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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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黄金之城

公元311年—324年

民众齐声喊道:“君士坦丁是不可战胜的!”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论迫害者之死》(De Mortibus Persecutorum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44.5, trans. J. Vanderspoel, ed. (1998)Alberta: University of Calgary.


皇帝(君士坦丁)总是致力推广信仰,在每个地方兴建宏伟的基督教教堂以崇拜上帝——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如比提尼亚省的尼科米底亚、奥龙特斯河(Orontes)畔的安条克,以及拜占庭。皇帝大举扩建拜占庭,使这座城市的权力和影响力能与罗马分庭抗礼……

索宗曼(Sozomen),《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Sozomen(d. c. 450),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3, trans. W. S. Davis ed. (1913) Readings in Ancient History: Illustrative Extracts from the Sources, Vol.2: Rome and the West. Boston: Allyn & Bacon, pp. 295-296.


君士坦丁尚未控制罗马的全部领土,他还有其他的对手要对付。其中一位坐镇于帖撒罗尼迦(今日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或萨洛尼卡[Salonica]),帖撒罗尼迦是埃格那提亚大道上的重要商业中心,位于今日的希腊北部。

311年,伽列里乌斯皇帝正在与折磨人的死神搏斗,他当时可能罹患了坏疽或肠癌。不久人世的他发现自己进行的大规模宗教迫害毫无成效,徒留悲伤与痛苦,于是他同意让基督徒拥有信仰自由。伽列里乌斯死后,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神庙(可能是他的陵寝)现行的说法是,伽列里乌斯计划葬在菲莉克丝·罗穆里阿娜宫(Felix Romuliana,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位于今塞尔维亚东部。,也就是位于帖撒罗尼迦的圆形建筑。这座美丽的建筑物,墙壁约1.8米厚,最初的设计跟罗马万神殿一样,在圆顶有个圆孔。数年后,建筑物改建为教堂,之后又改成清真寺,而现在再度人去楼空。建筑物紧挨着薰衣草灌木丛与伽列里乌斯皇宫遗址,来这里参观的多半是游客和当地的猫,东正教的僧侣会在庆典节日来此举行宗教仪式。如今这里已阒无人声,可当初兴建这座歌功颂德的建筑物时,帖撒罗尼迦其他地方却不断传来死亡与恐惧的声音。附近的圣迪米特里奥斯教堂供奉罗马军人迪米特里奥斯(Demetrios),迪米特里奥斯是第二代基督徒,在伽列里乌斯的命令下被长矛刺死而殉教。当时看来,基督教的灭亡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全国性的迫害与处决敕令颁布才过了十年,所有基督徒又获得了保护。313年,君士坦丁与共治皇帝李锡尼(伽列里乌斯的老盟友)在伽列里乌斯敕令的基础上颁布了“宽容敕令”(Edict of Toleration)。在这道于米兰颁布的敕令中,君士坦丁似乎是发自真心地写下了这段话:“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剥夺信奉基督教或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宗教的机会。”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48.另一种版本的译文:“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剥夺信奉基督宗教或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基督宗教的机会。”见http://legacy. fordham. edu/halsall/source/edict-milan. asp。

