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據書不用條注例

史家載筆不能無所依據，司馬遷作《史記》，所據者，爲《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諸書。其《自序》則云：“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不聞於紀傳中言其出自某書也。蓋作史自有體裁，其書爲我采取，即足成我一家言，不必重爲注明也。班固《漢書》，孝武以前全同《史記》，或譏其因襲成文，不知《漢書》斷代之史，以漢爲主，與子長之通史異。凡本紀、列傳有可載入《漢書》者，不得不據《史記》爲本。據《史記》爲本，不明言録之《史記》者，以其各自爲書也。且班彪先作《後傳》以續遷書，孟堅實踵成父業，今書中不列彪名，或又有斥其攘親之美者，此亦非也。《漢書》者，一代之國史，非班氏私家之著述。既非私家著述，則據《後傳》以成書，固無煩標注矣。譬如子孫爲史官，其稿則本之祖父，書成後，祇能署其子孫姓名，祖父不得預焉。蓋當時任修史之職乃其子若孫，豈可謂其没親所長乎？此可爲孟堅辨謗。史之有藝文志，創始於班氏。觀其首序，是所據者爲劉歆《七略》，乃每一書下則不復用條注。然則後之編訂藝文，於所引書目必爲詳注之者，誠未合乎史例也。夫史家之作志，所重者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類書、輯佚書有别。類書中事實若不注出典，則近於鄉壁虚造。搜緝佚書，往往於援引書籍並卷數亦注記之，所以不厭其詳者，以爲原書雖亡，今所輯存，皆其散見於他説者也。藝文一志，班氏若因所據《七略》逐條加注，斯實類書、輯佚書矣。勒成信史以垂不刊之盛典，奚取乎？是乃自史學不明，近世爲人作傳者，據他人所撰行狀、墓志翦截爲文，而行狀、墓志則一一注於其下，此雖爲博采通人，信而有徵之義，然施之史道則非是，何也？史臣操筆削之權，作爲一傳，期於勸善懲惡，以昭法戒，所用志、狀之文一經删録，則弁髦棄之可也，又何庸條舉以爲之注哉？藝文之入史志，爲目録之初祖，亦讀經及群書之綱要。以傳體比類觀之，修史者但求部次確當、得失詳明，引據之書無取條注，此《漢志》之舊例然也。或曰班氏此《志》僅據劉《略》而作，書名之下自可從略，使必繁稱博引，不將所據書分别注之，則没所從來。其弊也，必至假立名目而無從稽核矣。曰不讀《隋書•經籍志》乎？序云“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録》”，今考各書下，或閒注阮孝緒《七録》，既非爲本書而注，若王儉《今書七志》諸目，皆未之見也。豈非《隋志》所據書，種類雖多，其不用條注，一如班《志》乎？抑又考之後漢以降，史書不立表志，藝文固有闕而不備者。然《隋書》而外，若兩唐、宋、明各志，以及遼、金、元補葺之作，苟志藝文，無有取所據書籍而兼注其出處者。然後知史家目録，宗守《漢書》成例，歷代皆然矣。近見省府州縣志，凡所據書，皆條注於下，此實未知志書之體，須合史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