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为了梳理和归纳与本书主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对标和发现已有研究的缺口和可拓展空间，本研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搜集，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和归纳了其中主要的理论观点。本研究的文献梳理主要围绕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政策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以及政企关系与企业经营行为关联性三个主题展开，在阐述方面区分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分别予以展开。面对浩瀚如烟的文献，我们将文献的覆盖面主要限定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科学引文索引（SCI）期刊以及国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以上期刊，少数刊载于较低级别期刊但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章也纳入分析范畴。检索方式主要是，我们通过谷歌学术以及中国知网（CNKI）键入关键词，对检索结果根据标题和摘要进行筛选和提取，并对筛选出的文献进行深入阅读和分析，并对文献末尾参考文献进行分析和拓展阅读，通过这种方式，最终搜集了290余篇期刊论文和著作。
1.2.1 国内文献综述
1．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方面
在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围绕融资环境、法治产权环境、政府干预等影响因素展开讨论。
（1）关于融资环境
创新活动的长投资周期以及资金密集型特征决定了研发项目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支持。由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投资风险大以及抵押品缺乏等问题，企业的研发投资活动常常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仅靠自有资金难以满足研发资金需求，外部融资环境对于研发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陈仲常和余翔（2007）基于产业层面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部门信贷投放以及政府资金等并未对我国企业研发投入构成显著影响，现有金融发展未对企业研发创新提供有效支持或支持力度不足。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的研究发现，中国地区金融的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构成了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稳步提升。夏冠军和陆根尧（2012）对资本市场对于研发投入的作用效应考察发现，资本市场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提升。张杰等（2012）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以及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现金流、追加投资以及商业信用构成了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融资渠道；融资约束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现阶段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明显改善融资约束对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黄鹏和张宇（2014）提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的融资成本差异对企业研发创新动力具有抑制作用，且与企业融资绝对成本相比，融资制度环境的公平程度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的激发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进而提出放松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束缚是激励民营企业提高创新投入水平的关键。谢家智、刘思亚和李后建（2014）利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孙晓华、王昀和徐冉（2015）将金融发展因素纳入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函数模型中，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展开实证考察，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受到融资约束问题的困扰，金融深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研发投入对于企业内部资金的依赖度，而资本市场的发展未对企业研发融资约束产生显著影响。戴小勇和成力为（2015）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有效地缓解了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汪伟和潘孝挺（2015）将四大国有银行市场份额占有作为金融市场化测度指标，对金融要素扭曲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要素扭曲限制了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存在差异。顾夏铭和潘士远（2015）研究发现，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则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张玉喜和赵丽丽（2015）对科技金融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考察发现，短期内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长期内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唐清泉和巫岑（2015）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缓解，这种影响在民营、高科技以及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邵传林和邵姝静（2015）对信贷配给对于企业研发投资影响地区差异效应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和地区制度质量是造成信贷配给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巫岑、黎文飞和唐清泉（2016）从银企关系入手，对银行业结构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考察发现，银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银行业竞争反向调节了银企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郭园园和成力为（2016）对外部融资渠道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进行考察发现，金融部门资金与政府补贴两种外部资金渠道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政府补贴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要强于金融部门资金支持。郑妍妍、戴晓慧和魏倩（2017）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企业融资能力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融资能力每增加1%，企业的研发投入将会增加0.3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融资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随着企业所在地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王昱、成力为和安贝（2017）对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边界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边界效应包含规模与效率两方面，金融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双门槛值，发展过度或不足都会导致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支持作用的偏离，金融效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单门槛值，即金融纯技术效率和前沿技术的推移和提升均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增进。钱水土和张宇（2017）的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通过研发融资约束缓解、产品市场竞争和非融资渠道等方式实现。与低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相比，科技金融对于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2）关于产权保护环境
