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和概念界定
提出“东方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在中世纪，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划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的文献，特别是印度的文献，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1972：397）
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的。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化洗礼的社会。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术语中，“西方”是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的，与此相对应的“东方”，往往是与经济欠发达、政治集权和社会家族化相联系的。这种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属于亚洲，也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发表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还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198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东方”和“西方”成为政治概念，“东方”被西方冷战理论赋予了非民主的极权含义。魏特夫（K.A.Wittfogel）认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治水社会”；这种社会的农业由于干旱而需要依赖于协作的灌溉系统，而这种协作进而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形成政治权力控制的庞大社会组织网，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魏特夫，1957，1989）。萨义德（E.W.Said）秉承福柯通过知识关系揭示权力关系的方法，在1978年出版了《东方学》一书，并提出一套学说来挑战世界范围的霸权话语——东方学，反对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一套与东方学相对立的“西方学”，引发了一场影响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浪潮（萨义德，1999）。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东方”的概念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福山（F.Fukuyama）借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结束的论断，从“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西方模式宣告的“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3）。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多极格局，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这种冲突主要是以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或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对立（Huntington，1996）。有趣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又出现了关于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的话题，即所谓“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或新美国和老欧洲（托德，2002；Kagan，2003）。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东方现代化”可能性的命题。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东亚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实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创立了。一些“新儒家”学者，根据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归因命题提出挑战，试图建立儒家文化与东亚发展的内源发展理论。余英时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入手，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体中也存在勤俭那样的工具理性，这是明朝中叶以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余英时，1987）。金耀基则直率地指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提出“经验现象的挑战”，现在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耀基，1993）。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似乎也从东亚的发展看到新的前景，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用“惊心动魄”赞扬东亚的发展（World-Bank，1993）。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奇迹”提出质疑。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戴约在1994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以泰国为例指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存在“三明治陷阱”，上面是发达国家抢先占领并用一切手段维持的高附加值产品市场，而下面是劳动力费用更低的国家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所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很困难。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则直接宣称，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出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所谓东亚“四小虎”其实都是“纸老虎”（Krugman，1994）。1997年席卷东亚的金融风暴，造成汇率和股市狂跌，物价大涨，甚至社会和政局动荡，使“东亚奇迹”的话语陷入“失语”状态，对“东亚现代化”是否可能的疑虑重新开始在学术界弥漫。
东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的迅速恢复增长，使人们对“东亚模式”重新产生兴趣。关于“东亚模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说：一是“自由市场经济”解说，认为东亚采取了彻底的自由经济政策，因此可以调动全世界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World Bank，1993）；二是“政府干预”解说，认为东亚政府有意识地干预市场，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Amsden，1989；Wade，1990，2000）；三是“外向型经济”解说，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东亚实行的外向型发展政策，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巨大压力（Krueger，1992）。而对于“东亚模式”的批评，则多数集中在“政府过度干预”“民主化缺失”“权贵经济”“裙带关系”等方面。
然而，从总体上看，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由于其地域和人口规模的有限，以及发展过程处于冷战的总体背景，所以“东亚经验”实际上还是被作为“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它的延伸、扩展和推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世界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东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快速发展，再次提出了“东方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中国等大国的情况很不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比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等大国的兴起，不仅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会形成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所以说，“东方现代化”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它应当包括所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经验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验”可以说是这种新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应当有这样几个规定性：一是所谓“经验”，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二是“中国经验”并不是无所不包、没有选择的发展经历，它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三是“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的，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也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
