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消解“平庸的善”的可能路径
那么如何消解这一“平庸的善”，从而使以“善”为动机的公益组织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成为联结国与国、民与民的桥梁与纽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中，使以“善”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公益组织成为实现民心相通最重要的渠道与纽带之一。
（一）宽容与作为手段的“平庸之善”
在集权时代或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由于恐惧与无知导致缺乏自我觉照，从而凸显了人们行动过程中“平庸的恶”。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赋予每个人传播与话语的权力，但经过精心包装或精心计算的“平庸的善”也应运而生。这样的善是为了利益而有意凸显的善，与恶的界限十分模糊，且恶始终如影行随地伴随着“平庸的善”，行为者稍不注意分寸就容易滑向恶。
这个世界本就不完美，善恶共存与互在是历史常态。没有恶作为对比，善也就不容易辨别出来。因此，当人们为了利益需要，把善作为手段或资源利用时，媒体或社会大众只能采取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此种“平庸的善”虽令人无奈，但存在“平庸的善”，社会上才可能有真正的善出现。正如“水至清则无鱼”，只有当我们对被计算和利用的“平庸的善”选择宽容，我们所期待的善才能出现。因此，作为手段的平庸之善，我们只有选择用宽容的态度去面对，而无法真正消解，因为人的本性之内就包含这种逐利本性，而这种本性很难被改变。宽容并不等于信任，心里的理解落实在行动中却可能不再关心与信任。
（二）“行动的思”
伴随“无思”的平庸之善的确有消解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一消解仅需要的是“行动的思”。这一主题也正是笔者在本文中想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不管是理念的善还是真理的善，都必须与实际的行动结合起来。善从原初的意义开始，其潜在前提就是“行”。至善作为人类的追求目标，要有追求的行动。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等善理念，也都需要体现在具体的言行举止上；佛教说“众善奉行”，更是简洁明了地写出了“善”与“行”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善”，它的根本任务并非单纯地为了求知，而是在“知”与“识”、“知”和“行”上寻求协调，仅仅知道什么是善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善通过行动去实现。这也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本质上区分了“知”和“行”，并更加强调“行”在伦理学上的重要性。[227]因此，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用动词“行”来修饰“善”，即行善。
“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228]而要消解“平庸的善”，行动者要做的也十分简单，仅需要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行与思是亲密无间的，思考是为了掌握更好的技艺、更加精通与理解行动的意义，从而在深思深行之中达成行动本身。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沉思执着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229]因此，在行善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思考。思并不像科学那样产生知识，思并不产生有用的实践智慧，思并不解决宇宙的谜题，“思并不直接赋予我们行动的力量。”[230]这是《精神生活》中阿伦特引用的海德格尔的一段话。既然思不产生现成的答案，那么在行动过程中的“思”为何如此重要？这是因为思本身无结果的破坏性质，得到的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解放了人类极为重要的能力：判断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纯粹的思并不能激发这种判断力，这也是阿伦特批评海德格尔关于思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只有当思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时，判断力才有可能被显现出来。在行动过程中，判断力可以帮助我们区别善恶，确保从善出发的行为有善的过程及善的结果。实施善的行动是一切的根本，而带着思考实施行动是其前提。
由此，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思激发的判断力其标准是什么？
思考的原初意义是用语言交流。交流是需要对象的，而思考需要从现实中隐退回自身当中，因此交流的对象是自身，与自己对谈，判断自己行为的善恶，其准则便是良知。而良知的原初意义是某一种意识，意识到自己与自己在对话，意识到自己与自我的矛盾，良知不提出要求，但是设置底线。当跨越底线时，自我与自我就产生矛盾。[231]无思状态下的行善或公益，行善者处于被动或机械地完成项目的状态，缺乏与自己良知之间的语言交流，因而也就缺乏对个人行为的判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可能。
经过面向自我的沉思，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行动也将变得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实践智慧”论述的两个重要概念：“理解”和“体谅”，也将成为公益组织成员们行动的最重要的依据。公益组织在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救援时，因为有善的出发点，在行动过程中，尽管在“名”的世界中有诸多相异，但“理解”与“体谅”却更加容易达成。
由无思导致的“平庸的善”是由于缺乏面向自我的沉思、道说从而造成行动中的机械、死板。这是一种缺乏觉照自己与观照他人的善行，除了有善的出发点，其过程与结果却鲜少呈现出善的维度。但行动的思，却可以促逼行动者与自我对话交流，在沉默中基于自我良知的准则，通过理解和体谅他人来采取合宜合度的行动，从而使善贯穿于行动始终。
在尼泊尔调研期间，调研团队成员看到第一次大规模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公益组织，在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交往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无奈的问题。例如，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当地民众普遍缺乏时间与效率观念等；而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内公益组织成员在尼泊尔灾后重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尊重、不理解当地独特的民风民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灵活与适当改变行动策略的能力等不一而足。双方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项目的进展缓慢且未能向援助方和受援方希翼的方向推进。
究其原因，导致此种“平庸的善”的最根本原因便是行动者缺乏面向自我的沉思，这种思考尽管沉默无声，却将产生巨大的能量，为行动者提供正确且合度的行动指南。正如五祖弘忍大师《最上乘论》中所言：“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一个人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沉默中与自我交谈时，便能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良知，并据此判断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在理解和体谅他人的基础上，觉照自我、改变自我，从而观照自我与他者。
以“行动的思”消解“平庸的善”笔者认为不仅有理论上依凭，更与中国传统的“经权之变”思想有共通之处。仁必知经，智必知权。经者，通过照看自己的心灵，告别平庸的善，实现主体性的觉知；权者，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加深，在尼泊尔救灾这样跨文化的环境中实现适时而变。在这样一个急剧流变的时代，从学科角度来看传播学的发展，还是回归到此次调研的主题，可能最重要的是自我觉知与觉醒，一方面认识到每个人在自己生命底色上思想与行动，另一方面通过改变自己从而去影响周围的人、事、物。
（作者师曾志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仁增卓玛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