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原始习俗中的卫生文化探寻

习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拥有的一种习惯性行为和做法。习俗的形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模式和发展程度、人内在情感心理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始人类在其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其中一些习俗的形成即有卫生防病的因素和动机，而这种风俗习惯的广泛传播、世代沿承也就推动了卫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成为卫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

一、婚育习俗的发展与人类健康

“性”是自然界实现万物生机勃勃的密码。“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合合方能化生万物。“性”的方式对人类而言既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又是繁衍后代的必需。“性”的关系对人类自身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男女不能交合或交合不当不但会危害身体健康，而且会严重影响人类后代的数量和质量。

人类远祖的性关系估计是杂乱的，与禽兽无异。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为寻求生存安全，人类当是以族群聚集而居，且相对比较封闭，内部两性关系杂乱无章，无任何血统、辈分方面的限制。《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这种杂乱的两性关系，不但因近亲性配导致新生儿质量低下，而且往往因老少杂配导致生殖不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这种原始群居杂交的方式得以稍许改变，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开始有血缘家族的意识，性的配置也渐渐按照班辈来划分，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从兄弟姊妹之间可以性配，而不同班辈之间，包括祖父与子孙、父母与子女之间，则禁止性配。

相传伏羲女娲即为兄妹婚配，中外其他各民族这种兄妹婚配的传说也十分常见，比如我国土家族的补所雍尼兄妹和芝兰天飞兄妹、苗族的姜央兄妹、侗族的丈良丈妹兄妹、景颇族的昌彪和昌娜兄妹等等。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赫拉、日本神话中的伊奘若与伊奘冉、古希伯来神话中的亚当夏娃、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安沙与基沙、古埃及神话中的奥塞烈斯与埃及女神等等。这种兄妹婚配现在看起来是乱伦，但比起最初的原始群婚杂交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将婚配关系局限在同一辈分集团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殖的繁盛。傣族《配偶歌》中即赞扬这种婚配：“人类要婚配，不能再乱合。兄妹配成双，男女成一对。像斑鸠一样，配偶不分开。”但兄妹婚配虽能保证生殖的繁盛，却无法保证生育的质量。当时的人类势必品尝到了众多这种婚配的恶果。一些民族的神话中描述这种婚配所生育的子女不成人形，或为肉团，或为肉蛋，或为葫芦，或为磨刀石，就是当时生育状况的一种反映。纳西族的《崇搬图》则明确反对兄妹婚配。文中描述由于利恩和桑命兄妹结婚，造成天地腥秽，树木污亵，日月无光，男神女神眩晕，虎豹不再跳跃，并引发了洪水泛滥 ^[71] 。

无论怎样，人类持续向健康的婚配方式迈进，可能经过长期的婚配尝试，认识到不同血缘系统之间的婚配更有利于人类的繁衍，于是逐渐排除了兄妹之间的结合，而将婚配对象限定在不同的血缘系统之间。最初是限制同胞兄妹姊弟之间的婚配，后来扩大到排除以母系计算的一切旁系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人类社会从血缘家庭迈向氏族社会，氏族严禁内部通婚，一个氏族的男子只能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实行婚配。一开始性配对象并不固定，人类学家认为可能采取的是走婚形式，男子夜间去走访女子并与之性配，而养育子女的责任全部由女子承担，子女则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很明显，这种方式不利于子女的养育成长。后来发展到对偶婚，男方从女方长期或短期居住，但似乎性配对象并非唯一，双方除了主要的性配对象之外，还可以同其他异性性配，而且两人婚配时间或长或短，所以这种婚配关系并不牢固。但是这种相对稳定的异性关系使得确定子女的父亲成为可能，而且有利于子女的抚养。大约在对偶婚的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男子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逐步确立，私有制的产生促成了父权家长制家庭的出现，随之带来一夫一妻的专偶婚配制度。这种婚配关系牢固而持久，亲属关系明晰而完整，既利于子女的成长，也利于婚配关系的选择。一夫一妻制禁止近亲同姓婚嫁，《礼记·内则》云“娶妻不娶同姓”，《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指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四》云“同姓不婚，恶不殖也”，从而大大提高了生育的质量。

二、原始丧葬习俗中的卫生文化

人有生即有死，有来即有去，迎生送死、迎来送往是人类社会必须要处理的大事。人死之后，尸首的处置方式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包括原始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对灵魂的认识等等，这其中亦有卫生的考虑。

原始社会初期，好像是没有丧葬的。无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还是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考古发掘均没有发现完整的尸骸，只是发现了零星的人骨。当时处置尸首的方式应该是弃尸于野，故而尸骨无存。《周易·离卦》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大概表现的就是上古人弃尸的习俗。《孟子·滕文公上》：“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这种情况下，当然无尸骨留存。另外，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无完整尸骨留存，是由于上古时代的食人之风。美国学者郑麒来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的食人制度》一书中写道：

1927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村旁的一个小山洞里，解剖学家戴维森·布莱克（Davidsn Black）发现了一块北京人化石，他的头盖骨曾被砸开，可能是为了取食脑髓。他的腿骨也曾被砸开，可能是为了取食骨髓。某些人类学家推测，这个生活于50万年以前的北京人是个食人者。这个结论建立在其他地方所发现的相似证据基础上……人类学家肯瑞德·洛伦兹（Knrad Lrenz）写道：“北京人，这第一个学会保存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火来烧烤自己的兄弟们。在最早日常用火的痕迹旁，是残缺不全的、烤过的中国猿人北京种自己的骨头 ^[72] 。”

北京人是否食人只能是推测，但吃人之风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恩格斯说：“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 ^[73] 。”

