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价值论，还是劳动价值论？——评经济思想史上关于价值源泉的争论
如果把价值学说看作科学的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那么价值源泉问题就是价值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从经济思想史来看，围绕价值源泉展开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些争论中，“效用抑或是劳动”孰为价值源泉的争论尤为激烈。本文从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悖论说起，在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争论进行梳理和评价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看，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价值悖论与边际效用价值学说
从经济思想史看，认为效用决定商品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16世纪意大利的贝纳多·达凡查提（1529—1606）提出，商品的价值是以人们的愿望和需要为转移的；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尼古拉·巴贲（1640—1698）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用途，商品的用途则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评价。但是，用效用来说明交换价值的企图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许多很有用的商品例如水，交换价值很低或者根本没有交换价值，而一些用处很小的商品如钻石，却有很高的交换价值。假如效用是交换价值的尺度，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呢？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价值悖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8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加利亚尼（1728—1787）和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1715—1780）引进了稀缺性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的源泉是效用，而像水和空气这样的有用物品，之所以没有交换价值，是因为它们不具备稀缺性这一性质。由此，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效用，另一个是稀缺性；前者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后者决定交换价值的大小。加利亚尼和孔迪亚克试图用稀缺性和效用来解释交换价值的这种努力，其实已经和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的思想非常接近了，因为稀缺性的概念背后，其实蕴含的就是边际的分析方法。但有趣的是，这种思想在长时间内却没有得到回应和重视，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引进了边际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所谓的“边际革命”
，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从此之后才名声大噪。
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的核心，就是把价值归结为人们对商品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在满足人的欲望方面的主观评价。但问题是，对于一个完备的价值理论来说，不但要解决价值源泉这个“质”的规定性的问题，还有一个价值的“量”是如何决定的问题。如果把主观效用作为价值源泉，那么，怎么衡量它的量的大小呢？边际效用价值学说集大成者庞巴维克（1851—1914）说：“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即这件物品或类似它的一件物品在具体经济情况下合理使用时所产生的最小效用……把这种最小效用……叫作物品的经济边际效用。因此，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衡量的。”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话来说，边际效用就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时所获得的满足感，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根据边际效用而给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正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为基础，均衡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的理论才得以建立，从而共同奠定了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二、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
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也早已有之。比如17世纪英国重商学派和18世纪的重农学派都曾提出过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但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做出比较完整论述的当属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中的重要代表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对它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可叫作交换价值。”在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以后，斯密提出了价值悖论的问题，他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很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较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斯密从价值悖论中得出的结论是：交换价值的量并不能由使用价值的量（效用）来加以说明。那么支配交换价值量的原则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提出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问题。换句话说，在斯密看来，要想知道商品交换价值的量的大小，首先必须要在交换领域中找到一个其本身价值不会发生变动的商品作为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标准”或“尺子”。斯密认定：“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以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的标准。”由此，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用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标准尺度——劳动价值或者活劳动的量的大小。问题是：决定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所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价值的量的大小又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决定了商品必然具有那么多的购买力呢？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决定商品所能购得劳动量或者劳动价值的大小的因素是商品的“真实价格”。所谓商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斯密称之为“辛苦和麻烦”，也就是劳动。换句话说，商品的真实价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是，在斯密看来，价值决定的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是不相同的。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的人类“野蛮社会”，是生产商品的耗费劳动决定了商品在市场上所购买到的劳动量的大小。自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出现以后，斯密发现，用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规律很难解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了，于是他认为，商品的价值不再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或者说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了，而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共同决定。这样，斯密的价值理论就由先前的“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转变为“三收入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互矛盾的二元论。
