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平 法信于民

经过西汉初期几十年时间的“休养生息”以后，汉代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文帝、景帝时，社会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出现了历史上颇为人们称道的“文景之治”的局面。文帝、景帝之际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汉初以来法律的推行，从君臣到社会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从汉初法制主要表现的因袭秦代的“以法为主，专任刑罚”，经过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的浸润，过渡到“以儒为主，德刑并用”的这种转变，正是开启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汉书·张释之传》中记载了这一背景下的两个故事：

上（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顷，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有人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之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欤？”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其现代汉语译文如下：

文帝的车驾行进到中渭桥上，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文帝的御马受了惊，于是令侍卫逮捕了惊车驾的人，并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张释之审问此人，他说：“小人在路上听说皇帝的车驾要来，就躲在桥下避让。等了很久，以为车驾已经走了，就从桥下出来，结果正碰见车驾，就立刻闪避。”张释之上奏说：“此人犯跸（冲撞了皇上车驾），应当判处罚金。”汉文帝大怒说：“此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柔顺，若是其他的马受此惊吓，非让我受伤不可。廷尉居然才判处他罚金！”张释之回答说：“法律是天子与百姓共有的天下公器。法律规定的就是犯跸应处罚金，如果加重处罚，法律就失去信用了。况且如果是当时您逮捕犯跸者后，就下令杀了他也就罢了，而您却把他交给廷尉我处理。我作为廷尉，公平执掌天下的法律，一旦廷尉有失公平，全国的司法都会轻重失衡，老百姓就不知所措了。希望陛下能够体谅。”汉文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人偷盗汉高祖庙里的座前玉环被抓到了。文帝很愤怒，下令廷尉亲自审理此案。张释之上奏称：“适用汉律中‘盗宗庙服御物者’（偷盗帝王宗庙御用服饰物品）的规定，依法罪犯应处以弃市死刑。”文帝听闻大怒道：“此罪人大逆无道，竟敢偷盗先帝宗庙内的器物。我让你廷尉来审理，意在从重处罪犯以族刑，而你却要来个依法论处，何以体现我的君臣应共同尊崇先皇宗庙之意呢。”张释之免冠顿首表示谢罪似地说：“国法如此，足以罚当其罪也。如今，以皇帝好恶为准，本案的罪犯因盗宗庙内的器物而被判处族刑重罪，罪与刑罚之间有如万千差距。假如一愚顽刁民盗取长陵一捧土，陛下又该依法处他以何种刑罚呢？”文帝到太后那谈及张释之的判决结果和意见，遂接受了他的判决，认为是适当的。

汉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体制为基础，经过不断的积累与发展，在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汉代的司法机构在中央，除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以外，丞相、御史大夫、廷尉总理司法，其中廷尉，作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中央廷尉（景帝、哀帝时曾一度称大理。宣帝时称“廷尉平”）是中央最高专职司法官吏，同时也是中央最高司法机关。本案中的张释之是西汉堵阳（今河南方城）人，在文帝一朝由一个小官升至廷尉。任廷尉期间，以执法公正，不曲从皇帝之意著称。而文帝也因任用此人，并能接受其意见而为后世称颂。

按汉代中央司法制度的设计，除廷尉以外，中央的丞相作为行政长官，御史大夫作为监察长官，受皇帝之命，与中央其他高级官吏也经常参与司法审判，名曰“杂治”，即非专任之义。本案中，文帝并未坚持一己之见，滥用皇权之下的制度资源，能够自我约束虚心纳谏，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史称的“文景之治”。

历史的教训以及黄老学说“明法”思想的影响，使得汉初的统治者比较注意明法守身，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的一致性。汉文帝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与其时中央的廷尉张释之的几次冲突，表现了一位帝王很可贵的“法信于民”的法律意识，也体现着传统法家所强调的“法胜于君”“令尊于身”的守法观念。张释之所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的法思想观念，至今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无裨益的。

汉文帝御马受惊，廷尉张释之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