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空间和社会学研究
罗兰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西方的知识空间。这既是一种“全球性的转向”（Caillé，Dufoix，2012），也是一种社会学方法论，它迫使我们替换、移置和转变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论路径。就方法论世界主义，即欧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断裂中的统一和统一中的断裂”而言，后西方空间正在从“情境化理论”“方法论知识”和“多元化知识”三者之间的联系中逐渐产生。我们关心同时处于“压缩现代性”（Li Peilin，2008；Han Sang-Jin, Shim Young-Hee，2010；Chang，2010）情境下的各种非西方社会（比如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和西方社会；所以在后西方空间中，我们将定义一种类似于“关联社会学”（connected soci-ology）[13]的方法论，它意味着能够倾听群体和个体的多元的声音，尤其是那些底层群体的声音，以此阐明不同社会之间的动态混合和互动。我们将介绍一种可生产多元集体叙事的方法，这些叙事可以同时相对自主地共存，或者相反，它们以互动或互锁（interlock）的方式存在（Roulleau-Berger, Li Peilin，2012）。所以，为了发展方法论的经验，为了能够为方法论知识划定更恰当的、共享的空间，我们将考察不同语境——这里指欧洲和中国——里的道德经济学的各种变量（即“自我”、个体化、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在这个后西方空间中，我们要思考从事研究活动的各种条件，思考如何制造生命叙事，如何将地方性知识和全球性知识联系起来。
一、后西方空间与“关联社会学”
在后西方社会学中，我们自然要反对民族主义方法论，正如乌尔里希·贝克（2006）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但在当前这个时代，仅仅做到这一点，那是显然不够的。社会学思维是同见证了它诞生的西方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当代社会的多元化过程已经对“社会”（society）这个概念——作为一种依附于现代性，尤其是欧洲现代性的叙事——提出了质疑，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运用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的多元现代性理论，提出如何通达当代社会之多元叙事的问题。在这里，“方法”就其视域范围而言，被理解成一种试图摆脱“学术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形式的理论；当然，它同时消解了“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建构和霸权形式”（Saïd，2003）。哲学家斯皮瓦克（Spivak，2009）和像查卡拉巴提（Chakrabarty，2000）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在底层研究的框架下提出一些研究命题（Bhabha，1994），他们运用自己特殊的动态系统来关注“欧洲地方化”和“庶民历史”。他们没有将欧洲当作理解的中介，而是正视了不同的社会情境。后殖民研究主要围绕摆脱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反对将（后）殖民构想成国际性问题的社会科学的主导范式展开（Boubeker，2003；Kilani，2009）。这些研究方法在逐渐“觉醒”，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构想不同社会空间中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形成方式，然而，反思多元“地方性知识”之生产方法的研究则较少（Roulleau-Berger，2011）。
在后西方空间中，方法论空间已经替代了概念空间。为了借助“多元话语分析”通达多元性社会叙事，社会学家构想了时间、空间、背景和情境等田野研究的建构工具（Xie Lizhong，2009，2012a, b）。因此，多点社会学（multi-sited sociology）变得很有必要，但这也没有排除定期在一个地方从事短期或者中期的调查研究（Weisskoppel，2009）。所以产生了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的、依赖于竞争性的个体和群体的多元性叙事，就像社会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调适、将意义链条赋予行动，进而建构并生产道德经济学。在这里，知识的生产赋予社会学家和行动者协商能力，从而使他们具备一种合作性的知识，以及交换和分享的能力，并以此修正、重新调适行动。更准确地说，它能够让我们掌握一种知识系统，即通过重新回到行动者的经历和活动得以产生的主导系统，来理解行动者在经验性和实践性参与中需要遵守的情境和互动语法。（Cefaï，2003）