君士坦丁在罗马一获得承认,便开始大肆破坏异教徒的墓地(包括马克森提乌斯精锐部队的安息之处),砍掉异教人像的头,用基督教英雄取而代之,其中有许多地方用的是君士坦丁本人与他母亲海伦娜的形象。君士坦丁一抵达罗马,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先到朱庇特神庙(Temple of Jupiter)感谢神明相助,反而直接进驻皇宫。君士坦丁在罗马广场立起一座带有基督教象征的金色胜利雕像,但在其他地方,他可以接受各式各样的选择。君士坦丁兴建凯旋门——这座建筑物成为巴黎凯旋门与伦敦大理石拱门的模板——向“神明”(一般性的指涉,并未明确指出是哪个神明)致谢。依照罗马人的习惯,凯旋门标志着胜利,它除了展示悲苦的蛮族囚犯与四季的神祇,也昭示着君士坦丁的胜利将永垂不朽。当时的记载并未以“凯旋”来形容君士坦丁大张旗鼓进城的过程,而是使用了“到来”(adventus)一词。君士坦丁凯旋门结合了新作品、重新处理的旧建材与古典时代的雕刻(可能是从国有的建筑废料库里取出的,考古学家现在相信,意大利原本存在着这些库房),其用意在于颂扬两种美德:首先是男子气概,也就是纯粹展示帝国的强大力量,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PQR, the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争取荣耀;其次是公开宣扬新的价值观——不仅在于表现公民的或政治层面的自豪感,也可能在于展示显示信仰层面的优越感。此外也新建了一座巴西利卡式建筑来纪念君士坦丁的功勋。在与君士坦丁相关的记载中,这个时期似乎不存在任何特别授意的破坏行动,但异教财富遭到侵吞与自然损坏却隐然受到鼓励—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的两个孪生哥哥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Castor and Pollux),他们的神殿就在默许下遭到破坏。虽然君士坦丁仍继续举办异教徒的竞技游戏,并在无敌者索尔的名义下禁止民众在星期日工作,但他同时也在大力推动教会崇拜,兴建了许多拥有中殿与通道的教堂。这些教堂以特里尔的巨大红砖长方形廊柱厅为蓝本,而特里尔正是君士坦丁初尝权力的地方。罗马最雄伟的教堂拉特朗(Lateran)与梵蒂冈(Vatican)就是君士坦丁兴建的。这些建筑采取了新形式,拥有更多的曲线与色彩。君士坦丁凯旋门完成于315年,利用从罗马城各地建筑废料库搜刮而来的古代建材拼凑而成,这座凯旋门至今仍耸立在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旁。君士坦丁的肖像以极大的尺寸制作而成,或许是为了配合独一真神的规格,因为如今皇帝自称是这位神的代表。

君士坦丁获胜后的几个月,罗马、奥斯提亚(Ostia)与提奇努姆(Ticinum,今日的帕维亚[Pavia])的铸币厂全落到了他的手中。身为万民拥戴的西部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开始铸造印有他肖像的钱币在士兵献上“奥古斯都”的尊号之后,君士坦丁于306年到307年首次开始铸币。然后他以奥古斯都与图拉真为模板,将自己的肖像铸印在钱币上,参见N. Lenski ed. (2012)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Constantine. Revised ed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61。关于君士坦丁对于铸币的看法,概论性的说明见前书第260-262页。——不再是满脸胡子、野蛮粗鲁的军人相貌,而是胡须刮得干干净净、顶着鹰钩鼻的领袖模样,或许还带着些许奥古斯都或亚历山大的伟大气质。往后几年,这些钱币进一步阐释了君士坦丁的精神本质——张大的眼睛凝视上天,神秘而美丽的笑容缠绕在他的唇上,有时还有光环围绕着他。异教神庙的黄金被熔铸成新的上等钱币——苏勒德斯(solidus),这种钱币正式取代了罗马钱币奥雷乌斯(aureus),一直流通到11世纪(今日,苏勒德斯依然以不起眼的形式存在着,如法文的“sou”,指小额金钱,此外还有意大利文的“soldi”,以及“soldier”这个词——指服役取得薪饷之人)。P. Strazny ed. (2005)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New York: Fitzroy Dearborn, p. 305.

在罗马,君士坦丁为忠贞而受尽委屈的母亲兴建雄伟的宫殿群。324年,海伦娜获得了奥古斯塔(Augusta)的尊号,然而讽刺的是,就在三十年前,她的丈夫君士坦提乌斯“抛弃了她”,改娶了一个出身较高贵而且拥有更多人脉的女子狄奥多拉(Theodora,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养女)为妻。如今,海伦娜成了最后的赢家。罗马新皇帝让母亲以代理人的身份留守“永恒之城”,他自己则继续率军前进。君士坦丁似乎从未将这座昔日的世界之都放在心上;对他而言,罗马是个战场。在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六年后,君士坦丁形容罗马充斥着迷信,宗教仪式全是“马克森提乌斯暴政的余孽”,因此10月28日君士坦丁胜利这一天被定为举国欢庆的“驱逐暴君日”。一个一生大半时间都在巡视帝国边疆的年轻人,或许还记得东部的种种潜力。但首先君士坦丁必须铲除所有觊觎帝位的人。

313年,君士坦丁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亚(Constantia)许配给米兰的李锡尼(他现在是东部皇帝),以巩固两人的权力共享。然而过了不到三年,这个脆弱的同盟关系开始趋于紧张。我们看到,君士坦丁开始逐步侵占李锡尼的东方新领地。到了317年,君士坦丁开始往拜占庭推进。局势日渐恶化,321年,两人拒绝承认对方的执政官(皇帝任命的最高政治职位),此时君士坦丁似乎逐渐倾向于以基督教的方式来安排政务。到了323年12月25日,无敌者索尔的生日成了基督的生日。君士坦丁在追击哥特人(Goths)时明目张胆地入侵李锡尼的领地,惹恼了对方。之后的324年,就在帖撒罗尼迦(今日希腊的第二大城),伽列里乌斯痛苦的临终之地——他的墓穴空无一物,他兴建的凯旋门至今依然屹立,标志着旧罗马世界分裂的开端——君士坦丁准备向他的对手发动进攻。