二、影响中国社会运行和经济成长的四种力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变化。但有些人认为，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是一个混合的整体，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不可能把一个领域从这个整体中单独分离出来。而每一个领域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如经济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竞争的效率和经济的收益，政治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稳定、社会活力和实现民意表达的社会理想，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的整合、团结、和谐和公正，文化追求的最高价值是“传统”的更新延续和凝聚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要使这些不同的价值有沟通的桥梁，有相互协调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一个领域的规律去替代所有领域的发展规则。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四种力量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的取向，中间虽然也经过了反反复复，但体制转轨的步伐基本上没有间断，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体制的转型已不可逆转。这种不可逆转，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构建，更是因为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心里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声誉。从商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资本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从产权市场到期货市场，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市场作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1985—2002年，中国市场化的总指数从2.183提高到7.061（周业安、赵坚毅，2004）。
政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投资的规模，是市场秩序的确立者和维护者，在有意识地利用各种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杠杆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还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司法、银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最终担保者。在处理纷杂的国际关系、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统一全国的社会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干预的力量，一直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村落、企业和家庭。政府的独特作用还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由于财政的分灶吃饭制度和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地方政府实际上具有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做出决策的很大空间，甚至可以在地方政策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从历史上看，社会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比政府和市场要久远得多，在没有政府和市场的时候，社会结构就已经在发生这种影响。如果说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一只看得见的手，那么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在转型和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很多微观领域出现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状态，而这个空白由各种非正式制度填补。这些非正式制度由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构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所谓地方合作主义、社区自治规则、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都是结构转型的资源配置力量的表现形式。结构转型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巨大收益上，中国较高的结构弹性成为一种“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渗透中国的生产、流通、金融、能源等领域以及各种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力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力量进行重组；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全世界的资源配置，对民族—国家经济政治的独立性也是一种挑战。一方面，中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形成了发展为世界一般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利用知识技术的比较优势，试图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控制体制。过去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贸易保护武器，现在也开始被那些在此之前一直把“自由经济”强调到意识形态高度的发达国家所使用。
三、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
“渐进式”改革，这个早已被人们讨论过无数遍的似乎已经陈旧了的概念，实际上至今仍然在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步骤。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通过试点、“双轨制”和微调的办法进行体制的改进和过渡。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试错而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校正改革的步骤，在不断深入改革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都凝聚了很多基层创造的改革经验。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扩展和推进，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单位体制、立法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改革都在不断进行。
渐进式改革也有它的缺点，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其间往往容易造成制度的真空和无序局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要求“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一方面政府要求各地服从统一的发展战略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来制定使各地都能够顺利操作的具体方案；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与原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冲突和矛盾，致使政策的落实出现扭曲和变形，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市场发育初期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改革中产生的权钱交易现象、公益部门出现的变相违规收费、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鱼龙混杂情况等等，都是“摩擦成本”较高的表现。
从改革初期到今天，尽管一些国内外的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很多批评，或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改变这种改革方式的时候，但中国从价格的双轨制、投资的双轨制到通过“下岗”体制向失业体制的并轨，到汇率向浮动制的渐进过渡，“渐进式”至今仍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大概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但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也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建立新体制比打破旧体制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苏东转轨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这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以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了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固化。而中国在改革之初，社会结构的弹性依然很大，社会结构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过去在测算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因素时，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剩下的一块，我们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且往往简单地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主要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的贡献。但最近据专家测算，仅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中国1978—1998年GDP增长的贡献就占20%以上，远高于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蔡昉、王美艳，2002）。这种社会结构变动的收益，是苏东国家所没有的，它比中国相对于苏东国家具有海外华人投资优势的说法，影响要大得多。