斯密的这个转变，遭到了另外一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强烈反对。在李嘉图看来，商品按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丝毫不会由于商品价值的第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第二部分归资本家，第三部分归工人而有所改变，或者说在不同人中间的分配而有所改变，并指出斯密“三收入决定商品价值”的说法，是用价值的分配来说明价值的创造。因此，李嘉图坚定地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野蛮时期”，在有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仍然是适用的。力图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劳动价值学说是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上的贡献。马克思曾对此评价说：“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但是，由于李嘉图没有能够解决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以及“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李嘉图价值学说的解体。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以商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他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并对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行了分析。马克思从某种一定量的商品可以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的简单事实出发，指出：“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这种等同的东西是什么呢？这种等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质），进而也不可能是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各种具体劳动，只能是抽去各种具体劳动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就是抽象劳动。
前文说过，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早已有之，但最终都因为难以自圆其说而告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没有在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之间做出过明确的区分。因此，马克思说：“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之一；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如果把抽象劳动看作商品价值的源泉，那么，价值量自然是由劳动量来计量，劳动量则用劳动的自然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可是，如果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制造商品所花费的时间越多，岂不是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吗？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只能按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但找到了价值“质”的规定性，即把价值归结为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而且还找到了价值“量”的规定性，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量的尺度。马克思在确立了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基础上，又回到了对价值形式——交换价值的分析上来，从而揭开了货币产生之谜，指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价值内在尺度的外在表现。正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规律，并论证了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受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规律的支配，剩余价值转为了生产价格，从而建立了完整而又科学的价值理论。
三、边际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间的争论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围绕价值源泉问题展开的争论，最经典的莫过于发生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庞巴维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
1．庞巴维克对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批评
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是较早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进行攻击的经济学家之一。庞巴维克在他的《资本与利息》一书中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中对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推论分为三步：“第一步：因为在交换中，两件商品是彼此相等的，所以它们二者必定含有数量相等的一种共同元素，交换价值的原则必然是包含在这个共同的元素里”；“第二步：这个共同的元素不能是使用价值，因为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使用价值是没有关系的”；“第三步：把商品的使用价值丢开来看，它们还只留下一种属性，那就是劳动生产物的属性。所以劳动是价值的本原。或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使用价值或财物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它里面”。接着，他对这三步进行了逐步推敲：“第一步还过得去。而第二步的理论就只能用错误的逻辑来维持了。”他争辩说，马克思在这一步里，把一种类的概念和这种类的概念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淆在一起。具体地说，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当然是不相干的，可是商品的一般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这是庞巴维克提出的第一个批评。紧接着，庞巴维克说：“马克思的第三步理论，更是错误的。”他指责马克思在抽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后，为什么认定产品只剩下一种属性，即“劳动生产物的属性”？为什么不会是其他的属性呢？是仅仅有一个属性吗？例如：“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是不是从需求方面来说，还具有稀少性呢？是不是一切商品都是供求对象呢？它们是不是都是受人们支配的对象呢？它们是不是都是自然的产物呢？”在提出了这一系列的疑问后，他质疑马克思劳动决定价值的学说，提供给人们的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论证。这是他的第二个批评。简单来说，庞巴维克的意思是，为什么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如何在逻辑上证明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人类一般劳动，而不是其他？还有人曾以嘲讽的口吻提出质疑：如果把这个共同的东西认定为二氧化碳或者UFO谁又能说明它不是呢？从思想史看，庞巴维克的这个批评是对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理论所做的最为有力的批评。庞巴维克之后，又不断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质疑，但基本上大都是在重复庞巴维克说过的老话。比如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罗默说：“马克思论证说，所有商品共同具有的唯一属性是它们都是抽象劳动的产物，但很难看出为什么这应被视为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共同具有的唯一属性。它们还共同具有这样的属性，即它们都是人们想要得到的物品。”
2．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做的辩护
对于庞巴维克的批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希法亭和米克做了精彩的反驳。米克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抽象掉使用价值，是因为马克思关心的“根本不是庞巴维克所说的‘种类’——即使用价值本身，他关心的只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可能表现的特殊形式’，而这些形式在交换的时候被抽去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这些共同物不可能是自然的属性，如重量和体积等等。”那么，为什么抽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后，商品只剩下一种共同属性即劳动产品的属性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属性呢？米克认为，之所以把劳动当作共同属性，而不选择其他的属性，如效用、供求等，是因为在这些共同属性中，没有一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它既能用量来表示，而且量是包含在商品中而又与它有所区别，这就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提出的价值学说成立的正式条件。
