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心定罪 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解读汉律，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其时《诗》《书》《易》《礼》也被用于司法，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

怎样用儒家经义解释汉律判案呢？我们举两个汉代的案例来说明。

案例（1）《太平御览》六百四十引：“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董仲舒）论曰：臣愚一谓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与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案例（2）《通典》卷六十九载：“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案例（1）讲：乙与丙争吵打架，丙用佩刀刺乙，乙的儿子甲（见此情况）用棍子打丙，却误伤其父。对甲应如何处理？有人说甲应该因殴父论罪。董仲舒认为：父子是至亲，儿子看见别人与父亲打架十分担心，（在情急之下）拿着棍子去帮忙，他并非有意要伤到父亲。《春秋》大义中有许止进药的故事，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给父亲喂药，父亲却死了。审案的君子原心定罪，赦免了许止死罪。甲并非法律上所谓殴父，不应依此定罪处罚。

案例（2）讲：甲生了儿子乙，却将其送给丙求丙收养，乙由丙扶养长大成人。有一天，甲因贪酒色喝醉了，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很生气，用棍子打了甲二十下。甲因为乙是他亲生，咽不下这口气，就去县官那里告乙殴父。董仲舒认为：甲对乙生而不养，父子之义已经断绝。甲告儿子殴父的罪名不应被认定论刑。

案例（1）依儒家教条殴杀父亲乃大逆之罪，汉律规定：殴父当处枭首之刑。此处比附许止进药这一儒家经典中的故事，认为甲的行为并非汉律所谓殴杀父亲的罪行。另有观点认为：与其牵强说此案是法律儒家化的例证，倒不如说是依据人情对儒家经义教条化的修正。但不论持怎样的观点，都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个案审理中，对汉律的解读应用。

案例（2）又是子殴父的案子，甲虽未曾养育乙，但毕竟为乙的生父，董仲舒断甲应被论罪处刑。表面原因是甲乙义绝，依儒家经典而论，实则也不排除主要是因甲无赖，而作此处分。情理法之间，体现的正是儒家思想的理念。

在中国古代，由儒生发明了一种在情与法之间寻找平衡的审判技术——春秋决狱。当制度设计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达致“善”的结果，有伤人情时怎么办？儒家经典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变通的办法。《孟子·离娄》中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这是说依据传统礼教，“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之间尤其要注重男女大防，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可当嫂嫂落水时，为叔者就不能一味墨守教条，而应出手相救。人命关天，亲情至贵，这些远比教条更重要。只要是善的，一时违反制度也在所不辞。因为如果制度僵化到常常违背人性、导致不善的恶果，整个制度必将被规避，被漠视，最终被推翻。

其实在西方，规则也不排斥人情，《圣经》中同样有着与此类似的例子。在古代犹太律法中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因过于严格变得死板，而基督却教导人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定的，以人性来恢复“安息日”的正确精神。《圣经·新约》里讲：在一个安息日，基督遇到一位双手干枯的人，想立刻为他治疗。当时法利赛人提出法学上的异议而问道：“在安息日治病合乎法律吗？”基督回答：“你们中有人有一头羊，而在安息日那头羊跌落坑里，谁不把它捉住拉出来呢？一个人的价值比一头羊的价值重要得多！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法律的。”

讲“春秋决狱”大都强调其论心定罪、儒家教义入律的一面，本案例分析中也强调其注重人情的一面，其论心定罪常常是原情定罪以求宽免。事实上，我们不妨把“春秋决狱”视为一种司法的技术，它可能在实践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法律儒家化并非其必然的追求。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融情入法，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这一传统对后世影响至深。

“春秋决狱”是汉代司法制度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西汉中期，社会的发展给儒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此时在立法领域儒家学说尚未占主导地位。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们便开始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判断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依据，由此开启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极深的后世引经注律之端倪。“春秋决狱”之风盛于武帝一朝，始作俑者为当时的经学大儒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书·儒林传》讲：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对皇帝提出的疑难案件，“动以经对”，著名的有董仲舒和他撰写的《春秋决事比》（以《春秋》判决案件的案例）。《春秋繁露·精华》记载了董仲舒对“春秋决狱”含义的解释：“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根据案件事实论证其主观心态），志邪者不待成（主观邪恶，犯罪未遂也应处罚），首恶者罪特重（首恶从重论处），本直者其论轻（主观无恶意者从轻论处）。”《汉书·隽不疑传》讲后来的汉昭帝赞赏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盐铁论·刑德》记载的具体内容是：“《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据近人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一书中辑录的30件春秋决狱案例，其中董仲舒处理的有6件，而“志善而违于法者免”的五例，“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无一例。）古书《太平御览》引《汉赵记》记载：汉代上洛有盗墓者，虽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恶”，诏“论笞三百，不齿终身”。“论心定罪”原则所强调的是主观“心”的好坏，而判定“心”好坏的标准又是儒家的伦理规则。“春秋决狱”作为汉代中期以后盛行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方法，其基本特点在于以主观因素来确定罪之有无、刑之轻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但实行“春秋决狱”在客观上折中了立法和社会现实需要的冲突，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经过长时期的“春秋决狱”活动，许多儒家的道德观念被直接赋予法律的含义，“春秋决狱”的推广，使儒者进入司法机关，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越来越深。

可以看出，儒学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最初便是从司法领域开始的。“春秋决狱”所以兴盛于汉代，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春秋决狱”所宣扬的“罪止其身”“以功覆过”原则，利于缓和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汉代族刑限于谋反等少数重罪，与此不无关系。

二是“论心定罪”，从中可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以便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上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春秋决狱自汉中叶风靡一时，绵延七百余年，则是因为汉末至隋统一前，对软弱无力的君主来说，春秋决狱的儒学色彩不像法家一断于法那样强调“实力”。随儒法合流和君权的强大，至隋唐，其便影响日渐减小了。

历史地看，“春秋决狱”对传统法律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因强调“论心定罪”，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刑罚株连的范围；消极的一面，亦因强调“论心定罪”，为以后王朝的罪刑擅断、言论定罪、大兴“文字狱”，埋下祸根。

本文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聂鑫的相关文章，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