）：3-26.

[7]宋镇豪.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历史研究，2004（2）：3-26.

[8]宋镇豪.商代疾患医疗卫生保健考.历史研究，2004（2）：3-26.

[9]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68-170.

[10]王晖.殷墟卜辞所见我国最早的传染病流疫考.殷都学刊，2007（2）：1-6.

[11]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440.

[12]严一萍.殷契征医//严一萍先生全集（甲编第一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