德国经济学家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他指责庞巴维克完全不懂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揭示出社会发展变革的规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从分析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而庞巴维克相反，他是以“个人”为研究的出发点，考察的是“个人和物”之间的效用评价问题。从前者的角度出发，很显然，“个人和物”的关系对所研究的问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是可以抽象掉的。或者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对于研究的目的来说绝对不能舍去。而且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只有深入人类物质生活中去，尤其是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去才能得到揭示，所以马克思才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价值法则也就具有了现实性。
一般来说，希法亭和米克针对庞巴维克的批评所做的反批评，在正确阐述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方面功不可没，并且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与其他学说之间的分歧。但是，就针对庞巴维克的批评，希法亭犯了和庞巴维克同样的错误，即双方都以自己的观点为标准来衡量对方的观点。斯威齐正确指出：“庞巴维克从主观效用价值学说的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而希法亭则认为庞巴维克的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发展倾向毫无帮助。”
3．对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的批评
对效用价值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把效用看作价值源泉的正当性与如何找到衡量主观效用的量的尺度的问题上。比如希法亭就指出，把效用看作价值的源泉，看到的只是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被抽象掉了，因此，从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观点出发，看到的只是一个分裂而未能整合的社会，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种无视历史和社会的观点”。
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把价值定义为人对物的主观评价或者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心理的联系，单价值量的衡量尺度问题，就已经足以使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头痛的了。为某种在不同的条件下会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心理上捉摸不定的东西找一个衡量的尺度，这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米克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不把效用作为商品的共同属性，是因为：“第一，商品的效用是不能直接测度的量；第二，除非十分不合理地将欲望和满足等同起来，否则效用就不可能当作独立决定的因素。”米克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之所以把效用排除在外的原因，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古典学派的观点，即：“购买商品的人对其效用所做的特殊估价，实际上是不能决定它的长期均衡价格的，这一点，用买主对其效用所作的估计的变化一般并不影响价格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了。”
几乎不可能为主观效用找到一个合理的量的尺度，这一点就连西方的一些学者都是承认的。张五常就曾这样说道：“我反对功用（功用就是指的效用——笔者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象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即使是在西方经济学苦思冥想出用基数和序数的方法来衡量效用的大小的方法，也无法解决这个困难。他说：“今天，经济学者所用的功用数字，一般是序数量度。序数量度的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但可以排列次序……以序数排列功用，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以序数量度功用，我们无从知道甲与乙的数字差别代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总的功用数字有什么用途。”比如说，我消费某件物品，它带给我的边际效用是5，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个边际效用是5而不是10或者其他呢？或者说，边际效用的量本身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庞巴维克给出的答案是：“它是由需要（want）及其供应（provision）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需要越广泛和越强烈，边际效用就越高；需要越少越不迫切，边际效用就越低”。也就是说，在庞巴维克看来，供求关系决定了边际效用本身的量的大小。但是供求相等时那个价值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此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效用价值理论的重要缺陷之一，就是忽视了供给在价值决定中的重要作用。庞巴维克曾做过这样的推论：物品的供给越大，其边际效用就越小，因此其价值也就越小。假如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很明显供给对于价值的决定至关重要了，可是供给是需要成本的，因此，供给也会影响到价值的决定。有人批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只从需求出发，而忽略了对供给，尤其是物品真实成本的研究，看来也是不无道理的。
因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看，边际效用价值学说都是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还是如此青睐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呢？这个恐怕和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兴起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使得资产阶级急需要一种有力的工具来为自己辩护。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恰好能起到这种作用，由于它把价值看作人与物之间的心理联系，从而也就抽象掉了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这对于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进行辩护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边际效用价值学说由默默无闻到一夜成名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四、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角度解开劳动创造价值之“谜”
前文曾经说过，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米克和希法亭等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能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而马克思把劳动当作价值源泉，对于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遮蔽了的剥削关系来说，是最适当不过的了。但问题是，用“研究对象和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劳动作为价值源泉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研究对象和目的本身是需要做出说明的，换句话说，不能以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为理由来论证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假如这种说法能成立的话，岂不是说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哲学基础上的一种主观选择的结果？这一结果恰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所愿意看见的。但可惜的是，这个颠倒的看法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竭力批判过的。换句话说，把劳动当作价值源泉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独立地加以说明，决不能贸然地把某种理论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拿来和需要给以科学说明的东西之间画等号，来互相证明。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需要证明的，需要证明的只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误解，也往往被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作为攻击的把柄。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曾有过这样的误解。