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交战,阿德里安堡即今日土耳其西部边境城市埃迪尔内(Edirne),它的历史与伊斯坦布尔以及广大世界有很多关联,但这项重要性一直被忽略。渡过宽阔、汹涌的马里查河,越过今日吉卜赛人种满玫瑰与剑兰的平原,7月3日,两军合计超过10万人在此地激烈厮杀。君士坦丁虽然受伤,但数天后,他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沿军事大道(Via Militaris)追击李锡尼。军事大道位于埃格那提亚大道北方,同样也通往拜占庭,两条大道之间有其他道路相连。往后三个月,君士坦丁把对手围困在拜占庭。他在帖撒罗尼迦的广阔海湾内部署舰队,让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统军与李锡尼的海军交战,他自己的舰队沿达达尼尔海峡而上,直抵今日的加里波利。尽管数量不到对方的一半,但克里斯普斯的舰船短小轻便,在海峡中操控较为自如,因而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锡尼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只留下四艘船。过去的历史证明,围攻拜占庭往往要耗损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聪明的酒馆侍女之子迫使李锡尼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克鲁索波利斯(即黄金之城)会战。无疑,旅人来到此地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取得亚洲大陆上引人注目的物品与技术。现存最早的金属加工制品出土于土耳其的东部与东北部,时间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5000年,喀尔巴阡—巴尔干地区就已经出现黄金加工制品,但高加索地区的“母岩”富含各色各样的矿物,高加索地区的冶金技术与贸易因此得以快速发展,当地的许多神话故事也得以流传。美狄亚的家乡科尔喀斯(Colchis)从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生产大量的金属制品(到了公元前500年,金属制品的造型之优雅达到了巅峰——这刚好是欧里庇得斯等人以希腊中心的视角来撰写科尔喀斯故事的时代)。以金属加工知名的亚马孙人,以及向诸神盗火使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故事如今看来都变得合理多了。

与拜占庭一样,克鲁索波利斯也是现代伊斯坦布尔广大市区的一部分。先前我们提过,克鲁索波利斯在古代晚期称为斯库塔里,今日则称为于斯屈达尔。这处市区最近在兴建地铁系统时挖掘到遗址,而且一如预期挖出了古代的黄金。钻孔机、筛土器与集水坑泵在繁忙道路下方朝着于斯屈达尔广场推进,这里过去曾是布尔布尔(Bulbul)与卡维斯(Cavus)两条溪流的河道,可以挖掘出许多与往昔生活相关的故事。在经过48个月的挖掘之后,我们在一道整齐的灰色混凝土与涂漆下发现了大量古代遗物。

梳子、鞋子、凉鞋、酒杯,所有东西全埋在土中。令人意外的是,防波堤与港口、经过火烤与沥青处理的木结构出乎意料地依然完整无缺地保存在海峡边的黏土里。S¸. Karagöz in A. K. Pekin and S. Kangal(2007) Istanbul:8000 Years Brought to Daylight: Marmaray, Metro, Sultanahmet Excavations. Istanbul:Vehbi Koc Foundation, pp. 47-49.此外也挖出了葬有80名男女的一所奇怪的墓穴。其中女性的手臂交叠在胸前,男性则交叠在腹部,平均死亡年龄在30岁到35岁之间。旁边的牡蛎壳穿了洞,可以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作为装饰品;从牡蛎壳的数量来看,这些男女很可能是阿佛洛狄忒与阿耳忒弥斯(Artemis)的崇拜者。同上,p. 42。这座港口是横贯安纳托利亚的骆驼商路终点,这里一如预期挖掘出了许多带有纪念意义的贸易物品:画着船只的壶罐、东方旅人的小雕像、库柏勒女神像,以及晚期用阿拉伯文描述此地某个商会的纪念章。同上,第39-40页及第76页(cat. ü11)描绘了库柏勒女神,第83页(ü18)描绘了船只的陶器破片,第95页(ü39)描绘了阿拉伯纪念章,于斯屈达尔所有挖掘出土的物品见第31-95页。发出恶臭的水静静地冒着泡沫,宛若一眼活水,这些出土后存放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奇珍异宝开启了另一段奇异而崭新的生命。在奥斯曼时代,每年骆驼商队都会从克鲁索波利斯(即斯库塔里、于斯屈达尔)出发,前往麦加朝圣。