产权保护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重要的制度环境（路甬祥，2005）。国内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纪晓丽（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法制化程度的提高，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以及研发效率均出现明显提升。蔡地、万迪昉和罗进辉（2012）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小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尹志锋等（2013）基于世界银行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名义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均产生显著激励效应，其中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张鸿武和钟春平（2016）等人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研究结论。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庄子银和丁文君（2013）通过模型推演发现，发展中国家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市场势力，削弱了发达国家企业开展研发创新的行为动力，进而限制了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对本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李蕊和沈坤荣（201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尚未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影响。曹琪格、任国良和骆雅丽（2014）对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的制度细分指标中，“律师和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等指数对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非线性关系，且依据一定条件而异。张亚斌、易先忠和刘智勇（2006）研究发现，在技术进步水平较低时，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后发国家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但从长期看，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创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王林和顾江（2009）基于85个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受到地区技术差距的影响，即当一国技术水平较世界前沿技术差距相对较大时，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促进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积极影响，反之，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则更有利。张杰和芦哲（2012）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张望（2014）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单独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而是与技术差距共同作用企业研发投入。赵娜和王博（2016）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发现，知识产权对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型影响效应，且影响程度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行业创新动机对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李伟、余翔和蔡立胜（2016）基于1992—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动力源泉。吴先明、黄春桃和张亭（2016）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间接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制造业进口与后发国家研发投入水平的关系，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对于研发投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制造业进口对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鲍宗客（2017）从研发企业生存风险入手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认为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研发企业面临较高的生存风险，从而遏制了企业研发创新的行为动力，可能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重要制度根源。
（3）关于政府干预
与发达国家不同，政府高度干预经济运行是转轨经济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张保柱和黄辉（2009）研究发现，政府对经济干预越严重，企业研发创新表现越差，地方政府政治社会目标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偏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解维敏（2012）认为，关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讨论应放在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制度框架下进行，地方政府官员对于任期内政绩的诉求，驱使地方政府运用其对地区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影响力，积极地对辖区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消极影响。顾元媛和沈坤荣（2012）认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竞争一同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行为激励来源，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在现行政府治理框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减少政府研发补贴方面的投入，进而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消极影响。谢乔昕（2014）从研发融资约束入手考察财政分权与研发投入相关性，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于研发投入的直接作用效应并不显著，但对研发融资约束水平具有显著增进作用，间接对研发投入产生抑制效应。谢乔昕和宋良荣（2015）运用2008—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晋升压力与财政分权对企业研发投入构成显著影响。晋升压力越大、财政分权越充分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企业对于地区经济影响力大小，对于政府干预与企业研发投入相关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左晶晶、唐跃军和季志成（2016）对政府干预与市场化改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减轻企业税外负担等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有限，政府干预的市场化改革对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对民营控股企业的作用效应不显著。元颖（2017）的研究支持了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驱动作用。
2．政策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方面
在政策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环境规制政策等影响因素展开讨论。
