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所谓研发，即研究与开发（简称R&D），是指个体或机构为获取科学技术领域（不包含人文社科）新知识，开创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和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系统性活动，通常是指产品、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根据研发的内容和阶段，研发具体包括三类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是一种基础性、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新知识，了解、发现现象或事实背后的本质规律和基本原理。“应用研究”的主要目的与基础研究类似，也是为了习得新知识，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是对“基础研究”取得成果应用路径的一种探索。“试验发展”是研发活动的高级阶段，是系统性地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工作经验积累的现有知识，制造新产品、采用新流程或对现有产品服务或流程进行实质性改造。

宏观层面，研发创新通过发明专利等创新成果的产出推动技术进步，增进生产效率，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微观层面，研发创新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以及成长的可持续性都具有高度相关性。鉴于研发创新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研发创新都是产官学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熊彼特（1934）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提出，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波特（1990）认为，一个国家即便拥有优越的资源禀赋条件，但如果长期依靠大量持续地投入要素的方式驱动经济增长，而无法通过创新实现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快速扩张，其经济的发展繁荣就难以维继。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停滞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其根源在于研发创新的不足和技术进步的滞缓（Romer,199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显著成就，经济长期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私人资本引入为特征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增进了社会生产效率并激发了经济活力，造就了中国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高储蓄率及高投资率的要素驱动模式实现，而非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技术创新驱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诸多隐忧（吴敬琏，2006）。在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伴随着粗放型经济增长路径表现出的产业层次低、资源耗费高等一系列问题，在投资领域的具体体现便是“高投资率-低产出效率”“高固定资产投资-低技术投资”等一系列现象特征。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后，这种以资源大量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并强调，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应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首要主体，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环节。只有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是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两大关键，研发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而研发效率则侧重于将研发资源的投入更好地转化为发明专利等技术创新产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中的资源基础观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企业研发资源方面高水平、持续性地投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常被视作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衡量指标，它被视为反映企业研发创新的一种“币值”（a dollar figure），通常使用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额的比重进行测度。Hall和Oriani（2004）对西方国家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的统计结果显示，美国为4.9%，德国为4.5%，法国为4.2%，意大利为3.3%，英国为2.9%。然而，根据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在2004—2006年，我国工业企业中开展研发投入活动的企业占比仅为28.8%，研发投入强度不足2%。从《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看，作为研发强度相对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我国该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也仅为1.9%，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2.5%～4%的研发投入强度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在探讨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时，亟须研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整体水平相对偏低，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企业研发投入。

North（1990）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集合。现实中，每个企业都嵌于特定的环境之中，其行为方式难免会受到所处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经济转轨时期，企业需要面临正式制度大量缺位、政府过度干预、产权保护制度匮乏以及政策调整频繁等多重制度约束（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这些特殊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对中国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施加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截然不同的行为约束条件。外部环境塑造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与结构，经济行为主体所处的激励安排结构最终会影响其行为方式。企业行为是企业作为经济利益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对外部环境做出的连续决策或行为反应，经济性是其基本的行为准则（周立群，1999）。处于转轨经济期的中国企业表现出的“创新短缺”“投资冲动”等行为特征，其原因可能并非由于行为非理性或是治理结构缺陷，而是由特殊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因素所致。因此，从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以及政企关系视角出发对我国特殊背景下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通过对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进行考察，为理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我国企业面临制度环境与成熟市场制度环境的差异性特征，从制度环境角度入手对企业研发投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企业特别是处于转轨期制度背景下企业研发投入的制度动因，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现有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研究成果。

其次，以往有关企业研发投入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从静态角度入手，侧重于对研发资助强度、环境规制水平等静态政策安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效应展开讨论，对政策动态调整因素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干扰关注不足。Julio和Yook（2012）提出，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Stokey（2015）利用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在面对高度的政策不确定性时往往持有观望态度，选择推迟投资项目的开展。本书拟将政策环境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区分为静态安排与动态扰动两方面，在考察静态政策水平影响的基础上，对政策调整因素对于政策效应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政策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联关系，同时也可以为政策“朝令夕改”产生的调整成本提供经验证据。

再次，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政企关系对于企业业绩与价值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处于转轨经济期的中国，政府手中仍然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并保持对市场经济较强的干预，政企关系在政府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在正式制度政企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正式制度政企环境形成补充。对政企关系对于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调节效应进行研究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政企关系对于企业经营业绩及价值的影响机理，从理论层面与经验层面为同一制度政策环境下企业研发投入的异化提供可能解释。

2．实践意义

2015年11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6年3月，“供给侧改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成为之后一段时期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和依据。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实现经济产业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提高经济供给体系的运作效率和质量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意，而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则是生产率增进、价值链攀升乃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研发投入作为科技创新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研发投入能够直接产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另一方面研发投入的过程也能促进新知识的产出，增进企业的吸收能力，间接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Cohen和Levinthal,1990）。如何优化制度及政策环境激励企业大力追加研发投入，是激发创新活力，保障创新活动持续开展，从而实现供给侧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问题。

从政府角度而言，本书研究为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转型经济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制度安排调整以及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能够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制度安排导向与政策制定的启示。

从企业角度而言，本书研究有助于全面评价制度和政策环境以及政企关系对于企业的价值效应，为企业如何依据所处制度及政策环境合理安排研发投资活动以及政企关系管理运用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