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下挈大旨例

目録之學，有藏書家焉，有讀書家焉，向謂此二家足以盡之。今觀於班《志》，則知又有史家也。試言其分别之故：藏書家編纂目録，於其書之爲宋爲元、或批或校，皆著明之，甚者，篇葉之行款、收藏之圖記，亦纖悉無遺。至一書之宗旨，則不之辨也。蓋彼以典籍爲玩好之具而已。讀書家者，加以考據，斯固善矣。如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録解題》，每一書下各有論説，使承學之士藉以曉此書之得失，未嘗不可。然即謂其宗旨如此，猶未足奉爲定評者也。若史家則何如？史家者，凡一類之中，是非異同，别爲議論以發明之，其於一書之下，則但挈大旨可耳。

《漢志》易家《古五子》云：“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春秋家《世本》云：“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儒家《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讕言》云：“陳人君法度。”《公孫固》云：“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小説家《周考》云：“考周事也。”《青史子》云：“古史官記事也。”雖班氏於六略中未必一一注明，而此數書者，欲究其旨意何在，即可以得其大略矣。夫作爲一史，於紀傳之中，若國事之盛衰與其人之賢否美惡，所以據直而書，垂示鑑戒，已苦心經營，再三審慎而後出。其他《禮樂》《刑法》各志，關於政教之大，又必詳考其沿革。故“藝文”一志，固已挈其大旨，不僅爲簿記之書，是亦足矣。雖然，古人立言，自有其宗旨可以貫徹全書，如周秦諸子是也。後世學不專門，雜糅而無歸宿者，比比皆然。使欲挈其大旨，恐非易易。曰：是不難。説經必有家法，作文必有宗派，即或無可辨識，將其人徵之碑傳，其書考之序論，則在彼著書之大旨，又豈難爲之標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