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巫文化与中医文化传播

夏商二代文化皆以巫文化为最有代表性，其文化主要承担者是巫觋。《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巫文化可以说是各民族早期文化的共同样式，是各民族科技、文化、艺术的源头，医学亦不例外，中国医学最早也是蕴含在巫文化之中的。故而，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最初亦是与巫文化相伴而行的。

一、巫文化及其历史源流

何谓巫？巫，甲骨文写作 （一期　合二六八）、 （一期　合二九五），此甲骨文是否为“巫”之本字，学界尚有疑义，但一般予以认可。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 云：“字形结构不明。唐兰、郭沫若均以此字与《诅楚文》巫咸之字同，故释巫（见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下编，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按其说可从。《诅楚文》巫字作 ，又齐巫姜簋亦作 。”释 云：“字形结构不明，形近于巫，故附巫部。”这个字形很可能表示祭祀时手持工具，祝祷降神。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写作 。篆文则写作 ，表示两人或多人配合起舞祝祷降神。《说文》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古代巫者女性称为“巫”，男性称为“觋”。母系氏族时期，巫由女性担任，进入父权制社会后，女性巫师渐渐被男性巫师取代。

巫师的出现是巫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学者研究，巫文化的出现极其古老。在我国属于旧石器晚期的北京山顶洞遗址考古发掘中，已发现为死者随葬装饰品，尤其是为尸骨撒上赤铁矿石粉末，很可能就是一种巫术行为。流行于史前时期的原生态巫文化，是原始先民世界观的自然产物，是当时社会文化的自然形态。恩格斯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 ^[15] 。”“对于野蛮人，一切都是宗教，因为野蛮人恒常都是生活在神秘主义与仪式主义的世界里面 ^[16] 。”当时的巫师是科学文化上的代表，他们相较于普通人而言，是探索自然奥秘的先行者，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历史和艺术等知识，可以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人们的精神领袖。“史前时代的巫师，不仅是巫教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特别是在天文学、医学、文字、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都有过不少贡献。但是当时的巫教活动是与氏族习俗相结合的，文化科学也是如此，所以巫师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与谬误掺半，真理与迷信混杂。但是巫师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是史前时代的智者或‘知识分子’。这绝不是夸大之词 ^[17] 。”故而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史前时期医药文化传播的主体即为巫师，而且往往是巫医杂糅。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原始形态的巫文化随之发生变化，因为阶级分野的出现，在原生态巫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巫师，从而使得一些巫师成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使巫文化蒙上了一定程度的阶级欺骗色彩。夏朝是巫文化盛行的时代，但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较为缺乏，传说当前巫术中的“禹步”即为夏禹所创。其说法不一，李轨注《法言·重黎》“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云：“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俗巫之所以效禹步，应为当时夏禹本身即为大巫，方能为俗巫所效。《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则载有另一种说法：“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然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模逐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还，无术不验。固禹制作，故曰禹步。”认为禹步乃是夏禹模仿神鸟动作创制的，目的即在于借助神灵实行巫术。袁珂先生则认为，禹“本身就是巫师”“可能也是业巫的世家 ^[18] ”。就文物考古而言，在夏文化时代的考古中，发现了不少的卜骨，可据以窥见当时巫文化盛行之一斑。殷商时期甲骨卜辞的大量出土是当时巫文化盛行的最好明证，而且甲骨文中有大量巫的记载。“商朝的开国者汤，可以说就是出身于‘巫’……自汤以下，商代各王均保留了‘巫’的传统。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或卜风雨或卜祭祀征伐田游……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除了商王以外，其下尚有其他的巫官。《尚书·君奭》中提到了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七个商代名臣，其中至少有三个是‘巫’，即伊陟、巫咸和巫贤 ^[19] 。”周沿商制，虽崇礼尚文，但鬼神观念仍很浓厚，巫亦占有一定地位。应该说，夏、商、西周时期正处于巫文化的兴盛并逐渐走向没落的时期，当时的巫师正处在从神坛走入王权阴影的历史转化阶段，一方面，巫之卜筮活动盛行，国之事务往往取决于巫，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左右王权。另一方面，巫师已渐渐从独立变身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失去其独立性。但“巫师在这一历史阶段对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他们发明和传播了文字，如甲骨文、彝文就是巫师发明和推广的。巫师在星占学中积累和传播了天文学知识。他们也是医学的重要发明者，后来的医生就是由巫师中分化出来的 ^[20] 。”

