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创建文明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如果需要记事，就采用结绳等方法。“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和秘鲁印第安人都有结绳记事的习惯，并且各自有一套十分系统甚至复杂的记录方法。单靠语言传输会造成误传，这是由语言信息的不稳定性引发的。如果我们需要将某些信息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就必须要有可以承担这个任务的新载体。文字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信息不仅能够分享，还能记录。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记录了古埃及帝国、古巴比伦王国和古波斯王朝的历史故事。这两种文字在公元前后已经绝迹，但在近代考古学家的探索下，它们重见天日，如今已进入博物馆，作为文字史上的重要见证而存在，堪称文字的化石。

中国最早的文字起源于何时，已难以考证。商代出现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同语言产生之宿命论说法类似，文字的发展也有迷信之说，然而却又和语言迥然不同：文字的推广，巫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古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巫师。在物质匮乏、精神缺失的奴隶社会，巫师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人们一种信仰寄托。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说，宗教这种比较虚无的学科，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而早期的巫术也是如此。

最早发现的甲骨文主要记录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吉凶。到了殷周时代，巫术已普遍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巫师的地位也从平民百姓跃升为统治贵族。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也依然能看到巫师在古时统治阶级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韩剧《拥抱太阳的月亮》、国产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等。这些巫师虽然说不上杀伐决断，但他们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巨大的声望来取信于人，并且巫、史不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史官都善于占卜。正是由于百姓对于神鬼的深信不疑，作为神鬼代言人的巫师自然也推动了文字的发展，因为他们除了占卜，也负责加工整理原始文字，使之成为成熟的文字并流传下去。巫术的发展和巫师的社会地位对于文字的推广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无数先辈的努力，文字历经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大篆和六国古文作为中国文字得以广泛应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小篆统领全国文字，并在之前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文字作为一种远程信息传输工具，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传承的力量，让古代的老百姓能够了解到文艺界和政治界的大事：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韩非那深刻的哲学思想，还是一国之主发布的诏令，哪怕是大字不识的平民百姓，也能通过文字和语言的传播知晓一二。与此同时，民间的言论和百姓的生活则通过语言相传逐渐编成歌谣，这些歌谣后来也被整理成了文字，传到统治阶级耳边，进而也促进了官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这些歌谣先在民间口耳相传，后来逐渐以文字记载的形式流传下来，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的形成，横跨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前后历经五六百年，最终成书于春秋中期。早期的《诗经》以篆体字记录。这部璀璨精妙的中华经典内容丰富，上至贵族文人的宗庙乐歌，下至平民百姓的农业劳作，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到这部经典之作，归功于它背后无数的华夏子民和推动它流传的学者官员，因为《诗经》的传承，在信息落后的上古时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诗经》中的大部分诗作来自民间，单收集工作就困难重重：百姓口耳相传的范围十分广泛，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至长江北岸，再扩展到江汉流域。其次，这些口传民谣的收集历时长，文字整理也很缓慢：在毛笔和造纸术发明以前，文字都是刻在简牍和丝帛上，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由于采诗官们的辛勤和耐心，这些困难最终得以克服。

《诗经》的成书和流传，离不开它背后的功臣们。

第一位是西周采诗官尹吉甫，除了采集和编纂以外，他还参与了《诗经》的一些篇章创作。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一位老师，他对《诗经》进行了修订，并以诗教授，在他的弟子中广为流传，影响力巨大，这位老师名曰孔仲尼，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孔子。

孔子修订和编纂了《诗经》以后，由弟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担任传承的重大使命。到了西汉时期，先后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婴继续传诗，传下去的诗篇分别称为齐诗、鲁诗、韩诗，合称“三家诗”。三家诗先后失传，至今仅存10卷韩诗。

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是毛公传下来的“毛诗”。在前人编纂的基础上，毛诗的全书有一篇序言，被称为“大序”，每一篇诗下面都有小序，作用是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被称作“毛诗序”。这些序言是中国第一篇诗歌理论的专论，为后来中国诗歌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毛诗序”和“大序”在当时引起了些许争论，但它们是文字发明以后，信息得以传承和总结的结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结晶，才奠定了我国儒家诗学传统的开端，书写了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比起单靠语言的面对面同步传输，文字的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引发了第二次信息革命。

中国汉字字体，于东汉末年正式宣告以行书收尾，完成了其发展之路。

文字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为人们的信息记录和远程通信带来了重要突破。古时的人类社会主要将文字用于信件、历史记载等重要事宜上，配合语言传播，让第二次信息革命得以蓬勃发展。早期人类以各种石器、金属工具作为书写用笔，后来西方有羽毛笔，中国有毛笔。在造纸术尚未出现和不成熟之时，西方人将文字写在羊皮卷和纸莎草上，中国则用简牍和丝帛作为文字载体。丝帛虽轻巧，但不易得到，价格也十分昂贵，因此古人多用简牍，其中以竹牍、木牍居多。借助简牍上的文字，加上古人的勤奋，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学作品虽然在落后的传播技术下缓慢流传，但也幸而得以保存。依靠文字记载，人类文明不断开疆拓土，留下许多珍贵文献，流传至今。

其中令人顶礼膜拜之作，当属《史记》。

《史记》集历史性和文学性于一身，其为中华历史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世人皆知，但它背后的成书过程和传递经历则无比艰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朝修史官员司马谈临终之时，将撰写史书的遗命留给儿子司马迁。子承父业，而又励精图治，司马迁秉承父亲遗愿通读史料，游历全国收集相关资料。创作期间，这位史学家磨难重重，经历了创作的艰辛和政治酷刑。他耗费10多年的光阴进行撰写，又继续耗费另一个10年进行修改，用尽毕生心血终于成书。由于书中有不利于汉武帝的评论，成书之后，司马迁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匿，使其不在民间流传。直到汉宣帝时期，司马迁外孙杨恽上书皇帝，该书内容才开始在民间逐步为人知晓。

《史记》的问世，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书的史料收集耗时多年，撰写又花了10多年，成书前后总耗时20多年。在造纸术还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时期，司马迁用毛笔写在简牍之上。50多万字的纪传体通史，共耗费240万片竹简。在如今书籍印刷便利，并常配有电子版本的现代社会，一个稍大些的旅行背包甚至一个极轻的Kindle便可装下这一巨著，而在那个时期却可装满很多辆马车，占据藏书阁很大的空间。由于最早的版本是以简牍为载体，加上篇幅巨大，许多篇章已经失散，损毁不可避免。虽然杨恽为该书的流传不遗余力，但在传播手段和信息尚不发达的汉朝，《史记》的流传犹如细流一般在夹缝中缓缓流淌。

历史就是如此有趣：旧的东西正在消逝，新的东西正在破土而出。

当人类有了比之前记事方法更为先进的文字，便摒弃了落后的结绳方式，创建了人类文明；而简牍和丝帛作为文字的载体，随着更先进技术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更先进的技术就是印刷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