这也意味着社会学家需要自反性民族志（Burawoy，2003）。马尔库斯（Marcus，1995）也提倡运用多点民族志来解释多元区域情境中的联系、集合和叠加。为此，他把世界体系转化成一种参考框架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宏大背景，并主张在“浅描”和“深描”之间做出选择（Fal-zon，2009）。尽管作者最初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经济的统治对象（即底层主体），然而他随后便建议扩大田野调查的范围。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1991）也建议采用“特定的民族志研究”来反抗文化主义取向。尽管社会学家依据他们所研究的个体和群体的迁移、流动和移动情况获得了经验，但是社会学家从来没有将他们自己限于“有限的田野”之中，而是要在几个“移动的区域”之间进行调查（Gupta, Ferguson，1997）。社会学家可以通过社会学方法去设想结构过程、情境和行动，这种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多点民族志。虽然此理论和方法论的进步很重要，但是这些新的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那些阐释其他历史背景的旧的调查方法。事实上，把“关系”“去区域化”和“集合”当作田野过程的组成部分，就像“囚禁”“固化”“隔离”和“取消资格”一样真实。
如今，关联社会学是一种对它自身也会产生影响的选择。这标志着运用多点民族志和情境化的工具来解释皆具有合法性的不同社会叙事中的“集合”与“析取”的状况；这一点即乌尔夫·汉内斯（Ulf Hannerz，2009）所说的“连续的克理奥尔化”（continuum creolization）现象。在这个例子中，“世界主义方法论”属于实用主义方法论和批判社会学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概念空间，就像卢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2009）提倡的那样。在这里，动态的和非等级制的社会背景、结构过程、个体和集体行动以及情境化秩序结盟。概念空间被一种方法论空间代替，为了通向多元性社会叙事和多元性话语或者声音，社会学家设想了一种有关时间、地点、背景和情境的多元建构工具（Roulleau-Berger，2012；Bastide，2013）。就像多点民族志是决不能与多区域分析混淆一样（Falzon，2009），“世界主义方法论”也导向一种多情境面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一定要在几个国家进行调查，而是可以在单一的问题设想之下，在几个有差异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二、压缩的现代性、信任危机与“承认”的语法
张景燮（Chang Kyung-Sup）（2010）已经对“压缩现代性”的种类做了区分，他将压缩的现代性理解成自反性的世界主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压缩的现代性是一种“低度压缩现代性”；在非西方社会，压缩的现代性是一种“高度压缩现代性”；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它则是一种“分化的压缩现代性”。
正如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2009）所展示的，在低度压缩现代性的西欧国家，它们已经从一种以互锁的集体性结构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现代性，转向了另一种由于福利国家的衰落和负责集体监管的机构受到侵蚀而形成的“无组织”的现代性形式；这种情形再一次质疑了经济和社会团结，以及社会权利的获得方式。毕竟，近几年来，社会权利获得的不平等现象激增，“没有权利或者资格”（without rights or entitlements）的人也逐渐凸显出来，这些现象构成了对民主原则的强烈质疑（Kokoreff, Lapeyronnie，2013）。宪政国家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尤其当福利国家由于动荡不安、族群歧视和社会保障的削减而变得更加脆弱的时候。由于一种去集体化和再个体化的动态现象，个体的社会独立性受到质疑，生产社会公民的集体规制系统也逐渐衰落。因此，在欧洲，越来越多的移民、失业人员和年轻人生活在对政治和经济失去信任的不稳定的社会情境中。
就中国的经验而言，它意味着“分化的压缩现代性”，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处在积累的时期，李培林（Li Peilin，2012，2014）表示，结构性变化的弹性仍然非常大，社会流动仍在继续，但是对那些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农民工和年轻人而言，中国社会正在生产大量的不平等，它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对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整合方式的转型社会而言，中国过去10年的现代化过程发展得非常快，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口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形成了差距。结果，在新经济中，贫困者、农民工、年轻的失业者等逐渐被边缘化，信任危机产生了（Sun Li-ping，2008；Liu Aiyu，2014）。