战国时期，巫师虽然仍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巫文化逐渐褪去神圣色彩而日趋没落，巫师的地位随之下降。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否定巫的思想，《左传》僖公十六年就提出“吉凶由人”。《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姬獳杀掉了为之解梦的桑田巫，就表明巫已经沦落为可以任意被处死的卑微处境。《左传》昭公元年，秦医和在为晋平公姬彪诊病时，阐述了六气致病说，明确否定了鬼神作祟致病的观念。战国时期，巫文化进一步受到质疑和压制。《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载西门豹惩治为河伯娶妇的巫师，并发动民众开凿渠道，引水灌田，巫师已经成为蒙骗百姓的反面丑陋形象。虽自战国始，巫文化日渐没落，但终其封建旧社会，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一直都有巫觋的身影。一直到现代社会，我们身边还时常能看到巫文化的留存。自然界未知的奥秘，以及人类（包括群体和个体）命运的玄妙莫测为巫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巫文化将会不绝如缕，与人类文明共存亡。

巫文化是一种古老而跨时代的存在，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我们当前把巫看作是封建迷信，但早期的巫师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引领者，当时的巫文化是人类富有时代特性的文明形态。金景芳先生曾云：“我们不要简单地说巫都是骗子，实际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巫……巫不仅婆娑降神，而且天文历法、医药、卜筮等皆出于巫 ^[21] 。”早期的巫师在发明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和文学艺术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宗教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与科学文化对立的，巫师为了请神，必歌必舞，巫师也是远古最杰出的歌手和舞师，古代有许多诗歌、舞蹈即来自巫教。为了巫术的目的和记录氏族部落的谱系、历史，巫师较早地发明了文字，总结和传播了历史知识，直到商周时期我国尚处于史巫不分的状态。巫师为了占卜，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观察天象变化的天文学。巫教认为，一切疾病都来自于鬼神作祟，所以驱鬼服药乃是巫师的必用手段，这样便自然大量吸收和传播了医学知识。巫师为了巫术的目的，绘制了许多壁画和其他绘画，也雕塑了许多带有巫术气氛的艺术品，如图腾柱、神像 ^[22] 。”应该说，巫师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的发明者和文化的创建者，并为科学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童恩正在对中国古代的巫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说：

“巫”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为复杂的一个名词……

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独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法律、农技、哲学、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歌咏、音乐、舞蹈、绘画、神话传说等等，当时都是由巫所掌握。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绝不能低估。

当中国黄河流域的古代部族经历了长达百万年的原始启蒙时代而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最笼统地讲，需要两个领域内条件的成熟：一是物质的领域，即生产经济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二是上层建筑的领域，即社会制度的改变以及孕育、推进和维护这一新制度的意识形态。如果巫在前一领域之内的作用是间接的话（但也并非可有可无），那么在后一个领域中的作用就是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了。可以说，没有巫师集团的“制礼作乐”，就可能没有现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中国特征”的古代社会。

从夏代开始，当中国的文明终于出现、国家组织形成以后，巫师的后继者祭司集团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由于他们的最高领袖是世俗的国王，所以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经济的指导者，又是一切精神财富的保存者。 ^[23]

