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出土材料看《周易》卦爻画的来源

1．楚简《筮法》卦例与爻画“一”表示爻数“七”

秦简《归藏》诸卦的阳爻作“-”形，阴爻作 “”形，而它们真的是由筮数“一”“六”演变来的吗？我们看到，在甲金文和战国竹简筮卦中，“一”“六”二数不仅出现的频次最高，而且在形体上也与秦简《归藏》爻画非常近似。而楚简《筮法》的卦例可分为两类，一类由一、四、五、六、八、九这六个数字组成，一类则仅由-（一）、（六）组成，其中三位卦无一例外地皆由后两种爻画（数）构成。更为重要的是，清华简《别卦》是由八卦相重得来的，其六位卦亦纯由-（一）、（六）构成。这三点似乎证明了，不但《归藏》，而且楚简《别卦》及《筮法》的三位卦都是由“一”“六”两数构成的。从战国中期及之后的思想背景来看，它们应当已被阴阳化了，即它们已是阴阳爻画卦。由此，不仅可以肯定出土《周易》文本是阴阳爻画卦，而且这些卦爻画是由所谓“一”（“-”）、“八”（“”“”）两数构成的。不过，这一论断不仅需要爻形与数字之相似性的证明，而且更需要从理论上证明为何楚简《别卦》、秦简《归藏》的阴阳爻画是由“一”“六”两数，而出土《周易》则是由“一”“八”两数构成的。在笔者看来，后者与揲蓍法直接相关。清华简《筮法》的发现，为我们探讨爻画与筮数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就是爻画“一”在《筮法》卦例中竟然表示数字“七”！

据《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一章，古人一般认为《周易》的卦爻画、爻题，与四象（七、八、九、六）有关。朱子继承了四象之说，将七、八、九、六这四爻分为两大类，并与阴阳爻画相关联。他在《筮仪》中说：“挂扐两奇一耦合十七策，则过揲三十二策而为少阴，其画为--，所谓拆也；挂扐两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则过揲二十八策而为少阳，其画为，所谓单也。”在他看来，爻画“-”“--”正与少阳、少阴之数七、八相关；不过，他显然不明就里，并不知道爻画“-”在此表示数字“七”，而阴爻“--”（出土《周易》作“”“”）则由数字“八”演变而来；更不知老阳老阴九六为用爻、少阳少阴七八为经爻的四象说。此前，曾有一位名叫张玑的易学家的论说较朱子更切实际。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其说曰：

阳数有七有九，阴数有八有六，但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质而不变，为爻之本体；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文而从变，故为爻之别名。且七既为阳爻，其画已阳，今有九之老阳，不可复画为阳，所以重体，避少阳七数，故称九也。八为阴数而画阴爻，今六为老阴，不可复画阴爻，故交其体，避八而称六。

这段话指明了七、八为“爻之本体”，用作爻画；而九、六为“爻之别名”，用作爻题。其要点在于指明了阴阳爻画是以“七、八”两数为依据的，并暗示了阳爻以“七”数为画，阴爻以“八”数为画的看法。但是，张玑同样没有就阴阳爻画的构成来论证其形体与数字之间的关系。此前，《易纬·乾凿度》曰：“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纬·是类谋》曰：“经以七、八为彖，九、六为爻。”彖以明体，爻以明变，足见对汉人来说，七、八即为阴阳爻画的筮数来源。不过，这些古人视为常识的东西，后来却长期迷失了，乃至在现当代，学者们一直在追问和猜测《周易》阴阳爻画（--、-）的构成和来源问题！今天，韩自强先生不但引用了以上几条材料，而且以近乎猜测的方式首先窥见了真相。他说：

天星观楚简卦画使用的数字是一、六、八、九，没有七，这与《系辞》揲蓍方法所得余数不符，似乎令人费解，其实古人写七，中间一竖不弯曲，是直的，为使与十字有分别，竖笔写得非常短……把一写成七，岂不更方便？《易纬·乾凿度》也说：“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换句话说，七也可以变为一。因此，我们把卦画的一视为七，天星观楚简卦画使用的数字，正与“大衍之数”的揲蓍法得出的六、七、八、九相符。

在此，韩自强猜测阳爻画“-”直接是由数字“七”变化而来的。当然，他的这一洞见迄今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尽管韩氏“把卦画的一视为七”，在今天看来这是颇有价值的，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论证是无力的，难以证明其结论。在天星观楚简筮卦中，一、六两数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八仅出现了1次。由此可知，天星观楚简筮卦并非出自大衍筮法。用大衍之数的揲蓍法来阐明天星观简卦画的来源，这本身即是一个错误。另外，由《易纬·乾凿度》“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二句，也是不能推导出“七也可以变为一”一语的。真正能够证明出土易卦之爻画“一”表示数字“七”的可靠资料，目前仅见于清华简《筮法》篇。在《筮法》中，所有卦例的爻画“一”皆表示数字“七”，并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一结论。由此推断《周易》的阳爻画“-”来源于数字“一（七）”，这才是有根据的了。