弃尸于野也好，食人也好，都是反卫生的一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处置尸首的方式逐渐向文明迈进。大约从旧石器晚期才开始有比较固定的墓地，如在山顶洞遗址发现了专门的葬室，在人骨周围撒有赤铁粉，甚至还发现了简单的随葬品。从撒有赤铁粉推断，葬时应该还举行了某种安葬仪式。至于为什么要撒赤铁粉现在是不得而知了。山顶洞人的丧葬方式是否为土葬很难断定，也许是草葬。草葬是早于土葬的一种丧葬方式，与弃尸于野一扔了事不同，草葬则在其上下覆垫以杂草。这种丧葬方式估计沿袭的世代比较久，甲骨文和小篆的字形都有草葬的意味在其中，《说文》释“葬”云：“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荐，就是草席。《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所谓“厚衣之以薪”，就是盖上厚厚的杂草。

生活于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似乎是使用了土葬，因为从其葬地考古发掘出的骨骸来看都较为完整，但也没有发现棺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于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 ^[74] 。”另外，原始丧葬方式还有水葬、火葬、树葬、悬棺葬等方式。

许慎是根据篆书字形来释“葬”之本义的，但详考“葬”的甲骨文和小篆字形，也不能排除当时造字描摹的是棺葬。葬的甲骨文字形有 （一期，粹一五八二）、 （一期，金四六六）、 （一期，乙三一四八），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云：“从人在 中， 即棺椁之属。 上或有数点以表泥土，或加艸，皆属葬义，故此字应为葬之初文。”另有 （一期，后下二○六）字形，徐中舒认为可能为 的异体。 为床板， 为尸骸，此字表示将尸体停放在床板上。关于各时代丧葬方式，《礼记·檀弓上》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谓有虞氏流行陶棺葬，夏人流行用火烧烤墓圹，殷人则流行棺椁葬，虽与考古发现稍有出入，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棺葬无论是木棺，还是陶器瓮罐，这种方式客观上可以防止臭味外溢、细菌散播，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三、原始人的拔牙奇俗

考古发现，我国许多原始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有人工拔牙的习俗，而且分布领域相当广泛。“经人类学家明确鉴定的就有山东大汶口、西夏侯、野店、王因、尚庄（下层）、三里河（下层）、呈子（下层）、扬家圈（下层）和江苏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山东城子崖、三里河（上层）等龙山文化遗址；上海崧泽文化遗址；江苏福泉山、圩墩等良渚文化遗址；湖北屈家岭文化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址和台湾牛稠子文化垦丁类型遗址等等。”“考古资料表明，拔牙习俗最早产生并流行于大汶口文化，其拔牙特点是：相当普遍（统计96例，拔牙率高达68.3％）；不分性别，不分贫富，牙位一致（上颌侧门牙），枚数相同（除极个别外，皆两枚），年龄相仿（15～21岁左右），其中又以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最为盛行，嗣后向西南流传到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中，有的直至近代，还保留在今云、贵、川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之中；向东南，流传于浙、闽、粤沿海一带，并进而从珠江流域传至东南亚和大洋洲 ^[75] 。”

对于拔牙的奇俗，我们在古代文献资料中也会发现些许痕迹。《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又《大荒南经》载：“有人曰凿齿，羿杀之。”《淮南子·地形训》称凿齿为“凿齿民”。《淮南子·本经训》载：“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扬雄传》载：“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凿齿”所指很有可能即是有拔牙奇俗的氏族。《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云：“邛淮之夷獠……长则拔去上齿。”“（戎州）蛮獠之类，椎髻跌足，凿齿穿耳”。“（钦州）獠子……椎髻凿齿，赤辉短褐。”对于这种奇特的风俗源于何因，众说纷纭，有成年礼仪说、治疗需要说、身体美饰说、禁忌说、殉葬说、图腾崇拜说、牙齿珍爱说等等 ^[76] ，皆有其理。

从医学角度来分析，拔牙亦有其用。首先原始社会时期，由于食物的粗劣及口腔卫生的欠缺，牙病多发是肯定的。考古发现，口齿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龋齿、齿槽脓肿和磨耗等，成为影响他们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牙病的多发推动了牙病诊治的进步，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就已经有了牙医。2008年2月26日，赤峰学院席永杰教授披露兴隆洼文化又一研究成果：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头骨口腔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治疗牙的实证，展示了当时人类牙治疗的技术水平。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人骨鉴定，该男性右侧上下颌第1磨牙经过钻孔治疗，下颌第一磨牙斜钻，钻孔直径0.5～0.8cm，深度1cm；上颌第1磨牙从外向内斜钻孔，钻孔直径0.5～0.8cm，深度1cm ^[77] 。牙疼让人难以忍耐，原始人类牙病又如此高发，拔牙之俗是否会与之相关，值得探讨。但对于如此高比率的拔牙，仅以诊疗牙病来解释又难以让人信服，“据说，‘原始人对于医学，包括药物和治疗，都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他们‘可以做最简单的外科手术，会把坏牙拔掉’。此说可信，但只能解释拔‘坏牙’；至于拔‘好牙’，则是另外一码事。”当然现在是无法断定拔掉的究竟是“好牙”还是“坏牙”了。另外，有文献资料记载，拔牙之俗确实与医疗行为有关。《新唐书·南平獠传》载：“鸟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猝然中毒休克会牙关紧闭，而凿齿则是为了灌药抢救的需要。当然，“这只能解释部分南方地区的凿齿情况，对象大汶口文化这种典型的拔牙风俗，却无能为力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