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命传播中的生命之树与生命之网

生命传播是在认知革命的基础上提出的，而认知革命从本质上讲是思维形式与方式的变革。生命传播强调参与交流沟通的各种媒介本身就是交流本身的内容与形式，在关注媒介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时，更加注意到媒介形式作为事物的性质与属性的重要性。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是鱼与水的关系。媒介形式如水一般与其他事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常人们只关心媒介内容“鱼”，殊不知水与鱼同等重要，媒介形式形塑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一旦人们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方式形成就很可能被人所忽视，变成熟视无睹的存在。互联网时代的认知革命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关注媒介内容的同时，调整我们的认知方式，不断理解媒介形式背后场域与权力的变化，否则会发生“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的后果。

新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首先是从个体开始的。个体自我知觉在交流与互动中是如何影响生命本身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生命是什么？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家、学者会在不同视阈中关切生命，得出不同的生命意涵。自然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生命，生命注重的是肉体自身的存在；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情感等视角，对生命又会产生更加丰富的理解。人在精神上对神圣性的永不放弃的追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当思的勇气来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言辞将一片绚烂”，也有精神存在于物质与功能等世界中的物化生命。生物与物化意义上的生命与观念、概念、名词等的“所是”有密切关系。

生命本身的概念与其所表达的客体、对象一直存在于非同一性的反复争斗中，生命在清净与杂染间处于不断物化与反物化、规训与反规训、赋权与反赋权之中。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劳动被理解成为物，劳动变成了商品，市场经济中生命也可以物化为商品。阿多诺在此基础上提出退回到个体“生命”中去思考其所生活的时代，以国家、民族、自由、民主等名义所进行的经济扩张在想象与幻象中发动的战争是如何将人类推向毁灭境地的。

概念名词的简单化定性与驻足对人心智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为此，阿多诺哲学中坚持概念和客体的非同一性，哈贝马斯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绝对概念”将“逻辑关系与经验关系分离了，价值与发生分离了，真理与健康分离了，罪责与原因分离了，权利与暴力分离了”[17]。这些思想的提出正是为了防止人类在自我构建的象征世界中不断被物化与异化，为人类发展不断在被功能化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想基础。

无论以怎样的名义，用生命的辩证法“即在劳动力的彻底商品化过程中，生命呈现出并最终转向了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死亡”来说明，“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坚持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在任何意义层面上停止了生存。”[18]生命不仅仅是生存（mere life）和过日子（living life），也不应该是赤裸的（bare life）。阿多诺注意到在宗教以及各种社会理论中存在着让生命真正充分地成为生命的区分方式。本雅明更是在其《暴力批判》中，对何为生命进行了反思。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说人，和他身上的纯粹的生命一样，同样，也不能说他和他的条件/境况和品质/性质中的任何一种一样，包括（甚至是）他的身体人格的独一无二性（uniqueness）。无论人多么神圣（或者说无论人身上的生命——在此世的生命、死亡和后世中同样在场的生命——多么神圣），他的境况/条件，他的易受他的人类同胞伤害的身体性的生命（bodily life）并无神圣可言”，他总结说，“这种关于人的神圣性的观念也为这样的反思奠定了基础：这里被宣告为神圣的，根据古代的神话思想，乃是被标记的罪的承载者：生命本身。”本应神圣的生命在生命实践过程中遭到各种知识、权力等的分解。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在其《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中延续着前人关于生命的讨论，提出其核心的哲学概念“赤裸生命”，揭示“赤裸的”（bare）或“纯粹的”（mere）生命与生命政治权利之间所建立的种种联系。

以上说明，生命的进化不单纯是生物意义上的，认知中的思维革命也具有其生命演进的轨迹，构成了生命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生命运行规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标志——“生命之树”来表达，二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发现的“生命之网”。生命之树主要指“树干的底部代表最原始的物种，而沿着树干向上则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分枝，分别代表了由最初物种演化而成的不同阶段的新物种”，它建立了生物进化的一套信念，即“从病毒到植物到人类的一切有机体，不论从形态上看有多么大的差别，其基本的物质构成和活动规律应该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它们都是从同一个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这种生命观成为还原论思想的基础，最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还原论定义为：“在哲学上，还原论是一种观念，它认为某一给定实体是由更为简单或更为基础的实体所构成的集合或组合；或认为这些实体的表述可依据更为基础的实体的表述来定义。”[19]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进，21世纪的生命科学进入到了“后基因组时代”。其最重要的特征是“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者能够在众多物种全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去研究物种在进化上的关系和规律”，基因平行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现象的发现，即分类关系相隔极远的物种间存在着遗传物质的交换，所有生命都存在于繁杂缠绕、纵横交错、彼此交融的“生命之网”中，挑战了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的生命之树的信念、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思路，警醒我们应“从线性的简单性思维转变到非线性的复杂性思维”，“要从单一的局部分析方法走向整合了局部分析与整体综合的系统生物学策略”[20]。生命之网也应和了认知思维方式变化的涌现论的主要思想。

涌现理论奠基人约翰·霍兰在其《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指出，涌现在无控制中心的情形下“无法预料、出其不意”[21]。它体现为“复杂的事物是从小而简单的事物中发展而来的”，其特点为：“（1）简单得近乎荒谬的规则能够生成固有的涌现现象。（2）涌现现象是以相互作用为中心的，它比单个行为的简单累加要复杂得多。（3）稳定的涌现现象可以作为更复杂的涌现现象的组成部分”[22]。在霍兰看来，涌现研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特定系统的限定，强调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但他也承认，“弄清楚控制系统的演化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使我们更有希望理解复杂系统中的涌现现象。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要从偶发的、不相干的细节中找出基本规律。”[23]

还原论强调的是“所是”本质的、确定性的存在，它认为事物由部分构成整体，运用的是构成性思维。涌现论则在更大的时空和跨越系统中看到事物发展的无限追问、反思的可能性，凸显的是事物在交流变化中的生成性，部分会在交流中不断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无法再还原为原有部分的。涌现论为互联网—因陀罗网生命有机体的思维方式提供借鉴，即思维交互应注重事物间的性质、关系、属性等，关注系统内简单的规则秩序就可以让系统在产生巨大功能的同时，更强调系统边界的不稳定性，其本身的不断变化会使系统与系统之间发生的风吹草动引发更大的变动。霍兰甚至说：“对涌现更深入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两个深奥的科学问题，两个具有哲学和宗教意味的问题：生命和意识。”[24]因此，理解涌现的意义在于涌现能帮助我们“真正弄清楚生命和有机体本身”[25]。

从生命之树到生命之网，从还原论到涌现论，从构成性到生成性，为互联网时代的不同行业、学科背景的人们打开了多种认知与思考空间，也在更大的视阈内提供了多种理论与实践的驻足之地及思考路径。如有些社会理论试图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宏大叙事的构建，提出名目繁多的概念，建构多种多样的模型，希望能将复杂事物简单化，找出事物运行的一般规律。这些概念、模型等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持、涵养着理论本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所谓的宏大叙事之中依然存在小叙事，小叙事中蕴涵大智慧。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事物发展的过程性、生成性变成社会理论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终归需要追问的依然是，媒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与思考的，互联网意识与无意识、观念与思想之网在交流互动中如何生成生命之网，它们与行动在简单入繁、繁而复简中如何再创生机，生命传播又是如何在意识与无意识、观念与思想、感性与理性等的交互中成就生命有机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