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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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以基督之血的名义

约公元326年—330年

现在有谁会怀念农神(Saturn)的黄金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钻石时代——尼禄那种钻石时代。

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约471年—487年任高卢主教,这首诗据说被秘密地贴在了宫门上Sidonius Apollinaris, Epistulae 5.8.2, trans. W. B. Anderson(1989)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turni aurea saecla quis requirat ?/ sunt haec gemmea, sed Neroniana. ’


拜占庭已经是一块耀眼的古典画布;现在,新政权将为它着色。接下来上演的是一出小报风格的家庭剧。

也许流血献祭越来越不是人们属意的选项,但据说君士坦丁接下来却要让自己的家人流血。他听说妻子法乌斯塔与他第一任妻子生下的儿子克里斯普斯(有人说是法乌斯塔迷惑丈夫,来加害她的继子)有染,便毒死了自己的儿子。法乌斯塔宣称是克里斯普斯逼迫她就范,但两三个月后皇帝发现自己被愚弄,于是把妻子关在热腾腾的澡盆或浴室里,把她烧死、烫死,也有可能让她窒息而亡。

事情的真相究竟为何?一名年轻人与他火辣的继母发生危险的不伦关系?权力让君士坦丁失去理智?这是后世身为异教徒的作者对君士坦丁背弃旧神祇与古罗马传统所做的恶意中伤,还是单纯的神话(这起事件与传说中背德逾矩的希腊人菲德拉[Phaedra]与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的故事实在太类似)?或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冷酷计谋,君士坦丁蓄意铲除他的长子(私生子),好让其他三名合法继承人继承帝位?然而,他敬爱的母亲,家中的大家长海伦娜,曾一手将克里斯普斯带大,教养的工作也交给君士坦丁敬重的基督徒老师拉克坦提乌斯。何况君士坦丁自己也是私生子。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可怕的流血事件?

就现存的证据来看,我们不可能知道这起事件的起因、动机或真相,因为——这可能是所有细节中最值得注意的——法乌斯塔与她的继子克里斯普斯完全从纪念碑以及所有一手史料中被抹杀。除了这段悲惨故事,当时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

无论这起杀人事件的动机为何,君士坦丁随即开始追悔。正如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Emperor Ashoka)在发现自己屠杀的野心造成的伤害与痛苦后毅然皈依佛教,(多少有些激动的)历史学家佐西莫斯(Zosimus)告诉我们,君士坦丁显然急需一种信仰来洁净他的灵魂。在悲伤、悔恨或期望改过自新的心理的驱使下,这名军人的私生子决定采取行动。325年,君士坦丁明令禁止钉十字架与角斗士的竞技表演。杀死两个人所造成的恐惧促使他的母亲海伦娜前往耶路撒冷寻找具有强大力量的圣物,也推动君士坦丁建立了新都城君士坦丁堡。

事实也许相当平凡无奇。君士坦丁在杀害家人之前已经对基督教感兴趣。君士坦丁堡更不用说,它是帝国力量的象征——尽管背后伴随着低沉的宗教基调。随着军队膨胀到至少45万人,这位罗马理念与新信仰的新守护者已能高枕无忧。罗马帝国的领土分成东西两边,并且分别由四个皇帝统治。四个皇帝连同他们各自的僚属分治帝国,可以避免发生自相残杀的内战。这种制度就某方面而言是成功的,而其成功的原因却源自制度本身的缺点。在这个制度下,潜在的权力斗争被迫赤裸裸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因此像君士坦丁这样聪明而有野心的人物就能操纵局势并从中获利。这种帝国制度让皇帝可以清楚地知道广大领土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军队数量、仓库储粮、敌军行踪——而这肯定让君士坦丁得以充分掌握击败对手所需的情报。粉碎四帝共治的局面之后,时局已经非常清晰。君士坦丁以拜占庭(塞维鲁曾把这座城市标定为测量罗马帝国境内距离的基准点)为首都,他是唯一真神的仆人,也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的独一领袖,因此理所当然握有异教世界的一切权柄。他选择的城市,过去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而受到古老众神的喜爱,如今也获得了独一真神的青睐。


表面上看来,这个决定的神学意涵似乎有些晦涩。罗马皇帝被视为神人,具有崇高地位,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那位宽容的上帝和他那穷苦的、宣传和平却最终失败的儿子的追随者?为什么要改变帝国内的精神氛围,让原本具有神性的皇帝降格成为上帝的仆人?