另外，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是改革的巨大力度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引入竞争机制，一方面使中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和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发展时期未曾遇到的收入差距较大和失业率偏高的问题，而国际上很多学者一直把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的较低失业率和较低收入差距归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稳步而谨慎地进行民主化探索，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被西方主流社会批评最多的，这种批评一部分是基于理论上的推论，更多的是受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驱使。按照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民主化是工业化的先导或至少是伴随现象，但对民主化的界定，却是多样化的。“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怎样来源于人民，本来在现实中有丰富的多样性，有各种具体规定的直选和代议形式。现在，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民主越来越等同于多党制、选举、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等，现在又有“街头和广场合法抗议”的新定义。
东亚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快速发展中，也曾受到来自西方的“非民主”甚至“独裁”的指责，因为依照西方的标准，几十年来在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和马哈蒂尔治理下的马来西亚，虽然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但并不是民主政治国家，而是东亚“威权”国家。不过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港督治理下的香港，似乎并未被纳入“威权”的范围，因为它符合英国皇室体制的“英国民主”。与此同时，完全移植美国政治法律体制的菲律宾却一直经济不振，社会动荡。
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特定“民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论断，因为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苏东的变化结果在经受重新审查，这种审查由于“中国经验”而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实践取向是，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判断不能根据理论的原则，而要基于事实和实践的结果，看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普遍提高。民主的优点是可以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它使任何权力都得到监督和制衡，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但民主也存在利益协调成本过高、损害运行效率，甚至出现“多数人暴政”的民主陷阱。
中国在发展中强调民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稳定优先”原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期望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在快速发展中，中国的政府、企业界、知识界和民众在社会稳定问题上逐步达成的共识，成为中国快速转型中的政治财富。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实行严格控制，在城市里甚至实行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措施。在这一政策的执行中，农村中也发生过一些粗暴的过火做法，并因此受到国际上一些舆论的批评。但多年来坚持实行这一政策，却使中国避免了可能的人口灾难，中国因这一政策少生了3亿多人，节省了约27万亿元的抚养费用。外国舆论所说的中国每年“生一个加拿大、死一个葡萄牙、净增一个澳大利亚”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中国已越过最困难的人口控制阶段。人口的控制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切实收益，比如中国和印度都是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低于印度，到9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还基本在一个水平线，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两倍以上。
中国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农村贫困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1978—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6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减贫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中国的减贫扭转了世界贫困人口几十年来持续上升的趋势。
不过，人们较少讨论人口控制政策与减少农村贫困的内在联系，看不到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中国的人口增长对发展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中国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需求。直到现在，中国总人口每年仍然净增长700万左右，而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因此中国必须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速度，才能够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注重教育曾被作为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跨越性发展的一条经验，对中国来说，这方面的潜力更大。因为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社会总负担系数（老人和小孩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中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时代，劳动力具有很强的竞争比较优势，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提升竞争力的空间很大，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人口机遇。
中国人注重教育，有文化传统的因素。而独生子女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教育投资倾向。2000年以后，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食品支出之后的第二大消费；而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食品、住房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在近几年的城市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在包括养老、住房、医疗、就业在内的诸多选项中被排在第一位。中国大学生在校人数1989年还只有200多万，现在已上升到2000多万。中国人的素质教育已经实施了将近8年。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中国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当然，就人口总体素质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还只有5%，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已达到30%以上。
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人口的关键问题正在逐步从总量问题转向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素质提高的巨大弹性以及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使中国具有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知识产出能力的潜力，从而弥补了中国在发展中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不足，推动着中国经济强劲增长。
