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

生产率问题一直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早期，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对农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而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增大才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经济学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中1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从1961—1973年的3.25%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09%，而劳动生产率则从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81%。据美国经济学家霍恩斯坦（Hornstein,2004）测算，1954—1973年美国经济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年均1.3%,1979—1993年则下降到了0.7%，几乎下降了一半。

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早在1968年、1969年就对服务业生产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服务经济学》一书中，富克斯以美国为例，分析了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状况及其原因。美国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占全美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约40%增长到了1965年的55%；仅从1947年到1965年，美国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就增加了1300万，工业部门只增加了400万，而农业部门还减少了300万。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服务部门就业比重急剧上升这一社会现象，富克斯首先假设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对服务的最终需求的增长；二是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增长；三是服务业人均产出增长的滞后。富克斯认为，第三个原因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富克斯认为服务业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们一直以为的来自需求，而是主要来自供给。

经过实证分析，富克斯发现，1929—1965年间，美国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收入弹性差别远不足以解释服务业就业的增长，而服务业人均产出增长缓慢则更具说服力，即第三个假设原因才是主要的。不过，富克斯将当时生产率进步最快的生产者服务业——交通、通信业，划在服务业的研究范围之外，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服务业的狭义界定进一步凸显了服务业生产率低增长的特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的现象并不单出现在美国，跨国的截面数据也支持这种现象存在的事实。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学者们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经济现象做出解释，为此，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服务业生产率的热潮。以美国统计学家为首的西方经济统计学家在服务业产出计量方面的理论研究上投入了很多精力。统计学家发现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严重滞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严重滞后的服务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又越来越大，这两个现象的结果是西方国家整体生产率增长的趋缓。这不能不引起把生产率增长看作现代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的现代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逐渐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格里利谢斯（Griliches,1979）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统计学家）认为，由于服务部门的“不可测度性”，服务业的产出与生产率核算存在误差。无论是美国经济分析局还是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增幅。而以富克斯和鲍莫尔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由服务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并非是计量误差导致了该行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其实服务产出被“低估”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下面以这两派的理论解释为主线，系统介绍和阐述国外学者关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理论解释的研究现状及其争议的焦点问题。

二、对服务业统计误差的解释

（一）现行的统计体系难以准确测量服务的真实产出

美国著名统计学家格里利谢斯在199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针对经济增长中难以解释的可以计量的产出越来越大于可以计量的投入的现象，提出了一个看法，即经济增长中严重的计量问题是由存在着“不可测度部门”引起的，所谓“不可测度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格里利谢斯的主要论据是，按传统经济理论和方法计量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而这段时期美国经济对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增长最快，其中特别是计算机和其他通信设备的投入，这些投入的增长应加快美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但统计的结果却是服务业产出的增长严重滞后。他称这种现象为“计算机悖论（computer paradox）”。格里利谢斯认为，这个“悖论”说明对服务业进行固定资本投入所引起的技术进步没有在现行的国民经济计量方法中得到体现。

经济学家认为，现行的统计体系是在以实物（物质）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上构建起来的，它适用于实物产出的计量，而难以准确测量服务的真实产出。美国经济学家曾对13个密集应用计算机的部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各个年份，由计量误差导致的非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被低估的程度高达0.5%以上。

比玛和格林沃德（Van Biema & Greenwald,1997）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增幅远远小于制造业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生产率测度方法存在问题。运用传统的生产率测度方法测得的结果表明，1958—1996年美国服务业生产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实际上，服务业的实际生产率是增长的。由此可见，传统的产出计量方法并不适合服务业。特别是对服务业中的某些部门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利用高新技术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可能并未得到充分测度。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许多高新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极低的原因。

我国学者许宪春（2000）曾经对服务业统计测度方面的影响作了阐述：第一，在现价统计方面，存在对工农业增加值高估和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可能。第二，在不变价统计方面，工农业在计算价格指数时使用固定加权方法，价格因素剔除得不够，而第三产业价格指数使用环比方法，较好地剔除了服务业中的价格因素，两种剔除方法导致了对第三产业的相对低估。第三，1994—1995年进行了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对我国常规统计体系统计不到的许多服务业领域进行了修正，并据此对1993年以前年度的数据做了调整，但此后的年度数据，仍然是以往年度统计口径，与调整过的数据相比存在低估。