如何证明易卦的爻画“-”是以“一”表示“七”，而“-（一）”实际是由数字“七”转化而来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论证。先从楚简《筮法》来做论证，这也是关键性的一步。在《筮法》卦例中，单纯从字形来看，有一、四、五、六、八、九这六个数字，而在六、八之间，却唯独缺少数字“七”。虽然从字形来看，“一”的确为数字“一”的写法，但是从其上下文及内容来看，它在卦例中无疑表示“七”。除了整理者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这一意见外，马楠、廖名春还做了具体论证。注3据马、廖的论述，支持此一观点的核心证据有两个，一个见于第24～27号简《战》一节，另一个见于第52～57号简《地支与爻》一节。《战》一节的两组筮例为

注3：整理者说：“卦例均以‘一’代替‘七’的位置，值得注意。”（马、廖论述，参见《筮法》，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102页，上海，中西书局， 2013）不过，在《地支与爻》一节，整理者又说：“此表证明简文一般用以表示阳爻的‘-'、阴爻的‘'，确是‘一’‘六’两个数字，而作为阳爻的‘五’‘九’，作为阴爻的‘四’‘八’，都是特殊情况。”（同上书，119页）在此，整理者没有特别指明“-”用以表示“七”字，这表明是认同既往的说法的，而将此“-”仍看作一般所说的数字“一”。马楠：《清华简〈筮法〉二题》，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1）,64页；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载《文物》,2013（8）,70页。

其下所接断筮之辞分别为“凡是，内胜外”和“凡是，外胜内”。前一组，即虚线左边的六位数字均为四、五、六，一、八、九；后一组，即虚线右边的六位数字均为九、八、一，六、五、四。很显然，从数字排列的次序来看，这两组中的两个“一”字都应当表示数字“七”。另一证据见于《地支与爻》一节。该节将地支与爻数相配，即将子午九、丑未八、寅申一、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搭配起来，其中的“一”字，同样从数字排列的逻辑来看，也应当表示数字“七”。据此，可以推断，楚简《筮法》卦例的所有“一”字都应当表示“七”，或者说“七”在其中都直接写成了“一”字形。而“一”，又当是数字“七”的一种简省写法。在此，何以“七”字在易卦中要省去一竖笔而写作“一”？这可能需要从筮卦（数字卦）书写的特殊性来做解释。在楚文字中，“七”由一长横笔加一短竖笔构成（+），而由于在数字卦中这一竖笔会挤占上下的空间，且“七”为经爻、体爻，在卦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所以久而久之，有可能占筮者遂约定数字“七”省书作“一”字形。从天星观、包山和葛陵楚简来看，至迟在战国中期，筮卦已经彻底完成了以“一”表示爻数“七”的过程。在殷周时期，带一短竖笔的“七”字还不时出现在筮卦中。

同时，数字卦之“七”字若要以“一”来表示，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要么“一”“七”在爻义上完全无别，可以等值，要么相应的揲蓍法不可能产生出筮数“一”来。从上举《筮法·战》《地支与爻》二例及将《地支与爻》《爻象》二节结合起来看，前一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筮法》卦例中根本不存在数字“一”的可能性。《筮法·爻象》一节只说及八、九、五、四这四数的爻象，而没有提及其他数字。而既然《筮法》卦例中的“一”都表示数字“七”，那么这些卦例可以肯定就只能是由四、五、六、七、八、九，而不是由一、四、五、六、八、九这六个数字组成的。其中六、七当为经爻，为卦画之本体，它们是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阴阳爻画（六）、-（七）的数字来源。

再从筮法（揲蓍法）来论证易卦的爻画“-”是以“一”表示数字“七”。据今本《系辞上》，大概先秦易学以两种揲蓍法为主导，一种为大衍之数的揲蓍法，另一种为天地之数的揲蓍法。过去，大家一般认为《系辞传》只讲了一种揲蓍法，即大衍之数的揲蓍法。现在，依据楚简《筮法》，程浩又拟定出另外一种揲蓍法（引证见后）。笔者根据今本《系辞传》，将其称为天地之数的揲蓍法。这两种揲蓍法有繁简之别，大衍筮法实际上是对天地筮法的减省，不过两者的揲蓍方法和成卦思路是相同的。两者的区别，最后落实在三变、五变后之余数再除以四，其所得之商数不同上：大衍筮法得七、八、九、六之数，《系辞上》称之为“四象”；天地筮法得四、五、六、七、八、九之数，在此可以称之为“六象”。从道理上来讲，既然九、六用作爻题，那么同为四象且被看作卦爻画之本体的七、八两数也就应当已体现在《周易》文本中。而如果将《周易》阳爻画“-”（一）理解为表示数字“七”，乃“七”字之省书（只用于易卦），那么四象在经文中就得到了妥善的安排。而出土《周易》阴爻画作“”或“”，为“八”字形，正可以为证明。而在楚简《筮法》中，六、一为卦爻画之本体，四、五、八、九为用爻，《爻象》一节仅列后四爻之象，从揲蓍法来看，这必须将爻画“一”理解为表示数字“七”，才能够解释《筮法》卦例中的数字现象。进一步，楚简《别卦》纯由六、一两数构成，其“一”就更应当表示数字“七”了。六、七抽象化，“七”进而省变为“一”，至战国中期，它们随着阴阳观念的流行而被当作阴阳爻符号来看待了。

