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杨家埠村的特点

费孝通先生曾在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92]这话概括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计特点，亦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传统农村。不过，亦有学者指出：“广大农村一般被当作是致力于农业的空间。就使用土地的严格字面意义上讲，这可能是准确的。……然而，不管这一政策在提供生存保障上的价值是什么，农村繁荣长期以来还一直有赖于其他途径：现金作物、手工业、商业和劳动力迁徙。”[93]结合前述杨家埠村的有关资料以及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杨家埠的情况更符合后者，但程度又有所加深：作为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手工艺村落，杨家埠的繁盛及名声完全得益于其手工艺所带来的商业（及旅游业）活动。借用当地人在访谈过程中透露的只言片语，笔者将其概括为：

一、“父子村”

翻阅诸多对于华北村落的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华北绝大部分的农村即便以某姓命名，实际上也是由多种姓氏组成的杂姓村；而从上文所列举的家谱、村碑及各类地方文献，我们了解到，杨家埠是由一个来自雕版之乡四川梓潼的能工巧匠所繁衍出来的一姓村，村民有着明确的一世祖——尽管很多村民对此语焉不详。村内的“老少爷们儿都能论起辈分来，一点都不乱”，而且“都是一个老祖宗，谈不上谁欺负谁”。然而，吊诡的是，即便在这个辈分明晰、族谱俱全的一姓“父子村”，宗族的势力也微乎其微，在政治层面、生活层面几乎感觉不到宗族、支系的任何力量，村内无公共祠堂、公田、族长，无统一祭拜行为，甚至“五服”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也是作用了了。在问及宗族管理及组织的相关内容时，村干部和村中老人大都不以为意。某村干部对笔者说：“班辈都在，但不像封建时代的管理方式了，没有族长，（辈分老）没有用了。咱们这个地方尽管经济发展得不好，但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接触新东西比较快，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所号召的东西，（这里）执行得最快。这种家族式的领导在偏僻地方还可以，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根本就不管用，我们党不提倡这个东西。”[94]而村民在涉及家庭事务或纠纷时主要还是向村委寻求帮助，对宗族之类的字眼甚为陌生。

究其原因，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首先，……经过30年的政治洗礼，农村原有的宗法关系、礼俗活动已被根本摧毁，不可能旧梦重温。第二，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满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世俗的背景下，利益动机、经济标准已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准绳；以亲情为基础、以传统为导向的宗法礼俗无法与经济力量抗衡，只能作为它的配合和辅助。在高度一体化的行政权力控制松动之后，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超越宗法关系的私人利益交换及时地取代了亲情关照，从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特性、有效性。第三，现代文化观念向农村大举渗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认同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挟带着巨大经济利益的都市文化，在农村找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者。”[95]这段话概括出了杨家埠这个一姓自然村宗族意识淡漠的现代背景，而事实上，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形成与该村从古至今“副业村”或“买卖村”的特色具有更为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副业村”或“买卖村”

从经济层面讲，由于家家户户祖传了年画等手艺，这项“营生”便自然地成为杨家埠人农忙之余的生财之道，成为他们贴补家用的有效“副业”。历史上甚至有不少经营有方的家庭作坊跃升为大画店而放弃了务农的主业，转而专心从事年画的生产和销售。在年画盛极一时之际，作为“副业”的年画甚至喧宾夺主，成为村民更为可靠与丰厚的经济来源，杨家埠也因此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为“全国三大年画市场”。全村绝大多数家庭当年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要迎接络绎不绝的年画客商，村里的民居甚至都为此进行了改造，可见当时杨家埠年画买卖之盛。如今，一进杨家埠，首先就要经过一条长长的、作为村内主干道的“年画风筝一条街”，沿街排列着出售年画、风筝等手工艺品的各家店铺——其中尽管也有外来人从事经营，但主要的经营者仍为杨家埠本村人。