二、巫医交合

从事疾病治疗是早期巫师社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初人类认为疾病之由来自于鬼神作祟。甲骨文有“帝降疾”（《合集》18756），将疾病视为上帝对人降下的警示。在更多的情况下，商人视疾病为已故先人的作祟，如甲骨文中云：“贞王疾隹大示”（《合集》13697正乙）、“疾身隹有害，惟多父”（《合集》13666）、“贞隹多妣肇王疾”（《合集》2521正甲）、“贞有疾趾，隹黄尹害”（《合集》13682正）等，其中大示、多父、多妣、黄尹等都是致人生疾的已故先人。原始先民认为人肉体虽死但灵魂不灭，某些地方出土的墓葬当中，会发现在装尸体的瓮棺或木棺上留一小孔，据云就是为了供灵魂出入。不灭的灵魂就是鬼，《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些鬼具有生人所不具有的力量，往往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为害于人间，而疾病正是因此而生。《论衡·解除篇》中所载的一则传说很具有代表性：“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

因此治病关键在于安抚或者驱鬼，而安抚或者驱鬼的任务则要由巫师来承担。因此，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广雅》云：“医，巫也。”王念孙云：“医即巫也，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大量文献也表明，上古之时巫往往为医，而医亦往往施巫术。《世本·作篇》云：“巫咸作医。”《吕氏春秋·勿躬》云：“巫彭作医。”《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韩诗外传》云：“上古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其中的医者茅父名为医实际上施行的正是巫术。《韩诗外传》另记有古时神医俞跗以巫术疗疾：“中古之为医者曰踰跗。踰跗之为医也，搦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民俗学家的社会学考察亦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有巫医的留存，如：

云南倮族管巫师叫呗耄，其职责有司祭、占卜、医病三项。倮人皆信病起鬼神作祟，遇疾则以呗耄杀牲祀鬼驱病祟，呗耄多明药性，暇时常去深山采药，或预藏禽兽肝胆制作药剂，施行巫术中有让患者服药之举。呗耄作祭前，必建小青棚，供奉所谓天上下遣的祖神师祖，然后行巫术，喃喃诵经，祭经中有喂药章，叙药之来源及何药医何病，药的品类繁多，各种疾病皆有对症之药 ^[24] 。

巫之疗疾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一开始只是“事鬼神祷解以治病”，后有些巫“渐明药性”，至商代则专设有巫医从事疗疾。《逸周书·大聚解》记武王灭商，曾效仿“殷政”，其中即有“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甲骨文中多处有关于巫为患者御除病殃的记载，如“丙申卜，巫御”（《合集》5651），“贞巫 不御”（《合集》5652）。

考古资料亦证明当时巫医的存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发现的一座墓，墓主约为一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随葬有不少铜、石、骨、陶器，近头部一侧有卜骨3块，脚边放着一个长方形漆匣，内装‘石砭镰’的医疗用具，生前应是位巫师，与文献说的巫作医可相印证。同墓又殉有一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可见墓主生前地位不算太低，但随葬品在同批墓群中却又只能列为中等偏上，说明其应处在当地上层权贵的属下，充当着巫医的专门角色 ^[25] 。”

据甲骨文所载，商王本人亦常充任巫师。商王充任巫师亦可通过巫术为自身御除病殃，尤其是商王武丁好为巫医，如：

庚戌卜，朕耳鸣，有御于祖庚羊百。

庚戌卜，余自御。（《合集》22099）

当然治病仅靠安抚或者驱鬼是达不到实际治疗作用的，在长期从事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巫师逐渐掌握了一些病因病机和治疗的手段，并以之治病救人。民俗学家调查表明当前一些少数民族巫师治病时也会运用一些治疗方法，如：四川羌族巫师给病人治病时，必烧一块或数块铁犁铧，然后以脚踏之，接着以烧热的脚去紧贴病人的痛处。或事先把一块石头烧热，然后舔一下石头，再舔一下病人的痛处。另外还有舔铁条、铁板的现象。这实际上就是热敷的方法。珞巴族遇到刀伤化脓，请女巫前来诊治，先请神驱鬼，后用嘴把脓血吸出来，吐在木盆内，认为把鬼吸出来了，伤口便会愈合。佤族巫师在为病人治疗腹痛时，认为是腹痛鬼所为，以一根竹签刺死一只小鸡，从腹部割开，将鸡肠、肉和血等取出，贴在病人腹部，巫师用手反复揉擦，同时也给病人服些草药，如香菜、大蒜、葱、姜等 ^[26] 。