最后，由于与楚简《筮法》具有同构性，笔者认为天星观、包山和葛陵楚简筮卦的爻数“一”也应当表示数字“七”。至于甲金文筮卦中的爻数“一”，可能存在多种情况：其一，确实只表示数字“一”；其二，只表示数字“七”，特别在那些骈列的筮卦中；其三，数字“一”“七”混用，有些“一”表示“七”，有些只如字示意。从筮数出现的多寡来看，诚如张政烺先生等所云，“-”“”二形在殷周筮卦中出现的频次最高。宋华强曾做过统计，他选取了20例出土商代六位卦，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各出现了18、4、49、29、17、3次；他又选取了56例出土周代六位卦，上述六个数字又各出现了127、14、102、28、61、4次。如果将两者加起来，无疑以六、一出现的次数居前，接着是八、七两数。现在，如果设想殷周筮卦中所有的筮数“一”均表示数字“七”的话，那么两者相加之和将超出数字“六”出现的频率。不过，由于时间跨度很大，以楚简《筮法》去设想西周甚至殷商的占卦法，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在易卦中，以“一”表示数字“七”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这是一个目前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不过反过来看，那种将殷周（特别是西周）筮卦中的数字“一”一律如字看待，而否定其表示数字“七”的可能，这种看法在目前也是难以成立的。笔者认为，殷周易卦的“一”如果不是全部，那么有可能大部分表示数字“七”；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和回答从商周到战国楚简、清华简《筮法》《别卦》，再到秦简《归藏》之易卦，在爻画上的高度相似性和一致性问题。总之，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等易卦的阴阳爻画不是源于数字一、六，而是源于数字一（七）、六。从筮法来看，以“一（七）”“六”为经爻，为卦爻画的本体，这与楚简《筮法》所依据的五十五数（天地之数）揲蓍法是完全吻合的。

2．由《筮法》略论“六象”及“经爻”“用爻”

根据《爻象》《祟》二节，楚简《筮法》不仅以六、一（七）为经爻（爻体），以四、五、八、九为用爻，而且后四爻似乎也可以看作所谓四象，或者将六、一（七）加进来，合称为“六象”。“六象”，与今本《系辞上》所说“四象”概念相仿。所谓四象，指六、九、八、七的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之数，它们出自大衍之数（五十数）的揲蓍法。上文已指出，张政烺曾设想数字卦存在四象，但其论证是不成功的。《筮法·爻象》一节仅言及八、九、五、四的爻象，而没有提到六、一（七），这是很好解释的。六、七为经爻，是构成卦爻画的本体，其爻象不言自明，最为一般——先象天地，后象阴阳；而八、九、五、四为用爻，目的在于占变和预示吉凶，故《筮法》必详列其爻象。

楚简《筮法》已具备“经爻”（“本爻”或“体爻”）和“用爻”（“占爻”或“变爻”）的概念，《祟》一节还可为补证。此节使用了本卦的概念，如说“乾祟”“坤祟”“艮祟”“兑祟”“劳祟”“离祟”“震祟”“巽祟”。其中乾、坤等卦均为三爻本卦。在每祟之下，此节又陈述了起筮遇爻的几种可能情况，且都是就用卦而言的。如乾祟，列出了纯、五、九、淆四种情况；坤祟，列出了纯、八、四三种情况。而由乾、坤之纯，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是否有艮、兑、劳、离、震、巽之纯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只不过《祟》没有明言罢了。在八祟中，“纯”指三爻皆“七”（不是五、九）或“六”（不是四、八）的情况，它与“变”“淆”的概念相对。卦以占祟，与爻变相关。乾之“纯”，即三爻皆七，而未有一爻变作五、九的情况。坤之“纯”，即三爻皆六，而未有一爻变作四、八的情况。“淆”，指五、九、四、八这四爻中的两爻混杂并出；若单言五、九、四、八，在《筮法》中则一律指遇此一爻而其余二爻为六、七的情况。将这几点综合起来，就完全可以断定，六、七两爻在三位卦中起着基础性的建构作用；且它们属于经爻，被高度符号化了，很可能在当时已具有阴阳爻画的性质。注4《别卦》简的六十四卦也纯由六、七两爻构成，它们也是阴阳爻画卦。纯由六、七两爻组成的卦画即为本卦，而兼具四用爻的数字卦则为用卦或占卦。而不论是作为八纯卦（经卦），还是作为六十四别卦，本卦也可以用来表示具体的占筮之卦。