中国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紧密相连的，对外开放的进程与渐进改革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对外开放也呈现出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文化领域、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到垄断领域的渐进过程。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投入的同时，还采取了“走向世界”的步骤：通过海外的投资、兼并、合作、援助，参与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使中国不仅在一般技术领域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特别是中国采取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战略，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外交空间。这种国际合作战略，一是把和平、发展、合作视为时代的主题，把经济全球化视为发展的大势，不是拒绝它而是因势利导；二是坚持互利合作的务实做法，不让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成为合作的障碍；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参与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体系，对一些普遍价值的争论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四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冷静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环境。
四、中国经验中包含的大国发展存在的难题
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尽管政府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这种中国数千年来罕见的坚决措施，但在农民户均耕地不足半公顷的约束下，农业劳动比较收益依然过低。现代化国家最为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但在中国，由于担心农民因失地而失业和失保，所以无法普遍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在这种情况下，狭小的耕地劳作，包括技术提高支持下的单位面积的增产和增收，可以使农民过上温饱生活，但很难使农民富裕起来并普遍达到社会的中等生活水平。
虽然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按国际绝对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低于1美元，约折合2.7元人民币）计算，目前农村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农民众多给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特殊的困难，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也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问题。但除了挖掘农业增收的潜力、通过普遍兼业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农民走向富裕似乎也别无他途。
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可能要经历比一般现代化过程更长的时间，但这又是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结构转换。中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对“中国经验”的严峻考验。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究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长期趋势，现在还难以定论。但无论按照基尼系数还是按照收入阶层倍数的测算方法，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已达到差距较大并值得警惕的状态。而且，由于隐性收入的广泛存在，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比测算出的结果还要大，而财富的差距（如金融资产和房产）更是数倍于收入的差距（赵人伟、李实、丁赛，2005）。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学者还认为，这种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在发展的进程中分配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但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曲线什么时候出现走向缩小的拐点，是否会符合库兹涅茨（S.Kuznets）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收入分配曲线的规则，以及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都不太明朗。因为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中国不同产业的比较收益差距扩大，非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使财富积累的速度加快，产业集群化的现象使投资向特定区域集中，体力劳动的充分供给和竞争过度造成低位劳动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加之腐败和非法收益的存在，这些都成为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因素。
但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一是中国传统的“均贫富”的文化遗产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分配的制度遗产，会影响社会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二是体制转变时期出现的机会不平等和权钱交易现象，会使社会成员对造成差距的原因产生强烈不满，而这种强烈不满又会导致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的放大，成为一个产生社会问题的深层影响因素。另外，一些学者还存在着另一种忧虑，即担心社会对贫富差距问题的高度关注会影响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总方向。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下一步面临的最突出的民生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在困扰中国。而且中国的就业局面并未完全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失业和物价此起彼伏的负相关关系）变化，在经济增长和物价上升的同时，失业状况并没有明显地缓解。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大招生，曾起到暂时的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蓄水池作用，但如今大量增加的新毕业大学生，使高位就业市场的竞争与低位就业市场的竞争同样激烈。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因国有企业改革和“减人增效”政策而产生的大量下岗职工，通过下岗和失业制度的并轨、经济补偿以及各种退休退职措施，已经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其间也伴随着痛苦和悲怆。但就业市场依然紧张，导致出现因失业群体年轻化而产生的“新失业群体”。
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不断降低，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的就业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00多万人下降到2004年的100多万人。另外，每年新生劳动力的供给还在持续增长，国有企业的人员精减还未全部结束，近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的改革还未启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还非常巨大。一些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的学者认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一直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但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特殊意义，不能因强调技术进步而被轻视和低估。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低成本的黄金时代，将随着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走向终结，这个时代可能最多还能保持十几年的时间。部分地区的所谓“民工荒”，虽然不是劳动力短缺的反映，但可能是劳动成本增加的前兆。“中国制造”必须开始考虑在低价制造之后的优势所在。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数人都能够观察到和理解这个变化。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感受，已经逐步从陌生转变为熟悉。然而，人们对与此同时在社会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却没有同样透彻的认识。