在欧洲和中国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促使我们对社会冲突和社会信任的建构问题进行重新定义。事实上，道德崩塌和不信任已经渗透到社会互动之中，尤其对那些无法在社会中获取一席之地的人和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已经在法国和中国的移民、年轻的失业者中做了田野研究（Roulleau-Berger，1999，2009）。我们不得不面对在社会学家和大众之间已出现的信任危机。
在任何一个社会背景中，我们都会遇到下面这个问题：社会学家如何进入他们的田野？他们与大众之间的联结只能通过“承认的语法”（Roulleau-Berger，2007）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承认的语法并不相同……在不同的情况里，承认的语法是脆弱的，它的强度不断变化，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转变成不信任的语法。但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范围内，何以承认的语法会变成不信任的语法？社会学家很难比较这个过程，很难确定这个过程。比如，未获资格进入的田野是处处受到保护的，那些当地人会一直看护它。此外，社会学家并不能够自然地进入他们的生活；前者要么被介绍进入田野，要么是他们知道这里的规范而且能够立即获得“承认”。尽管如此，除了拥有一种无法真正维护与行动者之间稳定关系的社会的、道德的契约之外，他们仍然一无所获。看起来越是容易“开采”的田野，比如住在郊区的工人阶层和贫民窟……开放的边界也越少，社会学家也越难和行动者建立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契约。在这种情况中，社会学家会遭受蔑视和质疑，动辄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说明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以及他们的意图。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要有能力同调查过程中碰到的各种人建立一种可控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方法论反讽”（methodological irony），否则，它被认为会生产一种共时性分析的学院知识，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普通社会成员的态度（Watson，2001）。比如，我们已经在关注中国农民工的认同需求和居住在巴黎、里昂和马赛郊区的年轻人。因此，研究经验框架的定义可以围绕着道德经济学展开（Fassin, Lézé，2013），或者围绕着对类似于信任、声誉和关心这一类道德的与象征性商品的交易、流通和交换展开。在田野内，当社会学家和行动者的认知分类能力以及鉴别能力充分接近时，当共享知识和共享认同出现的时候，交易和交换行为就会出现。在田野“那儿”，如果我们可以谈论共享的经验，那么，当社会学家和行动者打算交换象征符号以及共同定义它们的价值的时候，这一情况将与远离田野的情况非常不同。实际上，认同的模式需要参照不同的象征秩序，确定用于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此为了定义它们的本质，为了评估什么“引起了债务”，研究者必须证明他们的情境化能力。在碰到中国的农民工和地震的受害者时，要想知道在什么时候和在何种情境中给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同他们交换什么，这确实是很复杂的问题。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地方情境中，调查者和接受调查的个体会产生互动关系，道德经济学的生产正是这种互动关系的基础。在田野里，社会学家越来越需要获得处于弱势、贫困、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夺的大众和社会的认可。因此，我们要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思考“多点田野”的多样性，我们需要参照社会冲突的地区和不同的承认要求，而且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未获资格进入的、“自下而上迁移”的、弱势的、受到歧视的（Liu Neng，2006；Séhili，2012；Liu Shiding，2012；Shen Yuan，2013）、被隔离的（Deboulet，2012；Cousin，2013）……田野之中时，研究者不能丢弃伦理责任，这一点同马尔库斯的意图相反。这个议题清晰地展现了承认歧视话语的问题。在田野里，为了认同而斗争的情况越多，他们的伦理责任也就越多；当田野变得多元化时，相应的伦理责任也会更多。情境中的社会、伦理、经济和政治张力将会给研究者造成精神和道德负担。
三、生命政治与隐私政治