注4：《筮法》三位卦（八卦）中的“-”“”当为阴阳爻画。其一，秦简《归藏》的卦爻画全部书作“-”“”两形。其二，楚简《别卦》以八纯卦相重而构造出六十四别卦，且此种构造法正合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之序。其三，楚简《周易》及汲冢《周易》都证明阴阳爻画卦至迟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了。总之，将《筮法》的八纯卦和《别卦》的六十四卦断定为阴阳爻画卦，是恰当的。

3．筮法（揲蓍法）与易卦阴阳爻画的来源

出土《周易》的阴阳爻画源于数字一（七）、八，而楚简《别卦》、秦简《归藏》源于数字一（七）、六。除了两者在书写形状上的高度相似之外，对于易卦阴阳爻画的来源问题还必须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即它们的筮法（揲蓍法）来源问题。

先看大衍之数筮法与《周易》卦爻画的关系。据今本《系辞传》，大衍之数源于天地之数。大衍筮法是将五十根蓍草中的四十九根几经演算，最终得出六、九、八、七的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的四象之数。四象到底与《周易》文本有何关系？古今学者虽多有泛泛之谈，但大体上不明就里。现在已很清楚，根据清华简《筮法》，爻画“一”其实表示数字“七”。今本《周易》的阴阳爻画（“-”“--”）就是由七、八这两个数字演变而来的。七、八为体爻，居位为实。战国中期以来出土《周易》诸本的卦爻画虽然已为阴阳性质，但是带有明显的数字痕迹。自大衍筮法发明之后，四象（六、七、八、九）大概在战国中期或稍早经历了一个阴阳观念化的过程，七、八两数不断被抽象化，最后被当作阴阳爻画来使用了。反过来看，在阴阳爻画正式产生之前，应当存在一个单纯以七、八两数表示卦爻画的阶段。这也即是说，即使在大衍筮法之下，《周易》的卦爻画并非天然即为阴阳性质的。在纯以数字表示卦爻画的阶段，七、八乃《周易》卦爻画的一般数字表达形式（本体），按照古人的数字观念，可称为天爻（奇数爻）和地爻（偶数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七、八本是两个具体的数字，在易卦中却成为表达天数（奇数）和地数（偶数）的一般形式。

再看天地之数的筮法与清华简《筮法》、《别卦》及秦简《归藏》卦爻画的关系。楚简《筮法》所载卦画有两种，一种为三位卦，另一种为六位卦。三位卦的爻画全部由六、一（七）两数构成，而为八卦的一般表现形式。六位卦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的爻画由四、五、六、一（七）、八、九诸数字混合组成，一类则单纯由六、一（七）两数构成。由于六位卦都处于四位占筮法之中，因此那些单纯由六、七两数构成的六位卦例是不能当作一般形式（别卦）来看待的。清华简真正具有一般表现形式的六位卦，仅见于《别卦》篇。关于《别卦》的性质，我们既可以将其看作一篇载述卦序的著作，也可以将其与《筮法》合观。从后者来看，《别卦》所载六十四卦就是隐藏在筮法卦例背后、具有一般表现形式的易卦：《别卦》之六十四卦是体，而《筮法》的卦例是用。与《别卦》相同，秦简《归藏》也是由六、一（七）两爻构成的，其易卦亦为一般形式。而为何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都采用六、一（七）两个数字作为爻体，作为易卦的一般表现形式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其一，从统计情况来看，这两个数字在从商周至战国的出土筮卦或卦例中出现的几率最大，大大超过了其他数字。其二，从筮法来看，这是由天地之数的筮法决定的。程浩对《筮法》揲蓍法的研究，笔者是赞同的。据《易·系辞传》，天地之数五十又五，经过五变，取余数再除以四，就可以得出四、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其中，六、七出现的几率最高，适合于作为卦爻画的本体，而表示天爻和地爻；而四、五、八、九出现的几率较低或很低，只能作为用爻或变爻来看待。清华简《筮法·爻象》一节似乎就是这么来处理的。这套天地之数的筮法，可以推之于秦简《归藏》、战国卜筮祭祷简筮卦，乃至出土殷周易卦（如果其中的“一”都表示数字“七”的话）。大概在战国中期，作为本爻的六、一（七）两数也受到了阴阳观念的严重影响，从而被阴阳化了。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还包括《筮法》的三位卦）已属于所谓阴阳爻画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