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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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仁村陶拍易卦与西周《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来源

根据楚简《筮法》卦例的表数法,转而推断出土《周易》的阳爻画“一”也表示数字“七”,加上阴爻画作“八”字形,如此它们与爻题九、六合起来就是《系辞传》所说的四象了。由此逆推,《周易》的阳爻画“-”正当来源于数字“七”。总之,七、八就是《周易》筮卦的经爻,它们是阳爻“-”和阴爻“”“”(后来又简化为“”)的数字来源。而《周易》卦爻画从天地性质转进为阴阳性质,大概发生在战国早中期。学者普遍认为,楚竹书《周易》诸卦完全由阴阳爻画构成。不过,《周易》卦爻画的阴阳化能否推至春秋时期?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今本《左传》《国语》筮例载有卦画,均同于今本《周易》,但是笔者怀疑它们很可能经过后人的改写。据唐修《晋书·束皙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汲冢竹简有《师春》一篇,“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其中的卦画原来如何表现,现在已无从知晓,难以为证。而且,之所以不能将阴阳爻画溯源至春秋时期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张政烺曾说:“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后来,在《易辨》中,他的说法有所改变,云:“殷周易卦中一的内涵有三,六的内涵有二、四,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表明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了。”(《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8、43页)这种推论,在逻辑上缺乏必要的前提和环节。数字三可摄于一,二、四可摄于六,这只是作奇偶数或天地数的归类,但还不能由此说“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阴阳”观念本身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存在一个不断上升而宇宙论化的过程,在西周,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数字卦已受到阴阳观念的影响。何况张氏将三归之于一,二、四归之于六,现在已证明是错误的。,是因为,其一,《左传》《国语》筮例以“之卦”例指称爻变,而没有爻题和四象的概念;其二,其时是否使用大衍筮法以起卦,是非常可疑的;其三,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尚未流行开来。

春秋以前的《周易》卦爻画是怎样的,它和战国时期的《周易》卦爻画是一致的吗?这是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据古代文献及今人的考证,一般认为《周易》产生于西周初期,《易·系辞传》和帛书《衷》、《要》两篇及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太史公自序》)都是这么说的。尽管自数字卦的概念提出来以后,西周至春秋《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筮法如何,这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这个问题曾长期处于茫昧之中。现在,由于两件西周陶拍的发现而露出了一些端倪。这两件陶拍,是从陕西西安长安区西仁村采集到的,其上刻有两组共六个数字卦,它们分别是:六一六一六一,一六一六一六;八八六八一八,八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一,一一一六一一。已有人指出,前一组两卦为既济和未济,后一组四卦为师、比、小畜、履,两组都符合今本《周易》的卦序。参见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载《文物》,2002(11),66~68页;李学勤:《周易溯源》,237页。这两组六个易卦不但说明了《周易》在当时是存在的,而且具体展示了当时的《周易》卦爻画是如何构成的。董珊曾说2005年他在杭州昼锦堂看到一件铭文有数字卦的铜戈。这件铜戈的制作年代,根据他的论证,在两周之际。铭文共22字,为:“一六一一一六,曰:鼑(鼎)止(趾)眞(顚)。鼑(鼎)黄耳。奠止(趾)。五六一一五八,□。”最后一字的释读,董珊没有把握。(参见董珊:《论新见鼎卦戈》,见刘钊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其中“鼑(鼎)止(趾)眞(顚)。鼑(鼎)黄耳,奠止(趾)”很可能是卦爻辞,与今本《周易·鼎卦》比较,相似性很高。这说明戈上的六位卦很可能属于《周易》系统,其中“一六一一一六”纯由六、一(七)两数构成,乃鼎之本卦;“五六一一五八”则杂用五、八两爻,三爻变,为鼎之用卦。这条材料可以与西仁村易卦互相印证。这六个易卦均由一、六、八组成,各出现了18、13、5次;设若其中的“一”表示数字“七”的话,那么也就是七、六、八各出现了18、13、5次。毫无疑问,七、六居前,大大超过了数字八出现的次数。这说明西周《周易》易卦的经爻是由一(七)、六,而不是由一(七)、八构成的。而这一点,正与楚简《筮法》、《别卦》和战国卜筮祭祷简筮卦及秦简《归藏》同例。又由于这六个易卦在整体上杂取爻画“八”,而非全部由一(七)、六两爻组成,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属于筮卦(或者用以阐明筮法的具体卦例),而不是所谓本卦。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西仁村陶拍筮卦的爻画构成以一(七)、六为主干,这与出土战国、西汉的《周易》卦爻画以一(七)、八为爻体迥然不同。而这种不同应当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应当以演变的观念来理解。《周易》产生于周初,在西周时期,其卦爻画的数字构成及其来源(揲蓍法),与战国文献《系辞传》所云很可能是不一样的。目前可知,先秦大概有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揲蓍法,一种是天地之数的揲蓍法,另一种是大衍之数的筮法。关于大衍筮法,《系辞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经揲蓍三变后之余数再除以四,而得六、九、八、七四数,后人称为四象(即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大衍筮法完全可以解释楚竹书、帛书、汉简《周易》卦爻画的来源,一(七)、八是爻画的本体,而九、六两数为用爻或占爻,被安排在爻题中,用以指示在卦画中居位之爻体的阴阳或刚柔性质。今本《周易》阴阳爻画作“-”“--”,即由“一(七)、八”两数阴阳化和抽象化,进而简化而来。而由此反观西仁村的《周易》数字卦,可知它们不是由大衍筮法得来的。