商代巫医使用哪些治疗手段呢？上面提到的藁城巫医墓中出土有医疗器具匣，内装“石砭镰”等医疗用具，显然这个医疗器具匣是该巫医行医时的随身携带品，否则不会死后随葬。商代另有其他一些被专家认为是用以医疗的出土文物，如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有一种长约13cm、外表光滑的石棒，据说是用于叩击体表的砭针。殷墟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人架背下，发现有两件骨锥，呈八字形放置，锥尖对人体，其中1件刺及胸椎骨。骨锥刺破肌肤而深扎体内，似乎属于针刺治疗失败致死的病例 ^[27]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巫医已经开始使用针砭等治疗用具。另外，考古亦发现商代使用药用植物，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曾发现不少陶器，分装着许多药用植物果实或种子，有蔷薇科桃属的桃核和去核的桃仁，有同科樱属的郁李和欧李之仁，有李实、枣、草木樨、大麻籽等。专家分析其中一些极有可能是专供药用的。那么，当时的巫医在施巫术疗疾的同时辅以药物也是情理之中的。

此外，还有药酒。酒始于何时？据《世本·作篇》载：“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仪狄是史传夏代立国前后的酿酒发明者。《战国策·魏策二》亦载：“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最初的酒应该是未经过滤的谷物天然醪酒。《说文》：“醪，汁滓酒也。”《一切经音义》十七云：“醪，谓有滓酒也。”《广韵》云：“醪，浊酒。”夏商时代酿酒业发达，酿酒作坊相当普遍，产量也颇具规模，制作工艺也已由谷物天然酒进入人工培植曲糵发酵造酒的新阶段。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一处酿酒作坊，为两座高台式斜坡顶建筑物，面积近50m ² 。专家对出土器皿内的白色沉淀物分析鉴定后确定是人工培植的酵母，即用来制酒的曲糵，今俗称酒曲 ^[28] 。夏商时期酒的品种不止一种，“夏代有汁滓和合的浊甜酒‘醪’酒和用糯性粟酿制的‘秫酒’。商代有用粟酿制的粮食白酒，用谷米酿制的薄味浊酒‘醴’，用束茅过滤去滓的清醴酒 ’，用黍酿制的‘鬯’及调入煮郁液的‘郁鬯’，有果酒桃仁酒、李酒、枣酒，还有草木樨、大麻籽所制的药酒。”“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酿酒作坊里，即出有成罐的草木樨和大麻籽的制酒原料，草木樨等清热解毒，大麻籽能润肠通便，有祛风、活血通经功能，其仁浸泡酒可治骨髓风毒和大风癞疾等，但此等物制成的酒苦涩而难饮，且不宜多服用，有的有缓泻等强烈的副作用，由此推知当时制这类酒是当作药酒的 ^[29] 。”果酒则多具有营养和药补之用。酒自古与医紧密相关，医之篆文作 ，许慎释云：“治病工也。殹，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古者巫彭初作医。”《礼记·曲礼上》云：“有疾则饮酒食肉。”

巫师使用针砭等医疗器具以及药物治病，其目的虽然是为巫术服务，但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巫师的医疗实践、口头的说教或者文字的记载，都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医药文化。乌丙安《中国民俗学》对此曾云：上古巫师作医，内含一些合理的医疗术，只是受认识的局限，在行为状态和信仰系统上采取了占卜、致祭、诅咒、祈禳、驱疫等等一系列歪曲处理的巫术方式。但其合理的医疗术，乃出于人们长期生活和生产中经验教训的提炼，在一定条件下，会向俗信转化，形成一种传统习惯，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并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生活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