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时代氛围。君士坦丁继位时采取的宗教立场,在欧亚大陆形塑了一种朦胧的宗教样貌。从安纳托利亚干燥的平原朝伊朗望去,在亚美尼亚,305年以降,历代国王都改信了基督教。岩石嶙峋的霍尔维拉普修道院(Khor Virap)笼罩在阿勒山庞大的山影下,据说基督徒启蒙者格列高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因为拒绝进行异教献祭而被国王梯里达底三世(Tiridates III)囚禁在蛇类出没的地牢里。我曾经潜入这个地底洞穴,进得越深,空气就越是湿热。洞里密不透风,唯一的声音来自殷勤招呼的苍蝇,它们快乐地生活在地底约15米深的地方。公元5世纪之后,乌黑的玄武岩壁被刻上十字架以纪念在此受苦的格列高利。据说格列高利竟在这座窒闷的恐怖坑洞里奇迹般地存活下来,此事激励了梯里达底的妹妹,眼见自己的兄长被恶魔纠缠的她进而寻求基督徒的帮助。梯里达底被治愈后,便在格列高利受辱监禁的地牢上方兴建了一座教堂。之后梯里达底与虔诚的信众一同前往罗马,故事提到他们传讲的基督话语中带着解放思想的真理,而受到他们启迪的正是君士坦丁。

同样地,在格鲁吉亚,阿拉格维河(Aragvi)与库拉河(Kura)在离今日第比利斯(Tbilisi)约半小时车程的提姆茨赫塔(Mtskheta)汇流,就在这壮观的汇流处上方有一座据说兴建于4世纪的教堂。目前的教堂是7世纪兴建的。今日,虔诚的信徒会在通往这座古代教堂沿途的树上绑彩带,以庆祝基督教信仰及其异教根源。337年,君士坦丁开始定期前往高加索这个地区,协助传播他所支持的新帝国宗教。即使在雾气弥漫的不列颠,在位于肯特的勒林斯东(Lullingstone)罗马别墅这样的地方,民众也会用基督教的图像来装饰自家的住宅。在勒林斯东,我们看到人们张开双臂祷告,房间上方装饰着异教的女神宁芙,女神的乳头流淌着生命之水。主的降临不只是一种希冀;人们深信那是不久的未来将发生的事实。握有世俗权力的人聆听教士与改信基督教的人的话,唯恐自己在末世的风暴中找不到避风的港湾。基督教与其说是帝国的威胁,不如说越来越像一种用来统一与巩固帝国权力的手段。如果在上帝眼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谁还需要民主或共和呢?

但是,君士坦丁虽然采纳了基督教的标志,身上却依然披着阿波罗的斗篷,于是安息日(Sabbath)成了星期日(Sun-day)。从钱币与刻印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位基督教皇帝直到死前依然尊崇着无敌者索尔。

君士坦丁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为何,历来有许多讨论;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应探讨他的心理动机。或许他改信基督教是出于真正的启示,他想把世界和平与罗马和平——当时人们眼中的太平盛世——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而这样的想法确实让人跃跃欲试。或许君士坦丁觉得自己就像基督一样,是个击败死亡的神人。既然基督已经坐上王座,就不再需要库柏勒女神与她的狮群,也不需要她那扇神秘而隐蔽的、通往蛮荒的石门,这扇门通往一条介于生与死两个世界间的道路。而现在,每个基督徒都能开启通往来生的门,或许连君士坦丁也深信自己已拿到钥匙。无论他信仰的源头是什么,当他注视与他母亲同属底层的男男女女,与他们一起祷告,让祷告消除他们的恐惧,也给予他们希望时,这一切难道不是来自真正的感召与启示?但即使如此,君士坦丁仍未完全做到基督徒的宽恕,因为他对李锡尼毫不留情。325年,这名昔日的恺撒,君士坦丁的妹夫,因涉嫌叛国被处死;一年后,李锡尼的儿子也遭受相同的命运。