（1）关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目前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税收优惠为主导的间接激励政策与政府补贴为主导的直接激励政策两大类。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利用上海市经验数据对政府税收与研发补助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税收优惠与研发补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王俊（2010）分别利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对研发补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均显示，政府研发补助有效地推动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梁彤缨等（2012）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而财政补贴的促进效应不明显。吴祖光、万迪昉和吴卫华（2013）围绕税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展开讨论，认为税收负担一方面会掠夺企业内部现金流，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又会对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开展避税行为产生激励，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穆天和杨建君（2015）运用中国1998—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公共研发支出与财政直接拨款均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公共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财政直接拨款。李永、王砚萍和马宇（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制度框架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大小主要取决于研发资源的配置方式。李爱玲和王振山（2015）运用倾向评分法对政府研发资助对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作用效应进行考察发现，政府研发资助有助于企业获取债务融资便利，间接验证了政府研发资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积极效应。周海涛和张振刚（2015）对政府研发资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直接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更容易产生挤出作用，而税收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更具杠杆效应。翟海燕、董静和汪江平（2015）运用Heckman模型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其长期激励效果相对有限。江希和和王水娟（2015）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研发支出税前扣除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明显激励作用，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对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但作用效应不显著。刘放、杨筝和杨曦（2016）对税收激励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杠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整体上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激励，且企业融资约束越强、市场竞争越激烈、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税收的激励效果越明显。李昊洋、程小可和高升好（2017）利用双重差分法对2014年颁布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颁布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高税率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胡华夏等（2017）利用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受到成本粘性和产权性质的调节。陈玲和杨文辉（2017）对研发税收抵扣的分配效应进行探讨，发现，研发税收抵扣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对信息技术和科技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谭光荣、周游和李乐（2017）对我国“营改增”政策对于服务型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营改增”后，服务型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较政策变更前提高了1.132%。
（2）关于环境规制政策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公众程度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政府面临的环境规制决策压力倍增。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实施环境规制、污染治理可能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的影响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张成等（2011）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由弱变强，中国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将会逐渐由抵消效应向补偿效应转变。李小平、卢现祥和陶小琴（2012）基于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间接支持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沈能和刘凤朝（2012）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门槛值后，环境规制才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激励作用。李阳等（2014）研究结果显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这一影响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王杰和刘斌（2014）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适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关系整体呈现倒N型。蒋为（2015）基于制造业企业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无论是广沿边际还是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水会莉、韩庆兰和杨洁辉（2015）利用2011—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有关污染治理的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构成挤出，而有关能耗管理的环境规制则对清洁型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激励效应。李停（2016）运用规范分析发现，在同质产品市场结构下，排污权交易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要弱于排污税手段，而在异质性产品市场中，设立排放标准规制措施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较弱。谢乔昕（2016）从环境规制扰动入手讨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认为环境规制不仅通过静态水平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同时也通过动态扰动改变企业预期，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提升构成阻碍。郑建明、许晨曦和李金甜（2017）以2009—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门槛值后，波特假说才能成立。张彩云和吕越（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生产规制会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负面效应，创新类型的多样性、规制的严格性是导致绿色生产规制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他们进而提出，在实践中须将绿色生产规制与政策补贴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达到政策效果。
3．政企关系与企业经营行为方面
