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宣統丙辰，⁽⁶⁾元忠與孫明經隘庵同客海上，見方著《漢藝文志舉例》，以爲簿録家得此，猶文家之《文心雕龍》，史家之《史通》也。每相過從，輒與沈尚書乙庵、葉侍講緣裻，共促其速成，今秋書來，云將付刊，屬爲之序。序曰：

《漢書•藝文志》無所謂例也，而其所本之《七略》《别録》，則固有例。惟《七略别録》二十卷，自《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後，久不見著録矣，何從知其所爲例。然今世所傳《戰國策》、《管》《晏》《荀》《列》諸子，卷首皆有書録，即《漢志》所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者也。閒嘗比類參觀，大率如《北史•文苑傳》樊遜所云“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之語，乃知書録自有例。在其《别録》者，集書録爲之，則《别録》之例即書録之例也。《七略》者，又總《别録》爲之，則《七略》之例即《别録》之例也。觀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及《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劉向《别録》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漢書•藝文志》同。因知《志》所言“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從横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者流，出於稗官”，皆《七略》承《别録》語。在《别録》特設此例，以别九流。《後漢書•張衡傳》所謂“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是矣。吾故知《七略》《别録》之有例也。

雖然，《七略》《别録》之例必待隘庵而舉，何也？曰：在六朝已不知其有例也。試以《南齊書•王儉傳》儉依《七略》撰《七志》言之。《隋書•經籍志》稱：儉别撰《七志》，一曰經典，二曰諸子，三曰文翰，四曰軍書，五曰陰陽，六曰術藝，七曰圖譜，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夫每書一傳，即是書録，《别録》體也。其作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術藝、圖譜、道、佛九篇之例，則不知《别録》之例即在書録中，而又作之。其所作例，祇《廣宏明集》載阮孝緒《七録序》稱“儉又依《别録》之體，撰爲《七志》”，下有王以六藝、兵、詩賦、數術、方技等語，當據《七志》例文，實非《七略》《别録》舊例之意。可見王儉當時已不能知《七略》《别録》之例，何況今日？是以隘庵不能不爲舉例也。

然則隘庵不云《七略》《别録》舉例，而係之《漢•藝文志》，又何也？曰：《漢書•藝文志》雖本《七略》《别録》，然亦頗非其舊矣。即如《七録序》後條列《古今書最》，稱《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與《漢志》稱“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數不同。蓋班固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之故。其所省十家，則兵技巧家云：“省《墨子》，重。”兵權謀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考諸《志》文，始悟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有云“《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當爲班固省除複重後所加，而所加又必不止此。凡今世所傳諸子，確然知其不盡言兵者，如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墨家“《墨子》七十一篇”，雜家“《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之下，皆當云某若干篇、某若干篇、兵若干篇，以符省除複重篇數。特唐以後本《漢志》，脱去班固所加之語，故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於《太公》特著《謀》《言》《兵》若干篇，已不能言其所以然。然其非《七略》《别録》舊弟可知，正其名，自不能不云《漢藝文志舉例》也，此隘庵著書之志也。宣統丁巳冬十月乙酉吴縣曹元忠序。⁽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