从家庭生活的层面讲，家业的继承及家庭的组织结构也为之而变。杨家埠年画的生产和销售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属典型的家庭作坊，当地人习惯将其称为画店[96]。在传统社会中，全家男女老少往往无一例外地要参加到年画的生产中去，但分工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家中男长辈作为掌柜，负责统筹管理年画产销的日常事务，从生产材料的购买、年画的生产到雇用工人以及年画的经营销售，均由其负责；家中的中青年男子大多熟悉年画生产的多道工序，往往能者多劳在生产中担当多重角色——裁纸、刻版、晾画、装订，甚至协助印刷；家中的中青年妇女主要承担年画的印刷任务，老年妇女因为体力原因难以胜任印刷工作而主要负责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家中的小孩子则在这种氛围下耳濡目染，往往十来岁就能够参与到年画的生产甚至销售中来，正是“门里人三分匠人”。这样，全体家庭成员在家长的带领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从而使整个年画生产有条不紊。这种组织方式也使得家庭成员在基于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力的最佳利用。比如说，家中男子尤其是青壮年男子在生产中承担的任务一方面与其体力有关系，另一方面也能从这些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精力的散活中腾出手来从事其他的劳动。而如此一来，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也与普通家庭有所不同——父子之间又具有了师徒关系，家长与家庭成员之间则又多了层主雇关系，整个家庭的组织更多地是以年画的生产作为中轴来运作。

在家业方面，杨家埠的画店多为独家经营、祖辈传承，在儿孙成人后不少家庭兄弟分家另立门号，如果长子从事年画业，则原店名多由长子承袭。画店取名均以吉祥字冠之，如同顺德、和兴永、万盛，兄弟分家后多根据各自住处的位置在老字号上冠以东、西、南、北，有的则在老字号前后加一字构成新店名号，如长兴——西长兴——长兴祥。这样既能显示出新画店与老画店的承继关系，又能够“大树底下好乘凉”——“借助老字号的声誉，增强顾客对其的信赖，达到拉拢顾客的作用，此举无疑有利于分蘖后的子号的生存发展。”[97]有件趣事是，村中唯一的刘姓画店后来发展出了一家“南义和”，但由于沂水的画商认为这个店名与“难议和”同音，而且年画上头“难、难”的不吉利，就由经营者改成义和祥了。在分家的时候，年画生产的材料、工具也要进行分配，家中老人为防止日后因此产生矛盾，常常会找家族中的长辈来做公证人。而在分家之后，兄弟之间除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之外，更多地又出现了竞争的关系。

在这些情况下，从古往今来杨家埠的发展来看，该村更多体现出的不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形态而是经济社会中的市场形态。因此，就村民的相互关系来说，血缘关系及宗族意识被长期以来各家各户独立的生产和经营所冲淡，业缘关系尤其是竞争关系反倒成为人际关系的主旋律。

三、“旅游村”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杨家埠开始发展以年画风筝为龙头的旅游业，当地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促其发展。而近年来，由于作为寒亭区另一主要财政来源的沿海高新区独立，政府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杨家埠旅游事业的建设上来，原本归入寒亭街道办事处管辖的杨家埠如今也已同周围五个村子独立出来，组成了杨家埠旅游开发区。笔者在该村跨越两年的调查中就亲自见证了该村因旅游业所带来的日新月异。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征用、大量民宅被拆迁，用于建设杨家埠民俗艺术大观园等旅游景点；旅游旺季来临，一辆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村中，一个个背着双肩包的自助游客随处可见，一个原本看上去还有几分“农村”样貌的村落，呈现出了旅游度假村的崭新姿态。而在“空间再造”的过程中，该村也彻底完成了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诀别，不少村民也彻底地由“农民”转变为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大观园的门卫、保安、导游，村里的环卫工人、绿化工人，饭店的老板或服务员……

然而，与其他个案类似，旅游业之于该村亦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某些打算或已经放弃传统手艺的村民看到了新的前景从而继续下去或重操旧业，并且使当代社会中的杨家埠年画与当地政府的旅游开发处于一种互惠互利的互动双赢关系之中——政府依靠以民间传统工艺为龙头的旅游开发提高政绩、谋得更高的GDP以及知名度的扩大，而村民尤其是年画艺人则依靠政府的旅游开发以及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投入来谋取自身发展的可靠筹码从而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开发带来了新的就业渠道，那些本小利薄的村民在从事手艺之外就获得了更多的挣钱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年画大规模传承的可能性。