在中国转轨制度体系下，政企关系与企业经营行为的关联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研究成果相对丰富。早期研究主要围绕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债务融资问题展开，即国有企业受“父爱主义”影响产生预算软约束问题。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观察到，由于国有企业在日常运营活动中承担了大量政策性负担，政府诸多公共治理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实现，当该类企业发生亏损时，受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政府无法准确区分造成企业亏损的原因是政策性负担还是企业自身管理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给予企业提供政策性支持，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进行干预，最终导致国有企业债务约束的软化。龚强和徐朝阳（2008）通过构建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策性负担是造成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重要根源，如果增加政企间博弈次数，预算软约束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裘益政和洪怡恬（2014）等人通过经验研究证实了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存在性。余明桂、回雅甫和潘红波（2010），谢家智、刘思亚和李后建（2014）等人将政企关系的研究拓展至高管政治关联领域，研究讨论政治关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得到结果与所有权性质相类似，即与其他企业相比，具有高管政治关联企业面临更低的融资约束，密切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克服融资约束。谢乔昕、张宇（2013）从经济影响力入手衡量政企关系研究发现，高经济影响力有助于提升政企关系密切程度，企业经济影响力提高有助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政企关系与企业经营行为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信贷融资领域。潘越、宁博和肖金利（2015）利用地方国有企业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高管变更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张龙鹏和蒋为（2015）研究发现，密切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这种增进效应在正式制度环境不完善地区尤为明显。朱益宏、周翔和张全成（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对其短期投机行为与长期技术创新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杨星等（2016）研究发现，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定向增发活动往往更容易被审核通过且获取更大融资额度，另外，高级别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增发审批通过率。徐业坤和李维安（2016）利用2004—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政绩压力越大，辖区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而政治关联有助于缓解政绩压力与过度投资正向关联。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陈维、吴世农和黄飘飘（2015）等人直接对政企关系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关联性进行考察，其中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从官员对企业视察次数测度政企关系密切程度，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频度提高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维、吴世农和黄飘飘（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密切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取政府扶持，但这种扶持尽管在短期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高于行业均值的超额业绩，但会对企业长期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于蔚（2016）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倾向于开展非相关多元化经营、减少研发创新活动、承担更重的政策性负担。最终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降低，对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薛宏刚、王典和何乔（2017）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关系，政治关联通过为企业提供盈余管理的空间，加剧了企业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导致股价崩盘概率提升。苏屹和陈凤妍（2017）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互换理论，对企业家政治关联与创新活动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家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研发投入在二者中扮演中介角色。顾振华和沈瑶（2017）的研究则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抵御轻微事故对经营绩效的冲击，但对严重事故的作用不明显。况学文、陈志锋和金硕（2017）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具有更高的资本结构调节速度以及相对更低的资本结构调整成本。
1.2.2 国外文献综述
1．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方面
在制度环境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围绕融资环境、法治产权环境等因素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展开讨论。
（1）关于融资环境
Schumpeter（1991）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决定作用。Hall（1992）对1973—1987年美国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现金流与研发投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融资约束问题且融资约束的高低受制于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认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分散创新者面临的风险，最终对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Demirguc和Maksimovic（1998）提出，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地区，投资者在搜集与投融资活动有关信息方面更为便利，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更低，企业的研发项目更容易获取资金支持。Tadesse（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为研发创新活动提供大量融资机会，能够保障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构成显著促进效应。Kim（2008）针对38个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在IPO或次级权益募股后4年内，其累计研发支出约为固定资产支出的4倍。Benfratello（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的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固定投资支出的现金流敏感度，对其从事创新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增进效应，对高技术企业和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Lin（2009）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Ang（2009）基于韩国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Martinsson（2010）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年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融资来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与基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相比，基于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资金需求。Shin和Kim（2011）发现，在低效金融市场条件下，中小企业往往无法获取必要外部融资，转而通过持有现金资产对自身研发项目支出进行平滑。Amore等（2013）研究发现，美国州际银行管制的放松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构成显著地促进效应，银行地域多元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Hsu, Tian和Xu（2014）利用发达国家数据样本分析发现，权益市场的发展对研发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信贷市场发展会对研发活动产生负的随机效应，强势的银行机构通过收取信息租金和保护已建立紧密联系的在位企业，对新兴产业发展形成压制，对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股东权益保护良好国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2）关于产权保护环境