“单位组织”的改革（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和大量“非单位”从业部门的产生，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政府依靠“单位”管理社会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社区”正逐步替代“单位”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社区在发放低保金、养老金、犯罪矫正、规范税收、生活服务等各方面，都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也从原来的一个学术概念变成家喻户晓的常识。但如何建设社区，仍然在探索中。“社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居民自治组织”。但中国长期以来是强政府弱社会，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因此从各地试点的情况看，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社区建设很难快速发展起来。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认识到，社区建设的意义是要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的支持网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政府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而造成的管理成本过高，要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与分散的个人之间的中介。我国近年来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使各种连接政府与个人的民间社团组织快速发展，到2004年，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28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在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服务、发展第三产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社会组织发育初期，也出现了市场组织发育初期的“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局面。在现实中社会组织鱼龙混杂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些打着各类旗号的邪教、迷信、传销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虽屡经打击，但仍暗中存在，对社会安定危害很大。但是，不能由于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放弃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的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绕不过去的。对于社会组织，只能在不断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管理它们的水平，依法加强管理，促使其规范、健康、有序地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很多是由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来承担的。目前中国各类事业单位有130多万个，纳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近3000万人，其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中国在国有企业和行政机构进行精简改革的同时，事业单位的总体运行机制变化不大。十几年来，事业单位改革引入的所谓“创收机制”，实践证明它是弊大于利的。例如医疗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创收”，不仅使财政的医疗支出和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成倍增长，而且这种支出并没有全部用于提高医疗和教育服务水平，对行业风气也带来恶劣影响。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总结这些年来的经验，对事业单位应当采取分类管理的原则，把社会事业单位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纯粹公益部门，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部分，如九年义务教育部门和普通公共医疗部门；二是政府购买服务部门，如政府采购和后勤服务市场化，就是一种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三是准市场化部门，如私人投资的高等教育、合资医院、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刊出版单位等。在这方面，要研究社会发展领域不同于市场领域的规律，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探索多样性的、分类指导的管理方式：对纯粹公益部门，在保证财政供给的同时，也要有“社会核算”制度和严格的预算约束；对政府购买服务部门，要保证具有比政府办事业和完全市场运作更好的社会服务效果；对准市场化部门，也要有规范和约束其经营行为、发展方向的界限和制度。
中国由于其十几亿人的庞大人口，面临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扩大与环境、资源条件的尖锐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的残酷争夺，政治成为经济的延续，而战争成为政治的延续。仅20世纪一百年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消耗量的总和。技术进步创造的能源替代，似乎难以满足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增长，能源短缺造成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表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争夺势力范围的国际冲突。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迫使中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资源和能源的供给，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经济的安全又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能源的供给。无论有怎样的资源和能源支撑，中国这样有庞大人口的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复制其他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治理环境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有了新的认识，但环境的变化曲线与收入分配的变化曲线一样，都还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出现总体状况改善的拐点。不过，在环境、资源条件的硬约束下，“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概念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无论按照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7%的标准还是按照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10%的标准，中国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但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在国家还没有真正普遍富裕起来的时候就过早地出现了老龄化的问题，而中国的平均富裕程度比发达国家同样老龄化时的平均富裕程度，要低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延续，因为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基本停止人口的净增长，每年新增的人口还有700多万，所以人均收入的增长要比经济的增长慢得多。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至今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所能覆盖的人群，是全部从业人员的15%左右和不到一半的城市从业人员。面对家庭的小型化趋势和独生子女的新一代，中国千百年来的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伦理规范，也即将面临危机。中国显然需要使社会保障安全网能够逐步覆盖到农民和农民工，但中国又不可能把福利国家的模式或者已有的城市基本社会保险的模式推广到乡村。中国要避免福利和保障体制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的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之间的矛盾。
五、中国经验对世界现代化的启示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实际上并没有以某种发展模式的胜利而宣告终结，历史在重新开启。一方面，欧美社会民主党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探讨“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问题，试图在传统的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间，寻求建立一条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中左”的路线，以应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Giddens，1994，1998，2001 ed.）。韩国的学者近年来也在探讨“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他们反对文化霸权的“市场帝国主义”，但既不满意二元对立的社会批判主义，也不满意一味解构现代性而无建设的后现代思潮，而试图塑造东方的、儒家的、民本的和中庸和谐的“第三条道路”（韩相震，2005）。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替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策略始终存在。“东亚模式”和“东亚价值”是其中的一种，但往往被人认为带有拒斥西方普遍价值的东方保守主义色彩。