（二）服务业本身的特性使服务产出难以计量

舍伍德（Sherwood,1994）具体罗列了在计量服务产出时通常会遇到的四种实际困难。

（1）难以分解复杂的服务包的组成成分。对于许多服务来说，交易单位往往包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系列服务，因而可将这种服务称为“服务包”。“服务包”的生产通常是联合或相互依赖的，其中的各种成分都有自己的特征，通常我们很难把系列服务中的单个成分区分开来。以零售业为例，当顾客进入超市购买商品时，商品的标价不但包括产品的成本，还包含超市为顾客提供各种服务的费用总和，如商品的采购、运输、展示费用，提供商品信息的费用，为顾客包装、送货的费用等。而这些费用却很难分开标明，有时也没有分开标明的必要，消费者只需支付单一的商品价格——包含超市提供各种服务的价格总和。

（2）难以确定产出的表现形式。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性，服务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当一项服务完成以后通常看不到服务痕迹，也看不到产出。此外，某些服务行业没有明确的方法和充分的数据可供描述其服务产出或功能。因此，确定测定项目的类型和测定方法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于是，研究者在计量时，只能通过各种假设来界定服务产出，其结果是实际上用结果衡量法取代了交易衡量法。以银行产出为例，银行活期存款量有时被当作银行产出（包括为顾客保管资金、记账、托收承付等）的一部分，有时又被当作银行投入的一部分，因为这是银行资金的来源。

（3）难以计量消费者在服务产品生产中的作用。服务产品生产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消费者参与以及不可储存等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消费者不仅提供了部分服务产出，而且还可通过影响需求的时空分布来间接影响服务的产出效率。简言之，消费者的活动可视为一种投入，即一项服务发生时消费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参与。正是服务消费同时又作为一种投入参与服务生产过程这个特点，加大了服务产出测量的难度，并为服务生产率的测定设置了诸多障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①在某些服务中，消费者为服务生产提供了劳动。这样就难以区分消费者对服务产出的作用和服务提供者对服务产出的作用。如教练员对运动员的训练，双方都有付出，最后才得到成果。

②服务产出也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数量和质量。如一个交响乐团在一个空无一人的音乐厅里演奏，由于没有观众，他们的演出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产出可言。又如教育服务，如果老师教的是一些智力平平的学生，那么老师无论怎样努力、敬业，学生终究难有突出表现，而老师也因此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③服务需求往往波动较大，而且难以预计，但是服务供给方还是要“严阵以待”，有求必应。如零售店并不是一天24小时都生意火爆，就算在一天最冷清的时段还是要开门迎客，店里设备照常运转，员工也不能随意离开岗位。在非生产时段，设备的运转和职工的参与自然要计入商店的产出，因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顾客的方便。

（4）难以认定服务的品质。大多数服务具有无形性和非标准性的特点，因而加大了测定服务品质的难度。而对于实物产品品质的认定，并不存在此类问题。如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是通过律师花费在某个案件上的时间来计算的。然而，这种服务的结果，即能否胜诉，是靠律师渊博的学识和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来决定的，而不是花费在有关案件上的时间。

舍伍德总结为，正是由于服务产出难以量化，服务产出变化容易被低估，因此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总是低于实际水平。

（三）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应当慎重考虑指标选择问题

蒂伊斯和罗纳德（Thijs & Ronald,2001）指出，简单地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是不适当的。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应当慎重考虑指标选择问题。他们建议在计算生产率时，不能简单使用人均产出的概念，而应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此外，还应该使用总量来衡量服务业的产出份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服务产品需求从最终需求向中间需求的转变。

（四）忽略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忽略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是服务业产出被低估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质量问题导致国民生产总值低估的问题也存在于商品产值计量方面，但许多服务理论家认为，服务业这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以工人炼钢和医生看病为例。以实际生产率计算，过去一个钢铁工人每小时能生产一吨钢，现在则能生产两吨钢，而且钢的质量也在提高。即使不考虑质量问题，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钢铁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而一个医生过去每小时能看五个病人，现在可能还是只能看五个病人，显然，医生的生产率没有提高。然而，倘若医生的治愈率由过去的50%上升到了现在的90%，尽管现在医生每小时仍只能看五个病人，但他治疗的“质量”显然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质量”的提高计入医生的服务产出呢？很显然，忽略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会导致服务产出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