外部产权环境通过设定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结构，对企业创新行为构成影响，即企业会依据产权保护环境不断调整自身研发创新战略（Boettke和Coyne,2009）。尽管Allen, Qian和Qian（2005）提出设问，中国经济在缺乏有效的司法环境下仍然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大量研究仍然支持了产权保护体系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性。Baumol等（1970）将企业活动区分为非生产性活动、生产性企业活动与破坏性活动三类，认为包括产权保护环境在内的外部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不同类型活动的收益水平，进而对企业行为选择产生影响。Nordhaus（1969）较早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效应进行讨论，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应存在两面性，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市场垄断势力，阻碍竞争，损害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行为动机；另一方面会促进主体创新积极性，对研发投入的增加产生推动作用。尽管许多学者对Nordhaus（1969）理论进行扩展研究（Klemperer,1990; Gilbert和Shapiro,1990），但其核心理论含义并未实质性改变，并一直是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计和调整的基本依据。Teece（1986）提出，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模仿行为无法得到遏制的条件下，企业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收益往往会流向相关行业企业，而非创新者本身，从而对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早期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北（发达国家）-南（发展中国家）分析框架内展开讨论。Chin和Grossman（1990）通过构建双寡头理论模型，假设北方国家实施完全专利保护制度且南方国家企业可以在无成本条件下复制北方企业研发创新成果，对南方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福利结果进行推演，其最终的局部均衡结果显示，无论何种条件，北方国家都较南方国家获利更多，也就是说南方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对国家福利产生损害。随后，Branstetter等（2006）、Fershtman和Markovich（2010）也分别对国际贸易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行相应讨论。
近期的研究逐渐转向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本国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Maskus（2000）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创新激励，从而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Kumar和Saqib（1996）基于印度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造成了不利影响。Chen和Puttitanun（2005）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国内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企业研发投入会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而增加。Léger（2005）基于墨西哥企业的经验进行研究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因本地企业较弱的技术吸收能力而受到限制。Ang, Cheng和Wu（2014）研究发现中国产权保护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知识产权纠纷原告胜诉率分布在25%～87%，且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存在密切关联。Fang, Lerner和Wu（2016）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良好的城市，企业创新活动开展水平相应较高，且民营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敏感性要高于国有企业。
2．政策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方面
政策环境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政府创新激励、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展开讨论。
（1）关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Arrow（1962）的研发活动外部性理论为政府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度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对于企业研发活动提供的包括研发资助、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这些激励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缩小研发活动中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间的差距，缓解技术外溢性对企业研发动机的抑制效应，从而对企业扩大研发投入形成激励（Yager和Schmidt,1997）。
首先，研发资助政策。一方面，由于政府研发资助对象通常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和选择性，获得政府研发资助本身意味着政府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与肯定，有助于企业吸收更多外部私人投资，获得市场融资便利（Kleer,2010）。然而，在另一方面，政府研发资助政策也具有负向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增加了社会对研发资金的需求，在资源数量给定条件下，抬高了研发资金要素价格，对企业研发投入形成挤出（Goolsbee,1998）；如果政府对本可以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完成的研发项目进行资助，那么这些企业可能仅仅将政府资金作为自身投资资金的替代，形成替代效应。由于政府研发资助政策影响效应存在两面性，在相关经验分析中，学者们并未得到一致结论。Howe和McFetridge（1976）针对加拿大企业的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仅在电气行业中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其他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则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Folster（1991）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发现，瑞典政府研发资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Gonzalez和Pazo（2008）、Katrin等（2008）分别基于西班牙、德国数据对政府研发资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均显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Oliviero（2008）利用意大利制造业部门数据的经验进行研究并发现，与没有获得政府研发资助的企业相比较，接受政府研发资助的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私人研发活动。Hewitt-Dundas（2010）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在政府研发资助的支持下，从事研发创新活动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且在创新类型方面，政府研发资助对于突破性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最为明显。Raffaello Bronzini和Paolo Piselli（2015）基于意大利微观企业数据对政府研发资助政策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项目的实施显著地激励了企业研发创新。与此同时，Lichtenberg（1988）、Gorg和Strobl（2007）分别利用美国、爱尔兰数据，研究则显示政府研发资助对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Guellec（2003）、Gorg和Strobl（2007）基于经合组织、爱尔兰制造企业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资助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当激励强度低于25%时，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提升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杠杆效应，而当激励强度超过25%时，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提升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即存在最优政府研发资助强度。