古代人总是通过故事来理解一个地方,他们理解克鲁索波利斯时也是如此(别忘了,君士坦丁对于古典时代的作品十分娴熟)。

古希腊神话里的克鲁索波利斯标志着结束与开始。“黄金之子”克律索斯(Chrysos)是阿伽门农与他在特洛伊得到的战利品克律塞伊斯(Chryseis)生下的儿子,他逃过愤怒的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的加害。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阿伽门农的第一任妻子,她与新丈夫埃癸斯托斯(Aigisthos)努力打听克律索斯命运多舛的同父异母姐妹伊菲革涅亚(Iphigenia)的下落,当时伊菲革涅亚在陶洛斯(Tauris,今日的克里米亚)的阿耳忒弥斯神庙担任女祭司。欧里庇得斯在他的剧作《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Iphigenia in Tauris)中解释了伊菲革涅亚的目的。这是一个野蛮的故事:伊菲革涅亚差点成为父亲用来祭祀神明的供品,她在逃过一劫之后,随即被带到阿耳忒弥斯的神庙。此时的她从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加害者,把踏上当地海岸的异邦人抓来献祭。(亚美尼亚的新发现显示,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当地确实有拿年轻女孩献祭的行为。其中一些女孩的遗骨在塞凡[Sevan]地区的神庙被发现;她们被斩首,手被捆绑,但没有挣扎的痕迹,显示是某种仪式行为。 Anahit Yu. Khudaverdyan(2014)‘Decapitations in Lat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sites from Sevan region(Armenia)’, Journal of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9, pp. 1555-1566.)善良杰出的希腊人克律索斯想拯救伊菲革涅亚脱离这种野蛮祭祀。然而这名少年英雄染上热病,没有完成最后一段往北的旅程,未能履行手足的职责便抱病而终,死后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上。克鲁索波利斯就建在克律索斯安息的地方。古希腊人选择相信这段故事是城市建立的起源,就是要提醒希腊人,野蛮人的奇风异俗以及未知的北方与东方所充斥的危险,同时也凸显了克鲁索波利斯的边疆性质。过去希腊人曾肆意破坏这座城市,但现在这里却成了他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此后,希腊人与罗马人都曾成功征服“蛮族”之地,轮番让克鲁索波利斯沦为战场。受过良好帝王教育的君士坦丁应该知道他选择的战场具有的神话意义。324年,李锡尼藏匿于迦克墩,但得知君士坦丁率领大军搭乘特制小艇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挺身面对宿敌。双方都夸耀自己获得神明襄助——李锡尼搬出罗马众神的肖像,君士坦丁则挥舞拉布兰旗(labarum),这面新军旗悬挂在十字架上,旗上夸示着难解而扭曲的十字图像,很可能是凯乐符号——因此当时的历史学家称这是一场宗教战争。战争经过只能用血流成河形容,是一场“克鲁索波利斯大屠杀”Zosimus New History 2.22.7, R. T. Ridley, trans. (1982)Canberra: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李锡尼的军队有25000人阵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哥特人组成的雇佣兵。9月18日,每年这个时节,落日与初升的月亮同时出现在天空,奇异的黄光照耀着克鲁索波利斯。亚西比德曾在这里大发雷霆,色诺芬曾在这里仔细点算他的战利品,然后缓慢而费力地经由拜占庭折返欧洲,君士坦丁在这里成了罗马唯一的皇帝。


君士坦丁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不仅具备眼界,还很有远见。现在,他该把新帝国的首都设在哪儿呢?克鲁索波利斯,他获胜的城市?迦克墩,“盲者之城”?不可能。尼科米底亚?在戴克里先的监督下,他曾在这里接受教育。罗马?特里尔?特洛伊?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告诉我们,恺撒曾考虑把罗马移往特洛伊或亚历山大,在这之后经过三个世纪,君士坦丁实际将前往一座古城——由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创造了这座城市,所有罗马人都相信自己是这座城市的子孙。