三、基于服务产品性质的解释

（一）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低是由服务业本身的特性所决定

以富克斯和鲍莫尔为首的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低是由服务业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而并不像格里利谢斯等人所言，是由服务业产出被低估所致。

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这一事实，富克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解释：

（1）受服务需求易波动的影响，实际投入到服务业的工作时间要比工业少，也就是服务业的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快于工业。富克斯指出，若按人均工时产值计算生产率，服务业与工业的差距会小很多。

（2）工业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快于服务业，或者说，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增长较慢。

（3）由于多数服务产品的劳动密集度高于工业产品，因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均实物资本也处于比服务业更有利的地位，即工业的资本密集度上升较快。

（4）大多数服务的定制化程度较高，因此它们的生产难以利用先进技术，于是服务业的技术变革速度、规模经济水平均落后于工业。也就是说，工业的技术进步要明显快于服务业，工业比服务业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

鲍莫尔等人在1967年、1985年和1989年对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鲍莫尔认为，服务业中有许多部门由于它们的本质而不存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

首先，这类服务（产品）就是劳动过程。而这样的服务劳动的机器替代性弱，排除了它们生产率提高的可能。而且相当多的服务个性化很强，也排除了使用机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可能。可以想象，面对各异的病人使用直接劳动提供各异处方与标准化地用机器生产同样的药片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前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服务业中的许多“停滞性个人服务”（stagnant personal services）是导致服务业生产率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类服务本身就是劳动过程，要求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直接接触，因此劳动力节约型生产率增长方式对这类服务几乎没有意义。而且，这类服务作为交易品就是人的劳动过程，无法像商品生产那样通过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和机械化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因此无法实现规模经济。鲍莫尔所举的这类服务业的“经典例子”就是莫扎特四重奏，也就是现场演奏，它需要的演奏人员和演奏时间与200年前毫无二致，在确保演出质量的前提下，任何旨在提高生产率的举措都是徒劳的，不可能导致投入需求的变化。

可以这样认为，从理论上说，服务业产出的计量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抵消和否定服务生产的一些本质特征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拖累。从实践上说，在统计和市场最发达的美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严重滞后的确是一个事实。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由服务的产品特征所引致的对服务的政府管制的过度运用，也是服务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的原因之一。他们呼吁应在服务生产的效率与管制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二）服务业低生产率并非是不能改善的

鲍莫尔认为，并非所有的服务业生产率都很低。有些服务业如交通、通信业的生产率很高，增长也很快，几乎接近制造业的水平。通常这类服务行业不需要顾客的直接参与，而且有可能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其中的某些服务行业还可以实现自动化。电信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在50年前，绝大部分的电话接线工作是靠接线员手工操作来完成的，而如今的电话接线都通过自动交换机来完成。电信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通话技术从无线传输、微波传输、同轴电缆传输发展到卫星传输，其成本正在逐年下降。另一些服务行业则如马歇尔所指出的那样，生产率几乎保持不变，如教育服务业、医疗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旅馆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因此，笼统地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不正确的。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虚拟技术、智能机器人的大量应用，极大提高了一些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引领了新的服务消费潮流，网络购物、物流配送、外卖送餐等服务的活动形式得到极大改善，并催生出诸如ofo小黄车这类的新服务模式。未来高劳动生产率服务行业的增多将带动整个服务业板块劳动效率的提升。

尽管国外学者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仍然存在不少争议，但他们一致认为，应通过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来解决服务生产率低增长的困境。对于如何提高服务业生产率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目前研究者主要以统计学家和管理学家为主。统计学家主要致力于改进服务产出和生产率测定方法、减少计量误差与提高计量精确度等方面的研究。而管理学家则从企业微观管理层面出发，认为服务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和行为。他们认为，出色的组织工作、有效的工作力法、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员工培训、团队合作以及分级负责制等，不仅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管理大师德鲁克曾预言，发达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人员的生产率。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经理们将长期面对这一挑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人员的生产率最终还将决定企业的竞争能力。毫无疑问，如何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必将成为今后研究服务业生产率的一个重点领域。

重要概念

服务；服务经济；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分销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思考题

1．试解析服务概念变迁的历史背景和演化逻辑。

2．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哪些？

3．服务业如何分类？

4．辨析服务业与第三产业的概念。

5．服务具有哪些自然属性与经济属性？

6．结合实例，简述发展服务业的经济效应。

7．结合实例，谈谈你对现代服务业的理解。

8．如何理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