其次，税收优惠政策。Hall和Reenen（2000）研究发现，1美元的研发支出税收抵扣能够带来1美元研发支出的增加。Berube和Mohnen（2009）提出，税收政策支持研发活动的优势在于其对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具有中性。Waegenaere等（2012）构建跨国税收环境与研发投入模型，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利用研发专利在国内生产产品，国内税率的提高会导致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降低，如果企业利用研发专利在国外生产产品，国内税率的提高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Yang等（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明显激励效应，获得税收减免企业的研发投入较未获得的企业多53.8%。Fazzari和Herzon（1995）则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较高的政策成本，在解决研发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问题方面缺乏效率。Eisner（1984）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相对有限，并有可能对私人部门研发投入形成阻碍。Marino（2016）利用1993—2003年法国企业样本数据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样本期税收优惠政策并未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显著影响，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普惠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形成挤出效应。
（2）关于环境规制政策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关系的观点存在分歧：一是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对境外企业投资构成阻碍，从而抑制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对本国技术创新活动不利，进而引申的政策建议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较低，故应保持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以有利于外资流入，对本国研发活动发挥技术溢出效应（Cole和Elliott,2003;Kneller和Manderson,2012）；二是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企业短期利润，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消化吸收因环境规制造成的收益水平下降，即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促进作用，提升研发创新活动水平（Porter和Linde,1995）。
无论污染天堂假说抑或是波特假说，学者们在实证检验中尚未得到一致结论。Gollop和Robert（1983）利用美国经验数据研究发现，美国1973—1979年实施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对电力产业的生产率造成了损害。Barbera和McConnell（1990）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在10%至30%程度上解释了美国造纸业、钢铁制造业等产业生产率的下降，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支持。Gray和Shadbegian（1998）利用美国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在构建X-Z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机器年限长短度量技术创新水平，以环境税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研究发现，严苛的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增进了技术创新水平。Antweiler等（2001）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也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的成立。Ederington和Minier（2003）、Levinson和Taylor（2008）的研究均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环境规制对本国产业施加保护的政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Arouri和Caporale（2012）的研究结论则未能验证污染天堂假说。波特假说方面，Jaffe和Palmer（1997）基于美国制造业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构成显著正向影响，对波特假说形成支持。Berman等（2001）利用美国石油冶炼业数据研究表明，受到环境规制的石油冶炼业企业生产率明显提升，但未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其他企业，其同期生产率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进而提出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开展。Greenstone和List（2012）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显著地增强了美国制造业的产品竞争力；Rubashkina, Galeotti和Elena Verdolini（2015）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研发创新产出，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3．政企关系与企业经营行为方面
Kornai（1979）首次提出“预算软约束”一词，用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持续性的救助行为。由于政府救助行为和经济干预活动的存在，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发生软化，企业面临的实际破产威胁可置信性不足。Dewatripont和Tirole（1994）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预算软约束的衍生机理加以描述。该模型指出，如果金融机构追加的贷款成本低于收回本息可能产生的收益，金融机构就愿意软化预算约束，为企业提供补充信贷支持。Lavigne（1999）研究发现，在东欧及俄罗斯等国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之后，预算软约束现象仍然普遍存在。Faccio等（2006）研究也发现，政企关系越密切，企业在遭遇财务困境时更容易获取政府救助。Claessens等（2008）认为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取融资便利，并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错配问题。除此之外，国外学者也对政企关系对于企业其他经营行为的影响展开讨论。Brandt和Li（2003）提出，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面临的契约实施环境相对较差。Goldman等（2008）研究发现，企业与政府关系越密切，获取政府采购订单的难度越低。Chaney, Faccio和Parsley（2011）发现政企关系越密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密切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Maria（2014）基于美国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即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的概率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围绕政企关系与企业担负环境责任的相关性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政企关系的密切程度与企业担负的环境责任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企业担负的环境责任与企业获取政府补助规模以及税负减免均存在密切关系，对政企关系“利益交换”理论形成支持。
1.2.3 文献评述及本书的研究重点
综合而言，尽管国内外学者围绕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政策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以及政企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进行大量讨论，但针对本书研究主题目前存在或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对于制度因素在企业研发投入决策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相对不足。以往研究大多在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一致的假设条件下对研发投入行为展开考察，忽视了转轨经济与非转轨经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存在的巨大差异对企业研发活动具有的解释力。由于研发创新活动的长期性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企业研发活动对于制度因素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其他投资活动。此外，国内围绕企业研发投入制度环境因素的实证研究在测度指标方面大多采用市场化综合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缺乏针对多重具体制度安排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系统研究，无法区分不同制度安排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和针对性。