因此,君士坦丁堡不仅建筑在梦想、信仰与希望之上,也建筑在野心与鲜血之上。

在此之前的基督徒认为世上存在着两个伟大君主——上帝/基督,还有恺撒/国王——而两者之间注定存在着冲突。君士坦丁现在有能力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而他需要一个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根据地。拜占庭将有所转变,以实现君士坦丁的雄心。他选择的城市现已散发着浓厚的罗马气息。即便塞维鲁与他的儿子卡拉卡拉未能完成他们的宏大计划,但竞技场与宙克西帕斯浴场,街道与公共空间的规划,以及位于古卫城南方由拱廊与柱廊围绕的大广场(又称四柱廊广场[Tetrastoon]),这些都赋予拜占庭吸引人的潜力。

基督教编年史家提到,君士坦丁坚持以步行的方式绕行拜占庭,他手里拿着长枪,把拜占庭的领地划得更宽、更大,并继续扩大。“什么时候你才会停下来呢?”有人叫道。“直到我面前的上帝停下来!”君士坦丁回道。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决定以拜占庭作为新首都的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但往后世代的人们却不断将他们的想象作为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吉本(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告诉我们,君士坦丁“急于在旁观者的心中留下充满希望并令人尊敬的深刻印象。皇帝步行,手里拿着长枪,亲自率领神圣队伍前进,并且亲手画下首都预定的疆界,助手们看到不断扩大的疆界都感到吃惊,最后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向皇帝表示,他画的界线已经超过一座伟大城市的最大限度。‘我必须继续往前走,’君士坦丁回道,‘直到在我面前无形指引我的上帝认为该停下来为止。'”参见E. Gibbon, (1988)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bridged A. Lentin and B. Norman. Ware, Herts: Wordsworth Editions, vol.1, chapter 17, pp. 1776-1789。与此同时,也许是为了表示他对各种选择抱持开放的态度,他让一名异教僧侣在他身后用犁拉出一条土沟,以求得好运。几乎每个大城市与文明都会宣称自己是蒙神赐予的。由于伊斯坦布尔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因此人们很难不相信这座城市受到上帝的眷顾。

夹在博斯普鲁斯与普罗庞提斯之间这块草木繁茂的海岬,在木匠锤子与石匠凿子的敲击下回荡着节奏十足的声响。君士坦丁在山丘通往海洋的这一面建起了新的宫殿,除了扩大竞技场的规模,他还引进了棋盘式的街道、圆形广场、元老院会议场、至少两间教堂、一间铸币厂、一系列供帝国各地高官显贵居住的美丽的私人宅邸、一座半异教的供奉卡比托利欧三神的神庙,以维持帝国崇拜——他用斑岩雕刻自己与父亲的塑像以表尊荣。君士坦丁从帝国各地进口异教雕像,包括来自德尔斐、有保萨尼阿斯在上头留名的纪功蛇柱。为保护这一切成果,他加固了城墙。圣约翰很可能把旧罗马形容成“巴比伦”,但这座新罗马却是以基督教都城的面貌出现在这世上。对上帝以及他在尘世的代理人来说,终于出现了一座近乎真实的人间天堂。这座被君士坦丁命名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市是上帝赐予的,或者如皇帝所言,是“奉上帝之命赐予他”的。‘urbis quam, aeterno nomine iubente, deo donavimus'(奉上帝之命,我们赋予这座城市永恒之名)。 Theodosian Code 13.5.7(AD 334), C. Pharr, trans. (2001)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Union, NJ: The Lawbook Exchange, p. 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