在欧洲国家，个体化是一个新的公共政策口号，它在当地司法框架中受到“成为自己”这一命令的支持。个体在不稳定的情境（比如失业、难民和移民）中，会被分配到一些缺少法律保障的地区。为了获得像就业和住房这样的社会权利，这些个体需要在这个国家或者它的代表者面前展示他们自己，展示的内容涉及他们的生活，包括一些可能激发他人情感的私密细节，甚至不得不展示他们的身体。这意味着允许最脆弱的人进入主流的竞争场域并且一直能够留在这个场域中（Ehrenberg，2010）。今天，在西欧社会的公共政策（比如移民政策和就业政策）中，表达“成为自己”这一命令意味着：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政策的保障框架中，讲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已经成为一种被强加的规范。在下面这两个例子中，公共行动者在分化的社会空间中制造了关怀不同群体的道德经济学。欧洲的民主制度以多元主义制度和多元主义的生命政治为特征。比如在法国，那些需要被关注的人包括失业者、年轻的无业人员、移民和难民，他们往往被社会融合结构或者社会组织接纳。然而，中国的生命政治直接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关注农民工、失业者、“居无定所”的群体和艾滋病感染者等。这些底层群体的声音能够被信访部门听到，它能够将公民遇到的痛苦经历和不公正公之于众。这些配置在欧洲还远远不够。中国人在政府的组织框架中接受了照料。
生命政治被建立起来并且控制个体的意向和行动，使他们能够生产出与制度规范一致的认同叙事；这个“成为自己”的命令和服从国家的双重过程被描述为一种“主体化和服从的双重过程”（Fassin, Mem-mi，2004）。在欧洲和中国，成为一个主体的要求呈现为一种生态政治规范。在中国和西欧，身体治理和主体性是道德经济学的一块重要基石。因此，主体性已经被驯顺，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也已经被工具化。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为了获得被其他人控制的道德自主性而去斗争，去反抗。个体需要展示出一种自主性意识，才能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自反性的思考和行动。当被允许以治理的主体性和驯顺个体自我的方式重建自尊时，这些情境就会出现。那些赞同这种情境的人必须进入一种个体间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才能被允许获取合法的道德经济。在中国，在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背景下，个体需要不断地强调他们的自主能力和进取心。比如，随着工作状况的恶化，对于近来有资格的年轻人施以“成为自己”的命令清晰地表现为一种规范。
所以对社会学家来说，隐私政治是什么样的？研究者在重构他人传记的时候如何通向那个他人的自我？在各种重建自尊的社会规划舞台中，个体必须表现出自主性、行动和反思的能力。为了进入合法的道德经济，个体接受这些规划，不顾自己将被迫进入竞争性关系。在这里，个体需要忍受成为他们自己和捕捉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的约束，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使得个体很难获得“自我”。因此，社会学家也面临着一个双重情境的约束：一方面在调查中，他们不可参与到这个捕捉主体性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能接近个体，相互认同就不可能出现。比如，在由移民组成的、未获得资格的和受到歧视的底层田野中，只有当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生产一种道德经济的时候——即研究者愿意书写他们的认同和意义的需求，行动者愿意认可这种根据身处的情境和政治、社会背景而生产一种不同强度荣誉体系的道德和政治能力，有关被忽视的人群和底层群体的田野工作才能够展开（Laé，Murard，2011）。
当个体和群体的生命线交汇的时候往往是复杂的，研究者通常会面临一种自责的感觉，因为个体经历并不总是可见的或者可以描述的，因此，生命叙事在某些情况下会给个体制造一种羞愧感，由于太接近那种情形以至于叙事变得不切实际。传记访谈不可避免地会重新揭开一些伤痛，再次点燃过去的苦难。比如，我们2013年在四川做震后生活的田野研究的时候，对受灾者做传记式研究，这确实很不妥当。在实践中，集体和个体传记并不一定考虑到叙事协议，所以创立一种重新定义叙事协议的方法论视域，创造一种也允许个体一起重新定义叙事协议的方法论规划变得非常有必要。通过加倍努力了解叙事决定了什么，而不是叙事被什么决定，也即了解叙事如何建构过去和未来，这一想法就会实现。通过使个体免受他们遭遇到的情境、损伤和苦难等太过消极的影响，为他们创造一个保护空间，就能够建构一种有利于保持自我的视域。比如，为了避免年轻的失业移民的生命叙事，我们提倡对个体进行城市叙事（Roulleau-Berger，1991）；我们会要求个体带我们去他们叙述中有过工作经历的地方。因此，城市叙事变成另一种生命叙事形式。在国外的田野中，政治和当地的限制不允许一个国外研究者跟着土著民独立行走，因此他们的方法论计划的精密性是受到限制的。同时，城市叙事既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此外，个体和集体叙事也参照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个体观念。
四、多点民族志与叙事协议（pact）