“中国经验”的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审查历史发展前景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东方现代化”的道路，是开放的、包容的、走向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冲突的道路。中国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政策所显示的走大国和谐兴起道路的决心，将会改变和修正“西方现代化”的逻辑。
从假定的理论原则出发，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理路。中国在发展中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观念的束缚，积极进行新的实践探索，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虽然从政府主导的角度看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则是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坚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实惠，这是改革和发展能够顺利进行的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乡之间出现较大的发展差异、收入差距扩大、就业紧张、社会保障不完善、环境污染加剧、生态条件恶化等。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发展难以持续，“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也不断出现。但中国能够成功地避免各种社会危机、抵御各种社会风险，关键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理路使中国的政策取向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调整；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流动的加快，也使社会结构获得了巨大弹性，保持了发展中的动态稳定。
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的后来者不过是学习、模仿、复制和翻新现代化先行者的经验，现代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历史时空”的差距，现代化的过程似乎就是一个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制和再生产过程。但是，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了这种状况，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使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处于同一个“历史时空”，这个特点改变了许多现代化的规则。
在现代化的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从制造业驱动到服务业驱动，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体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体，几乎与其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或者说就是现代化的内涵之一。但国际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劳动力的结合，正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资源配置优势，并产生了一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前景。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化推动特征显得非常独特，工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比人均GDP不及中国一半的印度还要低很多。这种特征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中国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中国原本要走向“夕阳工业”的重化工业，也在这一特征的影响下重新振兴。产业结构升级在中国的内涵和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是技术的更新换代？还是高成本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需要重新思考。
全球化趋势下信息和技术的迅速传播也同样在改变着现代化的过程。过去一项先进实用技术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传播可能平均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现在这个时间被缩短为平均几个月甚至几天。发达国家一方面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收益保护和建立新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又面临大量投资发明的新技术如果不快速普及就会迅速过时、血本无归的困境。这种新趋势也给中国同时带来了难题和机遇：一方面中国要用整船集装箱的服装、皮鞋去交换复制成本低廉的软件和芯片，另一方面中国也具有了走出西方现代化逻辑、实现超越性发展的可能性。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所说的发展模式实际上都是嵌入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受到特定的结构约束条件限制而形成的。中国在沿海一带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依靠对外加工贸易的“珠江模式”、依靠个体私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依靠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等。当然这些模式几年之后就成为阶段性的特征，发展道路的学习、模仿和汇合的过程很快。但在发展道路上简单地模仿，不注意地域社会结构的初始约束条件是行不通的，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初期对温州模式的模仿，总体上是不成功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对产权关系、契约关系、劳动关系等都会有重要影响（周雪光，2005；刘世定，1999）。产权关系在国有和私有之间，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在企业等级制和市场网络制之间，社会管理方式在“单位”和社区之间，实际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多样性，重要的是根据特定社会结构的约束条件来理解这种多样性存在的理由，了解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弱点，而不是用固定的理论框架去判断不同发展方式的优劣。
中国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总体上都还属于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随着中国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更加关注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这些矛盾也能够逐步在发展中得到缓解、化解和解决。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中国的一些不太容易解决的深层价值冲突问题。全球化和中国的快速转型，使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压缩在同一个时空场景中。经济方面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区域同在，社会方面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并存，文化艺术方面现实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杂陈。与此同时，市场化的过程也带来价值观转变的冲击，不同地域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年龄段人口，在一些社会的重要价值认同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古典的现代化理论重视文化落差的问题，对文化变迁滞后于经济变迁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但是中国现在不仅存在文化落差问题，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内部，都存在巨大的自身张力。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使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具有利益冲突的诱因，而时空压缩下的文化价值冲突，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矛盾的深层影响因素。利益的协调和价值的整合，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
中国的现代化由于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有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不能根据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和城市的迅速崛起就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更要防止在新的形势下产生违背客观规律和约束条件的赶超行为。不过，再经过若干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种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定会使“东方现代化”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并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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