他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对此做过说明。马克思说：“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为我们理解为何把劳动作为价值源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的确，如果单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或者从纯粹逻辑的环节，我们无法证明为什么包含在交换价值中的那个等同的东西就是人类劳动而不是其他；但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现象或者过程，不仅仅存在是否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历史的过程。因此，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合法性，只能是在对一定的历史或者事实进行抽象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科学结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对于经济学范畴的研究，要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逻辑的研究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运用逻辑的研究方式可以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材料暂时撇开，使我们能抓住本质的东西，不至于被一些细枝末节所干扰；另一方面，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把价值实体归结为人类劳动，只有从历史和事实出发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也就是说，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历史的现实性，第二是同时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恰恰符合这两个条件。
众所周知，最早的商品交换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和氏族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所遵循的唯一原则，只能是凝结在交换物中的人类劳动。斯密曾成功地推论出了这一原则，这个原则也被后来如萨缪尔森、罗默等人以更加严密的逻辑形式加以证实。由此可以看出，劳动作为价值源泉，不仅仅具有历史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这里还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西方一些学者比如萨缪尔森、罗默等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只能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野蛮时期或者原始时期”，在那里，除了劳动之外，其他生产要素都不具备稀缺性，因而发生在人们之间的物物交换的唯一依据就是包含在其中的劳动量。但是，人类很快就翻过了“野蛮时期”这一页，一旦除了劳动之外，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变得稀缺了，也就是进入了斯密所说的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就不再适用了。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这种观点毫无新意，斯密早就提出来了。但问题是：假如在人类原始时期的物物交换中，人们之间所进行的交换是按照劳动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无可争议的，那么，就丝毫没有理由拒绝在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后的社会里，价值不再决定于劳动了。因为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出现，改变的只是价值的分配，而对价值的大小不会生产任何影响，更不会改变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规律。这正是李嘉图对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矛盾所做的批评，李嘉图对斯密的这个批评至今也没有遇到挑战，因此，李嘉图说过的话也可以用到当代“斯密们”的身上。
总起来看，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的理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思维的产物，它同时也具有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五、结语
在经济思想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稀缺性和效用概念的结合对价值悖论的成功解释，等于从理论上终结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有人也因此带着嘲弄的口气笑话后来的斯密和李嘉图以及马克思在解决价值悖论上的智力障碍。比如他说：“斯密在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暗示了前面所说的价值悖论，因而不再讨论价格理论（他显然认为价值悖论堵塞了沿着价格理论前进的道路），从而也就在随后的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关上了已被其法国和意大利前辈顺利打开的那扇大门。”在作者看来，单用劳动数量来解释价值——对于李嘉图这样的理论家来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并感叹：“读者应当注意，这是多么有趣，又是多么能显示出人类思想的方式啊。”
认为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没有能力去体悟出解决价值悖论的思想，把这一点归结为二流和三流的经济学家或许还能说得过去，用在这三个巨人身上实在是太低估他们了。李嘉图在和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争论中，曾不止一次对萨伊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做出了精彩的批评。就边际分析的方法来说，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也早就运用其来分析经济学问题。我们做个大胆的假定：如果斯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意识到了所谓解决价值悖论的方式，他们是否会因为边际的分析方法和效用价值论的成功结合而改变他们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呢？如果把价值理论单纯看作某种逻辑推演的结果或者数学游戏，也许会。可是，假如他们已经对解决价值悖论的思想有了解，却依然坚决抛弃效用决定价值的学说，可能的解释是：或许在他们看来，价值理论的推演和发展，必须以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为前提。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从根源上说，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目的是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财富的源泉和资本增殖的奥秘，从而进一步暴露出由这种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关系（阶级关系）。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研究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如果脱离了一定的生产关系，或者说，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新的社会阶级结构为无物，对于要研究的问题来说，那绝对是个重大的错误。因此，对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选择哪种价值学说作为分析工具，不仅仅是个逻辑的问题，更要尊重现实，也就是说，要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前提出发去研究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只瞥了一眼效用价值论，就毅然抛弃了它。而对于把效用价值学说从故纸堆里拣出来，再用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包装并冠之以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来说，它不仅仅把价值理论看作了纯粹的逻辑游戏，更进一步看，由于它把价值看作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而不但不能透过表面现象去揭示被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试图把这种物的关系“理论化”“神秘化”“科学化”，这种无视历史与现实的做法，就只能用其阶级立场来解释了。换句话说，其目的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种学说的虚伪性可见一斑。因此，对那些批评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人来说，与其怀疑他们的智力，还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些巨人的方法以及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看到这里，我们的读者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人类的思想方式，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前提，是多么的幼稚和荒唐啊！”
作者简介：孙宗伟，男，1971年生，陕西凤翔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