复杂的社会生产出的多元集体叙事既可以相对自主地存在，也可以相反的方式，即以交织或组装在一起的方式存在。当代社会的叙事和个体生活叙事越来越考虑到它们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生命叙事揭示了社会中的并置和重叠以及文化背景，并且为通向多元的集体叙事提供了一条道路。例如，我们知道，在欧洲社会和中国社会都非常活跃的个体化过程，就以传记变化的增加和情境的扭转为特征。个体传记的建构与空间制度中的空间流动形式的改变相关，同样，经济制度与职业流动形式的改变相关。在缺乏保障、受到歧视和被隔离的人口的相关历程里，“传记交叉口”（biographical crossroads）（Bessin, Bidart, Grossetti，2010）重复着上述的规则。
伴随着垄断，传记变得越来越世界主义、越来越复杂化，它不仅形成了以不同情境为基础的多元认同，而且形成了以多重的时间和空间情境为基础的多元认同。分化和个体化的过程相互协助，共同生产了一种多元的、多样的、复杂的职业生涯，并且正在替代以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基础的生命叙事。城市的居住者，尤其那些弱势群体，不得不使他们自己适应一个多元的、新的、时常重叠的工作情境，他们很难为工作情境分类，也很难把在一个城市的行动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结果是，他们在城市中需要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认同。它的分支在空间的连接和职业流动中被组织起来。
随着迁移的加剧，对新移民的描述（Tarrius，2000，2013）确实象征着构想一种新方式去定义“多元性传记”（Beck，2006），这意味着发展方法论和理论需要把握多点的个体和集体传记中的多元空间性和多元时间性。地点和事件（战争、失业……）的每一个变化都在个体和集体重组以后，对补充社会地位、地点和个体认同的资源产生了影响。连续的交汇点和新的传记中心（尤其对移民的生活而言）起源于不同社会中工作的结构化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和个体的行动、迁移和流动能力（Roulleau-Berger，2010）。
对社会学家来说，即便采用了多点民族志，在运用传记叙事框架的经验材料时，也很难捕捉到这些交汇点。越来越少的学者以一种相对线性的方式理解传记叙事，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采用把多样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杂乱的序列方式。对社会学家来说，问题变成了把结合的意义和传记断裂的意义带回分析的中心。显然，这意味着去思考经历和背景，同时又要避免把情境化的经历还原成一种置身事外的决定主义。（Demazière, Samuel，2010）那么问题变成了：什么造成了断裂？什么造成了连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社会学家将结构化过程对断裂和连续的建构施加作用的方式和个体赋予它们的意义纳入考察的范围。因此，研究者需要生产一种能重构多重情境中动态的移民个体和群体经历传记的方法。例如，在他们的空间流动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追踪调查他们，这也就是“多点民族志”。
五、结论
在地方研究情境的基础上，我们将会把学术研究中的地方和国际维度当作我们分析社会背景的方法论影响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也会分析不同的知识背景中与研究方法论相关的跨国流动，也会考察涉及社会学知识生产和研究实践的文化多样性过程。只有当这些等价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表现得相对稳定，同时以指导学术研究的共同制度和规范为基础的框架也已经付诸实践时，理论、知识和方法才能相互流通。
学术知识生产的创新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然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它却很少以理论性方法论知识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中，只有社会学家专注于调整田野研究的方法，并且对理论性的方法论知识定期进行检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工作的困难在于当面对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巨大张力时，就像会被不同的意见、冲突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张力分裂一样。这些情境迫使社会学家发展新的方法论知识，从而生产一种学术框架和新的研究情境（也就是说研究者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些非常不同的背景中，通过实践获得的社会学知识，产生了同社会学家自己的社会经验相似的，然而却是“情境化”的问题；此外，我们将来也会提出有关社会学知识普遍价值的问题。
（任剑润译，张巍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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