皇帝刚刚凯旋,就到南部进行为期两天的朝圣之旅。他横渡普罗庞提斯,沿赫勒斯滂航行,来到希腊营地与大埃阿斯(Ajax)坟墓的所在地令人瞩目的是,在贝西克湾(Beşik Bay)泊船的海滩附近发现了迈锡尼青铜器时代的墓穴。曾经有人提到君士坦丁计划要在大埃阿斯墓地附近兴建新首都:“基于这个意图,君士坦丁前往特洛伊山脚下的平原,此地离赫勒斯滂不远,在大埃阿斯墓地上方,据说当初亚该亚人(Achaians)围困特洛伊时,他们停放船只与设立营帐的地方就在这里;君士坦丁计划在此兴建一座巨大而美丽的城市,在高地上兴建城门,让航行经过的船只远远地就能看到这座城市。”参见J. Rykwert(1988) The Idea of a Town: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 Form in Ro me, Italy and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MIT Press, p. 202。也可见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3, Hartranft trans. (2016)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menus. London: Aeterna Press.至少到355年为止,阿喀琉斯的坟墓还完好如初,而赫克托耳神殿的祭坛与神像仍有信徒前去祭拜,尽管基督徒曾试图进行破坏。这座坟墓位于罗伊特翁(Rhoiteion),离希萨里克(Hisarlik)有段距离。参见S. Heuck-Allen(1999) Finding the Walls of Troy: Frank Calvert and Heinrich Schliemann at Hisarli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39.,从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往特洛伊下方的平原。我们得知,君士坦丁“来到赫勒斯滂,在特洛伊山脚下的平原”——现在有许多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与伊拉克的流动工人在这里种植西红柿与棉花—“他计划在此兴建一座巨大而美丽的城市,并且在高地上兴建城门……让船员从海上就能看见这座城市。”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3, trans. W. S. Davis ed. (1913) Readings in Ancient History: Illustrative Extracts from the Sources, Vol.2: Rome and the West. Boston: Allyn & Bacon, p. 295.

君士坦丁不乏先例可以学习。古代世界其他伟大领袖也曾造访过特洛伊,如公元前480年的薛西斯与公元前334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睡觉时,枕头底下塞着一把匕首与一部荷马的作品,并且自称是阿喀琉斯第二。对君士坦丁来说,这次巡游显然带有象征意义,它是一名非正统的统治者从古老传统获取力量的捷径。特洛伊毕竟是一座英雄之城,人们永远记得这座城市足足抵抗敌军十年,而后才因中了希腊诡计而陷落。不管怎么说,高贵的特洛伊人是罗马人的祖先,他们有尊严地守护自己的城池,他们的名声传遍四方、永流后世。

但之后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独一真神介入了:“当他(君士坦丁)如火如荼地筹办建都事宜时,夜里上帝出现在他面前,命他另寻地点建立都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离开比提尼亚的迦克墩,来到色雷斯的拜占庭……”同上,p. 295-296。神的干预颇有裨益,因为赫勒斯滂的贝西克湾水流变幻莫测,海水曾一度淹没内陆,使特洛伊成了临时的港口城市,这显示此地的海象确实险恶。5月到10月间,强大的水下逆流由马尔马拉海流向爱琴海,还有东北风迎面吹袭想进入海峡的船只。在此建都只会招来厄运,难以打造世界级的城市;因此,直到今日,这一带都不曾出现相当规模的城镇。

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从拜占庭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击败的、遭孤立的敌人,而被君士坦丁宣称为是自己祖先的克劳狄据说曾在拜占庭杀死五万名哥特人,就连君士坦丁自己也曾梦见过拜占庭。拜占庭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也能提供崭新的开始。这座城市曾受到戴克里先的冷落,因为他倾向于以尼科米底亚作为都城,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官方记录显示君士坦丁曾在攻击李锡尼之前造访过这座拜占斯之城。因此有两种可能:君士坦丁年轻时随戴克里先四处巡视时,可能曾经在此地驻足,对拜占庭的宫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可能是,君士坦丁虽然没到过拜占庭,却已经听闻拜占庭的名声。此外,在围困李锡尼那三个月期间,在城外攻打的君士坦丁也已经领教了拜占庭雄伟而牢固的高墙。

因此,拜占庭雀屏中选,成为君士坦丁新帝国发号施令的中心。俯瞰克鲁索波利斯这片屠杀之地,拜占庭这座城市不仅注定观看着它参与的战争,也因为周围的海峡、紧邻的大陆、四通八达的重要陆路与水路,成了“大剧院”的前排观众,不管是国际、国内、意识形态还是政治上的战争,都能尽收眼底。不过,在君士坦丁于地理位置优越的拜占庭营建新都之前,还必须流更多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