既然西仁村陶拍易卦的得出,不是采用大衍筮法,那么它们是采用何种揲蓍法得来的?由于西仁村陶拍筮卦的爻画以六、一(七)为主体,与楚简《筮法》卦例正同,因此《筮法》简的揲蓍法似乎可以用来回答这一问题。楚简《筮法》易卦的来源,据程浩所说,乃以《系辞传》所谓五十五起算,经五变而成一爻,最后得到四、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其中六、七两数出现的概率最大,两者相加接近占三分之二。参见程浩:《〈筮法〉占法与大衍之数》,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1),61~63页。这一筮法,可称名为“五十五数揲蓍法”、“天地揲蓍法”或“天地之数揲蓍法”。这一揲蓍法(筮法),可以解释楚简《别卦》(包括秦简《归藏》)和《筮法》阴阳爻画的来源,以及为何用四、用五、用八、用九为占的问题。它并且可应用于战国卜筮祭祷楚简乃至出土殷周易卦,在这些易卦中各数字出现的频率是符合这一揲蓍法的。

回过头来看西仁村陶拍筮卦问题,笔者认为,《周易》六十四卦虽然在当时存在一种按照今本卦序排列的情况先秦《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是从帛书卦序,还是从今本卦序,或两者皆有之?由于清华简《别卦》的卦序与帛书正同,因此这两种卦序在先秦都是存在的。至于其早晚,如果从重视乾、坤二卦的角度而言,今本卦序理当更早,而且这在西仁村陶拍易卦上得到了证实。,但是在成卦原理上更可能源自五十五数(天地之数)的揲蓍法。一直至春秋时期,很可能《周易》还在使用这套揲蓍法。不过由于这套筮法在成卦的演算和阐明吉凶的理论构造上颇为繁难,占筮者遂不得不予以革新和简化,五十数的揲蓍法(即大衍筮法)于是得以产生出来。而这种革新和简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揲蓍法的简化。这包括:蓍草总数由55根减为50根(实用49根),推演过程由五变简化为三变,以及最终所得占数由六数(六象)减为四数(四象)。其二,筮书(筮法原理、占问原理)的简化。其结构,具体可参看楚简《筮法》篇。在革新和简化之后,整个占筮过程(演算、占变和解释)就变得更为简捷、便利了。

总之,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周易》可能采用的是五十五数的揲蓍法,而这一筮法,楚简《筮法》和秦简《归藏》还在使用。大概在战国早中期,《周易》筮法做了革新和简化,采用了五十数的揲蓍法(参见今本《易·系辞上》)。相应地,前一阶段的《周易》筮卦以六、一(七)为经爻,而在经文中以它们为卦爻画的本体,其例即见于西仁村陶拍的六个筮卦;后一阶段的《周易》筮卦以一(七)、八为经爻,而在经文中同样以它们为卦爻画的本体,楚竹书、帛书和汉简《周易》的卦爻画都处于此一阶段之中,并被抽象化和阴阳化了。从经文来看,《周易》前一阶段的卦爻画为天地性质,而其后一阶段的卦爻画则无疑属于阴阳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