中国目前具备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双重制度背景特征，其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具有特殊性，且不同地域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中国情景下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第二，以往研究主要从静态角度考察政策环境对于研发投入的作用效应，缺乏从动态视角对政策扰动、制度变迁等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效应的考察。除了制度规范不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缺失等问题之外，转轨期中国企业所面临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便是政策法律的动荡性。与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稳定规则和制度的商业环境相比，中国企业面临更多规则、结果以及方案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而现有文献鲜有涉及这种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影响方向、作用机理尚不明确。
第三，现实中，即便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中，企业间研发投入仍存在差异，以往研究对其各种原因的解释存在不足。政府干预与管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个制度环境（孙刚等，2005）。那么密切的政企关系能否克服政府干预对企业造成的负面效应，政企关系的差异是否能够解释制度、政策环境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不同维度的政企关系的影响效应是否有所区别，对于这些问题现有文献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因此，本研究在制度与政策环境视角下构建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以及政企关系调节作用的理论机制。然后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理论分析提供支撑，对已有研究进行完善和改进。综上所述，本书以企业研发投入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考察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政企关系所具有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本书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重要的问题。
问题1：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为社会经济主体构造了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行为的激励结构。企业一系列经营决策和战略选择行为不仅仅是企业自身自主行为，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引导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相对于制度环境更完善、市场机制更成熟的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转轨期国家的企业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以及不稳定性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一般而言，制度环境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对企业研发投入行为产生影响：
第一，制度环境会对企业研发资源配置的行为动机构成影响。Olson （2000）发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当掠夺比生产建设更容易，投资、合作等创造性活动的个体行为动力就会受到破坏，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与贫穷”。制度环境通过改变企业不同类型投资行为收益影响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行为倾向，当知识产权保护良好、市场合理竞争、政府对研发活动予以大力支持时，企业研发活动行为收益增加，研发投入行为意愿也会更加强烈；反之，在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欠佳、政府支持力度有限、寻租活动普遍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研发活动行为收益便会减少，企业家创新精神受到抑制，研发投入行为倾向受到阻碍。
第二，制度环境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资源支持构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需要大量资源特别是资金资源的支持。作为转轨期国家，金融系统存在发展水平低、地区差别明显以及政府干预色彩浓厚等特点。这些特征一方面会影响研发项目资金供求双方有效匹配，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府行为偏好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的时效性，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更偏向于短期见效的投资项目，从而会对信贷资源向研发创新领域的配置构成限制。
那么，我国制度环境是否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政府干预、金融发展、产权保护等具体制度环境是否影响了企业创新投入动力以及资源获取，从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的变动？
问题2：政策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所谓政策是由政府行政机关或社会公共机构制定和实施的各种规则。与制度环境类似，政策环境也会对企业创新活动损益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进而调节企业研发投入决策。政策的易变性作为转轨期国家重要特征之一，一方面，已制定的政策由于市场化调控经验不足、经济结构复杂性导致实施效果出现偏差，从而面临短期被迫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地区间实际情况的巨大差异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所制定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一定扭曲，导致不同地域政策实施力度产生较大差别，同时在不同年份间政策执行力度也会存在较大波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投资决策面临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研发项目面临的政策风险，同时也会对企业对于未来政策方向预期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调整。Xin和Pearce（1996）指出，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会增加经济活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导致市场交易费用的提高。那么，政策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如何？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政策水平与政策扰动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
问题3：政企关系是否调节了制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效应？
在资源配置缺乏足够正式制度安排的环境下，作为替代机制的非正式制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资源配置过程。在转轨期国家，由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以及长期以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处的支配地位，政企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本身获取资源的能力，在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密切的政企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外部资源的获取，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政府行为倾向的影响，将资源配置到符合政府行为偏好而非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的领域。那么，对中国而言，密切的政企关系能否帮助企业克服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的外部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推动？抑或受到政府短期行为偏好的干扰而导致研发投入的减少？政企关系的密切程度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不同维度下政企关系的作用机制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