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概念厘定

1．大学

近代中国大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产生的。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朝野上下普遍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大意义。因此，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出现，最早有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等。为规范高等教育的办学，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设大学堂，令高等学堂毕业者入焉；并于此学堂内设通儒院（外国名大学院，即设在大学堂内），令大学堂毕业者入焉，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到民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其中第二条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同时在第三条中强调：“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1929年教育部又公布《大学规程》，第一条规定：“大学依大学组织法第四条之规定，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独立学院依大学组织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得分二科”；“大学须具备三学院，并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学教育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于是，独立学院从大学中分离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

作为教育之母机的师范大学，在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师范分初级和优级，其中优级师范相当于高等师范学校。进入民初，优级师范学堂改称为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规定将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制更是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分为预科、本科、研究科、专修科和选科，修业年限预科1年，本科3年，研究科1年或2年，专修科2年或3年，选科2年以上、3年以下，等等。到1922年，北洋政府颁行《学校系统改革案》，其中规定：“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这样，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师范大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除师范大学外，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程》，师范专科学校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48年底，全国师范专科学校达到12所。高等师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最早创办的是1879年由度恩书院、培雅书院合并而成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到1952年时，共创办16所教会大学，其中13所由基督教创办，3所由天主教创办。清末民初，教会大学一直游离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到1920年，教育部布告第十一条规定：“兹为整理教育，奖励人才起见，特定外国人之在国内设立高等以上学校者，许其援照大学令、专门学校令，以及大学专门学校各项规程办法，呈请本部查核办理，以泯畛域，而期一致。”这样，16所教会大学先后向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清末，在反帝爱国的大背景下，私立大学创办，主要有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等。到民初，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明确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次年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则使私立大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于是私立大学大量涌现。到1947年，私立大学有12所，私立的独立学院有24所，私立专科学校22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计达到58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专科学校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来源。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专科学校的章程主要有《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其中就包括高等农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和高等商船学堂。到民初，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令》，其中第二条“专门学校的种类为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音乐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等”。专科学校得到大力发展。到国民政府成立，先后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法》等重要法规，从此专科学校走向制度化。到1947年，全国专门学校达77所。

综上所述，本书所指的大学是指包括近代的国立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独立学院、独立专科学校、研究院等在内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

2．大学教师

近代中国于1898年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后，就有了大学教师。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大学教师的称呼是不一样的。京师大学堂成立前后，称教师为“教习”。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提出：“设总教习一员，主持一切教育事宜；副总教习二员，佐总教习以行教法，并分别稽查中外各教习及各学生功课。”到1904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称大学教师为“教员”，指出高等学堂应置各项教员：“正教员掌分教各种科学，副教员助教员教授”，同年还专门颁布了《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这样，“教员”逐渐取代了“教习”。

到民国，各级教师统称为“教员”，但在大学开始采取了一套新的分级标准。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提出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大学遇必要时得延聘讲师”，“讲师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列入大学教员的等级”。当然这里的助教授并不是助教，而是相当于副教授，而讲师只是必要时才延聘的，并不是学校的专任教师。到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议大学改制，经部分高等学校校长讨论，后教育部对《大学令》进行了修订，并颁布《修正大学令》，其中第十二条提出：“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助教授”，“大学遇必要时，得延聘讲师”。这样大学教师就包括了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发了《国民政府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把大学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次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的基础上，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正式规定：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四种名称只有大学教师得用之。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和1934年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大学组织法》，其中第十三条再次声明：“大学各学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种，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从此，大学教师基本分为这四等。当然，各大学并不完全按照教育部所规定的，还有自己的标准，如1944年《西南联大改订教职员俸给标准》指出：“国内大学毕业为助教。助教三年，可升教员。国内研究院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者，为教员。教员三年得升专任讲师。讲师三年得升副教授。副教授三年得升教授。”这里所讲的“教员”是指在助教和专任讲师之间的职称级别，并不指代前面所讲的全体教员；武汉大学在聘任苏雪林时称她为“特约讲师”，也是相当于“副教授”级别。

因此，本研究中的大学女教师指的是全体女性教职员工，包括各个级别、各个岗位上的女性教师，有时书中会出现“教员”字样，除非特别说明，一般也指统称的大学教师。

3．群体

关于群体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阐述。如赫尔雷格尔（D. Hellrigel）等人在《组织行为学》一书中指出：群体是“拥有共同目标，在某段时间内经常沟通的一群人。群体的人数不多，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和其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合体，他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在情感上互相依赖、在思想上互相影响，而且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不同的学者对群体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群体必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标而组成的集合体。本书中的群体是指近代大学女教师，她们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经济地位、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在很多地方具有同质性。她们能够进行相互交流沟通，有共同的目标，在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她们又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构成大学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每一个大学女教师都是个性的、丰富的、独特的，这一个个丰富多彩的女教师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女教师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